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肇圻

上世纪60年代初期，中央决定在工业系统的设计部门重点开展一场革命化运动。开展运动的背景是：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我国进行严厉封锁。我国实行向前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全面学习前苏联。后来中苏关系恶化，赫鲁晓夫片面撕毁合作协议，废除援助中国的项目，撤走来华援助工作的苏联专家，甚至带走了设计图纸。怎么办？中央决定自力更生。开展设计革命化运动。旨在让这些部门的知识分子甩掉依赖思想，开动脑筋，丢掉拐杖，自力创新，走自己的路。

船检单位虽然不是设计部门，但是船舶登记局的成立及其工作的开展、规范的制订，都是向前苏联船舶登记局学习，受前苏联的影响。为此，谢中峰局长决定在船舶检验局的直属系统也开展一些活动，重点在验船作风整顿和规范修改两个方面。

图1 验船作风整顿调研期间部分有关人员在上海合影

其中，在验船作风整顿方面，当时苏联船舶登记局在我国的工作主要是对在华修理的前苏联船舶进行技术检验，强调的是监督。对此，谢中峰局长认为验船部门执行的是国家赋予的职责，是一种监督，但被监督单位也是国家的机构和企业，验船师不应盛气凌人，要在监督的同时，做好服务，帮助船东提高船舶安全质量。他怕我们向前苏联学习学歪了，便经常强调要注意这一问题。于是，1964年冬天，谢中峰局长派出由丁奇中领导的调研组到上海听取意见，其组员有局办公室副主任杜明，还有胡恩如、梁善庆和刚从上海海运局调来的蔡梓松。调研期间，相关部分人员在上海外滩留下了一张照片（图1），其中右起第一人是杜明。

监督与被监督本来就是一个矛盾的两个方面，处理不好就会使矛盾激化。船舶登记局成立后，各地验船人员积极开展工作，努力做好检验。但在执行检验过程中，难免会有不同看法。如有个别年轻验船师，对规范要求的道理未能吃透，为了坚持执行验船规范，经常会说是代表国家来执行的。工人师傅不说什么，设计部门的知识分子却不干，反问，你们代表国家，那么我们代表谁？致使一些争执发展成争吵……调研组回京汇报后，谢中峰局长非常重视，决定继续去上海，会同上海验船办事处深入到各有关单位广泛听取意见，提出了一个验船作风整顿方案，在验船系统推行整改。

在规范修改方面，1958年谢中峰局长在上海主持沿海航区划分讨论会时，决定成立一个船体强度研究小组，后来忙于其他工作，没有继续抓下去。1961年虽然修改过一次规范，只是局部调整，没有涉及强度标准。到设计革命化运动时，他提出要还这个欠账。同时，1963年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由杨俊生和萨本 两位代表提出的关于修改验船规范的第32号提案，需要执行。于是，谢中峰局长把这些工作合拢到一起，作为设计革命化的规范修改内容来抓。

对此，1965年第一季度，在验船作风整顿后期，谢中峰局长决定在局内成立规范修改工作组，组长为蔡梓松，杜明“政治挂帅”，组员有梁善庆，陆汝明（图2前排左起第一人）。后来又增加了张揖，陈泰廷和唐桂玉等。

工作组到了上海，入住金城饭店，邀请上海的验船办事处、设计部门、教学单位、船公司和船厂参加。历时近一年，将我国验船规范与英国劳氏规范、美国ABS规范，以及其他一些船级社的规范进行比较。有关船体部分，将各家规范按要求划出强度曲线，取其中间偏上作为我国标准，再确定船体钢板厚度和构架尺度要求。这确实是一项比较大的研究工程，通过研究对各家规范的底数有了一定的了解，但可惜的是，这些资料在局里并没有保存下来。

工作组还按照西方船级社的规范体例，改写了我国验船规范，把材料试验和焊接两本规范，以及1959年的消防设备和电力设备规范编入钢船建造规范，并把这说是清除了前苏联船舶登记局的影响。

图2 局实习队船体组全体留影

在上海时，我曾向他们介绍苏联钢船建造规范中有关钢板厚度和构架尺度的情况。当时进我国船厂修理的前苏联船，大多是大修和基本恢复修理，真可谓是脱胎换骨，需要船厂对船体进行勘验，画出勘验图。例如，在船壳板展开图上要标明勘验厚度情况，然后由前苏联验船师按其内部标准，确定哪张钢板可以不换，哪张要换。船体构架也一样。还要与前苏联修船代表共同讨论，统一意见后再交船厂执行。船壳板按使用15年计算，腐蚀裕度是1.5毫米，即每年0.1毫米。估计别的船级社也一定有腐蚀裕度标准。在制订规范时，尤其是确定强度标准时需要充分考虑这个因素。但据说，工作组由于没有英国劳氏和美国ABS等船级社的相应数据，因而在比较计算中没有计入这些因素。

1966年初工作组结束在上海的工作，同时商请上海设计等部门的部分代表来北京一起进行后续工作。这时全国已经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机关工作进入不正常状态。不久，红卫兵进驻交通部，船舶检验局，有的同志借调去办公厅，参加接待、信访工作，还有的人员离开工作岗位。幸好部分同志仍将这项修改规范的工作继续做完。定稿后交由社会上的专职誉印社，由他们刻钢板、油印、装订成册。1966年12月15日船舶检验局以船海（66）字第141号文发布了这本修改规范，通知有关部门参考使用。这就是船舶检验局的1967年版《钢质海船建造规范》（草案）。该规范分为上下两册，其中上册为船体部分，下册为机电部分。但至今，我们几经努力，在北京只找到了该本规范的下册（见图3），没找到上册。

回过头来看这版规范，名为“草案”，通知却说“参考试用”，又称在执行与外国验船机构签订的合作验船协议时，仍执行原有的验船规范。这可能是受“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已经没有了国家监督的“底气”。

图3 设计革命化中修改的钢质海船建造规范

在设计革命化运动中，我和黄河东的任务是去华南，主要是广州，调研我国海船载重线规范的执行情况。那时，国际上正酝酿召开国际会议修订《1930年国际船舶载重线公约》。我国是这个公约的缔约国。我国在参加这个公约时，还对其附则二“季节区域”中涉及我国沿海部分，作了保留。谢中峰局长让我们做参与该公约修订的准备。在调研中，船员反映较多的意见是，我国沿海是台风多发区，在沿海划区时要充分计入这个因素。谈到台风来时，船员都说，要努力设法避开台风。这本来是多年来采取的有效措施，现在仍然这样执行。但在我们汇报船员反映的这种情况时，在“极左”思潮支配下竟有人说，避风是逃跑主义，应该迎风上。船舶检验局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社会上的这种不正常风气竟然也传了进来。现在想起来，真是好笑，也相当可悲。

2010年，移居深圳的黄河东和他爱人林立侠来北京探望船舶检验局的老同事，除个别人外，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在船舶登记局工作的同事都到了。林立侠为当时聚会的老同事摄下了一张照片（图4），其中前排左起有：黄劲、谭永贤、丁奇中、沈肇圻；后排左起是：黄河东、吴 初、梁善庆、郝复中。丁奇中那时已经是85岁高龄的人了，其余也都退休多年。大家聚在一起谈起往事，滔滔不绝，极为兴奋，同时也深深怀念已离去的故人。然而，不幸的是，在此后不久，丁奇中也结束了为验船事业辛勤工作的一生，离开我们而去了。在这里，我以此作为对他的永久怀念。

图4 2010年聚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