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功

编辑与作者的交往，是编辑出版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按照哲学化的说法，编辑与作者是编辑出版过程中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最近重读人民文学出版社有关史料，体味几桩编辑公案中因编辑修改稿件而与作者产生的恩怨契阔、是是非非，对复杂微妙的编创关系以及其中编辑“何以自处”的身份定位与甘苦，更有深一层的理解。

从事外国文学编辑工作三十年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苏福忠，出版了自己的编辑经验谈著作《编译曲直》（商务印书馆，2014），这是一本非常有意思、有意味、有意义的文字鲜活之书。开卷第一章即为《编辑这个职业》。与当下诸多编辑出版学理论著作中将编辑无端拔高、定位为种种“高大上”的形象与角色不同，作者平实地认定“编辑是文字工作的守护神与清道夫”，编辑的使命只是如此几件事：改正错误、改掉病句、正确使用标点、把关注释、润色文字。其他暂不说，就说“代人捉笔”和“代人修辞”这两种编辑工作中经常出现的做法，“实质上都是超出了编辑职责范围的业务”。“代人修辞”，作者举的例子，是编辑将当代作家孙犁的名篇《荷花淀》中“女人们到底有些藕断丝连”径改为“牵肠挂肚”而导致生性散淡的孙犁愤而上书要求改回的事；“代人捉笔”，作者举例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名编辑龙世辉将一堆粗糙的《林海雪原荡匪记》手稿，打磨成名垂书史的《林海雪原》这一经典编辑案例。熟悉当代文学编辑出版史的人大多知道，因为作者丰富的战争经历，《林海雪原》的原稿有着革命英雄叙事天然的可读性，但毕竟初事长篇写作，作品艺术与文字并不尽如人意。苏福忠在文中说，梦想当作家的曲波把这样的原稿投到出版社来，“按今天出版业的风气，他的稿子死定了，没有人会对一摞原始材料感兴趣”，但是，那时候的编辑“空想非非，以为只要我们扶持‘红花，‘红花就会永远开下去”。曲波在应出版社要求修改过一次后忐忑交稿时仍自谦地表示：他只读过六年书，改起来有一定困难，恐难达到要求，还需要出版社进一步加工。像大多出书心切的作者一样，他委托编辑部对稿件全权处理。出于编辑的责任感与对文学的热情，更出于那个年代把编好革命英雄史诗当作党交代的政治任务的高度觉悟，龙世辉费时三个多月，孜孜矻矻，全力投入，修改增删，整理编校，终于将小说打理得像模像样。小说出版后，一炮走红。一举成名的作者曲波为表示对龙世辉为人做嫁衣的感谢之情，特意挑了一精装本赠送给他，并在扉页上郑重致意：“在英雄们事迹的基础上，加了您和我的共同努力，我们的友谊和它一起诞生。”当时的社长王任叔调阅了饱含着龙世辉心血的编校样稿后，下令正式授予他编辑职称，工资提升两级。一部《林海雪原》，成就了作者、编辑与出版社，可谓皆大欢喜。

20世纪50年代至“文革”，文学成为社会情绪表达的重要渠道之一，梦想当作家几乎成为社会的一种时尚。而由于革命战争甫定、语文教育程度较低等原因，从各行业冒出的作者写作水平普遍有限，作为职业把关人的编辑为热情有余而水平不足的作者费心改稿，成为文学编辑出版界的突出现象。从文字规范方面不厌其烦的细节修改，到《林海雪原》《红岩》等革命史诗编辑出版过程中的“深度介入”，再到“工农兵作家”“三结合”写作等特定历史潮流中编辑为扶持“文学新人”而勉力甚至违心以从的尴尬与无奈，在特定的历史时代，构建起了一种特定的编创关系。如今回望总结，对于龙世辉与曲波这样密切合作却边界稍显模糊的编创交往，苏福忠理性地认识到：“功劳归功劳，编辑与作者建立这种关系，却不是开了一个好头。因为后来在政治高压下发展的情况是，编辑不管怎么要作者改，编辑自己怎么改作者的稿子，都视为正常。随着政治上的紧箍咒越来越紧，这种专业上的修改转变成政治上的修改，而且理所当然……编辑和作者的这种特殊关系并不正常，只应该算作新中国历史上的一种特殊现象。”苏福忠所反思的，是编辑与作者关系不正常导致编辑充当政治工具而丧失主体性这一可怕后果。其实，这种不正常的“友谊”能否长期维持以及编辑能否真正获得作者尊重与职业尊严，亦很可疑。事实上，没过多久，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革命至上”的政治氛围中，马上有读者指出《林海雪原》中关于少剑波和小白鸽的恋爱情节有小资产阶级情调，亦有专业批评家认为爱情描写“累赘，损害了小说”。说起来，小说中的爱情描写，本是龙世辉在编辑过程中费力帮助作者将这一情节丰满完善的重点部分。1959年小说再版时，经过反思的龙世辉接受了读者意见，抱着后出转精的编辑职业追求，决意对小说进行修改。恰逢曲波出差在外，龙世辉就没有征得其同意，像初版时接受“委托”而自由编辑一样，自行对书中的恋爱情节做了删节修改以淡化爱情描写色彩。孰料再版后，见到样书的曲波大怒，告到出版社的上级，龙世辉因此受到了严厉批评。当代学者李频在其成名作《龙世辉的编辑生涯——从〈林海雪原〉到〈芙蓉镇〉的编辑历程》（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中，对小说编辑过程中曲折艰难的历程有着精彩深入的编辑学分析。尽管对龙世辉的编辑功夫与贡献心存敬意，但“作品总是属于作者的”，李频对龙世辉“自信”处理《林海雪原》再版本时的斧凿之举，仍认为“终究是一个误区”，“贴上否定性的标签而又出示警惕性的黄牌，并不是由于非出版科学的原因，而是对出版科学规律的尊重”。与研究者李频的理性相比，编辑同行对龙世辉因擅作修改而招致作者不理解的苦衷，可能更有着一份“了解之同情”。曾为龙世辉顶头上司、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的韦君宜在纪念“老龙”的《负疚》一文（收入《思痛录》修订本）中，对其遭遇委婉地鸣不平：“那位告他擅改作品的作家，过去没有名，自己能编故事，而文字欠佳。老龙帮他改，常常改完了再给作者看，甚至不给作者看。作者视为师友。没想到这次再版的时候，老龙想起一段该改的，还用老办法改，可是作者已经出名，今非昔比，就告了那一状。”

