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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红色警卫生涯

2015-05-07刘辉山古远兴/著述刘新民古伍延古永江/整理

读书文摘 2015年5期
关键词:首长陕北毛主席

刘辉山 古远兴/著述 刘新民 古伍延 古永江/整理

著述者刘辉山,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领。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副兵团职。古远兴,中国人民解放军警卫部队优秀指挥员,正军职。二人自20世纪30年代就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担任警卫员,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仍坚守在警卫岗位并成为警卫首善之区的将领。整理者刘新民、古伍延、古永江为二人的子女。

刘辉山、古远兴十几岁时在家乡江西参加革命,后成为保卫中共中央首长的警卫战士。他们跟随中央红军爬雪山、过草地,九死一生到达延安,护卫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转战陕北,挺进北京,参与组建中央公安纵队第二师,保卫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文革”期间,他们继续警卫受冲击的军委首长,并奉命执行特殊任务。他们见证了新中国诞生的艰苦卓绝历程和人民领袖纵横帷幄的风采。

毛主席要我们好好学文化

1942年10月,中央警备团成立。1943年组建了毛主席警卫队,古远兴任毛主席警卫队队长。在此期间发生的许多事情,古远兴都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他深情地回忆起毛主席要警卫战士学文化的事情:

1942年,中央教导大队与中央警卫营合并成立了中央警备团,对外也称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警备团,吴烈任团长,肖前任政委。毛主席警卫队也是在这个时期组建的,我当队长。这个警卫队隶属警备团,由中央社会部李克农副部长、警备团吴烈团长、毛主席的秘书叶子龙同志负责管理。

警卫队组建后的一天,吴烈带我来到毛主席的窑洞,把我介绍给了毛主席。来到毛主席身边工作,有很多的事情需要了解,虽然领导介绍了一些事情,但首长一些细小的生活习惯,还是要靠自己去观察掌握。

到毛主席那里没有多长时间,一天早晨,我去检查警卫工作,来到毛主席窑洞。当时主席没有在里面,我进去一看,地上铺着地图,桌上、铺上摆满了书,书又是打开的,有的夹着纸条,桌上还有很多文件。我看到这种情景,就把值班警卫战士叫来问:“主席这里这么乱,你们也不给整理一下。”这个战士说:“主席不让动他的东西。”我说:“谁不喜欢整洁干净一些?”于是我就和他将地上的图纸卷了起来,又把地上、床上、桌子上的书和文件全部整理好,这个战士又把地扫了扫,桌子擦了擦。就在我们搞卫生的时候,主席回来了,他一进门看见屋里的情景就说:“糟糕,糟糕,谁让你们动我的东西?”那战士看到情况不妙就赶快出去了。我说:“我看见屋里太乱了,我们就整理一下。”主席马上说:“你没有看见上面写着字吗?”我的文化不高,再加上主席写的字又是草字,我看不太懂,我就说:“我识字不多。”主席听完我的话后,情绪缓和了许多,他问我上过什么学,我告诉他读过几天私塾,到延安后在抗大和中央党校学习过,但是由于准备打仗,也没有学到多少文化。主席又问:“你不识字怎么给人家送信呢?”我知道主席问的是我在总政治部当通信员期间的事情。

我站在毛主席面前回答说:“那时送信很简单,叫我送哪儿,我送哪儿,叫我送给谁,我就给谁送啊。”这时主席坐下来语重心长地说,你没有文化怎么能带好部队,又怎么管好部队?过了一会儿,主席又问我们警卫队晚上有没有点名,点名的内容。我回答完主席的问题后,主席讲:“点名不能只是叫叫名字。要把一天的事情简要地讲评一下,要简短。一、二、三点写下来,你今天晚上点个名,我参加。”我照主席的指示,进行认真准备。晚上点名时间到了,我请主席参加我们的点名,当我们点名结束后,主席拿过我的笔记本纠正完错别字后,对我们讲:“你们要好好学习文化,以前打仗没有时间学,现在时间多了,要教育部队好好学习文化。”

从这以后,毛主席对我们这个队的文化学习抓得可紧了。他还让他的秘书叶子龙同志当我们的文化教员。我和叶子龙很熟悉,在长征路上就认识了。他教我们识字,教得很认真。在这段时间里,毛主席看见我们的战士就问,今天学了什么字?怎么写?记住了多少字等等。

叶子龙要求也很严格,他要求战士们每天必须认五个字。有的战士基础比较差,学习起来很困难,但是战士们很刻苦,一有时间他们就在地上写字,两三个人在一起时,就一起背书,搞得晚上睡觉说梦话都是在背生字。我看到战士们学得这么辛苦,平时又要执勤和搞生产,就向叶子龙提出来,学习不要搞得太紧张了,战士们吃不消。他说:“不行啊,这是主席要求的,不严格要求,我完不成主席交给我的任务呀。”这之后他还是严格地教,战士们非常认真地学,他们文化水平也有了很大的进步。

