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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晓东散文三章

2015-05-30朱晓东

参花(下) 2015年7期
关键词:西柏坡延安姥姥

外婆

唱《外婆的澎湖湾》时,我的外婆还健在。按东北的习惯叫法,我们对她老人家不叫外婆,而是叫姥姥。如今,姥姥已作古多年,但每当听到《外婆的澎湖湾》这首歌时,自然会禁不住想起我姥姥,自然也竟至泪眼朦胧了。

姥姥高寿,无疾而终于1987年,享年93岁。

姥姥生于女人大多只有姓氏没有名字的晚清年代。匪夷所思的是,姥姥没有按惯例叫“姜张氏”,而是出乎寻常地起有自己的学名——张淑清。

姥姥是一个地道的土著关东人,生养她的地方,没有椰林、海浪、沙滩、仙人掌,有的只是黑色的土地、金黄的玉米、黄澄澄的大豆和火红的高粱。夏日,这里有一望无际的青纱帐;冬季,这里是苍苍莽莽的北国雪野。这个地方叫“官地”,其由来似无可考,名不见经传,隶属于松辽平原,现由吉林省长春市双阳区齐家镇管辖。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村落,姥姥生于斯,长于斯,最后亦长眠于斯。

姥姥是一个典型的农村妇女,她的生命就像生长于黑土地上的庄稼一样,朴素而平凡。然而,由于生于乱世,使得她一生坎坷多磨,饱经风霜。是贫穷困苦孕育了她坚韧刚强的性格,是愚昧落后激发了她聪慧敢当的潜能。她前后经历了清朝、北洋军阀、中华民国、伪满洲国、新中国等多个政权时期。在她的青年时代,就亲身体验到了沙皇入侵、日寇进犯、盗匪蜂起的动荡岁月。她所在的官地村地处饮马河畔,位于吉林市和长春市两市之间,战略位置重要,是故,内忧外患首当其冲。在十几年间,俄国毛子、日本鬼子、东北胡子就曾相继进村骚扰。当年,每当兵匪入村,全村的青壮妇幼都纷纷躲避起来,唯有年轻的姥姥临危不乱,主动留守在村,出面与兵匪应对,她就像《沙家浜》里的阿庆嫂,既机智又果敢,凭其过人的大智大勇,与凶恶的兵匪巧妙周旋。也许是天公照应,或是姥姥的凛然正气,村里每次遇险,总能在姥姥的斡旋下逢凶化吉,使官地村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得以保全。姥姥当年与兵匪斗智斗勇的故事,在我童年的时候就早已深入心中,让我敬服。

姥姥的坚强性格是一般的妇女所做不到的。姥姥一生共生育三男三女六个子女,极其不幸的是,其中三个儿子都是在二十多岁前正值青春年华时,相继病逝。三个女儿中大女儿也在不到五十岁时,英年早逝。二女儿因为丈夫1957年反右时被错划为右派,受株连遭迫害,全家过着长达近二十年的困苦生活。接连遭逢不幸,姥姥没有被压倒,更没有丧失对生活的信心。她顽强乐观豁达地生活着,在同我们一起生活的二十多年间,我从没见她明显地流露过颓丧、伤悲的神态,尽管她的内心深藏着那么多的痛苦与辛酸,却很少见她流过眼泪。只有一次,那是1976年毛主席去世时,我发现,从不流泪的姥姥,竟一个人躲在厨房里,老泪纵横,哭声是那么的悲痛,那么的动情。我敢说,姥姥对毛主席的感情是真挚的,她比毛主席小一岁,对毛主席的热爱和崇拜没有半点的虚假。

