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琦，郭剑雄

(1.延安大学政法学院，陕西延安 716000;2.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陕西西安 710062)

妇女受教育水平与人口生产偏好转变:来自中国农村的经验

刘琦1，郭剑雄2

(1.延安大学政法学院，陕西延安 716000;2.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陕西西安 710062)

基于CGSS2008数据，采用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方法重点探讨了中国农村妇女受教育水平与其子女数量和受教育程度的相关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农村妇女受教育水平与家庭子女数量负相关、与子女受教育程度正相关，且对家庭子女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呈性别非对称性，对女孩受教育的正向影响大于男孩;与父亲受教育水平对家庭子女个数和子女受教育程度的影响相比较，母亲受教育程度具有的效应更大。

农村妇女;教育;人口生产偏好

一、问题的提出

人口生产偏好转变是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的共同经验。无论是最早开始工业化的欧洲国家，还是后起工业化的美、日等国，伴随其工业化过程，人口生育率都经历了由高到低的转变。以1820年至1992年期间的每百人出生率为例，英国和德国的该指标分别从3.03和3.99下降为1.37和1.11;美国和加拿大由5.52、5.69降至1.59和1.47;日本则从1900年的3.17下降到1992年的0.97，成为该时期内人口出生率最低的国家。与人口出生率下降相反，工业化进程中人口的平均人力资本水平显著提高。1820年至1992年间，美国和日本人均的人力资本①以受教育程度来衡量。增加了10倍，英国增加了7倍。②本段数据均来源于麦迪森的《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第7页和第15页。

中国总体已进入工业化中期后半段③，虽然国内长期存在着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但是并没有阻碍农村人口生产偏好转变，农村人口同全国总人口以及城市人口一道经历着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人口发展过程。从有正式发布的宏观统计数据以来，农村劳动力质量④逐年提高。1985年劳均受教育年数为5.6年，接近小学毕业文化程度;到2010年平均受教育年数延长到8.36年，接近初中毕业水平，2010年比1985年扩展了近一个初中学历层次。与此相伴随的另一现象是农村妇女总和生育率趋于下降。农村生育率1970年达到6.38，意味着平均一个农村妇女要生育6到7个孩子。随着70年代强制性计划生育政策在全国范围内的实施，农村总和生育率开始迅速下降，1975年下降到3.95，比1970年减少了38%。①中国农村总和生育率变化数据来源于田雪原所著的《中国人口政策6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31页。中国农村人均受教育程度根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85～2011计算得到。到90年代前期，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在农村地区的推行和深化，对农村人口生育决策产生深远影响。农民在生育方面对“三化”带来的冲击做出积极、主动和理性的反应，农民节育由被动变为主动。1992年农业人口年龄别生育率下的总和生育率和递进生育率下的总和生育率分别降到1.83和2.04②此数据来源于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所编的《转型期的中国人口》，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年版，第24页。，均低于2.1的生育更替水平。1997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组织的“全国人口和生殖健康抽样调查”显示的农村妇女平均期望生育数为1.80个③参见路遇所著的《新中国人口五十年》(上)，中国人口出版社2004年版，第129页。。

从生育率和人均受教育程度的变化来看，农村人口生产偏好发生了转变，由数量偏好向质量偏好转变。国外学者对发达国家的研究发现，父母受教育水平是生育决策和教育投资决策中主要的影响因素之一，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在人口生产偏好转变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甚至超过父亲。受教育层次差异化的家长对子女数量和质量的偏好也存在着差异，进而选择不同的子女“量”与“质”的组合。那么中国农村正发生着的人口生产偏好转变过程中，妇女的受教育程度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其是否表现出与发达国家相似的情形?以及与男性受教育水平相比，妇女受教育程度对人口生产偏好转变的影响是否更大?这些问题是本文重点关注的方面。本文以农村人口生产偏好为被解释变量，父母受教育程度为主要解释变量，通过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试图回答上述问题。

