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林杰

哈金的小说《在池塘》时间设定在文化大革命运动结束初期和恢复高考之后，而整个时间结点应在改革开放之前。当时整个社会还没有摆脱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影响。小说主人公邵斌是东北一家国有化肥厂的修理工。他平时最大的爱好便是练习书法和绘画，其艺术作品也多次在各种报纸上发表。而绘画和书法更是他生命的支柱，让他在平常千篇一律的生活中找到精神的慰藉。在工厂分配住房过程中，邵斌自认为自己在工厂的资历可以分到住房。但结果恰恰相反，邵斌并没有分到住房。这让本来就蜗居在一个房间内邵斌一家三口 忿忿不平。邵斌就连夜画了一幅画贴到工厂的宣传板上，讽刺工厂领导在分房过程中存在受贿和腐败的情况。而这直接导致了邵斌和工厂两位领导长期的矛盾。之后全书描写的便是围绕这一矛盾所展开的一场场斗争。

从小说中可以得知，邵斌是一个怀揣着艺术梦想、坚守着道德底线的文艺青年。他容忍不了的工厂中存在的贪污和腐败，巧妙地运用自己的绘画和书法技艺，创作出一幅幅作品来抨击和反抗腐败。在其他员工都保持沉默的时候，他依旧在不断地进行抗争，这也是他身上人性的闪光点。在当时的体制下，存在着太多的不公和罪恶。仅仅在分配住房的过程中，工人们贿赂领导，领导们心安理得地接受贿赂甚至权色交易，并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制定分房名单，导致住房分配的不公；邵斌在获得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后，受到了工厂领导的百般刁难，最终难以进入大学深造；而官场的上相互勾心斗角以及官官相护，更是体现了体制的弊端。

我们首先来分析以下邵斌在宣传板上贴宣传画的行为。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受文革中大字报的影响，在如今看来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但当时中国法制建设基本停滞，邵斌根本没有其他申诉的途径。由于他所处年代的特殊性以及他自身所受教育的局限性，在他意识中并不存在法院诉讼等其他维权途径。他只能通过贴大字报或者向报纸投稿这种方式来进行抗争。所以，面对体制下所产生的不公，邵斌其实是非常无奈的，他没有也无法找到一条有效的途径去维护自己的权益。

邵斌在工厂内部与两位领导抗争无果后，花费多个夜晚手书了一份信，向区里的杨书记反映工厂里的存在的贪腐。但这封信却被退回到工厂领导手上，这无疑加剧了工厂领导对于邵斌的迫害。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体制内自我监督方式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往往会导致对于各类申诉的遗漏和忽视，最终使冤情无法得到昭雪，民怨无法得到平息。这也是体制下的无奈，因为在当时以“人治”为主的社会，判断往往受到个人情感的影响。

小说书名是《在池塘》，翻译成中文可以为《在池塘里》。邵斌所在的肥料厂就是一个小池塘，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在这封闭的社会环境中，根据工人的等级而产生了一条“食物链”：领导们位于是食物链的最上层，享受着体制赋予他们的特权；而邵斌这种普通的工人恰恰位于食物链的底端，接受者体制弊端所产生的不公和压迫。当他感到在工厂的这个小池塘里多次抗争无果后，他只能选择 离开这个池塘去谋求自己的生存空间。但当时的中国并不存在像当今人才市场的自由性，相反，人才的流通受到户籍制度的制约。邵斌凭着他自身的技艺，在当今的中国，他完全可以自由地在大学学习或者创办自己的工作室，然而这一切，在当时集体主义色彩浓厚的闭塞中国，是根本无法想象的。所以这又是体制下的一种无奈。他连逃离的机会都没有，因为整个中国是一个大池塘，拥有着邵斌所在工厂的相同特性：闭塞，不公和专制。

官场上的帮派对立和相互包庇也是本书中值得探讨的一个话题。在邵斌和《环境》报社共同撰写的文章在北京的《法律和民主》报上发表的时候，区里的Yang书记考虑到自己的政治前途，迅速做出反应，主动出击平息了邵斌和化肥厂两位领导的矛盾。但两位领导的之前的过错并没有得到追究。在一个民主法制的社会中，这两位领导理应得到相应的惩罚。但在小说里的体制下，他们并没有得到惩罚，反而会获得仕途上的升迁。

最后，我们再来分析下文章的结局。邵斌通过一系列的反抗，为自己赢得了县宣传部的一官半职，一定程度上维护了自己的利益。而为邵斌打抱不平的《环境》报社的相关职员也成功复职。看似是一个非常圆满的结局。但这实际上却是一个悲哀的妥协。邵斌的住房问题依旧没有得到解决，两位压迫他的厂里领导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邵斌在成为了一名既得利益者之后，他并没有继续追究厂区两位领导对于他的迫害。整个结局留给读者无限的遐想：当邵斌进入到县宣传部后，他会和其他人一样的同流合污还是依旧坚持自己的底线与他人格格不入？同时，非常讽刺的一点便是邵斌依旧被禁锢在他所在的小城市里，而这次，这是完全出于他自己的意愿。他终究还是没有逃出这个“池塘”。他只是在整个“生物链”往上爬了一层，这便是体制的可怕之处，把它的对抗者转变成它的侍从，这不仅仅是体制下的无奈，更是体制下的悲哀。邵斌到最后也没有从整个“池塘”里跳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