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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作家的人文情怀

2015-05-30马成慧

作家·下半月 2015年6期
关键词:阿伦特行动汉娜

摘要 阿伦特的作品既有对现实生活的细致观察和分析,也有对人类命运的深刻思考。她的生活经历决定了其思考和写作的主要内容。理清阿伦特作品中核心概念的特质,可以进一步挖掘出其创作的核心指向。

关键词:汉娜·阿伦特 行动 沉思

汉娜·阿伦特的作品既有对思考对象细致入微的观察,也有对现实生活宏大热情的人文关怀。特殊的历史背景与生活经历决定了阿伦特独特的思考方式和写作风格。她将指涉广泛的写作内容包融于随性洒脱的笔法之中,也把对这个世界的热爱展现得淋漓尽致。

一 阿伦特的人生轨迹和创作历程

汉娜·阿伦特于1906年出生在一个殷实的德国犹太人家庭。幼年时期,她受到母亲的悉心呵护和教导,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

马堡大学的生活使阿伦特迷恋上了充满思辨激情的哲学。当时的德国正处在人文学科蓬勃发展的时期,哲学研究更是引领着全世界的发展风向。和其他年轻人一样,阿伦特十分崇拜在德国哲学界崭露头角的海德格尔,她把海德格尔称作“主宰着思想王国的国王”。之后,海德格尔把另一位伟大学者雅斯贝尔斯介绍给阿伦特。在雅斯贝尔斯的指导下,阿伦特完成了自己有关奥古斯丁“爱”的思想的博士论文。

随着德国激进民族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崛起,阿伦特逐渐开始意识到身为犹太人的与众不同。完成博士论文之后,阿伦特即着手有关拉埃尔·瓦恩哈根的写作计划,有意识地开始关注犹太人问题。纳粹的执政彻底打碎了阿伦特宁静的生活,她经历了德国对犹太人的大迫害,见证了海德格尔向纳粹的靠拢。最终,在极度危险的境地中设法出逃美国,成为那一时期流亡美国的德国知识分子之一。

德国的纳粹化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深深地震撼了阿伦特的心灵。人类在利益面前的贪婪和堕落,在恐怖面前的懦弱和退让,尤其是对罪恶的毫无抵抗和反思,让她感到困惑和不解。在美国的生活,使阿伦特能够有机会认真地思考这些问题。

1951年,阿伦特出版了她的第一部大部头作品《极权主义的起源》。在这本书中,她对纳粹极权主义的思想来源、社会基础进行了详细的分析。1958年,阿伦特出版了另一部代表性著作《人的境况》。《人的境况》一书让阿伦特这位特立独行的女性作家广为人知。相对于《极权主义的起源》来说,《人的境况》更具系统性、概念内涵更加丰满,背后的理论支撑更加突出,它是阿伦特人文思想成熟的重要标志。此后,阿伦特撰写了大量的专栏文章和论文,讨论的主题涉及社会问题和国际要闻。60年代,阿伦特以记者的身份在耶路撒冷记录了以色列政府对纳粹军官艾希曼的审判。由此而写成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使阿伦特身处舆论的漩涡。读者对她评价艾希曼的立场褒贬不一,但阿伦特所提出的“平庸之恶”的概念却成为那个时代的最强音。晚年的阿伦特重拾了昔日对思辨哲学的兴趣,开始从人类的精神生活入手去探讨避免罪恶产生的途径,三卷本的《精神生活》是她最后的作品。然而,在完成第二卷之后,阿伦特便因心脏病突发去世,留给了人文学界一个极大的遗憾。

作为一名女性作家,阿伦特对问题的观察细致敏锐,笔法细腻流畅。同时,她的作品也具有史诗般的壮阔,特別是她对希腊以来西方思想流变的梳理,突显出了她深厚的学术功力。值得一提的是,阿伦特对德国的诗歌和小说也颇有研究。在阿伦特的作品中,经常能够见到她对本雅明、卡夫卡等文学大师作品的引用。这使她的写作在充满思辨色彩的同时,也具有鲜明的美学气质。不过,由于阿伦特的写作个性化十足,因此,她的作品也经常遭受学院派的攻击。