差点跟上林彪去东北

1945年10月,根据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央警备团吴烈团长、肖前政委奉命率第五、第六两个连和部分干部先行去承德为中央的转移做准备,后由于蒋介石撕毁停战协议,这支部队被调往东北,参加东北解放战争。其余的部队组成一个团留守延安,由刘辉山任团长,张廷桢任政委,古远兴任参谋长,张耀祠任政治处主任,郭海瀛任供给处主任,担负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重任。

转战陕北前夕,曾经发生了一个插曲,林彪想调刘辉山等到东北参加解放战争。对此,刘辉山回忆道:

吴烈团长和肖前政委带领警备团部分部队到前方,我当团长没有多久,东野林彪司令员到延安向中央汇报工作,临走前他找到我,他对我讲,东北的形势发展很快,部队多了没有干部带,想要我带几个人过去组织一个师。我和林彪以前就认识,我在红一军团的时候给林彪、聂荣臻当过警卫连连长,他知道我能打,也敢打,不怕伤亡。四野的人我也熟悉,大多是一军团的人,所以他想调我带些人过去。那个时候人员调动不像现在那么复杂,只要前方需要,头一天人还在延安,第二天就上前线了,这样的事情很多。

林彪同我谈完后,我找到张廷桢和古远兴,将林彪的话告诉他们,还问他们的意见,是去还是不去?古远兴首先表了态:“你决定,你说去我们同你一起走。”张廷桢说:“咱们过去可以,我没有意见,但下面的干部就不要带了,不要影响这里的工作。”我看他们两个人同意去东北后,就将商量的结果告诉了林彪。林彪对我讲:“好嘛,你们到东北后,组织一个师,你任师长、张任政委、古任参谋长。”他要我们准备准备就走,还要把家属和孩子一起带走,他又从他的警卫连里抽调人员,给我们每家配了三个警卫员,还有两匹马和一匹骡子。

那时搬个家没有现在这么复杂,只要准备一个马褡子和两个筐,将被褥装进马褡子里,再将马褡子褡在骡子背上,一边再搭一个筐,小孩子坐在里面,这个家就算搬走了。

走的工作准备得差不多了,我们三个人一起来到社会部,向李克农部长辞行。我把林彪想调我们到东北的事情向李部长作了汇报,他听后就急了,问:“定了吗?”我说:“定了,他们将警卫人员和骡马都已经配齐了,随时可以出发。”李部长听后,生气地说:“前方需要你们,这里更需要你们嘛!你们走了,中央和毛主席的安全谁负责?你们不能走。”我一看情况不对,就不讲话了。李部长平时对我们警备团很好,有什么困难他都会尽力帮助解决,所以我们在他面前也不拘束,什么话都敢讲。古远兴看到僵在那里,就对李部长说:“吴烈同志和肖前同志走后,我们接替了他们,我们走了也会有人接替的。现在延安是大后方,我们现在也没有什么事情,不如到前方去打打仗。”这下可把李克农惹火了,他瞪着老古大声说:“你怎么就知道延安没有事情,你了解现在的形势吗?你们都走了,中央和毛主席的警卫任务交给谁?”我看古远兴还想再和李克农争下去,忙把他拉住,说:“我们不走啦,继续留下来。”在回来的路上,古远兴还是想去东北,就说:“咱们走咱们的,不要管他。”我对他讲:“你不要乱来,我们还是听李部长的安排吧。”随后我们把警卫员和骡马退还给林彪,东北也没有去成,还是留在警备团。

谁知道没有多久延安形势确实发生了变化,蒋介石大举进攻延安,也证实了李克农的判断是正确的。我们三个人又跟着主席在陕北转战一年多。这段时间,是我一生中压力最大的一段时间。在长征路上,在一军团,大小战斗我也经历了,但这次面临那么多敌人追赶,我们这点儿人既不能和敌人拼光了,还要保证中央和主席的安全不发生问题。在这期间,主席的一些决定和常人不一样,他为了不过黄河有时和敌人相向而行,真是把人惊出一身冷汗。我们几经艰险,才保证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安全,也保证了中央和主席对全国战场的指挥。

意外的惊喜

1947年3月29日早晨2时左右,九团随卫着党中央和毛主席来到邱家坪。

毛主席、任弼时、陆定一住在山坡上一处有院墙的窑洞里。战士金武森在门口放哨时,毛主席出来散步,关怀地问:“你走路累不累?”金武森回答说:“不累!”毛主席又问:“你愿不愿意留在陕北?”金武森愉快地说:“我愿意,大家都愿意跟着主席和陕北人民一起消灭敌人。”毛主席很高兴,微笑着说:“好!我们应该留在陕北,和陕北人民同甘苦共患难,一起把敌人消灭了!”

