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

摘 要：在现代化进程中，生态问题日益严峻，生态意识的建构关乎人类与自然的共同命运，在与人类意识构建体系密切相关的文学领域中，生态意识的表达也在逐渐成为研究重点。生态意识的唤起在近年来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研究中日益高涨，乡土文学作为农业社会的文化标记在生态书写领域中占据重要地位，尤其在乡土小说中，乡土社会变迁也使生态意识的阐发愈加引起人们的重视。

关键词：乡土文学;生态意识;现代化;社会变迁

生态问题的由来不是新近才发生的，可以说自人类社会出现以来，就伴随着生态问题。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曾一度追求社会的快速发展，生态的破坏则是其严重的代价。这使得人们不断反思人类与自然如何和谐共处，以实现社会持续发展的愿望，这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

在诸多探讨生态问题的范式中，文学的重要性也在日益显现，并发挥了其重要作用。在中国文学题材中，中国乡土小说对生态问题的反思值得一提，“世纪之交中国乡土小说的第五种较为突出的创作现象，就是‘乡土生态小说思潮及其‘生态主义倾向”[1]乡土小说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了其社会功用，“传达生态危机给人类造成的不安与思考，构建新的生态的情感空间与审美形态”[2]。从更广的意义上来说，乡土文学扼守乡土文化的筋脉，从乡土社会的变迁中，阐发对生态意识的认知。

一、我国生态文学研究回顾

生态文学的发展与研究对于我国文学界来说可谓是“舶来品”。在世界文学研究中，生态文学研究最初也是聚焦于梭罗、爱默生等西方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品强调自然环境、大自然以及天人合一的灵性——一种人类在自然中并通过自然能够也应该拥有的生命力”[3]。可见，生态文学作品的主要要义旨在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不过早期书写生态环境的作家更多的是从人类中心主义出发来找寻人类的生存之道。

在随后的研究进程中，生态文学家对生态问题的认识逐渐深入，人类中心观念发生变化，生态文学研究（也称为生态批评）的内涵也在不断的丰富，“生态批评是一个由强调地方、自然和物质世界的作家、批评家和理论家构成的兼收并蓄的群体，该群体试图证实人类（及其文化）与自然之间的互联性”[4]。生态批评在我国的发展经历了不同的阶段，生态文学的名称也各不相同，被频繁使用的术语主要是“绿色文学”、“环境文学”、“自然文学”和“生态文学”，而后国内文学界对“生态文学”这一术语达成共识。

从学术词语的共识达成以及研究领域的逐步扩大可以看出，国内学界中生态文学研究的纵深发展和人们的生态意识在不断提升。“所谓生态文学，主要是指那些敏感地对现代世界生态危机加以揭示，对其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加以批判，对导致生态危机的现代文明加以反省的作品”[5]，为使人们的自然意识和精神境界达到一致的高度，为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陈旧观念，生态文学研究范围也在不断的扩大，内涵在不断的延伸。

二、中国早期乡土小说中的生态意识书写

中国乡土文学自鲁迅开创以来就有一个不变的主题，即“乡土文学是作家故乡恋的形象的艺术记录”[6]，故乡则是乡土小说创作中所无法规避的话题。因此，有研究者认为，“生态文学及生态批评不过是“乡愁”更直接的表彰，通过对现世人与自然、社会生态之关系的观念性揭示，试图构筑起一个“家人一体”、情感与精神得以安顿的生态乌托邦的世界”[7]。世界范围内的乡土小说创作之初更多的是对农业社会的歌颂，大多描绘的都是一种静态的“田园牧歌”式乡土社会，很少涉及对工业文明的反思。正是因为如此，“我们认为，乡土小说的重要特征就在于工业文明参照下的‘风俗画描写和‘地方色彩”[8]。在讲求风俗画和地方特色的乡土小说创作中，则一度形成乡土书写与城市书写两个二元对立的局面，但在早期乡土小说创作中，在农业社会还比较稳固的形态下，乡土小说更多的是坚守人文意识的书写。

在中国乡土小说发展历史中，小说创作者对故乡的那种眷恋之情不可谓不深厚，尤其表现在对乡村社会的诗意描写上：沈从文笔下山清水秀的湘西田园景色、孙犁笔下白洋淀荷花映照下的无限风情、“山药蛋派”笔下的苍凉却有力陕北风光等，都有着乡村社会中独有的风土人情。沈从文、孙犁等人笔下的乡土社会中，更多的是表现了一种人与自然诗意的栖居，这与作者所处的时代特征息息相关。沈从文等作者所处的时代工业文明还没有在中国大地上形成不可抵挡之势，农业文明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还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

虽说在农业社会中也存在毁林开荒、水土流失这些生态问题，但这并没有形成在当时社会中广泛关注的焦点。这也使得在那一时代的乡土小说创作中，作者更多着力描绘其记忆中乡村社会中良好的生态环境，宣泄的是乐观的生活气息，凸显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但工业文明的不可阻挡态势打破了这种平衡状态，生态问题也引起了新一代乡土作家的重视，成为其小说创作的重要题材。

