张萌 张静静

摘要 苔丝和安娜是两个不同国家的“叛逆女”形象，都以飞蛾扑火的勇气追求个性解放和美好爱情，并在绝望中走向死亡，至今仍是文坛上动人的形象，闪耀着光辉。本文试分析二者形象的异同，并探求作者的女性观。

关键词：苔丝 安娜 女主人公形象 对比

一 作者及作品主题分析

托马斯·哈代是英国维多利亚时期著名小说家，英国文学的先驱。他的作品以熟悉的乡村生活和普通人的生活为题材，揭示表象下的深刻现实，挖掘人性的高尚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其优秀作品《德伯家的苔丝》创作于1891年，描写了纯洁善良、贫苦美丽的农家少女苔丝，因年少无知遭到富家恶少亚雷的诱奸而失身，饱受物質和精神的双重煎熬，最后失去爱人克莱，走投无路，悲愤绝望中，以“杀他”的形式走向死亡，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封建传统道德、虚伪的宗教和腐朽的社会。

列夫·托尔斯泰是19世纪中期俄国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公认的世界文学泰斗。他的艺术魅力在于运用心灵的辩证发展，细致入微、真实客观地描写人物内心的复杂性和多面性，浑然天成而不露刀斧痕迹。19世纪世界文坛堪称首屈一指的优秀作品《安娜·卡列尼娜》经过12次修改于1877年问世，描述了女主人公安娜·卡列尼娜勇敢追求爱情和幸福，但又无力对抗上流社会无情的打压，战胜不了自身贵族的局限，在极其矛盾的心境中卧轨自杀，赞美了人类追求幸福，自由和人性尊严的伟大品德。

二 女主人公形象对比分析

1 相似性

苔丝和安娜都是现实主义文学中的著名女性形象，自身所散发的人格魅力与巨大魄力，使她们成为世界文学画廊里最动人的叛逆者形象，具有相似的特点：追求个性解放，要求人格独立，为爱而生，为爱而战，为爱而死，有着殊归同途的悲剧结局。

苔丝的一生是与压迫她的环境和资产阶级伪道德不屈不挠斗争的一生。出身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被资本主义冲击瓦解的饥寒交迫时期，家境惨淡，无法解决最基本的饥饱问题，为了生存，作为长女的苔丝很早就担负起家庭的责任，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渴望用自己的努力改变一家人的生活。不论是在冒牌本家担任养鸡的工作，还是在农场做计件工时面对凶狠富农的刁难和责骂，苔丝没有屈服，不畏艰苦的做力不胜任的男工活，并据理力争和勇敢反驳；失身亚雷后，毅然离开自己不爱的人，背井离乡，开始新的生活，用行动抗议虚伪的封建道德；面对亚雷的纠缠，最后愤怒地打了他几个耳光，并杀死了他，坦然走向绞刑架，以死抗议资产阶级法律的不公平；坚持自己代替牧师给她的私生子行洗礼，并发出“我再也不进教堂了”的愤怒呼声，并希望丈夫在她死后娶她的妹妹，对抗教堂和法律的“禁止男子与死去的妻子的妹妹结婚”的明文规定，至死也不向虚伪的宗教妥协。

安娜出身皇室，拥有省长妇人的身份，过着上层社会的贵族生活，所生活的上流社会，只不过是表面的体面，背地里夫妻相互欺骗，人人在外拥有情人，充斥着肮脏、伪善和腐败，培脱西公爵夫人“用最恶劣的方式欺骗丈夫……实际上是天下最堕落的女人……”，莉蒂亚也“早就不爱她的丈夫，但从来没有停止过爱其他人”，安娜厌倦虚伪，不会玩弄感情，也不愿偷情苟合，保持洁身自好。渥伦斯基的出现燃起了一个女人想要正常生活的欲望，在社会风气裂变，个性解放思潮的感召下，发出了“我要生活，我要爱情”的呼声，大胆与上层社会决裂，追求人权、人格和真正的爱情婚姻。

