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梅琴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陈嘉庚凭借过人的生意头脑，迅速跻身新加坡富豪之列，并调整了经营方式，将重心放在了橡胶买卖上。不久后的1921年，他又有了一个更大的举措——创办厦门大学。

然而这时候，无度的资本主义自由竞争让整个市场出现萧条，原来很有市场的橡胶也受到了影响。这样的经济危机是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的，陈嘉庚自然不能躲过。

尽管如此，陈嘉庚还是到处筹措建校经费，坚持办学。即便外国财团许诺只要停办学校，就帮他度过经济危机，他还是拒绝了。

四年后的1937年春天，陈嘉庚的橡胶生意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边缘，他终于无力支持，只好无条件地将厦门大学献给当时的国民政府。

这年7月1日，厦门大学改为国立，当时拟聘胡适当校长，但被他婉拒了。于是时任教育部部长的王世杰致电福建省主席陈仪，决定聘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35岁的萨本栋为国立厦门大学（以下简称厦大）的第一任校长。

可就在萨本栋接受任命的第二天，“卢沟桥事变”爆发。萨本栋没有因为战争而改变决定，炮火中，他上路了。

扛起厦大上山

1937年9月初，厦门岛遭日军不断轰炸，厦大也未能幸免。萨本栋给校主陈嘉庚写信表了决心：“即受暴敌加摧毁，继往开来，本栋不悔，自有恢复之责任，破坏我文化机关，属暴敌的一贯政策，本栋遭此劫后，更下最大决心……共同奋斗以期克敌制胜，更图复兴，重加建设。”

为保证师生安全，萨本栋设法将厦大搬到了鼓浪屿上，借用闽南职业学校和英华中学的一部分校舍。这当然不是长久之计。

当时国内的许多大学，差不多都搬到了西南大后方，不过萨本栋却觉得，“东南半壁的高等教育还需要维持”。他到福州和陈仪商量，将厦大搬到闽西山城长汀县。这里地处闽、赣、粤三省交界，离前线较远，又离厦门比较近。

于是陈仪拍板决定，给厦大5000元经费迁校。这年12月20日，厦大正式停课，用了三天的时间，整理出九大卡车的图书、仪器、设备，于24日出发了。

300多名师生就这么翻山越岭，手提肩扛，在土匪随时可能出现、车辆罕见的800里路上，走了整整23天，这才到了长汀。

这才是困难的小开头而已。

当时厦大得到的迁校经费，是所有国立大学的倒数第二名。因为战争，物资紧缺，做什么都得勒紧裤腰带。初到长汀，厦大没有自己的校舍，只好修葺了文庙、祠堂、明末皇嗣的行宫当礼堂、图书馆、宿舍，甚至把旧监狱改成了实验室，租了饭店当教师宿舍，光是做到这些，都费了萨本栋好大的气力，而他作为校长，却住到破民房里去。

学校给萨本栋买了辆轿车，他把发动机拆了，自己动手改装成了发电机，以便学生能够用上电灯。为了筹钱，他求政府、求富户。经费不足的时候，他又带头减薪，只拿35%，让教授、高级职员拿65%，助教拿75%。

1943年全省春旱，厦大却没有受到粮荒太大的影响。这全靠萨本栋平时亲自监督，多方采购，视察膳食情况。他让学生们每天一粥两饭不加限量，早上一勺黄豆或腌菜、萝卜干，中餐一盘水煮青菜，汤里一些简单的菜蔬，每周还有一大块猪肉。萨本栋自己却吃得很寒酸，有时候碰上缺粮，他提前两天先吃上了番薯。

之前在清华大学，萨本栋西装革履，到了长汀，他便常年着中山装，一双旧皮鞋，新同学还当他是学校的工友呢。他和两个孩子的头发，都是他太太理的。在校长的带领下，学生们艰苦朴素，以知识为追求。

