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仪 宋耀 陶诗雨

摘 要：以《中国知网》计源，运用共词分析方法对其74个关键词进行统计分析，从文献计量学的角度分析建安七子学科研究领域的发展态势，即“曹丕”和“建安文学”等可能是未来建安七子的研究重点。

关键词：建安七子  关键词  共现分析

建安七子在魏晋文学中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对七子的研究从他们当代就开始了，最开始研究建安七子的是魏文帝曹丕。此后一千七百余年来，人们从未间断对建安七子的研究。对建安七子的研究，要以科学的态度并且运用科学的方法，加强对建安七子资料的整理和研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汲取和借鉴建安七子创作的经验，对建设中华新文化无疑具有明显的启迪作用。由于数量庞大，仅对“建安文学”“曹丕”“《典论·论文》”进行分析和研究。

一、建安七子关键词研究过程

由于研究目的是研究建安七子，不是专门的文学研究，为了便于通过词语分析建安七子的主要思想，特采用建安七子创作原文和译文统一进行关键词和共现研究。利用书目共现分析系统V2013、Ucinet6和Netdraw软件进行图表及可视化的分析，以便于更准确和全面地把握建安七子的创作思想。

本文选取中国知网CNKI作为文献搜集平台，通过在高级搜索中键入“建安七子”作为关键字进行搜索，共搜得相关文献1785篇，以NoteFirst格式导出所有文献的相关资料。运用书目共现分析系统V2013进行数据提取，对关键词进行进行统计，出现频率大于等于六次的关键词有74个，以此作为分析样本，得到表一。

利用表格数据绘制出共现矩阵后导入Ucinet6软件中生成Ucinet dataset文件后运用Netdraw进行可视化处理后得到共线关系图，通过对得到的数据图进行K-cores分类筛选，并根据K-cores结果进行形状区分后得到图谱（如图一）。K-cores值的不同代表着其与其他关键词的联系多少的不同，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对于建安七子的研究热点方向及其学科前沿。

二、建安七子关键词及共现分析与研究热点分析

表一

中国知网上有关建安七子的期刊论文有1785篇，其中曹丕出现179次，建安文学出现125次，《典论·论文》出现99次，见表二。

表二

现对以上具有实际意义的关键词进行分析。

（一）建安七子与曹丕的关系

中国知网上同时出现建安七子与曹丕关键词的期刊论文有68篇。建安时期，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是一个创作繁荣、成就突出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著名作家，出“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以外，当首推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的“七子”，即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七人，世称“建安七子”。[1]

曹丕，在取得继承权之后，随时都以副君的身份对待魏国的臣僚，包括建安七子在内，不讲究辈分大小;也不讲究宾朋的礼仪，甚至以国君自居，心目中连父亲曹操都没有了。[2]从曹丕与吴质的往来书信中就可以看出：“光武言‘年三十余，在兵中十岁，所更非一。吾德不及之，年与之齐矣。”

曹丕在《与吴质书》有这样的记载：“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己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观其姓名，已为鬼录。追思昔游，犹在心目，而此诸子，化为粪壤，可复道哉？”在曹丕眼中，建安二十二年之前的邺下生活是美好的，是因为除了享受美酒佳肴之外，还可以“妙思六经”“高谈娱心”“仰而赋诗”等，文学娱乐活动较为丰富，然而在瘟疫之后，建安七子中五子病逝，曹丕怀念的这种诗酒宴会却无法再现了。

（二）建安七子与《典论·论文》的关系

中国知网上同时出现建安七子与《典论·论文》关键词的期刊论文有60篇。《典论·论文》是中国古代文论史上的重要文献，古今论之者甚多。曹丕《典论·论文》对许多重要的文学理论问题提出了的新的看法，这部著作开创了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的一个新时期，具有很强的历史影响力。

曹丕在《典论·论文》写道：“王璨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璨之匹也。如璨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玚和而不壮;刘祯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至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

