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要求，包括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党派、不同阶层的全体公民。提倡在宗教界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是执政党治理社会的内在要求，也是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基本需要。

关键词：民族；党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D61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2921（2015）06-0018-04

收稿日期：2015-09-07

作者简介：陈凤林（1968-），女，宁夏中宁人，宁夏社会主义学院民族宗教理论教研室副主任，教授，主要从事民族宗教理论政策研究。 一个社会，需要主导价值观去凝聚价值共识、去引导社会成员的目标和追求。中共十八大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全体中国公民确立了共同理想信念和共同道德规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实现的长远战略举措。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要求，包括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党派、不同阶层的全体公民，本文所涉及的实践主体是特殊公民——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本质在社会价值领域的集中体现

价值通俗讲就是客体对主体的意义和效用。“价值的本质，诚如马克思所说，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价值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一种基本关系”[1]。价值具有主体性，一定的价值关系必然存在是满足谁的需求的问题。社会主体是多元的，社会主体的价值选择也是多样的，不同的阶层、群体和个人，价值选择是有所差异的。

价值观是主体对价值所持的立场、观点和态度。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2]。“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3]。社会生活中，由于社会经济构成、社会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分配方式的不同，人们的利益关系必然是多样化的，社会不同群体和阶层必然存在着多元化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追求。所谓社会核心价值，必须能够满足社会中最主要阶层、群体的最根本利益需求。社会核心价值观在社会中起主导和引领作用，其作用在于反映社会关系的价值本质和引领社会发展的根本方向。

任何社会形态都有与其社会存在相适应的社会主导价值观。奴隶社会核心价值观是森严的等级观念，中国封建王朝时期社会价值观是“三纲五常”，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则奉行自由、平等、人权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从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出发，社会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必须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经过长期实践探索，中共十八大明确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制，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三个倡导”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相契合，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成果相衔接，是我党凝聚全党全社会价值共识作出的战略选择，它科学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和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是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体公民必须遵循的共同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

二、为什么提倡宗教界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宗教界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是执政党治理社会的内在要求，也是宗教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健康发展的基本需要。

（一）从执政党立场看，当代社会转型背景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迫切需要对多样化的利益需要和社会价值观进行必要的整合和引导，这是由价值观的基本属性和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特殊性决定的。

首先，价值观的主体性决定了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必须对多样化的社会价值观进行整合和引导。价值观的基本属性就是主体性。同样的事物，对这个人是有价值的，对那个人则是没有意义的，这说明社会上的人群的价值取向是多样的。多样化是人类社会价值观的常态。任何一种社会形态下，人们的价值观并不是整齐划一的，而是千差万别的。在思想观念领域，如果社会治理者不加引导，任何一种宗教学说、哲学学说或道德学说都很难得到全体社会的认可，就像罗尔斯所说，“民主社会的政治文化总是具有诸宗教学说、哲学学说和道德学说相互对峙而又无法调和的多样性特征……自由而平等的公民——他们因各种合乎理性的宗教哲学、哲学学说和道德学说而产生深刻分化——所组成的公正而稳定的社会如何能长治久安？”[4]罗尔斯提出解决的办法是寻求建立公共理性。在社会价值观领域的公共理性是什么呢？就是社会核心价值观。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显示，理性的社会治理者通常会建构与社会相契合的核心价值观，对多样性的价值观进行整合、引导，使社会形成价值共识。

