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海文

我接到罗平海先生的电话，说他父亲的《罗章龙早期著述》即将出版，要我写个序言。我作为晚辈是没有这个资格的。可是罗平海说了解他父亲的人已经不多了，非我承担不可。盛情难却，放下电话，我不禁想起与罗章龙晚年10多年的交往，浮想联翩。

1982年，本文作者采访罗章龙（左）后合影（照片由罗章龙后人提供)

党史座谈会期间，很少发言，但在我请教时坦陈了1931年成立非常委员会的事

我与罗章龙的交往始于1978年8月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召开的党史座谈会。座谈会是由李维汉倡议召开的。当时，李维汉82岁，一心一意研究党史。为此，他以中国革命博物馆和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名义邀请82岁的湖北大学教授罗章龙、80岁的全国政协委员易礼容一起回忆中共早期历史。他们3人都是当时的风云人物。易礼容是中共五大中央委员，在湖南与农民大王郭亮齐名的工人运动领袖。罗章龙更是鼎鼎大名，看过《西行漫记》的人都知道，1936年毛泽东曾对斯诺说，1915年他在报纸上以二十八画生登了一则广告寻友，得到回答的一共3个半人，其中一个即是罗章龙。

座谈会通知中央党校派人参加，中央党校派了刘经宇、叶心瑜、颜广林、王渔和我参加。前3位同志还参加整理李维汉回忆录的工作。

座谈会大约是一个星期或半个月一次，时间并不固定，视这3位耄耋老人的情况而定。身材高、步履蹒跚的李维汉讲得最多。胖胖的、动作敏捷的易礼容语言激烈，态度鲜明，臧否人物毫不客气。与他俩相比，又矮又瘦、性情平和的罗章龙（当时名为罗仲言）很少讲话。据说他在湖北已写了回忆录，所以在会上就不多讲了。参加座谈会的同志除我是中央党校的外，还有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等单位的史学工作者。

参加座谈会，我如久旱逢甘雨，不仅认真地做记录，散会后还追着这几位尊敬的长者请教。参加了几次会后，我便渐渐同他们熟了。

当时，我正收集李求实的材料，准备给他写传记、编《李求实文集》。李求实、何孟雄等二十几位党的重要干部和罗章龙一起反对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是1931年1月7日召开的，只开了一天。1月17日前后3天，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36位同志被捕，其中23位于2月7日英勇就义。在他们被捕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与罗章龙是什么关系？他们为什么被捕？在李求实等一批同志被捕后，1931年1月27日，罗章龙因分裂活动而被开除出党。从李求实等人被捕到27日这10天内发生了什么事情？

10月，我就自己的疑问直接向罗章龙提出请教。罗章龙欣然同意，邀请我到他住的远东饭店晤谈。

一天下午，我如约来到离琉璃厂不远的远东饭店。这是一栋二层、很旧的建筑，从外表看很不起眼，走近了，从墙上门楣上的砖雕可以看出昔日的辉煌。见面后，他先一一询问我的情况，我如实回答。当他知道我的婆婆是李求实的侄女时，十分高兴，说：我什么都可以告诉你。

他说：1931年我们成立非常委员会，要求召开紧急会议，是认为当时的形势如同大革命失败时的1927年7月一样。1927年7月12日，中共中央改组，成立了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组成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央工作。因是5人组成，在座谈会上党史工作者将这个常委会称为5人小组。李维汉在座谈会上说：你们（指参加会的党史研究工作者）说这是5人小组，我们当时就叫非常委员会。但是，后来李维汉的回忆录《回忆与研究》中仍称为5人常委。李维汉在回忆录中说，5人常委成立后做了3件事：同意举行南昌起义，决定发动秋收起义，召开紧急会议。其中，召开紧急会议与罗章龙所说1931年他们的要求是一样的。

这天，罗章龙还谈到当年的一些情况，时间过得很快。因我是一个刚进入专业研究队伍的新兵，对他谈的任何问题都感到新奇、兴奋。对他谈的话，似懂非懂，似信非信，不停地提问题。他看着我那急切的样子，笑着说：历史很复杂，不是一次谈话就能明白的。

很快到了吃晚饭的时间，他热情地留我吃饭，不是到餐厅，而是让服务员端到房间吃。我记得一同就餐的还有罗平海等。晚饭前后休息时，他特意领我在院子里参观，说这曾是冯玉祥的官邸。这个建筑是日字形，前后有两个很大的天井，有假山，在花盆中种着一些奇花异木。他特别领我到一棵高大的植物前，向我介绍在南方随处可见的树木，在北方却只能栽在大花盆中。罗平海为我们合影留念。

12月我出差，1979年1月才回来，听说罗章龙已离开北京，回到武汉。我们的谈话不得不中断，十分遗憾。座谈会只剩下李维汉一个人。地点也由中国革命博物馆改在李维汉住的西苑东北义园后面的半亩园。我一直坚持到最后。