这天傍晚,哨兵报告:发现一名军人吆喝着几头猪,向东赶路。刘辉山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派管理员张治安前去查明情况,并让张治安转告那人迅速向西转移。因为敌人这几天正在从东面顺川北上,继续东行是十分危险的。管理员追上去一看,竟是本团炊事班的老张。原来早在部队撤离延安以前就派他出去买猪,自从时局紧张,警备团撤离延安以后,再没有听到过他的音讯。这时,管理员赶快把老张的行李接过来,并帮他把猪赶到团部驻地。

老张随即见到了团领导,叙述了自己出来的经过。他说:“猪买了以后往回赶路,突然形势紧张起来了,看到沿途老乡都在坚壁清野,向山里疏散。我向村干部、老乡打听消息,都说胡宗南开始进攻延安了。各种传说也一天一个样地多起来,有的老乡说胡匪军占了咱延安;有的说中央和毛主席早已过了黄河了;可是也有人说毛主席没有走,还留在陕北。我想,不管怎么说,毛主席过了河,更保险一些,估计我们团也跟着主席过河啦。从这以后,我随疏散的群众走,一路上村干部、老乡们帮我照看着这群猪,帮我打听咱们团的消息。东打听西打听,也听不到一点准确的消息,所以我就打定主意在陕北和敌人打转转。这群肥猪就是我的盘缠啦。”说到这里,老张有点倦意,因为他已经赶着猪奔走了半个多月了,但他还是兴奋地说:“真想不到在这里会碰到中央和毛主席,我又回到了部队,党交给我的任务这下算完成了。可是猪都瘦了!”团领导笑着听完老张的话,对他作了表扬和安慰。刘辉山说:“你辛苦了,买的猪一只也没有丢,任务完成得很好,赶快回班里洗洗、吃饭,好好地休息一下!”随即让管理员带他回班休息。炊事班的同志看到老张回来了,高兴坏了,打趣地说:“我们都为你担心哪,以为见不到你了。这下好了,咱们又可以一起保卫毛主席啦!”

第二天,团里的同志们看到老张赶来一群肥猪,也分外高兴。大家夸老张有一股子革命的韧劲。通讯员于万福说:“真没想到在这里还能够美美地会一顿餐哩!”班长罗正周说:“咱们不要光想到自己,毛主席和司令部的首长也和咱们一样,连一点新鲜菜也吃不到。我提议:先给首长们送一口最大的肥猪,同意不同意?”大家一听说给毛主席送猪,便异口同声地答道:“同意!咱们这就动手。”于是,有的报名要亲自宰猪,有的报名烧水,有的要求亲自抬着送去。

早饭以后,几名战士抬着一口又肥又白足有两百多斤的肥猪,送到了支队司令部。政治处李干事把团里的信亲自交给了任弼时,并说道:“全体同志为了表达对首长的爱戴,送来一点猪肉。”任弼时满脸笑容,详细问过猪的来由以后,说:“真谢谢老张了,也谢谢你们对我们的关心。你们一路辛苦了,还是留给部队吃吧!”李干事说:“这不过是大家的一点心意,请首长收下吧!”任弼时随即嘱咐支队司令部的同志,给九团全体同志写了一封回信,表示感谢全团同志。

这天下午,在山脚下小河沟的野地里,任弼时、陆定一召集各大队负责人和九团的刘辉山、张廷桢、古远兴开会。会上,各单位汇报了人数、装备、经费等情况。然后,任弼时讲了敌人的情况和各个战场上我军的胜利消息,并说明党中央和毛主席决定留在陕北,与陕北人民同甘苦共患难的意义。任弼时说,敌人的方针是将我赶往黄河以东,然后 “清剿”我陕北解放区。而我们要采用 “蘑菇”战术与敌人周旋,使敌人十分疲劳、十分缺粮,将敌人磨得筋疲力尽,然后消灭它。他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说:“我们要在陕北坚持战斗,敌人爬一架山,我们也爬一架山,不消灭胡宗南匪军,我们就不过黄河。”他要求大家作长期打算,艰苦奋斗,遵守纪律,保守秘密,做好群众工作。陆定一再次强调要做好长期打算,做好部队的思想动员工作,保证党中央、毛主席和中央首长的安全。

会后,团首长向部队做了思想动员,传达了会议的精神,战士们纷纷向党提出保证:我们永远跟着毛主席!一定和陕北人民同甘共苦!在敌人面前英勇不屈,克服一切困难,忠实地完成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光荣任务。

所谓天安门广场抢花的事情

所谓天安门广场抢花的事情,发生在1972年10月30日早上。一群老太太在广场上散步,看见一些工人在拉走国庆节期间花坛里的花。她们看见装车的工人像装垃圾一样往车上装花,就上前去问:“这些花你们是不是不要了?”答复:“是。”这些老太太就说:“你们不要了我们能不能挖走?”工人讲:“可以,你们挖吧。”就这样她们就开始挖花。

