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赵淑萍

春末，我三爹出院回家。他在医院的病床上躺了一年，一点都动弹不了，从一个春天到另一个春天。现在，他还不能自行下楼，只能拄着拐杖，在室内走动。每一次我来，他都伫立在窗口，久久凝视着窗外。窗外是司空见惯的绿地。

有一天，我带来一盆花，放在窗台。

我父亲有兄弟三个，父亲是老二，三爹是老三。江城这么称呼父亲的兄弟。父亲的哥哥，也就是大爹，已经去世，父亲的弟弟，也就是三爹，大半生病病恹恹，一直未婚。

我对花卉没什么研究，只是觉得三爹的窗台空寂。三爹似乎对花有兴趣，他会俯下身，凑近花朵，闻一闻。不知打哪儿飞来的几只蜜蜂，也被花儿吸引，嗡嗡地叫着。

三爹给我讲了相处一年的一位病友，姓赵，四十多岁。住院时，三爹的病床靠门，他的病床临窗。

病友每一天跟现在的三爹一样，只不过坐着，端详着窗外的风景。

三爹被困在病床上。那是春天，他能闻到花香。甚至有一对蝴蝶在窗口翩翩起舞，但不飞进来。

可能是病友感受到了三爹的愿望。那一天，病友开始讲述窗外的风景，树枝的嫩芽，草地的花朵，当然，还说到蝴蝶，所说的蝴蝶跟出现在窗口的蝴蝶颜色不一样，他说是黑蝴蝶，三爹所见的是花蝴蝶。

那以后，病友每一天都说窗外的风景，包括一只鸟儿，一个小孩，一阵风，都不放过。

三爹也能感到夏日清凉的风，吹得树叶欢呼。

病友说：“你听见荷花绽放的声音了吗？”那是一个无风的早晨。三爹笑了，说：“花开还有声音！”病友说：“我听见了。”

秋天，病友说到红枫，由此引发开去，说到家乡漫山遍野的红枫。他的家在山区的一个小镇。

三爹说，病友描述得十分精确。他甚至能够通过病友的描述，“看到”窗外的风景，色彩、形状……世间的万物多么美妙！

病友还说起过一片叶子，像一只蝴蝶一样，坠落在绿色的草丛中。那是一片红得像火一样的叶子。他还描述荷花惨败的情景，东倒西歪，他说：“其实这是最美的时刻，因为，白白胖胖的藕已在荷塘的泥里了。”

三爹想起昨夜的风雨，闹腾了一夜，难怪荷花的叶梗会东倒西歪。

入冬，窗户关了。只是中午开一小会儿。他看见风拂动着病友稀疏的头发。病友讲午间窗外的风景，池塘里结了薄冰，阳光下反射着脆弱的白光。

三爹似乎感到了冰的寒意。

然后，降雪了。病友描述窗外纷纷扬扬的雪花，似乎他的眼里，每一朵雪花都不一样。有的雪花一嘟噜，他说：“还来不及分开，就落下来了。”

一片寂静。三爹能想象得到，雪花一层层地叠加，压住了所有的颜色。一律白色了。突然，还听见一个小男孩的笑声。

病友说：“两个小孩在堆雪人。”

随即，传来一个小女孩的笑声。三爹想起了童年。那时候，他有多少幻想啊。可是，现在他却是孑然一身。

病友一连数日，都给三爹说雪人的情况。病友是唯一关注并传报雪人信息的人。

雪人融化了。然后，三爹闻到春天的气息，只是花朵还没开放。

一个早晨，病友没有照常起来。那一把床边的椅子空着。

病友患的是糖尿病，已多年。护士告诉我三爹，其实，这位病人，入住时已经双目失明——糖尿病晚期。

三爹住院卧床不起的一年，病友差不多是他的眼睛。他一直以为通过病友的眼睛在观赏窗外的风景。

怪不得，我接三爹出院，他特地让我把轮椅推到窗前那片草地，在花朵前停留片刻。

三爹说：“花朵在哈气。”