二 阿伦特作品的概念特质

阿伦特的作品涉及文学、哲学和政治等几个方面的内容,其中,政治论述是她写作的线索性内容。分析阿伦特作品中的独特概念,要从回应她时常遭受的质疑入手。

1 对阿伦特作品的常见质疑

首先,阿伦特对历史事件与传统术语的独特解读方式使她的命题判断时常遭遇质疑。阿伦特认为,反犹主义的关键在于本真政治的丧失以及形而上学式政治语态对个体判断能力的褫夺。同时,她认为社会领域的兴起是私人领域向公共领域侵入的结果,它将导致本真政治的丧失。塞拉·本哈拉(Seyla Benhabib)在“Hannah Arendt and the Redemptive Power of Narrative”一文中提出了这些论断的内在矛盾:“是不是只有把……大多数人群排除在外,并通过他们的‘劳动生产日常所需……那种并不确定的政治空间才是可能的?若如此,对社会[领域]崛起的批判,会不会也是对……政治普遍主义的批判?”此外,乔治·凯特伯(George Kateb)指责阿伦特在《论革命》中关于法国革命期间的怜悯和恐怖的论述,使人怀疑她丧失了判断力。

第二,阿伦特声明自己并非属于哲学家的圈子,她的工作是建构政治理论。然而,没有对精神现象的密切关注,谈论政治现象难免流于表面。阿伦特意识到了现代政治状况造成了人类精神上的虚无的、无家可归的状态。为了解决现代政治危机,阿伦特打开了通向哲学传统的路径,在反形而上学的思想背景中型构起自己的政治哲学。海德格尔回到形而上学之思形成的源头去寻找破解形而上学的方法,而阿伦特则通过回溯西方政治思想的发端来考察它的问题框架与结构演变。晚年的阿伦特专注于探讨思维、意志与判断三个维度的人的精神活动,并借用康德审美判断力的概念来论证政治判断的可能性。在这样的创作背景下,阿伦特的作品表现出了在政治和哲学之间的游移不定。这使得部分和学者和读者质疑她的作品的严肃性。

从阿伦特政治概念的特质出发,能够更加准确地把握她的所思所想,也就能够澄清一些误解。

2 阿伦特政治考察的特质

首先,阿伦特的“政治”概念继承了古代政治概念的内涵。阿伦特认为,人所面对的基本境况是人的复多性,相应于这种境况的人类活动就是政治行动(action)。通过行动,人向他人彰显自己,获得他人的认可。马基雅维利所代表的是一种以人为前提的政治观,而阿伦特的政治概念则具有古典政治学的理想色彩。阿伦特的政治概念旨在倡导一种应然状态,她参照古代城邦理论,把政治严格地界定为“公民”之间的对话与行动。阿伦特认为古希腊政治概念的本质是平等:政治意味着摆脱统治关系,进入一个既没有统治也没有被统治的公共空间。阿伦特对古代政治概念的这种阐释正是她容易遭受批评的地方,但她的政治概念不涉及精英主义与平等主义的冲突问题,也不是对古代政制的简单重述,她是借助古代政治概念体系阐发自己的观点。

第二,阿伦特的作品重在阐明人的政治实践能力。在艾希曼审判报告中,阿伦特开创性地使用了“平庸的恶(the banality of evil)”的概念。她认为,在人间事务中,带来最可怕后果的往往不是极度的恶,而是那种毫无思想、毫无责任感、缺少是非判断能力的平庸之恶。杨-布鲁尔(Young-Bruehl)认为,正是“平庸的恶”的概念奠定了阿伦特的思想家地位。阿伦特对人的政治实践能力充满了热切的关注。