法学家邹文海回忆：“萨先生夫妇二人的薪水，仍不足以维持家用，每月一过二十就借薪。他因此十分了解教授生活的辛苦，曾千方百计地想解决这个问题。他以学校节余存储植物油类，以原价定量售予教师。抗战期间，教授艰苦的生活非廉价的食油可以解决，但萨先生的用心大家都为之感激，尤其大家看到萨本栋自己所过清苦的生活，更觉得他为人设想的周到了。”

“要用最少的钱，办更多的事。”这句话萨本栋常挂在嘴边。

为了增加收入，他将学校的粪便承包出去，又自己设计房屋，用树皮代替屋瓦，粗麻布代替窗玻璃，每每下工地视察校舍建设。厦大在长汀八年，逐步扩大效应，后来甚至占据了半个长汀城。

1940年，陈嘉庚回国时视察厦大，高兴地说：“厦大有进步……比其他大学可无逊色。”

他和萨本栋一起到处筹钱，让战时避居一地的厦大多了6万册中外图书、2万册中外文杂志和31间共能容纳600多人的实验室。

长汀虽然偏安一隅，却还是时不时受到日军的飞机轰炸。每次一拉警报，萨本栋就到防空洞口指挥学生避难，自己则到最后才进去。警报解除了，他第一个出来观察情况。

阻止厦大被改名

汪德耀是继萨本栋之后的第二任厦大校长，1941年4月4日，他到达长汀，第二天正好是厦大20周年校庆。

当时的厦大迁到长汀后，正处于上升期。早在前一年的3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就来了征求意见函，希望将厦大改称为福建大学。虽然是征求意见，厦大方面要拒绝也不是件容易事。别以为改名只是小事，实际上，这意味着厦大的废存去留。

厦大师生、校友得知后，都纷纷函电陈嘉庚，希望他能够向教育部表达坚决反对并校改名的意见。

1941年3月29日，时任教育部部长陈立夫游说陈嘉庚，希望得到他的同意，但陈嘉庚并没有表态。行政院院长孔祥熙也做了同样的事，并得到了同样的反馈。第二天的国民参政会欢迎茶会上，陈嘉庚发表了讲话，对厦大改名一事表示坚决反对，还摆出了各项理由。

两天后，陈立夫又去见了陈嘉庚，不过这回，他宣布：“厦大改名一事，从此作罢，以后决不再提起。”

于是4月5日的校庆盛典上便有了这样一幕：萨本栋走上讲台，拿出了一份陈嘉庚发来的电报念道：“国立厦门大学萨校长转全体员生均鉴：改名事，庚不同意，已作罢议，抗战胜利，确信属我，后方重要，还期努力。陈嘉庚叩。”

电报念完，全场掌声雷动，只有坐在前两排的陈仪以及省教育厅厅长、农学院院长、医专校长等人，表面上前来祝贺校庆，实则探听虚实，在听到消息后尴尬不已。不明所以的汪德耀在贵宾席上坐得莫名其妙，便在事后问了萨本栋。

萨本栋告诉他说：“省主席决定把厦门大学与省农学院、省医专、省音专等校合并，改名为‘福建大学，并已上报教育部。怎么办？抗战期间，我不能公开反对得罪地方当局，因此，要讲究策略，不能正面冲突;但为了厦大不被并吞改名，又必须全力阻止。我只好暗中发动师生、校友，并与陈校主联系，请他出面反对。这才巧妙地顶住了省主席的压力，把厦门大学保了下来。”

“我虽是校长，可不会为你徇私情的！”

在2015年的厦大毕业典礼上，校长朱崇实提到，萨本栋当年订下一个校规，每年学生注册报到，过了一个时间点，就马上关门，迟到便意味着只能来年再报到。按当时的情况来看，这规定是很严厉的，毕竟70多年前的闽西交通不便，许多学生从家乡到长汀，路上要走十天半个月，还要面对土匪强盗的突然袭击。