我走近绽开的花朵，花朵像喇叭，我感到一阵寒气。似乎花朵把一冬的寒气都含在里面，现在吐了出来，还带着淡淡的香。我对几位文友提起过哈出寒气的花朵这个平常的奇迹。

空碗

唯一的一个店员家中有事，回去三天。妻子叫我临时充当跑堂。妻子在厨房里。这个冬天，一股西伯利亚强冷空气提前袭来。妻子的“温馨面馆”生意出奇的好。可能是冷空气的缘故，但我更相信是因为面馆的卫生条件——妻子收拾得十分干净。店里一共六张桌，都有顾客。其中一张，顾客刚起身，就有一个等候一旁的中年男子替上，还将一个皮包放在对面的椅子上，占住位子。

他伸出像剪刀一样姿势的两个指头：两碗阳春面。

各色各样的面，海鲜面、牛肉面、鸡蛋面……但是，阳春面最便宜，而且清淡，我对着厨房喊：两碗阳春面！

中年男子时不时望着店门（他坐迎门的那张桌），还对进来的客人说：对不起，这儿已经有人了。

店门每开一次，就像哈气一样，热气遇上门外的冷气，白白的一股股一团团，然后，被冷气消化掉了。冷空气十分强大，我从厨房的窗口端起两碗阳春面，吆喝了一声：阳春面两碗，来了。

中年男子大声说：这里！

阳春面冒着刚出锅的热气，热气融入了店堂。满堂吸溜面条的声音。

中年男子说：来个碗。

我以为他又要加一碗。

中年男子竖起食指，说：空碗。

阳春面价格便宜，是不是两碗里再匀出一碗？这男子真节省。

中年男子接过空碗，倒扣在对面的一碗阳春面上。他不动筷子，看一看表，望一望门。

都像他这样守着面不吃，要减多少笔生意啊。

一个打扮入时的少妇推门进来，中年男子起身，还伸出手，像绅士一样。

看上去，少妇比中年男子年轻十岁。男子把包取放到自己的膝盖上，还抓起盖着的空碗。

少妇说：睡了个回笼觉，感觉舒服多了。

两人面对面，中年男子说：慢慢吃，别烫着。用不着赶时间。接着，他说：这个觉补得好，做梦了吗？少妇说：忘了，忘了做什么梦，醒了，就担心错过时间。

中年男子说：把梦寄存在梦里，更好。

我猜，他的潜台词是她没有梦见他吧？

早餐最繁忙时间已过去。我要妻子猜一猜，那个少妇和中年男子是什么关系？当然，我已先入为主认定是情人。

妻子说：一对夫妻。

我说：年纪相差那么大，何况，相貌也不般配。

妻子说：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这一对夫妻是常客，总是男的先来，坐在固定位置，然后要两碗阳春面。

我提起那个空碗的细节。我没赞赏这个中年男子的体贴，生怕“引火烧身”——妻子会把话题转移到我身上。

妻子说：那个女人长期失眠，还“嫉妒”男人有好睡眠，那个男人总是要个空碗，保温。

我发现中年男子已发福，很可能是个脑袋一沾枕头就进入梦乡的角色，能吃能睡，没心没肺。世上有各种各样的嫉妒，竟然有嫉妒睡眠好的人？

妻子说每一次她都会给两碗阳春面额外增加几根面条。不知这对夫妻是否察觉到？我怀疑妻子所猜测的一个细节的真实性：中年男子原本不吃阳春面，但他陪女人吃阳春面的过程中渐渐喜欢了同一锅里下出的阳春面。

中年男子跟那个女人吃完面，他抢先推开了门，简直像宾馆大门口的服务生。女人的姿态是理所当然。背后携带着店里的热气，遭遇早晨的寒气，立刻像一辆轿车的尾气。

我猛然发现，那个用作盖的空碗里，凝结着密集的水珠。

帽子

1960年冬，我戴着“右派”的帽子，被下放到江城边远的一个人民公社，公社又把我下放到一个大队。大队书记姓刘。

第一次跟社员们一起下地干活，我只是想好好改造（我相信给我戴“帽子”，自然有其道理，我认了）。身子一累，脑袋一空，我还能想什么？而且，体力劳动也不是一件坏事，能使身体产生热量，驱散寒冷。

1961年春，一天下午，刘书记对我说不用下地干活了，起草一份当天晚上要用的讲话稿。全国普选，大队要做个动员。

刘书记说：“你肚子里有墨水。”