二、相关文献评述

Haveman＆Wolfe(1995)指出父母的受教育水平是解释子女求学成功的最基本的变量［1］。Behrman＆Rosenzweig(2002)以美国的一组孪生样本数据检验子女受教育水平与其父母受教育程度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子女受教育程度与父亲受教育程度具有很强的正相关性，而与母亲的教育水平呈弱负相关性［2］。Antonnovics＆Goldberger(2005)通过分析一组收养子女受教育程度与收养父母受教育程度的数据后所得到的结果与Behrman和Rosenzweig的分析结论一致，收养父亲的受教育水平对收养子女受教育的正面影响大于母亲［3］。Björklund＆Lindahl＆Plug (2006)利用收养子女的亲生父母以及收养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与收养子女的受教育程度的数据进行相关分析发现，两个家庭的父母受教育水平都对收养子女的教育具有积极的作用［4］。Black＆Devereux＆Salvanes(2005)、Chevalier(2004)采用教育体制改革作为父母受教育年数的工具变量(IV)以消除内生性问题，实证分析表明母亲受教育程度对子女受教育具有较大的积极影响，而父亲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则不显著［5－6］。Leung＆Tsang(2003)，Lee(2007)，YaoLu＆Treiman(2008)，Marteleto(2010)运用回归分析法证实父母受教育程度与子女受教育程度正相关［7－10］。

Becker(1981)，Schultz(1981)较早地注意到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妇女受教育水平与生育率负相关［11－12］。Jain(1981)分析了同时包括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共11国的妇女教育与生育率的关系，结果也显示二者呈反向关系，并得出在即使没有其它因素的配合下单凭教育就足以影响妇女的生育行为［13］。United Nations(1995)的研究发现，对女孩和年轻妇女实施教育是发展中国家降低生育率的非常有效的手段［14］。Lam＆Duryea(1999)以巴西为例研究教育对生育率、劳动力供给以及子女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女性受教育水平提高，生育率随之下降［15］。Schultz (2002)认为妇女受教育对高入学率和低生育率影响要大于父亲受教育程度［16］。Galor(2005)强调妇女教育增加其工作机会，同时降低生育率，进而经济发展就能跳出“马尔萨斯陷阱”(Malthusian Trap)［17］。但是Bledsoeetal.(1999)，Duflo(2001)指出要慎重对待妇女受教育程度与生育率的反向关系，之所以反向可能是遗漏了其它不可观察的变量［18－19］。国内学者姚引妹(1988)，慈勤英(1994)，赵建华(1995)，严梅福、张宗周(1996)借助人口统计数据和运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分析了中国妇女教育与生育率之间的关系，他们研究结果一致表明妇女生育率与受教育水平成反向变动，并且认为妇女受教育程度在生育率下降过程中存在着“门槛”效应，即初中教育成为二者关系强弱的“分水岭”，九年义务教育是影响生育率转变的关键时期［20－23］。陈胜利、魏津生、林晓红(2002)，李仲生(2004)，曾毅(2004)等学者的著作中的相关研究也表明中国妇女受教育层次越高，相应的生育率越低［24－26］。梅志强、史雅萍(2012)分析了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对80后新生代生育孩子数量选择的影响，结论表明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对80后新生代生育子女数量选择的影响有所减弱［27］。

以上国外研究文献大都是针对作者所在国家的妇女受教育水平与人口生产偏好转变之间的关系开展研究的，未有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文献。而国内相关研究仅以简单的数据罗列方法集中讨论妇女受教育与生育率的关系，鲜有同时探讨妇女受教育程度、生育率、子女受教育程度三者之间关系的研究。再者，没有专门考察农村妇女受教育状况及其与人口生产偏好的关系。本文以微观调查样本作为实证检验的数据基础，针对农村妇女受教育程度与农村人口生产偏好转变分别借助描述性统计方法和计量经济学方法加以论证。

三、妇女受教育水平与人口生产偏好转变理论分析及假说

(一)妇女受教育水平与人口生产偏好转变的理论分析

1.妇女受教育水平提高有利于生育率下降。首先，根据贝克尔(Becker，2005)的新家庭经济学理论［28］，母亲受教育时间延长增大了其生育孩子的机会成本，因为受过良好教育的妇女更容易找到高收入的工作，妇女的时间价值因受教育水平提高而增值。随着机会成本的增加，孩子不再是家庭中的“耐用消费品”，而是变为“奢侈品”，具有较大的需求价格弹性。其次，受教育程度高的母亲掌握更多的优生优育知识和技能，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并能有效降低婴儿死亡率。有研究表明，子女的智力残疾发生率同母亲所受教育程度有着密切的关系，母亲受教育年限越长，子女的智力残疾的发生率越低［29］。再次，具有一定教育背景的妇女拥有更多的节育知识，更能有效地采取避孕措施和手段，减少计划外出生的子女［30］。最后，教育可以提高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特别在生育决策当中具有较大的发言权和较强的谈判能力［31］，当女性认识到生育更多的子女是一种负担和包袱时，她就自主选择拒绝生育。

