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项目】湖南省社科规划基金项目（批准号：12YBA143）

摘要：朱子的父亲朱松非常重视用《大学》等儒家经典教育朱子，确立了朱子一生从事儒家“为己之学的为学宗旨，树立了朱子以《大学》为依据，实现自我，改造社会的人生理想，对朱子日后成为一代大儒具有重要影响。

关键词：朱松；朱熹；大学

1142年，朱子出生后第十三年，南宋政权与女真政权签署和约，暂时解除了女真的军事威胁，统治才基本稳定下来。[1]可见，朱子的童年生活与学习，是在政局动荡中，同父母一起不断流离转徙，艰难度过的。期间，朱子的祖母去世，两个哥哥也相继夭折。“抱负经奇”，严格自砺，以求为世大用的朱松，此时“下从算商之役于岭海鱼虾无人之境”，“已无复有当世意”。[2]但朱松对于朱子的启蒙教育，则是系统而严格的。[3]朱松本人，也并未因怀才不遇、世事艰难而放弃自己的信仰与思想学术，窜伏于凡庸，或曲学阿世，猎取功名富贵。反而“日以讨寻旧学为事，手抄口诵，不懈益虔。”[4]

朱松以《大学》为依据，对朱子的言传身教，主要体现在以下二个方面：

一、以二程后学道南一脉的义理之学为中心的圣学教育，确立了朱子一生从事儒家“为己之学”的为学宗旨。朱松推崇二程之学，重视《大学》、《中庸》，明确以“为己之学”为学问宗旨。他自述“自胜冠以来，妄常有意于古人为己之学”。又说：“行年二十七八，闻河南二程先生之余论，皆圣贤未发之奥。始捐旧习，祓除其心，以从事于致知诚意之学。”[5]朱子晚年回忆父亲朱松：“日诵《大学》、《中庸》之书，以用力于致知诚意之地。”[6]可见，朱松以“为己之学”自期，而且认为与“今世士大夫之学大不相近”的二程之学就是上接孔孟的“为己之学”。朱子确立“为己之学”为治学宗旨显然首先来自韦斋的言传身教，他自述说：“以先君子之余诲，颇知有意于为己之学。”[7]

值得指出的是，朱松二十七八岁后开始研习、践行的“为己之学”，所依据的经典，就是《大学》与《中庸》，尤其以《大学》为重。豫章罗从彦（1072—1135）指出，朱松立志“为己之学”是由《大学》而入的，他在《韦斋记》中说：“朱乔年得尤溪尉，尝治一室，聚群书，宴坐寝休其间。后知《大学》之渊源，异端之学无所入于其心。自知卞急害道，名其室曰‘韦斋，取古人韦佩之义。”[8]可见，正是读了经二程诠释的《大学》，朱松才立志“为己之学”，并以古人佩韦之意自警，发奋读书以变化气质。

从《韦斋集》中的材料来看，朱松对二程道学的认识还不够深入，对《大学》思想内涵的认识也还不够完整。但他对于二程之学与《大学》的价值是深为认同的。首先，他认为二程之学就是“为己之学”，而“为己之学”就是“致知诚意之学”，“致知诚意之学”，就是要立志成为圣贤，所谓“士之于学，要以求为圣人而后止，推所以善其身者以治天下国家”[9]。其次，在《中庸》与《大学》的关系上，他深信二程之说，认为二者构成了完整的圣学框架：《大学》为入道门庭，而《中庸》为堂奥。在《答庄德粲秀才书》中，他还提出了自己的入于圣贤之境的路径：“以德为车，而志气御之，则朝发轫乎仁义之涂，而夕将入《大学》之门，以躏《中庸》之庭也。”[10]

显然，韦斋的《大学》思想与朱子在《大学》学上的成就相比，就像种子胚芽与参天大树一样，是非常悬殊的。但韦斋对《大学》的重视，是出乎切肤之痛的深刻体验。他常说“近世大学之道芜废，士无贵贱狥世相师，千百一范，莫知孰使陶之者”，“索居深念惟小人之归是忧”，[11]又希望：“王者正心诚意于一堂之上，而四海之远，以教则化，以绥则来，以讨则服”[12]，这实际上是将自己对时代苦难的原因，个人人生价值与意义的追求，以及对改良政治现实的社会理想都寄托在《大学》之道上。所以，他“日诵《大学》、《中庸》之书，致力于致知诚意之地，”从而将“为己之学”的载体《大学》种入到了幼小的朱子的心灵之中。黄幹指出朱子因此“早岁已知其说，而心好之。”[13]

二、对“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伦理原则的体认与信仰，树立了朱子以《大学》为依据，实现自我[14]，改造社会的人生理想。朱松对靖康之难的一个深刻认识，就是北宋末年君臣之义的废弛。靖康之难中，大臣们非但不能以身殉节，反而殉利卖国。朱松说：“靖康之变，殉利卖国，交臂以事贼者，非失职不逞之流，皆朝坐燕与谋帷幄而柄庙堂者也。”[15]朱松认为，正是臣子们与儒家士人不能坚守君臣之义，才导致国家遭此大难。他说：

“天下有大戒二，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父子主恩，君臣主义，如人呼吸食息于元气之中，不可以须臾离也。自古志士仁人，非苟自轻其生以立区区之私义而已，盖深畏夫君臣之义废，则为人上者不能一日保其天下国家，斯人之祸可胜言邪？”[16]