中国古代的先贤圣人，正是深刻认识到了人性的不足和人类价值观的主体性，提出了各自的治世主张，核心不外乎塑造和建构一种能够统摄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达成社会价值观的统一性，减少社会的矛盾与冲突。从这个意义上讲，各种宗教的出现、中国的儒家、法家等人文学说、近代西方的人文主义学说，出发点就是塑造一种价值体系，教化和引导人类。整个中国封建帝国时代，统治者皆能认识到整合社会价值观的重要性，从“三代”的宗法制度、西周的“礼制”，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汉代以后的儒、道、释并行，莫不以塑造社会核心价值观为重点。中国的封建制度为什么历经两千多年不倒，恐怕与仁、义、礼、智、信、忠、孝等这些由儒家思想所塑造的社会价值观对社会的凝聚作用有很大关系。老子讲，治大国若烹小鲜，主张治理社会应采取温和的社会政策，以民为本，不劳民伤民。笔者个人的理解是，要把这一锅小鲜烹制出鲜美味道，少不得用盐和佐料来“调和”，这就是治理者要善于通过塑造社会核心价值观来对社会进行引导和规范。中国共产党就是认识到了价值观的主体性，通过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对当代中国社会多样化的社会价值观进行整合、引导、规范，引领社会达成价值共识，凝聚社会力量。

其次，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迫切需要对各种不同的社会价值观进行引导。中国社会的转型起初是受了西方外力的作用，后来经历了内部的社会革命，可以讲，转型是外力和内部自我解构的共同作用。外力作用主要是西方思想文化、物质生产方式、技术、制度的传入，给中国社会带来冲击，引发了中国社会深刻的社会变迁。内部的自我解构，则是在外力的影响和作用下，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社会制度、生产方式、技术手段等进行反思、批判甚至自我否定。如果说清末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自上而下的改良改革是反思，那么，从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些社会革命发展的过程中无一例外发生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局部或全面的否定，传统宗教、儒家思想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批判，由这些思想文化体系所塑造和建构起来的中华传统价值观被贴上封建社会的标签遭到遗弃，中华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历经几千年后在近代一百多年内发生了变化。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和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在社会变革中发生解体，传统的社会价值观在外来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冲击下和内部自我否定的双重作用下逐步解体，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生活方式空前多样化，社会阶层剧烈分化，不同社会阶层的经济文化水平失衡，人们对生活方式产生了各种不同的价值选择，价值取向多元化，健康积极的，消极颓废的，腐朽没落的，最令人担忧的是大众特别是富裕阶层、青年一代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正逐步向西方社会靠拢，中国社会内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价值观迷茫。一些领域道德失范，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蔓延，封建迷信和黄赌毒等丑恶现象沉渣泛起，假冒伪劣欺诈成为社会公害，文化领域危害青少年健康的东西屡禁不止，腐败蔓延，党风、政风、社会风气恶化，国人信仰缺失、自我恶性膨胀，物质、金钱成为社会大众的追求和行为驱动力。人们的生活方式是由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来主导的，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在这个意义上，塑造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多元价值观进行整合、引导就成为当代凝聚价值共识的必然选择。

众所周知，在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宗教有自己的信仰体系、伦理道德体系和实践规范，与社会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是有差异的。但作为执政党，从来没有、也不能将宗教这一社会实体排除在社会主义体系之外，相反，承认其重要社会主体的地位，在爱国统一战线的框架下，注重发挥广大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劳动者、建设者和拥护者作用。汇聚社会各方价值共识的最大公约数，不把宗教排除在外，要使其对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发挥引领和导向作用，不把宗教排除在外，必然地也要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宗教领域中发挥作用。

（二）从宗教立场看，宗教界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必然要求

适应社会是宗教生存与发展的黄金法则。纵观宗教发展的历史轨迹，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脉络就是：宗教能超越它所发端的地域向外发展，或者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平稳发展，那么就一定具备适应特定社会及其历史条件，从政治、文化和社会不同方面对所面临的环境作出适应性选择的本领。