第三,从阐释的方法来看,阿伦特返身古代,重视词源考察并保持思考的开放性。柏拉图认为人类事务领域是黑暗的、混乱不堪的,亚里士多德也认为政治学的地位是低于神學的。可见,西方政治思想的传统是以哲学家对政治事务的蔑视为开端的。为了还原政治的本真涵义,解决西方政治形态结构的内在隐患,就必须要返身古代去寻找一种以生存结构为基础的思想传统。阿伦特的“行动”概念就是这种尝试的结果。行动是主体唯一不需要以物或事为中介所进行的活动。古希腊哲学家认为劳动和工作都不够有尊严,无法自足地构成一种完整意义上的生活。亚里士多德把自由、自主看作属人活动的必要条件,而劳动和工作都不具备这样的属性。阿伦特延续了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注重行动概念的自足性,强调它超越基本生存需求的特质。

综上所述,对于阿伦特的质疑,大多基于对其基本概念的误解。根据阿伦特政治考察的特质可以发现,她在寻求解决现代性危机的过程中,把思考与写作的焦点逐渐集中在了对人的实践能力的研究上。与人之实践能力相对的,便是人的沉思能力。因此,阿伦特的写作最终落脚在对两类生活(政治生活和沉思生活)的探讨。

三 阿伦特作品的深层指向

阿伦特关注精神活动有两个原因。首先是因为她见证了对艾希曼的审判。在她的著名报告中,包含着两个内容:一个是对犹太人不能充分认识政治重要性的批评,另一个则是提出了“平庸的恶”的概念。阿伦特如此评价艾希曼:“艾希曼既不阴险奸刁,也不凶横……他并不愚蠢,却完全没有思想”。如果缺少思想或思考能力正是艾希曼这种罪犯的恶,那么,思想活动是否就是避免人们作恶的条件之一,或者实际上就是他们抵制作恶的条件呢?

阿伦特关注精神生活的第二个缘由则出于一种纯粹哲学式的思考,她认为,从巴门尼德到目前的哲学中,所有思想家都一致认为人们一定要从感觉中分离出自己的精神,也就是从由感官所建立的世界以及由感觉对象所激起的各种感觉或激情中分离出来。阿伦特怀疑将行动与沉思对立起来的种种表述:我们什么都不做,只在思想的时候,我们到底在干什么?而我们独处之时,又身在何处?阿伦特的关注点突破了政治考察的阈限,以人的基本生存境况为基础,完成了向沉思与行动的纯粹哲学问题的过渡。

哲学产生于对人的有限性和宇宙无限性之间差别的惊异。探讨人在宇宙中的位置有两种思路:一是通过理智推演去追寻稳定不变、永恒存在的本体;二是植根于现实世界,把人间事务看作哲学考察的元点。

这两种倾向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已经有了充分地体现:一方面,亚里士多德的“理论”结合了神学与知识学的意义,体现出了古希腊人对自然的认知;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也着力论述了实践的领域。然而,亚里士多德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态度稍显模糊,他强调每种研究都有自己不同的研究对象和确定性标准,只有认清了自己的局限,才能够得到最佳的研究成果。可以说,亚里士多德看到了政治学与理论哲学研究的不同旨趣,但没有将两者的区别果断地公布出来。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意义在于使实践成为一个哲学范畴并开启了一种实践哲学的传统。阿伦特的思想具有一种以人类实践为核心、去考察政治生活和沉思生活协调关系的指向。

战乱和流亡的痛苦赋予了阿伦特敏锐的观察能力,也使她的作品背负了沉重而宏大的人文主题。细细品味她的作品,在感受思辨、推理的魅力的同时,也能感受到她对这个世界的期望与热爱。

注:本文系2014年度牡丹江市社科联一般项目(140619);2014年牡丹江师范学院博士科研启动资金项目“阿伦特的行动思想研究”(MNUB201403)。

参考文献:

[1] [美]伊丽莎白·扬-布鲁尔,孙传钊译:《爱这个世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2] Seyla Benhabib.“Hannah Arendt and the Redemptive Power of Narrative”[J],Hannah Arendt:Critical Essays,edited by Lewis P.Hinchman and Sandra K.Hinchman.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4.

[3] [美]阿伦特,孙传钊译:《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4] Hannah Arendt.The Life of the Mind[M].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78.

[5] 丁立群:《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孰为第一哲学?》,《哲学研究》,2012年第1期。

(马成慧,牡丹江师范学院应用英语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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