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思鸣

《红高粱》作为一部中篇小说，在1986年经莫言发表之后，在当时的文学界产生了巨大的轰动。随后，他又连续写了与红高粱相关的四篇小说《高粱酒》《高粱殡》《狗道》和《奇死》，被结集为《红高粱家族》，它成就了莫言，并对中国以后的小说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小说中，莫言运用多种叙事手法如叙事人称、叙事时间、叙事色彩的运用等，将小说故事情节颠轿、野合、祭酒、埋雷炸日本鬼子等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为读者展现了当年“我爷爷”余占鳌和“我奶奶”戴凤莲的爱情故事以及“我爷爷”他们在高密东北乡一带抗击日寇的传奇故事。《红高粱家族》的这种叙事模式为中国以后的小说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与源泉，其叙事的新颖和独特性，完全突破了传统小说创作模式的束缚，不仅很好地借鉴了西方的叙事技巧，同时还充分融合了中国传统野史的写作特点，将小说主人公余占鳌和戴凤莲的传奇一生完美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成为文学作品中的经典，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莫言在叙事手法上的创新表现得最明显的是运用独特的叙事视角，倒错的叙事时间法的独特运用上。

一 《红高粱家族》以其独特的叙事视角来表现人物形象

《红高粱家族》作为莫言最具有影响力的代表作品，在叙事视角上表现出独具匠心的一面，颠覆了传统小说的叙事模式，可以说是一次伟大的创新与尝试，这种创新是通过叙事人称和叙事者的选择上来实现的。在叙事人称的选择上，莫言以“我爷爷”、“我奶奶”的复合型叙事人称对第一人称进行了全知视角的成功探索。在叙事者的选择上，运用隐藏在第一人称背后的叙述者，来回自由地穿梭于不同的叙述层次中。

1 叙事人称的选择上

《红高粱家族》在开篇一段话就向我们展示了本小说的叙事视角，从“我”的角度来追溯祖辈们的光辉事迹，“叙事者就像是无能的上帝，可以在相同的时间内出现在不同的地点，可以了解过去，预知未来”，还可以对人物的心理进行缜密的描述，进而使人物特征变得丰满，更加具有真实性。小说一开头就运用了“我爷爷”、“我奶奶”，既是第一人称视角又是全知的视角，比简单的应用第一人称更显得丰富与开阔。从人称叙事塑造人物形象上来看，“我爷爷”、“我奶奶”这一类参杂了第三人称的复合型人称，一方面向读者暗示了这个故事发生在过去，是有关祖辈经历的；另一方面，也拉近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仿佛这个故事就发生在眼前，使“我”在追忆祖辈故事时能够更加自然地叙述出来。例如，“我奶奶”戴凤莲是莫言笔下饱满而成熟的女性形象的典型，向读者展现了一个充满了生命张力和传奇色彩的、非“贤妻良母”型的中国妇女形象。“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她无视社会伦理道德，只为营造自己的天堂而活，从而表现出她对生命本能的热爱，对自由的渴望追求，对自己生命存在意义的肯定。

2 叙述者的选择

叙事者在一个叙事文本中起着讲述故事情节的作用，在文本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根据热奈特的研究可以将叙事者分为同故事、异故事、内故事和超故事四种类型，而《红高粱家族》中的“我“并不是简单的传统意义上的第一人称叙事者，而是一个有着多重身份的叙述者，具体表现为：第一，当“我”作为一个叙述祖辈故事的后代人时，“我”就是一个提供故事的“超故事叙述者”；第二，当“我”身处讲述故事情节的过程中时，“我”就是一个“内故事叙述者”的身份，这是因为尽管表面上是“我”在叙述，但实际上却是以“我父亲”的角度进行叙述的，从而把“我爷爷”、“我奶奶”的传奇人生呈现在了读者的眼前，并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例如，在讲述祖辈们在墨水河畔的抗日故事时，就是从“我父亲”的回忆中展开的，从而勾画出了“我奶奶”的伟大形象。在父亲的注视下，“我奶奶”在日本鬼子来拉骡子时为了保护自己而装疯卖傻，展现出了她冷静智慧的一面，然后她又极力说和余占鳌与冷之队联合抗日，表现出了她宽广的胸襟与远见卓识，让人读了之后，不禁为“我奶奶”这个形象所震撼，同时也为她的伟大女性形象所赞叹不已。

另一方面，以“我父亲”的角度叙述有时候是比较有限的，尽管他亲身经历了墨水河畔的抗日战争，在叙述祖辈们的抗日故事时具有亲历历史的现场感，但是受到故事人物限知视角的局限性，有许多细节如王文义在死之前的心理感受，奶奶中弹倒地时的心理等，父亲是不可能知道的。此外，“我父亲”也无法知晓他出生前爷爷奶奶在高粱地的爱情故事，更不会知道奶奶出嫁时在花轿里的所思所想。而“我”作为历史局外人，作为“内故事叙述者”就可以随意穿越历史之间，以全知者的视角进行叙事，对人物的心理与环境进行详细地展现，使故事更具有真实效果。例如，罗汉大爷被骡子踢到胯骨那种灼热的疼痛感以及沉重的累赘感心理，“我父亲”是不可能感受到的，只有用“我”的角度来表现庄稼人罗汉大爷善良朴实的农民形象。