2.妇女受教育水平提高有利于子女接受更多更优的教育。首先，受教育较多的妇女所在的家庭拥有较少的孩子，较少的子女对家庭教育资源的“稀释效应”变弱，则每个孩子所能获得的教育机会和资源较丰裕，而教育资源多寡与教育程度高低正相关。其次，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一般能够得到收入高且稳定的职位，高收入能为子女接受更多更优质的教育提供可靠的物质保障。再次，接受了一定教育年限的妇女更能体会到“谁能向上流动”实质就是“谁能获得教育”的问题［32－33］，从而认为把子女推向上层社会的最佳途径就是增加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尤其是提高子女的受教育层次。最后，女性受教育程度具有“示范效应”。母亲由于受到良好的教育而拥有稳定的工作、较高的收入以及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这种榜样的力量更能激发孩子通过接受更多的教育从而获得更多向上流动的机会。

(二)中国农村妇女受教育水平与人口生产偏好转变假说

本文中的人口生产偏好转变是指人口生产由数量偏好向质量偏好的转变，亦即人们选择生育较少的子女，注重对子女质量方面的投资。由于数据获得的局限性，文中以受教育程度表征子女质量。基于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的经济社会背景和上述理论分析，我们对中国农村妇女受教育水平与人口生产偏好转变的关系提出以下四个理论假说。

1.农村妇女受教育水平与家庭子女数量负相关。接受过一定教育年限的农村妇女较容易在城镇非农部门就业，受高收入的引诱和城市生活观念的洗礼，她们选择减少生育、缩小家庭规模为达到高质量生活水准的目的。而没有接受任何形式的正规教育或者接受较少教育的妇女无法在城镇获得工作，只能滞留于农村从事农业活动，仍然沉浸在“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之中，多生育孩子被认为是她们今后幸福生活的主要保障。

2.农村妇女受教育水平与家庭子女受教育程度正相关。根据假说(1)，母亲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倾向于少生育子女，与子女数量较多的家庭相比较，子女少的家庭分配给每个子女的教育资源以及母亲在每个孩子身上花费的时间和精力较多，子女接受教育的年限相应地较长。

3.农村妇女受教育水平对家庭子女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呈性别非对称。母亲受教育程度对家庭的男孩和女孩受教育的影响是不对称的，对女孩受教育的正向影响大于男孩。中国农村家庭长期偏好男孩，重视对男孩的培养。但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母亲容易摆脱传统思想观念的束缚，在子女教育方面更注重男女公平，根据子女的智力、能力和学习态度等因素决定对子女的教育投资。而在重男轻女的农村家庭里，女孩为获得更多的受教育机会，通常在学习态度、努力程度等方面比男孩表现更为突出。

4.农村妇女受教育程度对子女数量和质量的影响大于男性。与父亲受教育水平对家庭子女个数和子女受教育程度的影响相比较，母亲受教育程度对人口生产偏好转变的作用更大。一方面教育使得农村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得以提高，作为生育的主要承担者在决定家庭子女数量方面具有更大的决策权。另一方面，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着“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分工，男性劳动力经常外出务工，父亲陪同子女学习的时间和机会较少，照料和辅导子女的责任大部分由母亲承担，因此母亲在子女受教育方面要比父亲更重要。

四、农村妇女受教育水平与人口生产偏好转变的实证检验

(一)数据来源

第三部分提出的四个理论假说只是笔者的经验推断，是否与中国农村实际相符须经实证检验。本文所采用的样本数据来源于CGSS2008①该数据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所发起的一项全国范围内的、大型的抽样调查项目，主要目的是了解当前中国城乡居民的就业、工作和生活状况，以及人们对当前一些社会问题的看法。本项调查根据随机抽样的方法，在全国28个省市抽取家庭户，然后在每个被选中的居民户中按一定规则随机选取1人作为被访者。调查数据记录了被访者的教育年限以及家庭特征信息。，此处关注的是农村妇女受教育及其子女数量和受教育状况，故选取CGSS2008数据中的农村样本。出于研究目的和数据处理的便利性，对筛选出的农村样本进行了进一步整理。本文研究的时间起点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人口生产偏好转变，所以在农村样本中剔除了1949年(含1949年)之前出生的农村家庭子女样本，将样本中记录的父母受教育层次分别转换为对应的受教育年数②其中，未受教育赋值0年，私塾赋值3年，小学赋值6年，初中赋值9年，职业高中、普通高中、中专和技校赋值12年，大专成人、大专正规赋值15年，本科成人、本科正规赋值16年，研究生以上赋值19年。。