从政治视域看，宗教发展的过程中总体是经历了一系列“处境化”的选择。人类社会早期是宗教主宰社会，宗教形态就是政教合一。后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主观能动性逐步增强，在人类理性战胜对自然的恐惧后，宗教逐步走下社会金字塔的塔尖，在对世俗王权的妥协中以政教合作的姿态呈现于世，或是一种宗教被定为国教，或是政主教从，为王权建构合法性。近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现代生产方式的大踏步前进，人文理性逐步主导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宗教逐步淡出政治领域和许多社会公共领域，政教分离成为现代社会新型宗教与社会关系的基本模式。宗教适应政治，最典型的良性互动就是佛教东传。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的最初几百年，强调佛法大于王法，主张沙门不敬王者，这实际上是对中国政治的一种抗衡，表现出不合作、不妥协的态度和立场，其结果是佛教最初在中国的发展举步维艰，被贴上外来宗教的标签，很难融入中国社会。后来，佛教界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政治现实，改变立场，选择了顺应中国政治的路线，佛教在中国才走上了顺利发展之路。基督教作为世界上三大宗教之一的历史是从东方（巴勒斯坦地区）进入西方（罗马）开始的，主动顺应罗马社会，确立“凯撒的归凯撒，天主的归天主”的态度和立场。

从文化和社会视域看，宗教发展的过程中也是普遍地经历了一系列处境化的抉择。因自然地理和人文环境不同，宗教具有多起源和多样化的特征。任何宗教都是从某个特定地域开始的，世界性宗教是地方性宗教突破地域发展后逐步形成的。宗教之所以能够突破地方性而发展，在于宗教的两个特质：一是自身信仰的超越性，能够提供自然界、人类社会存在的“恒久”的“意义解释”，即能够为人提供生死的缘起、终结的解释；二是借助自身信仰体系所描绘的宇宙自然和人类存在状态，在人生的此岸和彼岸架起一座桥梁，为人类生存提供动机和力量，并且依据信仰体系的实践建构神圣世界与人间社会的良好秩序。一种宗教如果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都能被认为是“理性的”“合乎实际的”，就有向外传播和发展的可能，这就是一些地域性宗教突破一定地域范围发展的原因之一。在世界性宗教发展过程中，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信仰者并不能够完整地保持宗教原初的面貌和状态，宗教在走出故乡后在异地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这充分表明，宗教要“普世”发展，始终是需要与时俱进与地域化。一些宗教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的改革以及新教派的产生、神灵体系的调整，无不是宗教顺应社会历史条件变化的结果。

纵观各大世界性宗教向世界传播的历史，既是从“地方”走向“普世”的历史，也是从“普世”走进“地方”的历史。佛教东传，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分化出具有地域性文化特征的藏传、汉传、南传三大系，每个系统内又根据对佛法的不同理解形成不同派别。[5]基督教由犹太文化圈进入希腊罗马文化圈，拉丁化、希腊化是它在罗马立足、向“普世”宗教发展迈出的第一步，也使它由东方宗教变成西方宗教。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第一次是唐朝贞观九年（635年），阿罗本主教携圣经到长安，受到唐太宗礼遇；第二次是元朝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蒙德高维诺作为宗教使节到大都，得元成宗接见并留其在华传教，获准建造教堂；第三次传入是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耶稣会士罗明坚、利玛窦等获准到肇庆、南昌、南京、北京传教。这三次都是和平传教，进行了多领域的文化交流。尤其是利玛窦，是基督教主动适应中国社会文化的先行者，其传教采取政治适应、文化适应和社会适应的策略，主张基督教徒尊重中国传统，敬天、祭祖、尊孔，成功使天主教立足中国。遗憾的是他的后继者废除了利玛窦的策略后导致了“礼仪之争”，导致百年禁教，断送了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

适应社会依然是当代宗教发展的基本选择。在当代中国，宗教要持续健康发展，必须要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社会主义社会是人民当家做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体现当代中国最广泛社会阶层根本利益的价值追求。现阶段，人民是指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是人民的一份子，不能因为信仰上的差别独立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之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宗教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各宗教要清醒认识到自身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正确定位，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适应现行社会体制、法治管理、社区结构和社团形式，积极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靠拢，发挥宗教实体的社会引导和教化功能，自觉引导广大信教群众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总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全体公民的价值遵循，也是宗教界和信教群众的价值准则，唯有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形成良好互动，宗教才能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袁贵仁.价值观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5-6.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91.

[4]约翰·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M].万俊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3.

[5]何其敏.基督教文化应努力适应地方社会文化[N].中国民族报，2015-3-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