这些老太太都住在附近,回家后,其他居民就问她们花是从哪里来的,她们说:“是天安门广场上的花,人家不要了。”这下可就传开了,老百姓拿着工具、推着小车,都到天安门广场上来挖花,而且人越来越多,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这天上午,周总理刚参加完一个活动后,在回西大厅的路上,听到几个服务员在议论。当周总理听到 “不像话,也没有人管”等言语时他停了下来,问她们发生了什么事情,服务员说:“很多群众在广场抢花呢!”周总理问:“也没人管一管吗?”服务员说:“是啊,也没有人来管管。”周总理说:“怎么搞的没有人管呢?去,把古远兴找来。”

我来到周总理办公室后,周总理问:“广场上群众在抢花,你知道不知道?”我说:“知道。”在这之前,早上在东门外执勤的战士向值班室汇报了这件事,我派了一名干部穿便衣到广场上去了解情况。派去的人回来讲:从一些捡花的老太太那里了解到,那些是主办单位不要的花,她们才挖走的。

当我告诉周总理我知道后,他先是看着我,而后又问我:“你既然知道,为什么不派人去管一管啊?”我说:“广场不是我们的防区呀。”

总理问:“那是谁的防区?”我说:“是卫戍区他们管。”

这里要讲一下,北京的社会治安巡逻任务,刚一进城就是公安部队负责,公安部队撤消后,连部队带任务一起交给了卫戍区,所以天安门广场上维护社会治安任务就是卫戍区负责。

总理听后,指示我:“你通知吴忠到我这里来。”

我正要转身准备去值班室给吴忠司令员打电话,总理把我叫住说:“你不要去你那里打了,就在我这里给他打电话吧。”我拿起总理桌上的“红机子”,这是总参一号台的直拨电话。

话务员问道:“首长,您要哪里?”我说:“要卫戍区吴忠司令员。”等了一会儿,没有接通吴忠办公室,却接通了卫戍区值班室,值班参谋报告说:“首长,我是卫戍区值班参谋,吴忠司令员下部队了,不在机关。”

我告诉总理:“吴司令不在他办公室,下部队去了。”

总理说:“问他们哪位首长在?”我又问值班参谋:“你们哪位首长值班?”对方回答说是黄政委。

周总理知道黄作珍在卫戍区后,说:“叫黄作珍来。”

当我通知完卫戍区值班参谋后,离开了总理办公室,来到大会堂北门一道门和二道门之间的大厅内,接黄作珍政委。我和黄政委是老相识了,由于我的爱人李纶和黄政委的爱人杨芳是延安时期的老战友,所以黄政委在北京军区当政治部副主任时我们就相互往来,有时也互相开个玩笑。我看见黄作珍来到大会堂北门时,不知是因为见总理紧张,还是因为赶时间从车道到大门这段台阶跑上来的原因,总之他脸红红的,都是汗。他手里拿着帽子,军装上衣的扣子也没有系。我看到他这个样子就迎了上去,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黄政委你怎么才到呀?总理催问了好几次。”

他一边用手绢擦着脸上的汗,一边问:“老古呀,总理有什么事情,这么急找我?”我忍着笑,故作认真的样子说:“哎呀,总理找你有什么事情,我怎么知道啊。”

黄作珍听我这么一讲更紧张了,手里拿着军帽快步往前走。我在后面跟着说:“黄政委,你手里的帽子。”他把帽子刚戴好,我又告诉他:“还有你的衣服扣子没系上。”

一般接触过总理的首长都知道,总理对着装要求很严,如果不按要求着装会受到总理的批评。黄作珍听到我说的话后,他在总理办公室门口系好了上衣的扣子,又整理了一下服装后才进去。不大会儿工夫,黄作珍就从总理的办公室走了出来。他出来时轻松的样子和进去时判若两人。我迎了上去,还没有等我问,他就说:“你这个老古,像这样的事情,你在电话里同我讲一下就行了嘛,还非要总理找我。”

我笑着说:“你这个黄政委,总理要见你,我哪能管得了嘛!”他说:“我进来的时候,你就告诉我嘛!”我听后大笑了起来,黄作珍也笑了起来。

黄作珍回去后,很快就将天安门广场上发生的事情了解清楚,基本上和我了解的情况差不多。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缺乏对群众的组织和疏导,又是在天安门广场这样一个敏感地区,发生这样的事情还是受到了总理的批评。

事后由北京市委召集卫戍区、中央警卫团开了专题会议,为杜绝此类事情的再次发生,进行了统一的协调和部署。

(选自 《戍卫一生——我们的红色警卫生涯》/刘辉山 古远兴 著述 刘新民 古伍延 古永江 整理/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5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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