(二)描述性统计分析

1.母亲受教育年数与家庭子女数量

为了比较不同受教育层次的母亲与其所在家庭的子女个数，以及父亲和母亲受教育程度对子女个数的影响程度，按照未受教育、私塾和小学、初中及以上3个教育层次把样本中的母亲、父亲分别分为三组，计算得到的每组平均子女数，见表1。

表1 不同受教育层次的母亲、父亲与其家庭的平均子女数

随着母亲受教育层次的逐渐升高，其所在家庭的平均子女数趋于减少。其中私塾、小学层次组比未受教育组少生0.79个孩子，初中及以上组的子女数比私塾、小学组和未受教育组分别减少0.91个、1.7个。从低到高受教育层次组的平均子女数对应的标准差逐渐缩小，说明随着母亲受教育层次的提高，中国农村妇女减少生育子女的趋势是稳定的。同一受教育层次的母亲和父亲所对应的家庭平均子女数相比较，母亲所在家庭的平均子女数均小于父亲所在的家庭，一定程度上表明父亲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对家庭子女数的负向影响弱于母亲。

2.母亲受教育程度与子女受教育程度

表2 不同受教育层次的母亲、父亲与其子女平均受教育程度

表2可得到以下信息:(1)子女受教育年数随母亲受教育程度提高而延长。私塾、小学组的子女受教育年数比未受教育组长2.45年;初中及以上组比私塾、小学组长1.25年，比未受教育组延长3.7年，扩展了一个初中教育层次。(2)初中及以上组母亲所在家庭的男孩受教育年限比未受教育组多3.12年，同组中女孩受教育年数比未受教育组多4.29年，由此验证了母亲受教育水平对女孩受教育年数的延长更有利。(3)母亲教育水平提高有利于子女性别间受教育差距缩小。未受教育组、私塾和小学组、初中及以上组各组内男孩与女孩平均受教育年数差距分别为2.06年、1.22年、0.89年。(4)相同教育层次组的母亲和父亲所在家庭的子女受教育存在差异。母亲所在家庭子女的平均受教育程度比父亲家庭高0.48年、1.01年和0.93年。

表1和表2的数据分析初步证实了本文提出的四个假说，但描述性分析方法较为粗略，下面采用回归分析方法进一步加以验证。

(三)回归分析

1.变量选取及统计性描述

人口生产偏好转变表现为生育率下降(子女数减少)和人力资本水平提高(子女的受教育程度深化)，因此在探讨农村妇女受教育与人口生产偏好转变时，分别选取家庭子女数Q和子女受教育程度Si(i =B为男孩，i=G为女孩)为被解释变量，其中家庭子女数根据被访问者的兄、姐、弟和妹的人数加总再加1(被访问者本人)得到。子女受教育程度以从小学开始算起共受过学校教育的年数衡量。主要解释变量是母亲受教育年数SM，由母亲的最高教育程度转换而来。其它解释变量分别是:父亲受教育年数SF(计算办法同母亲)、民族变量N(汉族为1，少数民族为0)、性别变量X(男性为1，女性为0)。

表3 各变量统计描述

2.回归模型设定

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被设定为线性关系，需构建4个线性回归模型，即:

模型1:Q=C+β1SM+β2SF+β3N+β4X+μ1

模型2:S=C+β1SM+β2SF+β3N+β4X+μ2

模型3:SB=C+β1SM+β2SF+β3N+μ3

模型4:SG=C+β1SM+β2SF+β3N+μ4

3.模型估计结果

表4 回归结果

模型1估计结果表明父母受教育年数与家庭子女数是负相关关系，母亲受教育程度对生育率下降的影响大于父亲，即母亲每增加一年教育引起子女数的均值减少0.11个，而父亲对应的只减少0.07个，此结果与理论分析以及假说1和假说4是一致的。根据前面的理论分析，母亲受教育年限越长，其在非农部门就业的概率较大，妇女的时间价值提高，抚养孩子的机会成本增大，意味着孩子的“价格”上涨，父母对子女数量的需求下降。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的推进，农村妇女在社会和家庭的地位逐渐提高，在减少生育决策中具有决定性作用。模型2估计结果显示父母受教育年数变量前的系数均为正值，表明母亲、父亲受教育程度与子女受教育程度同方向变动。具体而言，母亲和父亲各增加一年的受教育年限，其子女受教育年数的均值分别延长0.26年、0.20年，母亲受教育年数对子女受教育年限延长的正向作用大于父亲。模型3和模型4分别以男孩和女孩受教育年数为被解释变量是为检验假说3，即母亲受教育水平对家庭中男孩和女孩的受教育年数的影响呈非对称性。两个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母亲受教育年数每增加一年，女孩受教育年数延长0.32年，而男孩延长0.20年，女孩比男孩多接受教育0.12年，说明母亲受教育程度加深更有利于女孩受教育年数的增加，从而缩小农村长期存在的男女教育差距。一方面，受教育水平高的母亲已经认识到教育对女性就业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史上，女性地位卑微，在社会和家庭中始终处于劣势，这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村地区表现的更为突出，则母亲对女孩具有天然的同情感，知识水平高的母亲深知改变农村女孩命运的主要途径就是提高女孩的受教育水平。此外，我们在四个模型中引入了民族和性别两个虚拟变量以增强解释变量整体的解释能力。从各个模型估计结果看出，农村汉族生育率低于少数民族，而受教育年数比少数民族家庭子女要长，其原因在于计划生育政策在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实施的力度和二者所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有别，此结果与叶华、吴晓刚(2011)［34］的研究结论一致。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借助CGSS2008数据，通过描述统计和回归模型对提出的经验假说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均支持了四个假说。即农村妇女受教育水平与家庭子女数量负相关、与子女受教育程度正相关，且对家庭子女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呈性别非对称性，对女孩受教育的正向影响要大于男孩;与父亲受教育水平对家庭子女个数和子女受教育程度的影响相比较，母亲受教育程度发挥的作用更大。分析得到总的结论是农村妇女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更有利于农村人口生产由数量偏好向质量偏好的转变。

农村人口生产偏好转变对农村发展、农业现代化、农民致富等“三农”问题的解决具有积极作用，而农村妇女教育又对人口生产偏好转变具有正向影响，那么农村妇女教育自然地对农业发展也具有促进效应。该理论逻辑对政府教育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首先，针对农村长期存在的教育性别歧视造成的女性受教育水平偏低的状况，政府部门应制定倾向于农村女童教育的相关政策，如适当延长农村女孩义务教育年限，减免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降低女孩接受高等教育的门槛等。其次，对于受教育程度低的农村已婚育龄妇女，政府可以采取灵活的教育形式对其进行再教育，目的是通过再教育提高妇女自身的人力资本水平，使得农村妇女更多地参与非农部门的工作，增加家庭收入，为子女提供更优越的学习生活环境，观念上更注重子女在教育、健康等质量方面的培养和投资。

［1］Haveman R，Wolfe B.The Determinants of Children Attainments:A Review of Methods and Findings［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95(4):1829－1878.

［2］Behrman J.R，Mark R.Rosenzweig.Does increasing Women＇s Schooling Raise the Schooling of the Next Generation［J］.A－merican EconomicReview，2002(1):323－334.

［3］Antonovics K.L，Arthur S.G.Does Increasing Women＇s Schooling Raise the Schooling of the Next Generation?Comment［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5(5):1738－1744.

［4］Björklund A，Mikael L，Erik P.The Origins of Intergenerational Associations:Lessons from Swedish Adoption Data［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6(3):999－1028.

［5］Black S.E，Paul J.D，K jell G.S.Why the Apple Doesn＇t Fall Far:Understanding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 ission of Human Capital［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5(1):437－449.

［6］Chevalier A.Parental Education and Child＇s Education:A Natural Experiment［J］.IZA Discussion Papers No.1153，2004.

［7］Leung C.Y.S，Li－Tsang C.W.P.Quality of Life of Parents who have Children with Disabilities［J］.Hong Kong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Therapy，2003:19－34.

［8］Lee J.Sibling Size and Investment in Children＇s Education:an Asian Instrument［J］.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2007 (4):855－875.

［9］Lu Y，Donald J.Treiman.The Effect of Sibship Size o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China:Period Variations［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2008(5):813－834.