姥姥虽是个农妇,却很有文化,尽管她一天也没进过学堂,却凭着聪颖的天资和勤奋自学,认识了很多汉字。我很小的时候,就听她背诵《三字经》《百家姓》,听她讲杨家将、岳飞、隋唐演义等历史故事。她讲故事非常形象生动传神,经常是边讲边唱,并配以表情和手势,让人听后记忆深刻,经久不忘。“文革”之初,我家墙上贴满了毛主席语录和诗词,姥姥不仅全都能认读下来,还一字一句地教我,使我提前认识了很多字,我现在所认识的很多字,都是我学龄前姥姥教我的,因此,我真正的启蒙老师不是别人,而正是我的姥姥。她老人家不仅与我有浓浓的血缘关系,更有着厚厚的师生情谊。姥姥是在我出生后从官地老家来到我家。从此,作为我家的当然成员一直生活在我家,帮助整天忙于工作的父母,把我一手拉扯大。我兄弟姐妹六人,她独对我格外偏爱。不怕人笑话,我十岁时还睡在她的被窝里。姥姥不仅教我识字,还教我立志。她虽然说不出“知识就是力量”那样的话,但平时的言语中却充溢着对文化知识的强烈渴求与崇尚。她从我上小学的那时起,就勉励我长大后要考大学,一定要成为一个有学问的大学生。这种勉励或鞭策,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我,真是有耳提面命的味道。就是在学校停课闹革命的年月里,老人家也没有放松对我的这种勉励。好在我能谨记她的教导,读书学习没有荒废,终于在恢复高考制度后的1980年考取了大学。记得当我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姥姥高兴的心情无以言表,就像自己金榜题名一样。

姥姥到了耄耋之年,依旧关心国家大事,每天读报看电视新闻,虽然已是90多岁高龄,但还能清楚准确地说出当时各国领导人的名字。她老人家才真正是活到老学到老的楷模。

姥姥对生命有着深挚的热爱,她幻想着生命的永恒,希望生命之树常青。然而,自然规律无法抗拒,在那个深冬风雪之夜,姥姥带着“还没看够新社会”的遗憾,永远地闭上了她的双眼。虽然,她老人家的驾鹤西去属于寿终正寝,但是,留给我的却是无尽的思念,此情绵绵!

西柏坡纪行

是好奇心驱使我一定要去西柏坡看一看。

中共历史上被称为“圣地”的韶山、井冈山、遵义、延安、西柏坡,至今我还有两个地方没有去过,一是西柏坡,一为韶山。于是,我计划近年间争取把这空白补上。

2011年,正是中共建党九十周年。局机关党委破天荒地组织了一个由12人组成的“红色旅游团”,拟前往西柏坡考察学习,我有幸是成员之一。

6月12日晚,我们一行怀着对“圣地”的向往之情,登上了南去的列车。

13日中午,我们抵达此行的第一站——河北省会石家庄市。大家未及洗去征尘,就张罗着去看赵州桥,称来石家庄不看赵州桥是个遗憾。于是,带队的头从善如流,顺应民意,说看古迹也是长知识受教育,便遂了大家的愿。

赵州桥,位于河北赵县,距石家庄市东南40公里。这座在世界建筑史上都有极高地位的桥,是由隋代工匠李春建造的、堪称世界上最早的敞肩式大型石拱桥,这座著名古桥曾被写进我国小学课本而广为人知,它历经1400多年的风雨洗礼,至今仍然巍然挺立,岿然不动。当我们一睹它的真容,并脚踏其桥身的刹那间,一股对古代中华民族伟大智慧的赞叹之情不禁油然而生。我们在赵州桥展览馆内盘桓徜徉,瞻仰馆存历代修建赵州桥所用的石料以及其他古迹遗存,大家对人类历史的变迁和时代的更替不免产生沧桑之感。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中华文化遗产,赵州桥当之无愧。

6月14日早晨,迎着旭日阳光,我们一行开始向“革命圣地”西柏坡行进。汽车由华北平原向太行山脉方向徐行,大家都是第一次去西柏坡,心情很是急切,望着车窗外稍纵即逝的景物,每个人的心都早已飞向那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所在。

90公里的路程,由于修路,汽车行驶了3个多小时。当象征西柏坡——一个巨臂托起太阳的大门景观映入眼帘的时候,时间已是上午10点多钟。我们首先来到西柏坡纪念馆广场,但见广场正中矗立着五位常委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的巨幅铜像。这座高2.5米的铜像,是中央美院师生采取写实的艺术手法创作监制的,五位领袖神态自如,满怀喜悦,赴京建国,象征着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新的更大的胜利。塑像底座正面标有:“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八个鲜红的大字,与铜像交相辉映,异常的灵动和醒目。据解说员讲,这是老将军黄镇1988年来西柏坡时的亲笔题字。