古往今来，爱情都是美好永恒的话题，每个女人都渴望爱情，苔丝和安娜选择“自杀”，最直接的原因都是对爱情的绝望。失身后的苔丝与克莱相识相爱，新婚之夜却惨遭无情抛弃，近在眼前的爱情转瞬破灭，对苔丝造成了致命的打击。克莱离去后杳无音信，苔丝也相信他不会回来，在父亲病逝，房屋到期，一家人没有安身之地的艰难处境中，苔丝再次屈身沦为亚雷的情妇。命运的安排总是让人难以捉摸，南美经商失败的克莱回心转意，重新站在苔丝眼前，他的忏悔复燃了苔丝心中的爱，苔丝认为亚雷是毁了她爱情和幸福的人，为了证明自己只爱克莱一个人，亲手杀死了亚雷，并坦然走向绞刑架。天真善良的苔丝在绝望时能举起复仇的尖刀，是以一种极端的“杀他”的方式实现了某中意义上的“自杀”来实现对真爱的诠释。

安娜被束缚在政治婚姻里，面对着冷酷刻薄的卡列宁，过了八年令人窒息的生活。渥伦斯基的出现像黑暗中的一道亮光，照亮了她的眼睛，点燃了她内心对爱情和幸福的渴望，并义无反顾地爱上了渥伦斯基，明确地向卡列宁表明“我憎恨你……我爱他……”的立场，毅然与家庭与上流社会决裂。英俊潇洒、风流倜傥的渥伦斯基虽然曾为安娜放弃升官的仕途，暂时退出名流社会，但他毕竟是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花花公子，功利心强，幻想着自己有一天能出人头地，自私和庸俗的虚荣心得到满足以后，便开始苦恼政治仕途和上流社会地位的丧失，开始对安娜感到厌倦，并认为她的爱是一种沉重的负担，逐渐疏远。安娜一方面担心失去渥伦斯基，想方设法唤起逐渐冷淡的爱情，另一方面无端猜疑，激烈争吵，他们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视爱情为生活的全部、为了爱情抛夫弃子决裂上流社会的安娜，再一次失去了生活的精神支柱，为了在绝望中找到精神的栖息点，最终卧轨自杀，以死来证明人格的完整。

无论是亚雷凌辱下的苔丝，还是卡列宁束缚下的安娜，都与两个男人有着复杂的感情纠葛，为爱而战，为爱而死，视爱情为神圣和最高的目标，勇于追求合理的人生权力，如飞蛾扑火般执着，得到了短暂的爱情，不过，接踵而至的不幸更是造成无尽的痛苦，使她们在与相爱恋人的矛盾冲突中走上死亡，有着相似的结局。

2 差异性

由于出身、社会地位、环境不同，二者在性格、个人意识觉醒和毁灭成因方面还是表现出差异。

哈代笔下的苔丝，是“大自然的新生女儿”，“从来连一只苍蝇，一个小虫，都不忍伤害，连一只小鸟儿关在笼子里，也常常叫她流泪”，是个纯洁善良的乡下女孩。平民的出身、惨淡的家境造就了苔丝淳朴、坚毅、敢于担当的优秀品质。为了一家人的温饱问题生计去认亲而惨遭失身，为悲剧埋下种子；为了一家人的安身之地再次屈身做情妇，加快了悲剧的进程；为了不玷污爱情的贞洁，不顾母亲的劝阻，坚持把自己过去的屈辱告诉克莱，惨遭抛弃。失身亚雷后，背井离乡，独自一个人承受世俗的偏见和讥笑。和克莱相爱后，不敢被称为“克莱夫人”；对再次返回的克莱不但没有一丝的怪罪，反而认为自己有错在先，不够忠诚，最终以杀死亚雷来证明对爱情的忠诚。真诚善良、自我牺牲、勇于奉献本是一个人的优良品质，但在苔丝身上，这些优秀的品质却让她过于天真和幼稚，一味付出、迷失自我，走向了悲惨。

安娜出身皇室，长相出众，容貌姣好，在被人宠爱的环境中长大，性格中不免带有固执武断，唯我独尊的成分，这为安娜的叛逆提供了可能性。拥有省长夫人的身份，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卡列宁即使是官僚机器，也可以满足安娜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安娜还是红杏出墙，将生活等同于爱情，把渥伦斯基当做私人物品，具有极强的占有欲，罗曼·罗兰评述说：“无法抑制的情欲逐步蛀蚀着这个高傲女子的整个精神大厦，她身上优秀的东西，她勇敢真诚的心灵瓦解了、毁灭了；她没有力量对抗上流社会的虚荣心，她的生活除取悦她的情人再没有别的目标……嫉妒折磨着她，征服了的肉欲迫使她的举止、声音、眼神中处处弄虚作假，她堕落到使任何男子都为之着迷的女人行列。”安娜执意公开恋情，与上流社会诀别，抛夫弃子，与其贵族血统及养尊处优的生活环境造就的固执、任性、难耐寂寞等消极因素有很大的关系。

