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达阳

“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冤假错案和建国以来的历史遗留问题，所涉及的范围之广，是前所未有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陈云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出发，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积极倡导和支持平反一批重大的冤假错案，为推进党的拨乱反正做出了重大贡献。

1978年12月，陈云（中）出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右为邓小平，左为王震

力促邓小平复出，是提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第一人

1976年4月的天安门事件是上百万人民群众自发的悼念周总理、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强大抗议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反映了人民正义的呼声，却被定为“反革命暴乱性质”，邓小平被认定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而被撤销一切职务。

1976年10月16日，参与决策粉碎“四人帮”、当时在中央第一线工作的李先念，打电话征询陈云对各项工作的意见。陈云在电话里谈了他所考虑的问题，李先念认为切中要害，恳切希望陈云把意见写成书面材料交给他。两天后，10月18日，陈云将他提的意见写成文字，同王震、姚依林商量后送李先念。在这份意见中，陈云直指天安门事件，说：“再查一查今年四月天安门事件的真相，当时绝大多数人是为悼念总理，尤其担心接班人是谁？混在人群中的坏人是极少数的。”他指出：要查一下“‘四人帮’对这件事有没有诡计”。

当时粉碎“四人帮”不到半个月，党内“左”的思想仍然盛行，陈云敢于正面表示对天安门事件的质疑，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作风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陈云是第一个明确提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人。

对天安门事件的定性是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毛主席画圈同意的，平反起来何其之难！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并提出“两个凡是”的方针。为此，1977年3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在西南组作书面发言，放炮点火，重申他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他说：我认为当时绝大多数群众到天安门去是为悼念周恩来总理。需要查一查“四人帮”在天安门事件上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陈云还进一步明确提出：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无关，让邓小平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必要的。陈云的发言振聋发聩，冲破了当时主要领导人不让触及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复出的“禁令”。陈云的发言没在会议简报上刊登，却在会内外广泛传开，产生了重要影响。

面对陈云等人的正义呼声，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在3月14日的会上发表讲话：“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表示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同时，他同意陈云的说法：“经过调查，邓小平同志根本没有插手天安门事件”，会安排“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表明，中央正在逐步采取措施落实陈云的建议。考虑大局，3月17日上午，陈云在西南组的讨论上发言支持华国锋的讲话，说：“时机成熟的时候，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很赞成。”1977年7月，党中央召开了十届三中全会，正式恢复邓小平的职务。

邓小平的复出实际上已经完全否定了对天安门事件的定性。1978年5月，邓小平会见美国《号角》编辑部代表团，在回答关于天安门事件的真相时指出：“我是因为天安门事件被撤职的。我出来工作这个事实本身就把结论反过来了。”但当时“左”的思想仍然严重，天安门事件的完全平反迟迟无法得到解决，大大影响了安定团结的局面。

1978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陈云审时度势，再次为平反天安门事件等重大问题发出呼吁。11月12日，他在东北组的发言中郑重指出：“天安门事件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而且在全国许多大城市也有同样的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在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不断呼吁、斗争下，11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华国锋为《天安门诗抄》题写书名的消息，天安门事件的正式平反呼之欲出。12月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撤销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并在公报中指出：天安门事件是“伟大革命群众运动”，为我们党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至此，一件牵涉上百万人的重大冤假错案终于得到平反，陈云功不可没。

带头触及老干部解放和冤假错案平反问题，率先提出“坚持有错必纠”的方针

粉碎“四人帮”后不久，陈云就向李先念提出，“要尽快使一些老干部站出来，领导本部门工作”。

陈云从具体的事件入手，通过在有关报告上作指示、转信给中央领导人、写证明材料等方式，由易而难，积极促成一些老干部恢复名誉或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为后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一系列重大历史遗留问题的最终解决作了铺垫。

1976年11月，陈云接到黄克诚的夫人关于请求允许黄回京治眼疾的信。黄克诚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了赫赫战功，却因为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仗义执言而受到错误打击，“文革”中更是饱受严重摧残。建国后陈云领导中财委时与黄克诚接触较多，深深为黄的遭遇不平。虽然当时陈云只是一名普通的中央委员，但依然挺身而出，立即将信转交给华国锋、叶剑英，并附信历数黄克诚解放前后对中国革命的贡献，认为“他是照顾全局的，为人是克己朴素的。他的眼一只已瞎，另一只也很危险，为了治愈他唯一的一只眼睛，请考虑调他回京治疗”。陈云的信很快被提交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并得到同意，中央办公厅将黄克诚由山西接回北京治疗。此举不仅改善了黄克诚的医疗条件和生活状况，为他恢复工作创造了条件，而且为庐山会议“彭黄张周”冤案的平反迈出了第一步。