整个冬天，我不戴帽子，可我还是想起“右派”这顶帽子。我说：“过了个冬，我早把墨水倒掉了。”

刘书记说：“底子还在。”

我受宠若惊，毕竟，我还有使用价值。我赶到大队办公室，翻阅报纸，我已经长久不跟报刊打交道了。我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消息，曾刊登过报纸。

我边查、边摘，很快拼凑出一篇讲话稿，久未动笔，可是，手还是习惯了笔的，至于弄出一身大汗，主要是担心出差错，笔在纸上，如履薄冰。字迹不免潦草，遗憾的是，来不及誊抄了。

刘书记端来了饭菜。我说：“实在不好意思，字迹很潦草。”他粗粗看了一遍，说：“动脑筋也累。”我说：“这是草稿，我誊抄得清楚些。”他说：“来不及了，你吃了饭，去大会堂。”

大会堂一片脑袋。我的脑袋也在其中。灯光下的大会堂，像阳光下的瓜田。

刘书记把讲稿念得结结巴巴、磕磕碰碰，他满额汗珠。我坐在下边，又帮不上忙，只有干着急。那讲稿已装在我的脑袋里。下边，一片脑袋，发出叽叽咕咕的声音。刘书记讲话，传到社员们的耳朵里，又有多少能进入社员们的脑袋呢？或许，一些摘自报纸的文字，因为陌生，还在耳畔徘徊；或许，像穿堂风，一只耳朵进，另一只耳朵出。反正，台下的声音渐渐响起来，都是些家长里短的话。

第二天早晨，出工的铃声响了。刘书记到我住的草屋前。我扛着锄头，准备下地。他说：“普选的基础工作，你就一手弄到底吧。”

刘书记将全队社员的户口名册、选票等材料，放在我堆满干草的寝室里。他叫我摘出有选举权的名单，将其中无选举权的地、富、反、坏分子另造一册。

按照顺口而完整的说法，是地、富、反、坏、右。可是，刘书记忽略了“右”，大概是考虑到我的感受吧。我发现，刘书记细微处还很讲究。原先，我只以为他是个粗人——跟泥土打交道。

我在江城，根本就被排除在此类严肃的“政治任务”之外，而且，那都由专门班子专门人员经办。可是，刘书记却委派我这个右派分子来承办“普选”的事务。本来，我一直担心有人会知道刘书记的动员讲稿出自我的手呢。

刘书记拿起我的锄头，说：“选民证上的姓名，都要填全，晚上开社员大会，要用，我下地去了。”

我愣了好一会儿，察觉室内只剩我了。干草在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有老鼠在蠢蠢欲动。我又惊喜又害怕。喜的是还有人在乎我。怕的是，万一出了差错，误给“地、富、反、坏”选举权，我不就罪上加罪，增戴上“阶级敌人阴谋破坏”的帽子了？

傍晚，刘书记携带着一身的泥土气息来了。甚至，我闻到那是春天的气息。他把锄头靠在门侧，清点名册和选票，时不时用手指蘸一下唾沫。他说：“你一手好字！”还“嗯”了好几次，算是对我工作的肯定。

我期待他发现问题，因为，到了晚上开始“普选”就没有补救的机会了。毕竟，我只是通过这些材料知道了社员的基本情况。

刘书记说：“少了一名。”

我说：“怎么会少，我核对过三遍呢。”

他抬起脸，笑着看我，说：“你呢?”

我也堆出笑，动一动身子，挠一挠头发，说：“我？”

他说：“册子里没有你呀。”

我说：“点来点去，我忘了自己，我该在名册里，我疏忽了。”

他说：“这说明你干起事来有忘我的精神。”

我脸一热，站着发呆。

他说：“我想起我爹的一件趣事。”

早年，打土豪分田地，他父亲分到了田地。大大小小、高高低低、错错落落，那地有十二块。他父亲过去替地主放羊，每天晨出晚归，都清点羊群，于是，把牧羊的习惯带到了种地上，也每天清点属于自己的田地。有一天，数来数去，总是少一块地。最后，他发现忘了自己站立着的这块地，地上扣着一顶草帽，地小得只容翻一个跟头。他说：“我爹以为那块地跑了呢。”

听了像清点羊群一样清点地块的趣事，我忍不住笑了，精神一下子放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