苔丝真诚善良，没有什么致命的弱点，但是来自外部的强大力量抹杀了她的真诚和淳朴，悲剧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贫困的家庭一次又一次把她推向痛苦的深渊，深爱的丈夫在新婚之夜将她抛弃，虚伪道德观和封建伦理道德容许男人炫耀风花雪月，却不能接受无辜苔丝的失身，资本主义法律任凭恶少亚雷逍遥法外，以至于变本加厉，没有给受凌辱后的苔丝相应的法律保护，反而将追求个人幸福的苔丝视为“乱纪乱纲”的行为迅速送上了绞刑架，美好的性格和高尚的情操终究难逃残忍、冷酷、虚伪社会环境的毁灭。

矛盾重重、犹豫不决是安娜身上致命的弱点。安娜的内心世界是多重矛盾的载体：一方面认为自己是个活生生的女人，要生活，要爱情，大胆追求真爱，另一方面认为自己有罪，把自己看做“一个坏女人”，“一个不洁的女人”，在有罪和无罪中挣扎；一方面不能放弃与渥伦斯基的情爱，另一方面又难以割舍对儿子的母爱，在情感与责任的夹缝中煎熬；一方面勇敢追求爱情，另一方面又因受到顽固势力打压而有种不祥的预感，多次陷入惶恐迷离中，在勇敢与恐惧中度日；一方面厌倦了上流社会的虚伪生活，另一方面又幻想着拥有英国式的幸福，和渥伦斯基一起去新的领地，无法摆脱贵族夫人的偏见，在纯洁和虚伪中求生。种种对立心理较量无法停止激烈的冲突，加上外部上流社会的无情打压所形成的内外夹击，最终将安娜击垮。

三 透过女主人公形象看作者的女性观

哈代笔下的苔丝是美的象征和爱的化身，自然纯朴、忠实正直、自我牺牲，勇于反抗，集女性的温柔和勇敢与一体，没有按照当时的社会习俗和道德标准生活，不断争取个性解放和自由幸福，成为婚前失身、生下私生子、犯有谋杀罪的女人，作者用“一个纯洁的女人”作为副标题，以特有的柔情和女性意识来理解女性的艰难处境，赞美其追求幸福的勇气，肯定其心灵的纯洁，对生活的热爱，对爱情的忠贞，足以看出其人道主义情怀和女性意识的超前性，是对维多利亚时代资产阶级传统伦理道德的公开挑战。作为男性的局限和男权文化的潜移默化又使哈代难以走出父权制思想的藩篱，按照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期待，刻画自我牺牲、坚强忍耐、无怨无悔的女性形象，并且小说中还流露出神秘色彩和宿命論：老马的意外死亡，坦白信被塞到地毯下面，克莱又突然归来，一系列的偶然成为必然，哈代从“唯心主义”观点出发，认为是冥冥之中命运的捉弄，忽视其了个体意识的主体作用，客观上影响了哈代对女性命运的深层思考。

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高贵典雅、热情奔放、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作者同情她的处境，肯定其为争取生活幸福和真挚爱情所进行斗争的纯洁性和合理性，将斗争矛头直接指向整个上层社会，可以看出作者对当时动荡的俄国社会中女人的命运和伦理道德准则的思考。同时，作者反对一切形式的政治运动，否定妇女解放运动对于改变女性命运的意义，通过大量的细节描写让安娜背负抛夫弃子的“坏女人”、“堕落的女人”的罪名，谴责安娜没有尽到做妻子和母亲的神圣责任，同文中另一个女性形象吉蒂的对比——吉蒂遵守宗法道德，和列文过着幸福的生活，安娜追求婚姻自由而魂断车轮，反映出托尔斯泰否定女性放纵情欲、放弃家庭义务和责任的同时，又肯定女性应该遵守宗教道德矛盾的女性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