我们争相在五常委雕塑前摄影留念,之后便去参观西柏坡纪念馆。这座纪念馆建于1977年,馆名由邓小平亲笔题写。馆内展品内容丰富,十几个展厅陈列的革命文物、史料、蜡像、图片等共2000多件,集声光电手段为一体,全方位、立体地展现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在西柏坡的10个月的时间里所发生的惊天动地的改写历史的重大事件。在纪念馆内,首先观看了《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大型文献纪录片,真实的历史镜头,波澜壮阔的画面,把我们带进了那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看罢录像,大家无不沉浸在对革命历史的缅怀之中。接下来,在讲解员的引导下,大家依次来到各个展厅,伫足在每件历史展品前,久久凝视那些浸染着历史烟尘的革命文物,仿佛在感受新中国的脚步在缓缓地向这里走来。

走出纪念馆,又来到了座落在展览馆南侧的中共中央旧址。这里,参差错落着十多栋平房,普普通通,与当地老百姓的民居无异。据解说员介绍,原旧址由于1958年兴修岗南水库,被水淹没。现旧址是1970年开始修复建设的。对这一点我觉得多少有些失真,甚是遗憾。为了保持历史原貌,当地政府在距离原址的村子北部,按当年的建筑格局和一比一的比例重新修建,修复后的旧址与原来的景象并无二致。这里就是当年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中央军委、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就在这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的旧居分布在其间。更引人注目的是,著名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会址也在这个大院中。就是在这里,当年毛主席作了题为《一中全会以来的形势和任务》的重要报告。也是在这里,他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我盘桓在这个极具传奇色彩的大院里,一间旧居一间旧居地参观瞻仰,这里的简陋,这里的质朴,这里的神奇,这里所传达出的扭转乾坤、震撼世界的力量,让我惊叹不已。难怪中共建政后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傅作义到西柏坡参观后,留下了一句著名的感叹:“看到这里国民党安能不败!”

看着眼前的实景,听着讲解员的讲述,我开始对当年党中央选择在西柏坡作为落脚点,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当年,党中央之所以把西柏坡作为新中国黎明前的落脚点,主要是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一是这里的地理位置优越,战略地位重要。西柏坡处于华北平原与太行山的交汇处,交通便利,风光秀丽,三面环山,易守难攻,是理想的指挥所。二是经济条件好。平山物产丰富,滩地肥美,地宽粮丰,稻麦两熟,可保障机关和部队有充足的给养。正如当年聂荣臻元帅所说:“平山县可称得上是我们晋察冀边区的乌克兰。”三是党和群众基础好,这是一条最重要的因素。平山县革命发动较早,大革命时期就建有共产党的组织。

西柏坡,一个深藏在山坳里土得掉渣的小村庄,你无疑是个传奇;只因传奇,才让所有中国人对你耳熟能详。这里有着太多的“第一个”。新中国第一部土地法《中国土地法大纲》在这里颁布,毛主席在这里指挥了解放战争著名的三大战役,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这里召开,党中央和新中国政府从这里走进北京……这一切的一切,都在雄辩地表明,西柏坡在中国历史上占据着不可替代的地位。“边区的乌克兰”,“新中国的摇篮”,“新中国从这里走来”,“中国命运定于此村”……所有的颂词、赞语,都不溢美,都不过分。西柏坡这个普普通通的小山村,正是以其独特的贡献,彪炳于中国革命的史册,也因之在世人的心中竖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我的延安之旅