从以上曹丕对七子的评论，可见他所说的各有所长，难可兼擅，是至当之论。他同七子虽是文友，交往又洽，但对他们的长处固然一一称道，对他们的不足之处，也丝毫不加掩饰。这的确开了文学批评的良好风气，对后世文学批评起了有益的推动作用。[3]

（三）建安七子与建安文学的关系

中国知网上同时出现建安七子与建安文学关键词的期刊论文有43篇。“建安七子”的名称并不陌生。但是，如同许多“二、三流作家”一样，他们在文学史论著中，常被安排在次要的陪衬地位，很少被当做重点研究的对象。[4]有些学者将“七子”视为“三曹”的附庸品。

有的文学史虽然没有给“七子”给予高评价，但是仍能从正面肯定其价值。容肇祖在《中国文学史大纲》中写道：“由民歌而成为文人的作品，这风气的做成，七子是当然很有力量，不只是、三曹称功而已。至于他们的散文，渐启六朝排偶的习尚。”[5]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文学史简编》将“七子”除孔融以外的六人分为三组，第一组是刘桢、王粲，这二人的诗在“七子”中最佳;第二组是徐干、陈琳，二人各有一两篇脍炙人口的杰作;第三组是阮瑀、应玚，成就最低。[6]

“七子”同“三曹”一样同是建安文坛的代表，他们都曾被卷入极度动乱的时代漩涡，生活和思想都有较大的变化。[7]他们继汉乐府之后，打破了汉代文人诗歌消沉的局面，第一次掀起了文人诗歌的高潮。他们直接继承了汉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反映了丰富的社会生活，表现了新的时代精神，具有“慷慨悲凉”的独特风格，并且形成了“建安风骨”这一优良传统。同时他们普遍采用新兴的五言形式，奠定了五言诗在文坛上的坚固地位。[8]

在诗歌方面，“七子”的四言诗虽然并不出彩，但五言诗写得比较成熟。文人写作五言诗，自班固尝试以来，只有百年的历史，而且直到《古诗》出现，才在立意谋篇、结局措辞上显示了较大的进步。“七子”的优秀五言诗比起《古诗》来，艺术上又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七子”作品跌宕起伏，富于变化，在感情表现上比较丰富，对五言诗发展做出了推动性贡献。

在作赋方面，从后汉开始的大赋向小赋演变，是赋史上的一大转折。这一转折的第一位代表作家首推蔡邕，不过蔡邕当时只是一株独放，创作小赋蔚成风气，还在蔡邕之后的建安年间。三曹中，曹操几乎不写赋，曹丕、曹植作赋数量虽多，质量也高，毕竟时间上较“七子”略晚，所以“七子”的重要性就凸现出来。

在散文方面，陈琳、阮瑀的书纪应用文和王粲、孔融的政论文在当时是独树一帜的。在两汉质朴凝重的散体文向六朝华丽纤巧的骈体文的演化中，“七子”也占有重要位置。“七子”发展了骈化的趋向，其中孔融、陈琳贡献最为突出。“七子”的散文骈化，就其程度而言，比三曹走得要远些。如果要寻找出一条从汉末到西晋散文骈化的主要线索，那么在蔡邕与张华、陆机之间，“七子”就是不能忽略的一个环节。“总之，在创作具有时代特点的作品方面，在推动各体文学样式的发展方面，‘七子都是程度不等地有所贡献的。对于这些贡献，我们应给予实事求是的肯定;尽管他们在文学史上仍然是‘二三流作家。”[9]

参考文献

[1] 建安七子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5.

[2] 戴蕃瑨.曹氏父子与建安七子的关系[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9（1）.

[3] 刘溶.《典论·论文》简说[J].教学与进修，1981（2）.

[4] 徐公恃.建安七子论[J].文学评论，1981（4）.

[5] 容肇祖.中国文学史大纲[M].朴社，1935：141.

[6] 陆侃如，冯沅君.中国文学史简编[M].上海：开明书店，1934.

[7] 季羡林.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

[8] 游国恩.中国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196.

[9] 徐公恃.建安七子论[J].文学评论，198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