名编辑龙世辉与作者由亲密合作转而产生冲突的例子，还有新时期他为湖南著名作家莫应丰编辑名著《将军吟》引发的案例。因为小说对“文革”深刻的批判与否定，书稿出版之前，争论颇多；在当时特定的情境下，出版更需要极大的勇气。龙世辉费了极大力气对书稿推敲修改，书名亦经他建议由《将军梦》改为《将军吟》。在修改的过程中，按另一位编辑刘炜的回忆说法是，个性极强的“作者并不是出版社要他怎么改他就痛痛快快地照改的”。小说出版后，1980年获得首届茅盾文学奖，颁奖大会还特意邀请编辑龙世辉作为代表参加，一同分享殊荣，这可谓是对编辑劳动的认可与尊重。但在颁奖大会上，莫应丰发言时，却出人意料地提出批评：“什么是创作，创作就是写出不同于任何人的作品，不是那些人家说什么你也说什么的话。可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文学编辑部有的编辑，看到有创造性的作品动手改，让你改，改得既不像这个的，也不像那个的，把创造性都砍掉了。”言语刺耳，本拟发言的龙世辉听了，顾全会议而隐忍未发言为自己辩护，只是当场向主持人声明“莫应丰的讲话是冲着我来的”，并中途退出会场。后来，尽管莫应丰间接向龙世辉道歉，承认发言有错误；两人仍如以往一样友好合作，但龙世辉心中依然留下了难以平复的创伤。1983年5月，他在《试论文学编辑》中写道：“默默无闻的编辑是应该受到人们尊重的，就好像其他任何职业、任何劳动者应该受到尊重一样……有人求编辑帮他修改稿件，并写下了看来似乎感情真挚的话，‘我们的友谊和它（指作品）一起诞生。一旦作品受到欢迎，出了点名，编辑再改动他作品中明显不妥的地方，就利用他刚刚得到的一点声誉，告编辑的状。有人的作品，经过大大小小的编辑提意见修改发表得了奖，他站到那个讲台上，竟说编辑打击、挫伤作者的积极性，压制创新。他的作品得了奖，编辑反而成了罪人！作品发表了，编辑却要挨骂受气。”旧事重提，虽然龙世辉一再强调“不是为了替编辑出气。也并非不承认编辑的意见和做法有时可能失误”，但对自己因改稿而受的委屈，明显仍然意气难平。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作者都对编辑的修改与用心有所拒斥。有着“内蒙文学之父”之称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名编辑王笠耘，曾经编辑一部反映新疆边防生活的长篇小说。原稿有两章，完全叙述维吾尔族民间长诗《玛纳斯》。它不仅与整部小说没有任何有机的关联， 而且还无端打断了原来的情节。作者不是个难说话的人，但敝帚自珍的心理谁都有，他当然不愿意删掉。他对王笠芸说：“你不是也认为这两章很精彩吗？ ”“你不是还提醒我， 对精彩的部分， 千万别随便删掉吗？ ”王笠芸确实这么说过。对具体文字表达赞叹，又常常担心作者在删节中过犹不及，编辑都有着这种真实复杂的心理。作者借势提出要求：“既然精彩， 那就留下吧。”王笠耘想了一想，幽默地对作者说：“我有一块高级彩缎，很名贵，想送给你，请你缝在你这身蓝布中山装上，你……”还没等王笠耘说完，作者就打断说：“我想通了。删！”王笠芸高超的说服技巧，加上作者一点即通的领悟能力、从善如流的通达态度，才成就了这样的编创佳话。

“就是帮作者修改稿件的”，很长时间以来这几乎成了社会对编辑群体的基本认知。理想的情况下，编辑可以“文责自负”为名避免因误改作者原稿而“犯错误”。只是，大多数情况是，面对需要加工的书稿，编辑除了与作者达成共识、尊重作者，还出于对读者负责的职业良心而无法放弃自己编辑实践中的价值判断与主体精神，因此难免与作者形成冲突。构建良好的编创关系，既需要编辑专业认真的职业态度，还需要作者的宽容理解。除了任劳，还得任怨，这几乎是编辑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