这件事要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初,准确地说是1983年,我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当时,学校正要放暑假,有一天吃完中午饭回到寝室,就听几个上午逃课的同学在热烈地议论这个暑假怎么过,几个人眉飞色舞,异常兴奋,当时我并没太在意,后来听说他们要利用假期骑自行车去延安,我才来了兴趣。延安,这个远在数千里之外的带有红色传奇色彩的地方,在我心中确实占有一定的位置,能去那里一游也确是我心中之所愿。自然,我也加入到大家的议论中,表示如果决定下来,我一定去。当时有意参加这次延安之行的同学有六七位,大家都兴奋异常,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可是,到了最后较真的时候,却没有几个人了,有意思的是,当初提出此动议的那几个同学却都说去不了了。究其原因,一个是经济情况不允许,甚至最基本的交通工具自行车都不具备;还有的同学虽然经济上不成问题,但一开始就把这件事当成玩笑开的,没当真事。到最后,真正能去的,就只剩下3个人了,这其中就包括我。另两位是我同寝的张恩国和邻寝的治晓东。3个人经过一番准备,暑假一到就带好行囊出发了。我们身上统一穿着印有“奔向延安”的T恤衫,头上戴着红色遮阳帽,骑着老旧的自行车,从长春沿着102国道,直奔西南方向的延安而去。一路上我们顶着炎炎烈日,风餐露宿,饥餐渴饮,以每天平均250华里的速度,历经10天的时间到了北京。在北京游览了几天后,在是否继续前行的问题上,我们产生了分歧,其实早在来时的路上一些分歧就产生了,由于当时年轻,又都很任性,加上连日的疲劳、天气的燥热,情绪很是浮躁。尤其恩国和老治有时俩人意见不合便赌气骑行,弄得两人一上午都不说话,甚至造成三人走散的不愉快情况。基于此,我心里很不爽快,感觉身累心更累,再走下去就觉得没意思了,违背了我初始的娱乐精神。于是,我提出到此为止,不想再走下去了。同时也劝他俩见好就收。然而,他二人却态度坚决,在表示理解我的同时,还要继续赶路,直至到达目的地。后来他俩果然战胜种种困难,以超常的毅力,终于到达了延安。就这样我中路而返,没有实现去延安的愿望。事过三十多年,每当想起这件事,对当年的意气用事,我就感到遗憾和愧疚,尤其不能原谅自己。不管当时我的理由有多么充分,我都应该和我的同学弟兄同甘共苦,坚持始终。我自认,是我的自私、小气、狭隘、少宽容、没格局,铸成了这个无法弥补的历史性错误,我愧对兄弟,不够男人!

这次去延安半途而废,竟成了我心中的一个结,总想找机会把它解开,了却我当年未了的愿望。

2008年初秋,我应朋友之邀,去山西太原为他们杂志社举办的通讯员培训班讲课,任务完成后,尚余一些时间,朋友问我还想去哪里转转?也许是因为晋陕相邻,触动了我想去延安的心结,我便对他说,想去延安看看,朋友当然赞同。于是,我便携妻踏上了有“三秦大地”“八百里秦川”之称的黄土高原陕境。

取道西安去延安,还有300多公里的路程。为了赶路,这天我和妻特意起了个早。在宾馆门前叫了一辆出租车,先问司机西安至延安一个往返所需费用,回答1000元,我也不讨价还价,说成交。于是就与妻上了车。车上,我与年轻的司机搭讪:“老弟,你贵姓?”小伙子没有回答,却狡黠地一笑,从方向盘上腾出右手来递给我一张名片,我仔细瞧上面的文字,竟是“温佳宝”。我不禁大笑:“哈哈,今天我真是幸运,总理亲自给我开车!”小伙子也乐了,继续调侃着:“不瞒你说,我都当了好几年‘总理啦!”

说笑着,汽车在“总理”的驾驭下,飞驶在西铜高速公路上,我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一边贪婪地追寻着车窗外的景物,一边默唱着那首著名的由莫耶作词、郑律成作曲的《延安颂》:“夕阳照耀着山头的塔影,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春风吹遍了坦平的原野,群山结成了坚固的围屏。啊,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是啊!延安,你这从小就根植于我心中的圣地,多少次在脑海里想象着你的身形、你的容颜,那宝塔山、延河水……今天我就将来到你的身旁,领略你的风采,心中思绪怎能不奔涌翻腾?

一路风光,一路遐想,3个多小时的车程,让我想了很多,特别想起了大学时代那次夭折了的延安之旅。这时,“总理”说话了:“大哥,延安到了!”我赶紧把思绪收回,全神贯注盯着前方。

“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地跳;灰尘呀!莫把我的眼睛挡住了……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儿贴在心窝上。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贺敬之的诗句,此时不正合乎我的心情吗?