朱崇实说：“就是这样，当时学校定下的这一规定是必须严格遵照执行。许多迟到的同学无法报到痛哭流涕，但是没办法，再哭也没有用，只能第二年再来报到。数十年过去了，这次在台湾，我们的一位老校友又跟我说起这个故事。他感慨地说，当年学校这个规定确实被很多同学痛骂。但是等我们这些学生毕业之后，大家都感受到它给大家带来的好处了。因为有这样严厉的校规，厦大毕业生都特别守时，讲纪律，做事开会从不迟到早退。这样一个好习惯，很受各方的赞赏，这也成为厦大校友事业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萨本栋做事严谨，并且绝不徇私。

当时有个驻长汀的国民党军队军长，登门求情，想让儿子能够免试进厦大，结果被萨本栋严词拒绝了。他说：“欢迎你的儿子通过考试录取后来厦大学习。”

又有个海军司令写信给萨本栋，表示只要让他儿子进厦大，就把他们的造船厂全套机械设备送给厦大，解决厦大工学院的燃眉之急。萨本栋拿着这个司令的信和学校负责人、教师们说：“难道我们可以拿学校的规章制度作交易吗？”

萨本栋的堂弟萨师煊回忆道：“他在厦门大学当了7年校长，除初去时带了一个亲戚当秘书外，没有再引用我们家里一个亲人。在招生上，他坚持原则，不徇私情，我们家中有几个堂弟妹多次投考厦门大学，因分数不够，照样未被录取。”

1941年，萨师煊参加全国国立院校统考。萨本栋问他：“你报了几个大学？”

他答：“就报了一个厦大！”

萨本栋训他：“你怎么知道厦大一定会录取你呢？告诉你罢，我虽是校长，可不会为你徇私情的！”

还好后来萨师煊凭自己的本事考上了，不然真就落了榜。

为了严肃校风，萨本栋规定学校领导不得和教授搞裙带关系，更不能将自己的亲属安排到学校工作。厦大紧缺体育教员，他安排在长汀侨民师范担任这个职务的妻子黄淑慎来做义务工，一分报酬不领，也没有别的津贴。

“教育学生、保护学生是我的职责”

由于学校搬到长汀，有一部分教师离开了，厦大却连年扩招，开新课、新专业。师资成了一大难题，毕竟当时厦大地理位置不好，教师工资又低，还要算上车旅费。

萨本栋利用自己的名望和以前积累下的人脉，到处聘名师、大师、专家，并向当时的清华校长梅贻琦和顾毓琇、朱自清等学者请求帮助，聘来了国际知名的语言学家周辨明、数学家家方德植、生物学家陈子英、诗词专家余謇等。当时厦大51名教授里，有47个是清华出身。他还在周会上邀请专家做报告，包括路过长汀的地质学家李四光。

1937年迁入长汀时，厦大只有学生198人，教授、副教授44人，3个学院9个系;到了1945年，已经有学生1044人，教授、副教授94人，4个学院14个系。1940年，厦大学生参加第一届全国高校学生学业竞试，成绩第一，第二届时又蝉联，被外国学者称为“加尔各答以东第一大学”，是祖国东南区的最佳学府。

这一切，都离不开萨本栋的努力。

萨本栋虽然平日里不苟言笑，对学生却关怀备至。每周末晚上，他都要邀上各系学生代表10个，上他家吃晚饭，然后听听他们对学校的建议，及时改进。他还为学生们争取了许多奖学金、助学金，帮助他们找到工读的机会。

他记性好，经常见过一次就能叫出学生的名字来，询问他们的学习、生活，并及时为他们解决困难。

厦大刚搬到长汀时，经常发生一些骇人听闻的事。半夜里图书馆隔壁的监狱，镣铐声一阵阵的;女生宿舍门口一大早放着颗人头，用纸写了汉奸两个字盖在上面;大兵荷枪实弹地押着所谓的“汉奸”“土匪”从桥上走过。更可怕的是，学校里的一个物理实验室管理员被民间的“锄奸团”在郊外的梅林里暗杀了，物理讲师也被打得头破血流，学校还收到了“黑名单”，要求开除上面的进步爱国学生。