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生活简朴，遇到不同意的问题常常笑而不答

1979年6月6日，《人民日报》上登出罗章龙、贺子珍、王光美等109人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消息。6月15日五届全国政协开幕。当天，《人民日报》登出罗章龙、贺子珍、丁玲三人的单独照片，引起轰动，同志们议论纷纷。

18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专访《新增补的政协委员罗章龙正在撰写回忆录》，罗章龙对记者说：“我对这次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感到非常高兴。”他现在从事中共党史的研究和撰写回忆录。罗章龙说：“党和政府对我的关怀无微不至，为了撰写回忆录，中国革命博物馆派了3位从事党史研究的工作人员，协助我整理史料和撰写工作。还把在新疆农学院教书的大儿子和在自治区医院当儿科副主任的儿媳调到北京，和我住在一起，照料我的饮食起居。”“决心为祖国建设增添一砖一瓦，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这是我晚年生活的最大愿望。”

全国政协委员会议期间，罗章龙给我写信，说他已到北京，住在国务院招待所。当晚我赶到宾馆，请传达室的同志帮助我找“罗仲言”。这位同志查了半天，说没有这个人。正巧，罗章龙打来电话，问我是否到了。我才知道他已经恢复了罗章龙本名。我急忙推着自行车进去，看见他站在二楼的阳台上，微笑着向我招手，真是喜出望外。

会后的一天下午，我突然在家门口的街上碰到他。原来他搬到了北京前门六号楼的东头，与儿子罗平海同住两套面积不大的两居室。非常巧，我搬到了前门7号楼的西头，与他成为近邻。从此，我经常去看望他，向他请教。

他家进门就是厨房，里面有两间房，他住大间。家里没有装修，陈设十分简单：一张大床、一张桌子，两个小沙发，中间是小茶几，另外还有一个圆茶几。只是守着南方人的习惯，床上有一顶蚊帐。

陋室却有书香味。他经常写字。一次，他指着床上铺着的若干张写好的字，让我挑，要送给我墨宝。他为人达观、平和，讲话总是面带微笑，不慌不忙，声调不高。常有人来拜访或采访他，我碰到过几次。他无论是接待大人物、外宾，还是记者、小人物，都是不卑不亢，不温不火。由于有共同的话题，我们成了忘年交。他谈话柔中带刚，碰到他不同意的地方，常常笑而不答，表现出湖南人的倔强。我尊敬他，凡他不愿意说的事，我从来不勉强问。有一次，他还到我家来串门。正好研究陈独秀的孙其明也在，我们一起交谈，鼓励他一定要将真实的历史写出来，留给后人。他含笑不语。

晚年的罗章龙（照片由罗章龙后人提供)

安居北京期间，头脑清晰，回忆、研究、整理中共早期历史不辍

罗老身高大约有1.5米的样子，身体很好，头脑清晰。20世纪90年代，有一次我去看他，问他身体如何？他说不太好。再细谈，得知他每天可以两次下楼散步，每次20分钟。我一直以为他只有八九十岁，不知道这时他已快百岁了。

在这个过程中，有几件他回忆的事值得一记。

之一：1918年，罗章龙和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一起来到北京。蔡和森、萧子升到法国勤工俭学。罗章龙要去日本留学，特起日本名字纵宇一郎。毛泽东赠诗一首，现已收入《毛泽东诗词集》的副编《送纵宇一郎东行》。后未能成行，罗章龙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不久，他认为哲学系学习内容有些空泛，转入实用性强的经济系学习。

之二：1920年，罗章龙等在北京大学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他们将工作室、翻译室、图书馆的所在地称为“亢慕义斋”。我为此到北京大学，通过赵宝煦老师在图书馆内找到5本盖有“亢慕义斋”章的外文图书。当时，罗章龙是学德文的，直接从德文翻译了《共产党宣言》。1920年毛泽东就是从“亢慕义斋”看到《共产党宣言》的若干章节。罗章龙对比了他的译本与陈望道的不同，以此证明他确实翻译过《共产党宣言》。他的说法被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年谱》采纳。

之三：中国共产党成立后，1921年底，萧子升从国外回来提议成立非宗教同盟。萧子升借李石曾的名义在上层活动，罗章龙负责在北大活动。此事得到中共北方局的重视。李大钊、杨明斋、罗章龙、陈独秀（当时不在北京）联合党外人士蔡元培、萧子升、谢怀龙、宋天放成立非宗教同盟，于1922年出版了《非宗教同盟论文集》，引起一场大辩论。

之四：罗章龙在他回忆录的最后两章谈到了立三路线与六届三中全会、六届四中全会。他说，国际代表(德国人)召集了在上海反对四中全会的干部会议，李求实和林育南等苏准会（苏维埃准备会议）、全总、江苏各单位二三十人参加。会议在一幢花园楼房中召开，有严密的保卫。可是事与愿违，由于国际代表没有讲出多少道理，反而大讲反对四中全会就是反党行动。这种批评、威胁，于事无补，只会增加大家的反感和不满。会议争论了两天，没有任何结果。国际代表恼羞成怒，令保卫人员把住大门，不许外出。这种做法引起到会同志极大愤慨，大家齐心协力夺门而出。这个会议被党史工作者称为“花园会议”。

