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事美

中国的方言众多，如果不同地域的人用方言交流，跟“鸡同鸭讲”差不多。以前国家又没有推广普通话，怎么办？不急。以前虽然没有普通话，却有全国通用的官话，政府官员一般都讲官话。但是各地方言的存在异常顽固，口音也非常浓重。方言口音各异，便导致各种沟通交流的不便，还会闹出诸多误会，甚至会影响到升学或当官。

柳宗元讲话要靠翻译

自古以来，中国官场便有不得在籍贯和出生地为官的规定。此种规定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即古代官员与当地百姓常常因语言不通而无法正常开展工作。唐代大文豪柳宗元在广西柳州做刺史时，对此就颇有感叹。他在《柳州峒氓》中写道：“郡城南下接通津，异服殊音不可亲。”广西是一个多民族的地区，他在柳州时，必须与当地少数民族打交道，以致“愁向公庭问重译”，重译即翻译，柳宗元为了正常开展工作，不得不在办公室内设立翻译一职。

不仅柳宗元无法听懂当地方言，当地人也听不懂柳宗元的话。柳宗元到了柳州，就如同身处异国他乡，如果没有翻译，根本无法与当地人对话。说话用翻译，效率便会大降。柳宗元审案子，正常用时一个时辰，用了翻译后，得审一天，柳宗元别提多郁闷了。

说起来，柳宗元的老家本是山西运城，而他本人则是出生在京城长安，并长期在长安学习、工作。柳宗元既懂山西话，又会当时的官话（相当于普通话）。按说，柳宗元的普通话应该很标准，顶多有些山西口音而已。但广西那时极其封闭落后，很多少数民族连汉字都不认识，语言不通，也无法用文字沟通，搞得柳宗元常常抓耳挠腮，以头撞墙。

康熙不说北京话

清代的康熙皇帝无疑是影视屏幕上最重要的角色之一。人们熟悉的康熙皇帝，完全是一个高大威猛的帝王形象，却根本想不到，真实的康熙讲话很可能同赵本山一样，有浓重的东北口音。

清军入关十年后，康熙在北京出生，此时康熙的周围，也就是宫廷内都是说满语的人，这些人都是从辽宁迁移过来的。北京话在此时还没有真正形成，或是还没有真正产生影响力。可以想象，康熙的东北口音绝对比张学良还浓重。

康熙的祖籍在今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这个地方属于抚顺，与赵本山的老家铁岭直线距离只有100公里。康熙的口音不一定与赵本山的口音相同，但相似度至少会在一半以上。从康熙批阅的奏折上也可看出一二。如：“专治疟疾……连吃两服，可以出根。”这其中，“可以出根”实为“可以除根”，而东北话讲“除”就是第一声的“出”。

后来，随着满汉语言的快速融合，以及汉族大臣的大幅增加，此时在民间形成的北京口音才慢慢成为宫廷中的主要语音。但此时康熙年事已高，又是皇帝，不可能再学习北京话。在电视剧《康熙王朝》中，最经典的一个情节就是康熙晚年时训斥大臣，如果康熙用满口东北话指点江山，想起来是不是很搞笑？

曾国藩让人很郁闷

作为晚清重臣，曾国藩对大清国的贡献可谓“杠杠的”。无论是谋略、学问，还是治军、做人，曾国藩都堪称“杰出典范”。但老曾的湖南口音过于浓重，很多与他打交道的人都有些犯怵，尤其是他的弟子、部下，领导的讲话听不懂，又不敢多问，但不搞懂又恐办事有误，麻烦更大，搞得下属备受煎熬。

李鸿章是曾国藩非常赏识的弟子，二人无话不谈，有时也会一同说笑。谈话间，老曾说了一句“冒得卵味啊”，李鸿章大惊，“卵味”！这不是下流的语言吗？老师怎么突然冒出这么一句。李鸿章不明白，大胆求解，老曾哈哈大笑。原来，“冒得卵味”是湖南湘乡方言，翻译成普通话就是“没意思”。

曾国藩是湖南湘乡人，湘乡话在中国方言里属于极其难懂的，甚至难过潮汕话和闽南话。曾国藩一直到23岁前都没有离开过湖南，可以想象他的口音会有多重。生长在湖南，吃辣椒的饮食习惯造就了曾国藩敢言的性格。洪秀全起事后，曾国藩大胆上书咸丰皇帝，对年轻的咸丰帝不是批评就是抨击。为了达到情真意切的效果，老曾不仅写奏折，还要在上朝时说给咸丰听。这是成心不给皇帝面子嘛。

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曾国藩也不管皇帝爱听不爱听，对着咸丰就是一顿猛批。老曾太激动，语速有点快，平时听惯北京话的咸丰很不习惯，要不断叫停，因为根本听不懂这个湖南蛮子在说什么。满朝文武想笑又不敢笑。曾国藩没办法，放慢语速，一字一句地说给咸丰听。结果，咸丰听懂了，也怒了，大声斥责曾国藩狂悖，非要军机处给老曾治罪。要不是大臣拦着，老曾的脑袋非搬家不可。

康、梁事业很吃亏

民间有句话：“千不怕万不怕，就怕广东人说普通话。”在调侃之余，也确实道出了广东人普通话水平差的现实。清末有两位维新派领袖：康有为与梁启超。这两位广东老乡的普通话都不咋样，可谓半斤八两，两人在事业发展上也吃过普通话不好的亏。

雍正年间，清政府开始向全国推广“正音书馆”，尤其是在福建、广东地区，要重点推广北京官话，也就是所谓的“普通话”。不会说普通话就不能参加科举考试。如果康梁二人生于此时，想必普通话水平还是没有问题的。但康梁恰恰生于晚清，此时为北京官话正音的问题早已被荒废。

康有为是广东南海人，梁启超是广东新会人，两地都是珠三角地区，直线距离只有七八十公里。两人既是老乡，又是师徒，还是政治同盟，平时两人交流，用粤语酣畅淋漓。但二人走南闯北，传播先进思想，只能自学普通话，他们的“广味普通话”也是一大特色。

最麻烦的是见皇帝。康有为到处讲，说光绪接见自己时，两人会谈了很久。这个说法连《清史稿》都被忽悠了。不过，当时的刑部主事张元济另有说法。他说，当时各大臣在外等候皇帝接见，康有为与荣禄大谈变法，荣禄听着直皱眉头，有些话根本听不懂。光绪单独接见大臣，与其他人都谈了很长时间，唯独接见康有为时，不到10分钟就结束了。到底谈了什么，别人无从知道，但光绪后来还接见了梁启超，完全可以做个参照。

梁启超见到光绪，也是推销自己的变法，但无奈光绪听得很费劲，只因梁启超说话发音严重不准，如将“考”说成“好”，将“高”说成“古”。有时梁启超讲一句，光绪还要问一句，甚至梁启超还要用手比画，或者还要用翻译。这情景，光绪的兴致早没了。但凡被皇帝接见后，按说都要赏个四品官，而梁启超只得到个六品顶戴。

可见，想要变法也要学好普通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