［10］Marteleto L.Family Size，Adolescents＇Schooling and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Evidence from Brazil［J］.Demographic Research，2010:421－444.

［11］Becker G.S.A Treatise on the Family.Cambrige［M］.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

［12］Schultz T.P.Economics of Population，Reading［M］.MA: Addison－Wesley，1981.

［13］Jain A.K.The Effect of Female Education on Fertility:A Simple Explanation［J］.Demography，1981(4):577－595.

［14］United Nations.Recent Evidence from the Demographic and Health Surveys［M］.United Nations，New York.1995.

［15］Lam D，Duryea S.Effects of Schooling on Fertility，Labor Supply and Investments in Children，with Evidence from Brazil［J］.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1999(1):160－192.

［16］Schultz P.T.P.Why Governments Should InvestMore to Educate Girls［J］.World Development，2002(30):207－225.

［17］Galor O.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Sustained Economic Growth［J］.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2005(3):494－504.

［18］Bledsoe C.H，Casterline J.B，Johnson－Kuhn J.A，Haaga J. G..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Schooling and Fertility in the DevelopingWorld［M］.National Academy Press，Washington，D.C，1999.

［19］Duflo E.Schooling and Labor Market Consequences of School Construction in Indonesia:Evidence from an Unusual Policy Experiment［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1 (4):795－813.

［20］姚引妹.教育对生育率的影响［J］.西北人口，1981(2): 32－34.

［21］慈勤英.关于普及义务教育对生育率影响的分析［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3):1－7.

［22］赵建华.论我国妇女教育水平对生育率的影响［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教(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4):72－78.

［23］严梅福，张宗周.教育导致妇女生育率下降的起点程度和心理原因新探［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4):81－86.

［24］陈胜利，魏津生，林晓红.中国计划生育与家庭发展变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85－223.

［25］李仲生.中国的人口与经济发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44－45.

［26］曾毅.中国人口分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55－56.

［27］梅志强，史雅萍.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对80后新生代生育子女数量的影响［J］.中国计划生育学杂志，2012(3): 168－170.

［28］加里·斯坦利·贝克尔.家庭论［M］.王献生，王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61－185.

［29］赵旋.全国生育抽样调查报告集(婚姻家庭卷)［M］.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1993:23－56.

［30］Rosenzweig M.R，SchultzT.P.Schooling，Information，and Nonmarket Productivity:Contraceptive Use and Its Effectiveness［J］.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1989(2):457－477.

［31］Mason K.O.The Status of Women:Conceptual and Method Ological Debates in Demographic Studies［J］.Sociological 1986(1):284－300.

［32］Treiman D.J，Yip Kam－B.Educational and Occupational Attainment in 21 Countries［C］.Cross－National Research in Sociology，Newbury Park，Calif.:Sage Publications，1989.

［33］Blossfeld Hans－P，Yossi S.Persisting Barriers:Changes in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in Thirteen Countries［C］.In Y. Shavit＆H.P.Blossfeld(eds.)，Persistent Inequality: Changing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Thirteen Countries. Boulder，Colo.:Westview Press，1993.

［34］叶华，吴晓刚.生育率下降与中国男女教育的平等化趋势［J］.社会学研究，2011(5):153－177.

［责任编辑 刘国荣］

W omen's Education Level and Transform of Population Production Preferences:from the Experience of Rural in China

LIU Qi1，GUO Jian－xiong2
(1.College of Politics and Law，Yan＇an University，Yan＇an 716000;2.Institution of Historical Environment and Economic Society in Northwestern China，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Xi＇an 710062，Shaanxi)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CGSS2008 data，using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empirical testmethods to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men＇s education and their children number，their children＇s education.Research shows that ruralwomen＇s education level is negatively related to children number，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children＇s education，and is notgender symmetrical for their children＇s education in the family，the positive impacton girls＇education ismore than boys.Compared with father＇s education，mother＇s education has a greater effect for their children number and children＇s education.

ruralwomen;education;population production preference

F126

:A

:1004－9975(2015)05－0047－07

2015－07－2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城镇化背景下现代农民的成长机制及政策环境研究”(14BJY031);延安大学博士科研启动项目“人口量质转变、人口质量红利与中国农业发展”(YDBK2015－01)

刘琦(1980—)，男，陕西横山人，延安大学政治与法学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郭剑雄(1956—)，男，陕西府谷人，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