进入市区,我们的汽车由西南向东北驶行。渐渐地,右前方出现了那座“巍巍宝塔山”,再往前一些,我的左前方便呈现了一条大河,不用说,那一定就是遐尔闻名的“滔滔延河水”了。

时近中午,“总理”征求我的意见:“大哥,先去哪里?”我有些迫不及待,说:“宝塔山!”不一会儿工夫,汽车就把我们夫妇俩送到坐落在延安城东南的宝塔山脚下。

宝塔山,是延安的标志性建筑,也是革命圣地的象征。从山下的石碑碑文上我得知,宝塔山高为1135.5米,是延安城的最高峰。我们沿着蜿蜒的山路缓缓而上,不到半个小时,便来到了山顶。但见,山上的宝塔,高高矗立,站在远处从底往上数,共是9层,塔身呈八角形,属楼阁式砖塔,内有阶梯,可登至塔顶观光。再看旁边的介绍,方知此塔始建于唐,现为明朝建筑,塔高约44米,傲立山头。走近塔身,绕塔一周,又见塔座开有南北两座门,分别挂着题有“高超碧落”“俯瞰红尘”的匾额,令人徒生超拔之感。可惜此时塔门紧锁,不能登临塔顶,全城风貌未能一览。然此地民间有“只有登上宝塔山,才算真正到了延安”之句,以此观之,我也应算不虚此行了。

为了留住这一时刻,我与妻从多个角度与宝塔山合影,而下山时竟有些不舍,几乎是一步一回头,依依与宝塔作别。

因为只有一天的游览时间,晚上还要回西安赶后天早上的班机返回。所以,时间宝贵,用过午餐后,未及休息,就直接前往此行必去的清凉山。

跨过延河大桥,延河北岸就是鼎鼎大名的清凉山。据说,此山为延安第一名胜,自然与人文景观可览之处尤多。进入山门,拾级而上,映入眼帘的就是崖壁上历代名人的咏诗和题词,古朴大气。选择到清凉山,是因为这里是新中国新闻广播及出版事业的发祥地,作为一个新闻出版工作者,我这次延安之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正是寻根之旅、朝圣之旅吗?在这一别样心情的支配下,清凉山上众多如万佛洞古迹、太和洞道观等景点已均数次要了,因为来延安绝不单纯是旅游,更因为延安的风景绝不是物化的。

我依次在建于山腰上的新华通讯社、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解放日报》社、《边区群众报》社、中央出版发行部、中央印刷厂、新华书店等旧址参观,别有感触在心头。当年,毛主席、党中央就是在这个山坡上,调动笔杆子,配合枪杆子,取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由此,清凉山也被称为“新闻山”。此山作为我们新闻出版工作者的圣山是当之无愧的。我在山上的“延安清凉山新闻出版革命纪念馆”驻足,瞻仰,这是我国唯一一座专业博物馆,馆前矗立一座象征新闻广播印刷出版的三人汉白玉雕像,旁有石碑,上面镌刻毛泽东题词:“深入群众,不尚空谈”四个大字,那龙飞凤舞的毛体书法和个性鲜明的毛氏语言,让人看来备感亲切。

我在山间盘桓,瞻仰,时而漫步,时而驻足,想看的地方太多了,不觉已到下午四时,与“总理”约定的返程时间到了,只好恋恋不舍地与妻从清凉山下来,频频回首,与延河、宝塔山告别。

此次延安之行,因时间仓促,只能是走马观花,浅尝辄止,像杨家岭、枣园、凤凰山、王家坪、南泥湾、鲁艺,还有吴起镇、瓦窑堡等,许多该去的地方都没有来得及拜谒,特别是对延安精神和延安内涵的领会还停留在浅层次上。不过,这也不要紧,不是有句话叫“留点遗憾给下次”嘛。那就把我的这个遗憾留给下次吧。啊,延安,我向你承诺:下次我还会再来,下次,我准备着,期待着!

(责任编辑 徐文)

朱晓东,1961年1月生于吉林省长春市双阳区。1984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曾在省内多部门供职,现在吉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工作。吉林省作家协会会员,吉林省摄影家协会会员,专业技术职务为编审。写作为业余爱好,著有《不惑集》《怡庐夜话》《私人记忆》《出版社长手记》,编著《大学同学》《风流1980》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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