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会上，被视为机会主义代表的张国焘，跟被视为盲动主义代表的瞿秋白多次发生激烈争论，大有无休无止之势。这逼得布哈林出面制止，“就是你们这两个大知识分子在吵架，再吵就把工人干部提拔起来代替你们”。

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党内杰出的理论家、宣传家，但是他却在党内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受批判和贬斥，直至就义多年后，依然是非缠身，难得清白。

与张国焘的争论

1922年初春，瞿秋白随中国代表团参加了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兼任翻译。同年冬，他出席了共产国际举行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并为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做翻译。因此，他得以较早较深地为共产国际领导层和中共高层所了解。在中共已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的背景下，这番经历显然有助于瞿秋白较快进入中共高层。

1927年8月7日，在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指导下，瞿秋白主持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并代表临时中央常委会作《关于将来工作方针》的报告。会议正式改组了中央领导机关，组成以瞿秋白为首的新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党内从上到下，出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愤怒，革命急性病迅速膨胀，使党内“左”倾情绪很快蔓延开来。所谓“‘左是站着斗，右是跪着降”的说法，广为流行。加上中央对形势的判断严重偏离实际，认为当时中国革命仍然处于高潮阶段，而且还在“不断高涨”。瞿秋白不但连续撰文为之推波助澜，而且在他主持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一再讨论和强化这个错误的指导思想。

1927年11月9日，由瞿秋白主持召开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罗明纳兹起草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认为国民党统治已处于崩溃的边缘，现时全中国是直接革命的形势。因而，会议制定了组织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要求农村暴动和城市暴动相结合，并以城市暴动为“中心及指导者”，从而使“左”倾盲动主义在全党取得支配地位，给革命事业造成了許多损失。中央部署发动的两湖暴动、广州暴动和上海暴动相继失败。包括张太雷在内的一批党的重要骨干牺牲了，大量党的领导机关被破坏，参加暴动的工人、农民死伤严重。血的教训，使中央领导开始注意到防止暴动中的盲动主义问题。

从1928年1月12日的《中央通告第28号———论武装暴动政策的意义》发布起，中央开始纠正暴动中的“左”倾盲动错误。4月30日，中央发出接受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的第44号通告，“左”倾盲动错误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基本结束。与此相关，瞿秋白在中共中央一把手位置上的时日，也行将结束。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执委会直接指导下，中共六大于莫斯科郊外召开了。在这次大会上，瞿秋白身为上届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和“左”倾盲动错误的主要责任人，既是大会筹备和召开的主要组织者与主持者，又是大会的主要批评对象，以至被解除（表面上是落选）党内最高领导职务。

促成瞿秋白政治命运发生如此变化的根源，在于共产国际。一方面，就像对大革命失败的追责，必然导致陈独秀的下台一样（当然，其中也有陈不听共产国际指挥的因素），追究“左”倾盲动错误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造成的危害之责，瞿秋白自是难辞其咎。

中共六大开幕前，瞿秋白等先后同共产国际领导人布哈林和联共（布）领导人斯大林，就有关问题进行了接触。斯大林明确告诉瞿秋白，中国革命目前还不是高潮，只有当革命发展到已有胜利可能时，才可以说达到了高潮。在接下来的部分中共领导人和共产国际领导人举行的政治谈话会上，瞿秋白却依旧不承认自己对形势判断有误。他明确表示，不理解斯大林对高潮问题的解释。他确信，中共中央此前在原则上并无错误。在中共六大的发言中，他继续坚持这些观点（他因此受到中央其他同志和代表异口同声的批评）。

在会上，被视为机会主义代表的张国焘，跟被视为盲动主义代表的瞿秋白多次发生激烈争论，大有无休无止之势。这逼得布哈林出面制止，“就是你们这两个大知识分子在吵架，再吵就把工人干部提拔起来代替你们”。张、瞿的对立，给其他代表造成了不良影响，又给了共产国际“指导机关工人化”以新的口实。

以上情形表明，瞿秋白在中共六大上挨批受贬，实在是事出有因。不能出于同情瞿秋白，而过多地把这一结局跟某些个人间的恩怨纠葛扯成一团。

处理李立三问题

1930年9月24日至28日，周恩来、瞿秋白主持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扩大）。会议通过了瞿秋白根据共产国际指示精神起草的《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决议案》，以及《对于中央政治局报告的决议》等。全会改选了中央政治局，撤销李立三的政治局常委兼中宣部部长职务，由瞿秋白接替。瞿秋白还兼任中央农委书记、中央党报委主任，成为中共中央实际上的主要领导人。但是，三中全会没有清算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思想实质，错误地强调右倾仍是党内的主要危险，要集中火力打击右倾。在组织上，错误地批评和处分了曾经反对李立三的何孟雄等人。这给后来党内几股力量反对三中全会及瞿秋白的“调和主义”路线，埋下了根子。

1930年11月18日、22日、25日，瞿秋白接连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一再表示接受共产国际的批评，承认三中全会没有揭露李立三的错误性质是路线错误，而采取了调和的态度，因此要进一步清算和纠正“立三路线”错误。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稍后听取和讨论“李立三同志关于1930年6月至9月间中共领导的政策和关于三中全会的报告”的扩大会议上，全盘否定三中全会，并把主要矛头对准缺席的瞿秋白。主席团委员库秋莫夫、马其亚尔、萨发洛夫、曼努伊斯基、库西宁、白腊昆等人的发言，全都指名道姓批判瞿秋白，指责他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时，“领导了中大（莫斯科中山大学）小团体纠纷”;回国后，“无原则地领导了三中全会”;“以两面派的态度对待国际”，要求“召集四中全会来改正三中全会的错误”。列席会议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张国焘、蔡和森、黄平以及李立三等，也发言批判了瞿秋白。

12月1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致电远东局，否定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的计划，要求中共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其任务是：无条件地执行国际路线，修改和批判三中全会的决议，制止瞿秋白的两面派行为，消除宗派主义等。这份电报，宣告了瞿秋白将被逐出中共中央政治局。

与此同时，中共党内也涌动着批评和否定三中全会的声浪。一时之间，从中央直属机关支部、军委、交通系统工作人员，到江苏省委、全总党团，很快掀起了谴责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包庇、纵容的批判高潮。矛头所向，直指中共中央。不久，瞿秋白退出中央政治局，王明直接进入了中央政治局。

1933年秋，瞿秋白又实实在在挨了一记闷棍。9月22日，“中央”发出《中央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指称“狄康同志犯了非常严重的有系统的机会主义的错误”，“要求他立刻解除自己的机会主义武装，在全党面前公开的诚恳的揭露自己的机会主义的实质”，并且认为各级党部应对其错误“开展最无情的斗争，来教育同志”，“以保证彻底执行中央关于反对五次‘围剿的决议”。

事情是由瞿秋白以“狄康”或“康”的笔名，在《斗争》第49期至第51期上所发表的几篇文章， 特别是《庐山会议的大阴谋———“有组织的饥饿政策”》一文引起的。在“中央”看来，瞿秋白对革命形势估计不足，看不到苏维埃与红军的伟大力量，因此在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新任务面前表现惊慌失措，便来偷运和继续他过去的腐朽机会主义，成了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在“中央”指出他的错误以后，他还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甚至“多方掩饰”。

10月底，在上海出版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周报》，发表社论和署名文章，批判瞿秋白。这便是被称为“《斗争》事件”的大致经过。有人据此断言，这是博古中央在全党范围内发动的一次批瞿斗争。与此同时，博古中央还“作出了令瞿秋白离沪赴赣的决定”———对他进行新一轮的残酷打击和摧残。

（《党史博览》2014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