史学有孤证不用的传统。后来全国总工会书记陈希文交给我一本陈郁写的自述手稿，要我抄正。陈郁是海员，1922年参加海员大罢工，六届三中全会补选为中央委员，后调任中华全国海员总工会主席、党团书记。在四中全会之前，海员工会通过决议（1979年夏我访问陈修良，得知这份决议是她起草的）反对王明上台。在陈郁的手稿中，也提到花园会议，内容和罗章龙讲的完全一样。因而我在写《李求实传》时，写上了这个史实。

之五：罗章龙派黎天才到张学良身边工作，推动西安事变。但是他没有详谈。后来我见到研究西安事变的张魁堂，他也这样说。张魁堂还准备写一本书，可惜因病早逝未能完成。邓伍文2000年以无文为名，写了《西京兵变与前共产党人》一书，在银河出版社出版，书中有相关内容。

……

罗章龙先后再版《京汉铁路工人流血记》、出版《椿园载记》《椿园诗草》等，翻译《为人类工作——马克思生活记述》等著作。每出版新书，他都送给我。我珍藏至今。

罗章龙的回忆录《椿园载记》，只写到六届三中全会。他一直没有谈清他们是如何组织非常委员会的。他并没有兑现“我什么都可以告诉你”。为什么呢？我常常想这个问题。经过几十年的思考，现在我想明白了，因为参加非常委员会的许多同志后来不少回到党组织，有的担任了领导干部。他是为了保护这些同志。也可能他不愿意与我发生争论，或者不愿意我卷入史学界对此问题的争论。

我和罗章龙的交往淡如水，春节期间也不拜年。1995年春节放假的一天下午，我突然有一种冲动，想给罗章龙家打电话拜年。电话拨通了，但却没有人接。过了一两个月，我接到罗平海的电话，他告诉我：他父亲已于2月3日（除夕）病逝。我心中一惊，这正是我打电话前后的日子。他说：半年前，父亲要求回老家湖南，家里不同意（因为他在北京享受副部长级待遇，有病可以住北京医院的高干病房，到湖南就没有这个条件。家乡已无亲人可以接待，生活起居、看病都成问题。罗平海不同意是有道理的）。父亲就开始不吃饭，拒绝去医院看病，等送到医院时身体已经软了。到了医院，起初还不配合治疗，终因多种器官衰竭，半年后辞世，享年99岁。

放下电话，我不禁惆怅，思考良久，想起罗章龙生前多次念的一首诗：“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慧星之迅也。”这首诗是当时青年的共产党员常常朗诵的，不仅收入了1923年罗章龙编著的记述二七大罢工的《京汉铁路工人流血记》一书中，而且于1926年题刻在了高君宇烈士的墓碑上。每当他念时，我觉得他又像是回到了当年的战斗岁月。

罗章龙自青年起参加中国共产党创建活动，从建党开始一直从事工人运动，1923年三大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局委员，四大、五大、六大的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经历了党史上一系列重大事件。现在出版罗章龙早期文稿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不仅是对罗章龙的纪念，完成他的一个心愿，而且文集中保存了大量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史料，故而也是党史研究中的一件大事。

人们常说盖棺论定。1931年罗章龙被开除出党，却仍然进行革命活动。被捕出狱后，到河南大学教书（他告诉我，当时邓拓也在此校任职），一直在高校任教，没有参加任何其他党派，而且利用课余回忆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写了30万字文稿。1947年，他回到长沙湖南大学任教，重访秋收起义遗址，进行考察。1953年院校调整，他到武汉中南财经学院（后扩充为湖北大学）任教，就近探查了大革命时期的武汉政府、中共湖北省委、汉口市委等有关旧址，收集史料，整理文稿。20世纪60年代初，他将全稿分订成十几册。“文革”期间，此成果及照片、文物被抄走毁于一旦。“文革”中不断有人来外调，他如实回答。这样也变相保留了一些资料。1978年，他给党中央写信，表示愿意在有生之年把亲身经历的党史情况回忆写出来，留给后人参考，希望中央能在工作上给他一些帮助。时任党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将他的信批给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胡耀邦转交给湖北省委并要他们具体帮助解决。于是，湖北省委宣传部组织了一个小组，从5月26日开始协助罗章龙的工作。正因为有前面的基础，6月1日罗章龙拿出16个问题的提纲，每天谈两个小时。谈起往事，他如数家珍。到8月4日，工作基本告一段落，形成一个打印稿。1979年到北京后，他继续这个工作，1985年出版《椿园载记》。但是，罗章龙的回忆录一直没有全部出版。

罗章龙的后半生都用在回忆、研究、撰写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历史，表达了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感情，表达了他对那段生活的留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