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佳

摘要：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内有一个天宝公园，至今公园内还存有天宝战争时期的万人冢。细读高适《李云南征蛮诗》，笔者发现其对李宓征伐南诏的时间与史料记载不同，本文将对史料与高适之诗进行逐一分析，确定李宓当年征伐南诏的时间。

关键词：史料；李宓；出征时间

《云南志》（《蛮书》又名《云南志》）卷一云：“李谧[1]伐蛮，于龙尾城误陷军二十万众，今为万人塚。”

《南诏德化碑》云：“三年，汉又前云南郡都督兼侍御史李宓、广府节度何履光、中使萨道悬逊，总秦、陇英豪，兼安南子弟，顿营陇坪，广布军威。乃舟楫备修，拟水路俱进。遂令军将王乐宽等潜军袭造船之师，伏尸遍毗舍之野。李宓犹不量力，进逼邓川。时神川都知兵马使论绮里徐来救，已至巴蹻山。我命大军将段附克等内外相应竞角竞衝。彼弓不暇张，刃不及发，白日晦景，红尘翳天，血流成川，积尸壅水，三军溃衄，元帅沉江。诏曰：生虽祸之始，死乃怨之终。岂顾前非而亡大礼。遂收亡将等尸，祭而葬之，以存恩旧。”

《旧唐书·玄宗记》云：“天宝十三载六月乙丑朔，侍御史、剑南留后李宓率兵击云南蛮于西洱河，粮尽军旋，马足陷桥，为阁罗凤所擒，举军皆没…国忠又使司马李宓率军七万在讨南蛮，宓渡泸水，为蛮所诱，至大和城，不战而败，李宓死于阵。”

《新唐书·南诏传》云：“杨国忠以剑南节度使当国，乃调天下兵凡十万，使侍御史李宓讨之，辈饷者尚不在。涉海而疫死相随踵于道，宓败于大和城，死者十八。”又《新唐书·玄宗纪》云：“十三载六月，……剑南节度留后李宓及云南蛮战于西洱河，死之。”

《资治通鉴》云：“侍御史、剑南节度留后李宓将兵七万击南诏。阁罗凤诱之深入，至大和城，闭壁不战。宓粮尽，士卒罹瘴疫及饥死什七八，乃引还。蛮追击之，宓被擒，全军皆没。”

通过以上史料记载，我们可以知道李宓是天宝十三载奉杨国忠之命出征南诏，最终兵败身死。向达《蛮书校注》说到，天宝十三载之役，应始于十一载，李宓摔北路之师渡泸而南，广府节度使何履光则自安南北进，当时纪其事者尚有高适。[2]在《高常侍集》卷四有《李云南征蛮诗》，诗序“天宝十一载有诏伐西南夷，右相公兼节制之寄。乃奏前云南太守李宓涉海自交趾击之。道路险艰，往复数万里，盖百王所未通也。十二载四月至于长安。君子是以知庙堂使能，而李公效节，适忝斯人之旧，因赋是诗。”从诗中我们可以看出，李宓于天宝十一载征伐南蛮，凯旋而归，高适作为李宓的老友，为表庆贺，做了这首诗。但这与《旧唐书》、《新唐书》、《通鉴》、及《南诏德化碑》所记载出征时间不同，因而有人对李宓出征的时间提出了怀疑，认为李宓征南诏不在天宝十三载，应在此之前，也就是诗中所谓的“天宝十一载”，而李宓也未尝败死。孙钦善认为高适之诗是可信的，李宓于天宝十载出征南诏，至京大捷，高适亲见李宓回京，记载不致有误，此事不见史籍，高适之诗可“补正史之阙，或存以考异”[3]。此外，与高适之诗相佐的还有《储光羲诗集》卷三载《同诸公送李云南伐蛮诗》。然而徐嘉瑞先生则持否定态度，认为此诗序及诗，必为后人伪作，杂入高适集中[4]。那么李宓究竟是什么时候出征南诏的？

关于高适之诗，方国瑜先生认为高适《常侍集》卷四载《李宓云南征蛮诗并序》，《储光羲诗集》卷三载《同诸公送李云南伐蛮诗》。据高适《序》，李宓原任云南太守，天宝十二载四月归至长安，后又出兵云南，适与之旧交，故做诗送之。储光羲亦在列，而做诗盛称其战功。《南诏德化碑》载南宁爨部首领攻杀安宁筑城使者，唐朝诏蒙归义讨诸爨，使臣有都督李宓。事已定，李宓挑拨诸爨内争，蒙归义再讨诸爨，李宓又造是非，剑南节度郭虚己处置，李宓寻被贬流。碑文又说：“赞普钟二年[5]，汉又命前云南都督侍御史李宓……水路俱进。”从碑文和《高适诗序》来看，所谓李宓贬流，约在天宝五载，后遣往交趾，又自交趾至长安，其中曾随王知进出兵战于西洱河，故言“天宝十一载有诏伐西南夷”，“自交趾击之”，李宓失败后逃归，为杨国忠重用，再度举兵。如上所说，天宝十二载四月李宓至长安，由于杨国忠对战事的失败进行隐蔽，使得高适、储光羲为李宓赠诗歌颂。杨士云《弘山存稿》有《李宓诗》曰：“西洱全军败没时，捷音犹自报京师，归来诏见甘泉殿，高适分明为赋诗”，揭露高适受骗。

由上分析来看，李宓曾两次征伐南蛮，高诗所写天宝十载为李宓第一次出征南诏，这次的出征，除高诗外还有储光羲之诗《同诸公送李云南伐蛮》互证。《南诏德化碑》虽没有明确记载此次出征，但也有一定的踪迹可考，只是不知此次征伐为何正史没有关于李宓记载？盖李宓在此次征伐中既不是此役主帅，也不是主将，只是作为随军将官参与了此次战事，故诸式只书鲜于仲通等人而不及李宓。而正史所记载天宝十三载即李宓第二次征伐南蛮。综上所述，李宓曾于天宝十载和天宝十三载两度出征南诏，天宝十载是随王知进“涉海自交趾击之”，天宝十三载则是自统大军出击。

【注释】

[1]《云南志》作李谧，《新唐书》卷七十二《宰相世系表》作李密，《旧唐书》以及《南诏德化碑》作李宓，向达认为“疑以《旧唐书》以及《德化碑》为是”，因此作李宓。

[2]向达.蛮书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2：8

[3]孙善钦.高适诗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338

[4]徐嘉瑞.大理古代文化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8：224

[5]赞普钟二年即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

【参考文献】

[1][唐]樊绰.蛮书[M].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2007

[2][后晋]刘眗.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75

[3][宋]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75

[4][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17）唐纪三十三·玄宗天宝十三载[M].北京：中华书局，1956

[5]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M].北京：中华书局，1984

[6]向达.蛮书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2

[7]木芹.云南志补注[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

[8]徐嘉瑞.大理古代文化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8

[9]赵吕甫.云南志校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