朱松从自己的切身遭遇中明白，政权的稳定，是普通百姓和像他这样的中小官吏们的最大利益所在，所以维系政权基础的君臣之义，实际上不仅仅是维护帝王的权力与利益，亦与普通士人和百姓生死攸关，是如人们的呼吸与饮食一样，不可须臾离弃的伦理纲常。在《上李丞相书》中，朱松痛陈：

某闻今世游谈论说之士未尝不以人材不足为患，某独以谓今世之所患者非乏材也。君臣之大义不明于天下，而学士大夫阙于徇国死难之节，岂非今日之患甚急而至大者欤？盖父子主恩、君臣主义，是谓天下之大戒，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譬如有生之类食息呼吸于元气之中，一息之不属，理必至于死。[17]

朱松认为，对于朝不保夕的南宋政权来说，最重要的问题还不是人材的不足，而是君臣之义的原则未能确立。若不能坚守君臣之义，所谓人材不仅不能保护国家，恰恰可能至这个弱小的政权于死地。朱松并指出，坚守并宣扬君臣之义正是儒家之学的精髓所在：

“先王设为礼乐政刑所以维持胶固者甚备，而夫子、孟轲之徒，道既不行于天下，退而与其徒讲说论著，丁宁深切至矣，遗泽余风被于末世。[18]

朱子对于韦斋的教诲心领神会，坚守不渝。他越成熟，也越能理解父亲的思想和志业。在戊申《延和奏札》（第一札）中，他说：

臣闻昔者帝舜以百姓不亲、五品不逊，而使契为司徒之官，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又虑其教之或不从也，则命皋陶作士，明刑以弼五教，而期于无刑焉。盖三纲五常，天理民彝之大节，而治道之本根也。[19]

时年朱子59岁，这是上给宋孝宗的谏言，将其与上文所引朱松的书信对比，可知朱子简直就是给朱松的思想在做注释。朱子列举舜帝命契设人伦五教，又命皋陶设五刑，其实就是详细阐述朱松所讲的“先王设为礼乐政刑以维持胶固”的君臣之义的纲常。而朱子在与朋友和当时朝臣的通信中，阐明或以君臣之义相劝勉的文字，则更多[20]，在此不一一列举。

如果说韦斋“为己之学”的遗训确立了朱子终身从事内圣之学的宗旨，那么其君臣之义的遗教则将辅佐帝王平齐天下的外王责任也托付给了朱子，而讲明并坚守君臣之义、父子之恩也是儒家“为己之学”的核心内容之一。这两个方面也是朱子在行状中所总结的朱松毕生为学的主旨。[21]朱子之所以竭尽心力研究、注解、阐扬《大学》的思想，也可说是为了完成韦斋的遗训。因为《大学》既是普通读书人内圣外王之学的纲领，也是圣帝明王平齐天下之学的总纲。阐明《大学》的深刻义理，使儒家的“为己之学”复明于天下，正是朱子认为父亲交给他的首要任务。而韦斋种在朱子心灵中的这粒种子，也使朱子自始至终持有一颗儒者的心魂，并能自觉寻师访友，逃出释老之学，最终成就儒者的圣业。朱子一生中反复阅读韦斋的遗著，却直到临终前4个月，才给韦斋写行状，亦可见朱子毕生试图确切地理解父亲。[22]

【注释】

[1]脱脱等.高宗本纪二.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85，556

[2]朱熹.皇考吏部朱公行状.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十七.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4506

[3]关于朱松对朱子的教育，束景南先生有较详细的考述?束景南.朱子大传.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2-39

[4]朱熹.皇考吏部朱公行状.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十七.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4514

[5]韦斋以“为己之学”自期，可参看刘承相《朱子早年的思想历程》?刘承相.朱子早年的思想历程.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2010，7-11

[6]朱熹.皇考吏部朱公行状.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十七.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4506

[7]朱熹.答江元适.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八.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1700

[8]从罗从彦作《韦斋记》中可以看出，朱松作为韦斋读书自砺，从事二程的“为己之学”是在北宋宣和五年，即1124年中秋，时年韦斋27岁?罗从彦.韦斋记.豫章文集卷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342

[9]朱松.上谢参政.韦斋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503

[10]朱松.答庄德粲秀才书.韦斋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511

[11]朱松.答庄德粲秀才书.韦斋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510

[12]朱松.上赵漕书.韦斋集巻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514

[13]黄幹.朝奉大夫华文阁侍制赠宝谟阁直学士通议大夫谥文朱先生行状.附录.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559

[14]“实现自我”虽然是个新词，宋代思想家从没使用过，但这个词所指的问题则是孔孟经常讨论的，孔子在《礼记·哀公问》中提出了“敬身”与“成身”的命题，孟子也提出了“践形”的思想?钱玄等现代学者注译的《礼记》中，就将“成身”译为“成就自身”?钱玄注译，礼记（下），长沙：岳麓书社，2001，664

[15]朱松.策问八首.韦斋集巻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506

[16]朱松.策问八首.韦斋集巻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506

[17]朱松.上李丞相书.韦斋集巻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515

[18]朱松.上李丞相书.韦斋集巻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517

[19]朱熹.戊申延和奏札.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十四.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656.

[20]例如给陈傅良的信中说：“夫君臣之义?父子之恩，天理民彛之大，有国有家者所以维系民心纪纲政事本根之要也?”朱熹.与陈侍郎书.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十四.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1086

[21]朱熹.皇考吏部朱公行状.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十七.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4507

[22]朱子给朱松的行状作于1199年12月，1200年3月9日，朱子去世?朱熹.皇考吏部朱公行状，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十七.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4505-4515

作者简介：周之翔：1972-，湖南新化人，历史学博士，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讲师，现为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