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靓 郭浩

[摘要] 公司治理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是学者们研究的热点，其中股权集中度与代理成本的问题在公司治理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创业板在我国上市五年多，治理方面面临诸多问题，因此本文以创业板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2011—2013年年报数据为样本进行股权集中度与代理成本的研究。研究得出：样本公司股权集中度的提高能够有效的加强股东对管理者的监管，降低公司的代理成本。

[关键词] 股权集中度；代理成本；公司治理

[DOI] 10.13939/j.cnki.zgsc.2015.08.092

1 引言

在两权分离和委托代理关系的前提下，管理者和股东之间的利益不一致，同时股东不能对管理者实施及时有效的监督，因而产生代理成本，通常称之为第一类代理成本。由于篇幅有限，本文仅集中研究上述代理成本。代理成本必然存在，但其大小是可以控制的，股权集中度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同时也严重影响着代理成本。创业板在我国上市时间不长，在公司治理方面面临着许多问题，以前关于创业板的研究由于受到上市时间的限制，只能采用单一年份的数据进行研究，此外易受行业因素的干扰，因此本文以创业板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2011—2013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针对优化样本公司股权结构，降低公司代理成本提出建议。

2 文献回顾

詹森（Jensen）与麦克林（Meckling，1976）认为在股权高度集中的情况下，控股股东能够与公司利益一致，对管理者的监督更有力，有利于代理成本的降低。此外，如果管理层持股比例提高，那么代理成本也会相应的减少 [1]。格罗斯曼（Grossma）和哈特（Hart，1980）认为，如果公司股权高度分散，各个股东之间“搭便车”的行为普遍存在，对管理者监督力度就会减弱，致使代理成本增加[2]。施莱费尔（Shleifer） 和 维什尼（Vishny，1986）也同样认为股权的适当集中对降低代理成本是有利的[3]。

我国学者研究股权集中度对代理成本的影响也取得了一定成果。宋力和韩亮亮（2005）以沪深两市为样本，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的提高会减少代理成本[4]。李源（2006）将非金融类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他认为股权集中度不同的公司之间代理成本差异显著，而资产规模和竞争强度等都会对其产生影响[5]。宋娟（2013）通过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对代理成本的降低是显著的，而股权制衡对其影响不显著[6]。尤华和李恩娟（2014）以2011年创业板公司为研究对象，发现股权改革缓解了我国上市公司“一股独大”的现象，股权在一定程度上的集中能够起到降低代理成本的作用 [7]。

3 理论分析与研究设计

3.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随着公司的不断发展，不断壮大的还有公司的规模和经营范围，所有者对公司的日常经营开始力不从心，需要借助专业人员来实现对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出现两权分离现象。管理者运用公司的资产，其经营所得的剩余利润却由拥有公司所有权的股东获取，两者之间的利益目标不一致，加上两方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存在，股东并不能及时的对管理者进行有效的监管，必然会使代理成本增加[8]。

若公司的股权高度分散，股东之间就会相互推卸责任。如果股东在日常的经营管理中对管理者实施有效的监督，那么其因监督所付出的成本需要独自承担，而通过监督最终获得的收益却是和其他股东共同分享，每个股东都希望坐享收益而不愿付出成本，因此就易导致对管理层监督疏忽，增加代理成本。若公司的股权能够集中，就会避免上述现象的产生。在这种情况下，大股东会严格监督管理者是否履行其应有职责，从而降低代理成本。在有些股权高度集中的公司，大股东甚至亲自经营管理公司，就能够更好的避免代理成本增多。由于两者之间目标不同，管理者通常会为获取自身利益致使代理成本增加，管理者在日常经营管理中会通过在职消费或其他不当的消费行为增加管理费用，导致管理费用率增高。同时，管理者为了获得较高的声誉，不顾公司的利益进行大规模的扩张，产生过度投资，由于管理者不能享有剩余索取权，通常管理者也会怠于对公司的经营，致使总资产周转率降低[9]。

鉴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创业板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股权集中度与管理费用率负相关。

H2：创业板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股权集中度与总资产周转率正相关。

3.2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按照证监会行业分类标准，创业板中制造业占最大比重，制造业中分为医药制造业、家具制造业等一共31个细分行业。本文选择了创业板制造业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C39）2011—2013年的年报数据，剔除2011年以后上市的公司，共有43家上市公司。本文所有数据均出自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并借助统计软件SPSS19.0和EXCEL2007对数据进行分析。

3.3 变量选取

3.3.1 被解释变量

在股权集中度和代理成本关系研究中被解释变量的选取，国内的文献多依照Ang·Cole（2000）提出的营业费用率和总资产周转率来对代理成本进行计量。李源 （2006）、胡燕鸽（2011）和何凤（2013）等人均是采用上述指标来计量代理成本。因此，本文也选择管理费用率（MER）和总资产周转率（TAR）作为被解释变量。管理费用率是管理费用与营业收入的比值，直接反映出管理者在职消费和其他通过增加管理费用而使代理成本增加的情况；总资产周转率是营业收入与平均资产总额的比值，从产出的角度揭示管理者对公司总资产的管理和经营效率，反映出管理者在经营管理中是否尽心或是否将资产用于非生产性经营等。