三、现代化影响下的乡村社会变迁

乡村社会是中国乡土小说创作的依托和温床，这是中国具有几千年的农耕文明的历史产物。在工业文明席卷世界的强势劲头下，中国走上工业化道路也无可厚非。工业文明对中国的影响，上至国家意识层面，下至百姓普通生活，都与现代化紧密相连，而现代化体现在中国整个社会中，最直观的反应就是城市化建设的飞速发展。这就导致了一种无奈的现实：中国城市化与农业文明之间的碰撞。用冉云飞的话说则是：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论证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在传统乡土社会中“乡村里的人口似乎是附着在土上的，一代一代的下去，不太有变动”、“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9]。乡土社会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同一地方的居住者大多都具有亲缘关系，是一种熟人社会。费孝通先生还谈到中国乡村社会的“礼治”，他认为乡土社会中传统的效力很大，“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地应付生活为前提”[10]。在这种乡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在传统的束缚下大体上都处于一种良性循环的状态，但现代化的进程则打破了中国这种固有的乡土社会格局。

现代化带来的影响我们都有目共睹：乡村建设日益智能化、规范化，农民收入增加、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但随之而来的则是人与人之间感情的淡漠、乡村环境状况恶化、大量农民进城务工导致乡村人口锐减，城市压力增加等等，这些对传统社会都是不可逆转的冲击。植根于乡村社会文化的乡土小说也就回不到“田园牧歌”式的诗意书写，生态问题在近年来的乡土小说创作中关注度也在逐渐提升。

四、新时期乡土小说生态意识变化

当今中国，现代化进程高歌猛进，乡土社会发生巨大变迁。故乡早已不是人们记忆中那个故乡了，乡土的地方特色在逐渐模糊，异域风情也在日趋被城镇化所统一，乡土小说的创作主题也相应发生了变化：经历了从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整体主义的流变。

在现代化进程驱动下的社会变迁洪流中，生态问题成为乡村社会中亟需解决的问题，“典范意义上的现代乡土小说，其题材大致应在如下范围……其三，是以‘生态为题材，书写现代文明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11]，生态问题列为乡土小说中的一大题材，可见其深刻的文学意义。在现代化的影响下，文学创作者更多着力于以文学之力来引起社会对环境和生态的关注，使人们反思自我与自然的关系，以期重构一个理想的人类生存环境，达到人与自然的整体和谐。

罗斯尔顿的生态整体主义观念认为：生态整体观的基本前提就是非中心化。有人严厉批评罗斯尔顿所主张的“牺牲个体的利益而满足整体的利益”，认为其破坏了对人类个体的尊重，视其为“生态极权主义”和“环境法西斯主义”。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人类是否可以做到超越人类中心主义而站在整个生态系统高度来考察问题呢？生态问题显然不是理论或者认识问题，而是人如何对待自然的现实或者实践问题。生态也就是自然，生态意识的觉醒就是通过人类实践不断向自然本身的复归。

著名生态思想家泰勒《尊重自然：生态伦理学理论》一书中提出了人类对待自然的四个最基本行为准则：不伤害原则、不干涉原则、忠诚原则、重建正义原则。人类如何与自然处于一种平衡状态，保持一个安全距离，是值得警惕的。姜戎的《狼图腾》一书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算是一部乡土小说，书中人狼的博弈揭示了其背后严重的生态问题，人与狼争夺生存资源的结果让人感叹，也促使人们更多的思考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生存之道，对促使人们更多的关注整个自然界，注重生态的持续发展起了不小的作用。此书的畅销也说明了其具有的社会现实意义：生命平等意识和生物种群共存共生等生态主义思想在社会中引起了重视。

五、新时期中国乡土小说中生态意识书写的现实意义

生态文学在中国文学界中可谓是后起之秀，在中国乡土小说创作中，对生态问题的关注也是一重要的创作来源。生态文学内涵丰富，争议不断，但有一个广为接受的定义，“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的关系和探讨产生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的文学”[12]，这也对乡土小说中生态描写的价值定位有指导性的意义。

现代化进程中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国家、社会以至于个人都在不断的力求改善这种情况。中国乡土小说创作中更多的直面社会现实问题，有其自身的观察视角，生态意识的书写也是时代背景下的强力召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国家大力倡导共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人与生态的和谐正是响应国家号召的现实写照。世界万事万物都处于一个互相联系的整体中，文学也具有牵一发一员而动全身的力量。当人们的物质生活达到一定程度后，精神上的提高对整个社会具有不可小觑的作用，文学作品对于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有其独有的功用，乡土小说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体裁，它对揭露生态环境危机，塑造人们的生态意识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长期以来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过于关注人类自身利益，但人类本身就不是独立于自然界而存在的，人与万物都平等。海德格尔说过：“人不是存在者的主宰，人是存在者的牧人”[13]，著名女性生态学家罗斯玛丽·卢瑟也提出要使人的意识转到地球意识，这些都在不断的要求我们要具有像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思想这种高尚的情怀。中国乡土小说中生态书写的现实意义就在于引导我们对自身所处的环境状况产生共鸣，以形成关注整体社会，改善环境的生态意识，迈向海德格尔所主张的“大地与天空、神性与道德四位一体”的理想社会。

参考文献：

[1][2]丁帆，李兴阳.中国乡土小说：世纪之交的转型[J].学术月刊，2010 （1）.

[3][4]查尔斯·E·布莱斯勒.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M].赵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292-294.

[5]王岳川.生态文学与生态批评的当代价值[J].北京大学学报，2009（3）.

[6]春荣.新时期的乡土文学[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6：3.

[7]王杰泓.原乡情结与中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发生[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4（3）.

[8][11]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19.

[9][10]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3：87.

[12]王诺.欧美生态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13]马丁·海德格尔.林中路[M].孙周兴，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2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