在“两个凡是”思想仍很严重的时候，陈云就着手为很多同志保留政治生命、恢复名誉写证明材料。1977年10月，陈云收到宗益寿（又名孟平）之子的来信，反映“文革”中其父亲和叔叔的革命烈士称号被取消，请求陈云证明他们革命历史问题。宗氏兄弟长期在陈云领导下工作，被取消烈士称号也是因特科工作期间执行中央任务的一段特殊经历。陈云是当时的领导和知情人，他本着为烈士负责、为历史负责的精神，写信为烈士作证。10月28日，陈云为宗益寿、宗益茂写证明材料，详细叙述了当时整个事件的过程，并称他们“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忠诚党员，英勇奋斗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一生。他们都是革命烈士”。他在信末还特地指出：“我所写的这一材料，可以存宗孟平（益寿）同志子女的档案。也应该让他们抄两份，一份自己存起来，另一份可以送宜兴县委。”可见他的细致入微、关怀备至。后来陈云还为席懋昭、夏采曦、徐阿梅、翁泽生等人写证明材料，为他们恢复名誉。

陈云还推动文艺界平反冤假错案。徐懋庸是个作家，20世纪30年代曾和鲁迅有过关于文艺口号的争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1978年9月11日，陈云致信胡耀邦，为徐懋庸写证明材料，证实徐懋庸的回忆材料和毛主席对徐的肯定。徐懋庸的夫人王韦回忆说：“陈云的信来了以后，事情就定下来了，靠得住了，以后就没有人再提这个事了。”陈云在信里还建议中央对文艺界20世纪30年代的论争等问题做出决定。他的提议鼓舞了人心，有力地推动了文艺界平反冤假错案高潮的到来。

1978年初，陈云替王鹤寿、陶铸反映问题一事影响很大。王鹤寿、陶铸的问题代表了一大批被错判为“叛徒”的同志，他们当年有的是执行中央命令、履行手续从国民党监狱出狱，有的是在敌伪政权坚持革命工作，“文革”期间却惨遭迫害。王鹤寿早年立志救国，始终抱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在白区进行了长达13年的斗争，曾6次被捕，虽受尽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后经党营救从南京陆军监狱出狱。“文革”期间，王鹤寿因为蹲过敌人监狱，被冠以“叛徒问题”而关押达8年之久。陈云在延安时期担任中组部部长，对王鹤寿的历史非常清楚。1978年1月3日，陈云将收到的反映王鹤寿“历史问题”的来信转交时任中组部部长胡耀邦，同时致信华国锋并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指出：“王鹤寿是1937年国共合作时我党从国民党监狱中要出来的。在审查党的七大代表资格时，从当时的所有材料看，他的历史是清楚的。建议由中央组织部把他的材料再审查一次，并把他调到北京治病。”很快，王鹤寿被从外地接回北京，并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

1978年4月24日，陈云又致信党中央主席、副主席，转交陶铸的夫人曾志关于陶铸“历史问题”的来信。同王鹤寿一样，陈云指出，陶铸是国共合作后由党从监牢中向国民党要出来的。并说：此案牵涉到一大批省部级干部，弄清陶铸问题非常必要。建议由中组部主持，会同专案组，将全部卷宗和有关人员都调到北京再审查一次。

王鹤寿、陶铸问题经过陈云的反映都得到中央的重视，有了初步的解决，离彻底平反还有一段距离。但正是这几封捅破窗户纸的信，大大鼓舞了蒙冤多年的同志，他们及家人有了勇气和信心，敢于提出平反的问题。同时，陈云作为资格最老的中央委员，在党内声望很高，他带头提出平反问题，坚持“左”的路线的人想压制也压制不了。在陈云的推动和支持下，中央逐步开展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

1978年底，在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敏锐地察觉到，“文化大革命”及之前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不解决好，很不得人心，无法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因此，他在会上带头突破会议原先设定的议程，率先提出“坚持有错必纠”的方针，提出解决一批重大冤假错案的意见，成为拨乱反正、进入新时期的第一炮。

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作了《坚持有错必纠的方针》的发言。针对华国锋关于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应由有关机关进行细致工作妥善解决的意见，陈云明确提出：“对有些遗留问题，影响大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由中央来考虑和作出决定的。”他列举了6个问题，除了对康生的评价和天安门事件外，还有：

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陈云指出：“他们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

“七七决定”、1941年决定涉及的同志和在“两面政权”中做革命工作的同志。陈云说，应该“对他们做出实事求是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这对党内党外都有极大的影响”。解决这些人的问题刻不容缓。