3.3.2 解释变量

关于解释变量的选取方面，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本文选取了前N大股东持股比例，N大股东分别取第一大股东（CR1）、前五大股东（CR5）和前十大股东（CR10）。同时还选取了赫芬达尔指数，其中赫芬达尔指数为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平方和（H5）和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平方和（H10）。

3.3.3 控制变量

根据对现有文献的总结并结合样本公司的特征，本文选取财务杠杆（LEV）和公司规模（SIZE）作为本文研究的控制变量。其中财务杠杆通常采用资产负债率表示，公司总资产对数通常用来表示公司规模。

4 实证分析

4.1 描述性分析

创业板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2011—2013年样本数据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从表1中可以看出，样本公司管理费用率（MER）在逐年提高；总资产周转率（TAR）三年的数值相差不大；前N大股东持股比例和赫芬达尔指数这些指标在这三年中均是不断变小，反映出样本公司股权集中度在不断降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虽然在下降，但依然超过了公司股权的1/3；其他统计指标进一步反映了不同公司之间指标差异较大，但变化趋势较为一致。

4.2 相关性分析

相关性分析是在回归分析之前为了初步了解指标之间的关系而进行的分析。表2列出的是指标之间的相关性，从中可以看出指标与指标之间大部分都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其中管理费用率与股权集中度各个指标之间均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总资产周转率与股权集中度各个指标之间均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4.3 回归分析

通过运用SPSS19.0，采用最小二乘法将所选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由于变量与变量之间有较强的相关性，为了避免受多重共线性的影响，下文会分别将每个自变量代入进行分析，得出结果见表3所示。F值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有较强的解释力。

从表3中可以看出：以管理费用率（MER）作为被解释变量时，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CR1）的系数为-0.159，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为负，而其他股权集中度指标（CR5、CR10、H5、H10）的系数均是在1%显著性水平上为负，从而证实了假设1，说明股权越是集中，对管理层的监督就越为严格，管理者利用职位之便进行在职消费等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小，有利于代理成本的降低；以总资产周转率（TAR）作为被解释变量时，股权集中度的各个指标（CR1、CR5、CR10、H5、H10）的系数均是在1%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证实了假设2，说明随着股权集中度的提高，股东之间“搭便车”的行为减弱，股东对管理者日常经营管理的监督力度就会得到提高，管理者对公司的经营更加尽心，最大效率的运用公司资产为公司带来收益。

5 研究结论及建议

通过上述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可以得出下列结论：创业板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股权集中度与管理费用率负相关，与总资产周转率正相关，因此股权集中度的提高有利于降低代理成本。

针对样本公司的研究结论可以总结出三条建议：第一，优化股权结构，建立适当集中的股权集中度。通过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的提高能够使大股东对管理者进行有效监管，避免股东之间因推卸责任造成监管的疏漏，使管理者不能利用职位之便进行在职消费和偷懒以及对公司规模的任意过度扩张，有效的降低代理成本。第二，在公司治理中，要加强对管理者的监管，从而降低代理成本。虽然得出的研究结论是股权的集中有利于降低代理成本，但股权集中的目的归根结底还是对管理者的监管，只有加强股东对管理者的监管行为，才能有效的降低代理成本。第三，增加管理层持股比例。由于篇幅有限，本文并没有对管理层持股比例进行实证分析，但是从理论分析中仍然可以看出，如果管理者成为公司所有者的一部分，与股东的目标一致，就能够很好的控制代理成本。

参考文献：

[1] Jensen M.C. and Meckling W.H.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76：33.

[2] Grossman.S. and O. Hart. Takeover Bids， the Free-Rider Problem and the Theory of the Corporation [M].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1980：42-64.

[3] Andrei Shleifer，Robert W Vishny.Large Shareholders and Corporate Control [J] .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6，94（3）：461-488.

[4] 宋力，韩亮亮.大股东持股比例对代理成本影响的实证分析[J].南开管理评论，2005，8： 32-33.

[5] 李源.股权结构、利益相关者行为与代理成本——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研究[D].广州：暨南大学，2006：151-153.

[6] 宋娟.全流通背景下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对代理成本影响研究[D].长春：长春理工大学，2013：36-37.

[7] 尤华，李恩娟.股权结构与股权代理成本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2011年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4（1）：68-69.

[8] 康丽.我国旅游业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代理成本关系的实证研究[D].海口：海南大学，2013： 12-13.

[9] 何凤.股权分置改革对股权结构与代理成本关系的影响研究[D].长沙：湖南大学，2013：10-11.

[作者简介] 沈靓（1990—），河南洛阳人，河南科技大学管理学硕士。研究方向：会计学。郭浩（1957—），河南洛阳人，河南科技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注册会计师，河南省会计学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