萨本栋的态度很明确：“我是校长，家长把子女交给学校，教育学生、保护学生是我的职责，一切学生问题都应由学校负责处理，外界不得加以干涉;如果外面任意到学校来，硬要开除学生、逮捕学生，那学校就办不成了。”

除了学生，当时的傅鹰、周辨明、冯定璋等教授因一些言谈，被国民党官员发出警告，要校方注意。萨本栋在中间周旋，保得他们平安。

当年的地下党员黄本营在《忆萨本栋校长》中写道：“1943年发现我们几个人被列上黑名单，但在萨校长的保护下安全度过……1945年初，我们几个人虽未毕业，也毅然离开学校投奔苏北解放区。回忆这一段历史，确有后怕，如不是有萨校长的保护，不知道我又会是一种怎么样的处境？”

校内学生有人敢于为非作歹，不管此人有什么政治背景，庇护的后台势力多大，萨本栋都严肃处理。有一次，厦大与长汀中学在运动会球赛时发生争执，引发斗殴，厦大学生殴打了一位汀中教师。萨本栋为此要开除打人的学生，尽管“三青团”出面作保，但萨本栋仍秉公办事，实事求是地把事情处理好。

1938年年底，汪精卫发表“艳电”，公开投降日本。萨本栋率全体教授发通电，驳斥汉奸谬论。之后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政权，他又率全体师生发通电，怒骂汪精卫：“认贼作父，卖国叛党，丧心病狂，莫此为甚。此獠不除，实为民族耻辱。特电声讨，伏祈各界一致奋起，扫荡妖氛，共维大义，国家幸甚，民族幸甚。”

穿着铁衫上课

萨本栋虽然是校长，却一直没有放下教学。他带头给低年级的学生上基础课，最多的一学期，一个人扛起5门课。

但长期的操劳，让萨本栋的身体越来越差，还患上了胃病和关节炎。1929年冰心结婚时，他当男傧相，照片上英姿飒爽。早年他还是清华大学的网球高手，身体素质很好。当了几年校长后，他连抬头挺胸都很困难，经常要拄着拐杖走路。有时候板书写着写着，就满头大汗。后来校医做了一件铁衫，帮助他撑着腰上课。

即便如此，萨本栋还是坚持到底，甚至卧病在床时，还叫学生到他床前听课。

1941年前后，他曾多次请求辞去校长职务，“俾得专心治学”。1945年，他从国外讲学回来，又再次递出辞呈。结果学校师生知道后，立马发电报给教育部和他本人，极力挽留他。但这时候，萨本栋已经病得形容枯槁、举步维艰了。

1949年，萨本栋因患胃癌，病逝于美国旧金山加州大学医院，时年47岁。主治医师打电话给语言学家赵元任，让他立即来医院，并告诉他：“昨晚萨先生病情恶化，他自己知道已经不行了，紧紧地拉着我的手，说呀说呀，几乎说了一夜，说的都是物理学。我看得出，他有一肚子的学问，对物理学有新见解、新理论。他热切地希望把它留给后人，他拉着我的手不放，想让我记住他所说的一切，以便传达给在世的人。可惜我学的不是物理学，他讲的东西对我来说，实在太高深了，我理解不了，更谈不上传达。我看着他最后闭上了眼睛，却无法完成他的殷切嘱托，十分遗憾。”

中国物理学界的一代宗师叶企孙说：“这真是不幸之至，尤其令人伤心的是他刚刚死在中国逢到大转变的时候，他没有看到新中国的建立，没有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他的才干，对于自然科学在新中国的新生应该是一个巨大的力量，然而已无从发生作用了，他已经过世了。但是祖国的自然科学界是忘不了他的功绩的！”

根据萨本栋的遗嘱，他的遗体供医学解剖研究，发现胃里都是癌细胞。医生说，这病完全是给耽误了。

1949年秋天，厦大师生将萨本栋的骨灰安葬在厦大校园内，永久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