陶铸和王鹤寿的问题。陈云在会上重申了他之前表达的看法，并表示应当把他们的表现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

彭德怀的问题。陈云郑重提出，应该将他的骨灰放到八宝山公墓。这直接冲破了关于平反冤假错案不得超出“文化大革命”的界限。

陈云的发言虽然只是以一个老中央委员的名义提出的，但他在党内威望高，问题提得很准确，提到的案件大多是经毛泽东批示决定，或者党中央下发文件同意的“定案”，一时间引起极大震动，与会代表们热烈地响应，会议气氛骤然活跃。

陈云的发言扭转了会议的原定主题，华国锋不得不对这些问题做出回应。根据陈云等人的意见，随后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审查并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等所作的错误结论。1978年12月24日，彭德怀、陶铸的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陈云出席了追悼大会，并为陶铸致悼词；1979年1月15日，六十一人案中被迫害去世的廖鲁言、徐子荣、胡锡奎、刘锡五、王其梅平反昭雪追悼会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陈云送了花圈。同时，一大批遭受迫害的同志，如薄一波、王鹤寿、黄克诚等恢复了名誉，重新走上工作岗位。

1980年5月17日，陈云在刘少奇追悼会上向王光美表示慰问

重回党和国家领导人岗位，为推进冤假错案的平反做出更大的贡献

鉴于陈云在党内的威望和所发挥的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同时兼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突出体现了全党对陈云的革命历史和现实贡献的肯定。陈云重回党和国家领导人岗位，是众望所归。他主持、参与复查了一大批的冤假错案，“这些重要案件的正确解决和处理，对于明辨‘文化大革命’中的是非，推动纠正冤假错案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实现拨乱反正，起到了重要作用，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充分肯定”。

陈云主持的中纪委平反冤假错案是一项重要职责。陈云首先提出要把党的历史上的疑难问题查清楚。比如，刘少奇问题、康生问题、谢富治问题，还有我党早期领导人瞿秋白问题、潘汉年问题等，把这些人的问题搞清楚，明辨是非，统一认识，才能团结起来向前看。在陈云的领导下，1979年1月起，中纪委抽调了一批干部，会同中央组织部全面开展冤假错案的复查平反工作。

陈云直接主持中纪委负责或参与平反的案子有：刘少奇、瞿秋白、潘汉年的冤案等。

刘少奇一案是我党历史上的最大冤案。从党的利益出发，陈云批示建议由中纪委和中组部联合复查刘少奇的案子，启动了案件的复查。经过7个多月的调查研究工作，“刘少奇案件复查组”用可靠的事实逐条否定了强加给刘少奇的罪名。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

瞿秋白是我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1935年被捕就义，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扣上了“自首叛变”的罪名。陈云在中纪委书记办公会议上要求“实事求是地予以研究”，并在1979年3月的一次会谈中说到瞿秋白问题：“他无非就是写了个《多余的话》，有消极的东西，但临死前他还高喊口号‘共产主义万岁’‘共产党万岁’。在八七会议上，他是反对陈独秀的。他的‘左’倾错误路线的时间不过半年。”根据陈云的指示，中央纪委在认真调查研究后写出关于瞿秋白被捕问题的复查报告，在1980年10月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通过，为瞿秋白平了反。

潘汉年冤案是“文革”前的一个重大冤假错案。潘汉年长期战斗在隐蔽战线，屡建奇功。1955年却被错误处理为叛徒，1977年含冤去世。陈云担任过隐蔽战线工作的领导职务，熟悉潘汉年及特科工作的规律，对潘汉年“投敌”一事一直存疑。同时，陈云认为，潘汉年案不仅使其个人长期蒙受冤屈，而且祸及整个隐蔽战线，影响极大。1979年10月24日，陈云做结肠癌切除手术之前，写信交代胡耀邦：潘汉年一案需要重新审查。手术后，他又亲自调阅了公安部保存的相关档案，并和潘汉年当年的战友廖承志、刘晓、夏衍一一谈话，了解情况，认为潘并无投敌确证。根据这些同志提供的材料，陈云建议由中纪委对此案进行复查。1981年3月，中央同意按陈云的建议办理。中纪委经过一年多的细致复查，认定原结论不能成立。1982年8月23日，中央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潘汉年及牵连的隐蔽战线多年的冤案得到了昭雪。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陈云直接提议复查和平反的冤假错案还有很多，如张闻天、萧劲光、马寅初等人的案子，在他的批示、提议和推动下，都得到了平反。

陈云的一生坦荡无私、敢讲真话，新时期他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率先揭开平反冤假错案的序幕，并亲自领导和过问了一系列重大案件的平反，为全党进行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拨乱反正，做出了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