二 《红高粱家族》巧妙安排叙事时间来表现人物形象

在莫言的作品中，他喜欢对叙事时间进行任意的安排，或快或慢，同时受历史事件时间顺序上的限制，他总是把时间安排在一个特定的范围内。《红高粱家族》的开篇就把故事时间定格在“一九三八年古历八月初九”，使读者在读的过程中跟着文章的思路回到过去的年代。同时在叙事时间的安排上，《红高粱家族》借鉴了西方的新叙事理论，更好地处理了事实时间与叙事时间的关系，进而以独特的时间叙述结构，开创了中国小说新的叙事形制。

1 叙事手法的选择

叙事手法主要有顺叙、回叙和预叙三种，回叙和倒叙属于“时间倒错”类型，前者是把后发生的事件置于先发生的事件之前，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倒叙，后者则相反，她是提前进入故事的未来。《红高粱家族》中就大量运用了回叙和预叙这两种错时叙事手法，但是回叙并不是简单的回叙，而是较为独特的二度回叙和三度回叙。回叙的传统用法就是将故事倒过来讲，回叙的内容也只是對主体叙事的补充说明，而《红高粱家族》却是在二度回叙甚至三度回叙中将故事的主要内容完整地叙述出来。“我”是该系列小说的叙事主体，进而对“爷爷”、“奶奶”的传奇故事进行搜集和整理，但是莫言并没有在此展开过多的叙述，而是在二度回叙的基础上又以“我父亲”的视角对“爷爷”、“奶奶”的生存状态和时代经历，进行了三度回叙，“我”以一个全知的角色，将过去与现在交错叙述，使原本的叙事主体处于故事叙述的边缘地带，进而使故事前后衔接更为紧密，更具有完整性，人物形象更能够丰满得表现出来。

预叙在传统叙事文本中是比较少见的，而莫言在《红高粱家族》中却大量使用了这种手法，突出了他在时间处理上的独到之处。例如，小说在描写“爷爷”的抗日队伍开往前线之后，话锋一转“七天之后”，将日本鬼子进村屠杀的萧条景象展现出来，进而引起读者对这场战争的前因后果产生浓厚的兴趣，使读者在读的过程中感受“爷爷”与鬼子英勇斗争的英雄形象。又如，在写还是轿夫的“爷爷”与“花脖子”首次偶遇后这样叙述到：“花脖子土匪当然不知道他面对着的危险，更不知道两年后，自己就要赤条条地被这小伙子打死在黑水河里。”这就给读者留下了悬念感，对余占鳌是如何打死花脖子这一事件充满了好奇，进而激发他们继续往前阅读，在读的同时余占鳌的形象一点点地丰满起来，给人一种立体感和真实感。这些预言性的信息，刺激着人的感官，使读者充满期待，却又在轻描淡写中交代出来，进而使文本的叙述更具有独特性，拓宽了读者的期待视野。

2 时间策略的选择

“爷爷”的传奇一生是《红高粱家族》的主线，贯穿于故事情节的始终，并紧紧围绕这条主线构造出多条直线，将相关人物、事件合理地连在这一条主线上。小说的五个部分看似是相互独立的，却又是紧密联系的，读者只有将其完整的阅读，才能够了解小说发生的完整时间流程。从发表时间来看，小说的事实时间顺序应该是红高粱—高粱酒—狗道—高梁殡—奇死，而阅读过本小说的读者会发现故事的事实时间却是高粱酒—奇死—红高粱—高梁殡—狗道。同时，在具体的每一章节里，运用回叙、预叙、插叙等手法，对事实时间进行合理安排，把余占鳌与戴凤莲以及相关人物的历史传奇故事完整地衔接在一块，像绞绳子一样把他们绞成一条叙事时间，进而在时间的不断位移中将“我爷爷”、“我奶奶”的人物特征、性格、心理逐一展现出来。例如，小说的叙事时间是从墨水河抗日战争开始的，但是并没有依照此时间继续叙述下去，而是进行了时间切割，把镜头转到“我奶奶”的出嫁，而后在叙述完单家父子被杀的故事后，又一次中断叙述，讲述我爷爷、父亲清查战场的故事。这样在反复的时间切断和连接上将五个部分合理地安排在一起，把男女主人公的蜕变过程通过故事情节完美呈现，最终向读者展示了一个伟大的女性形象——戴凤莲，尽管她一生风流倜傥，但是在经历了多年的爱情和生活考验后，已然蜕变成一个智勇双全、胸襟阔达、谋事果断的女英雄形象。还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具有民族大无畏精神的硬汉形象——余占鳌，尽管他性格粗野、狂暴，但是他的生命中却充满正义感与激情，将善恶美丑集于一身的典型人物成功刻画出来是作品中的亮点，也是中华民族精神在为当代文学史上的一次成功展现。

三 结语

《红高粱家族》堪称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叙事艺术中的精品，它一反传统文本叙事常态，運用新的叙事视角、叙事时间把故事完整地呈现出来，更在叙述中将小说主人公“我爷爷”、“我奶奶”的形象一点点地丰满起来，使读者被他们的传奇人生所折服、所感叹，表现出极高的欣赏价值，同时也为中国文学史的光辉灿烂做出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