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南方民族远离京城，对北京的影响比较小，但往往以包容心怀容纳战乱中的中原难民。在若干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一旦一些重要人物在关键时刻出现于北京，往往引起轰动，说明南方少数民族并非都无能耐。瓦氏夫人、林凤祥、李开芳、岑春煊、陆荣廷就是这样的人物。虽然是偶尔露峥嵘，每次都引起较大的反响。

[关键词]南方民族；关键时刻；轰动；京城

[作者]梁庭望，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博导。北京，100081

[中图分类号]C9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4）03-0121-005

南方民族远离京城，在民族文化双向互动中，南方民族对北京、对中原的影响很小，受北京等中原强势文化的影响是主要的。这里有相隔遥远交通不便的问题，也有对南方文化感到陌生的问题。以壮族为例，柳宗元被贬到广西柳州时，写了《柳州峒氓》一诗：“郡城南下接通津，异服殊音不可亲。青箬裹盐归峒客，荷叶包饭趁圩人。鹅毛御腊缝山厨，鸡骨占年拜水神。愁向公庭问重译，欲投章甫作文身。”到了明代，就是广州人邝露，也看不起广西少数民族，他在《赤雅》的序言中，公然污蔑“然蛮僚之族，不异麋鹿”。他因得罪县官，被迫流落广西少数民族中，壮瑶山民以酒肉相待，让他得以全身，他还这样污蔑人家。所以要北京人接受岭南民族文化，殊属不易。其实岭南是个好地方，四季常青，山青水秀，炎热多雨，花繁叶茂，濒临南海，资源丰富。这里的壮族祖先是稻作民族，与中原生产方式接近，民风朴实，富于同情心，包容性强，因而每次中原大乱，汉族难民大都涌人岭南避难。历史上，中原人曾经有七次往岭南大迁徙：

第一次：公元前214年，秦始皇统一岭南，大约有16万秦兵留戍。统帅向秦始皇申请要3万姑娘做军官的“衣补”（妻子），秦始皇只“可其万五千人”。秦很快垮台，秦军回不来，下级军官和士兵见越人姑娘温柔，纷纷娶之为妻。家里丈夫讲古汉语，妻子讲古壮语，碰撞出广东话来。自此岭南汉壮成了亲戚。

第二次：汉末中原大乱，难民涌入岭南，《汉书》、《后汉书》记载，自西汉后期起，“徙合浦”（今广西北海市一带）屡见不鲜。如汉成帝阳朔八年（公元前24年）到汉平帝原始五年（公元5年）的30多年间，“徙合浦”就有10次之多，其中包括因罪南贬的定陵侯淳于长、孔乡侯傅宴、驸马都尉宽信等等。

第三次：五胡十六国时期，鲜卑、氐羌等北方民族进入中原，“五胡乱华”的十六国里有13个是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战争频仍，中原大乱，大批汉族难民涌入岭南，他们是客家人的祖先。以致罗州“招义县，昔流人营也”。

第四次：唐末五代十国时期烽烟滚滚，中原大批难民再次涌入岭南，加入客家。进入广西的客家人，不用以土楼来护卫自己，壮人从不驱赶侵害客人。

第五次：1052年，狄青在打败侬智高后，留下一批官兵镇守。因军中多山西平遥人，是今广西讲平话汉人的祖先。这是唯一一次因镇边而留在岭南。

第六次：南宋偏安临安，黄河中下游战火频发，汉族难民又避人岭南。连朝廷所需的西南战马，都是在广西横山寨（今田东县城郊）购买。

第七次：明末清初朱由榔在广西桂林到梧州一带建立南明政权，后率少数人逃滇授首，大部分兵士留在桂北，即今广西讲桂柳话汉族人的来源。

七次大迁徙，南迁的中原人在战后再也没有回到北方，那里的壮族祖先富于包容胸怀，不但不驱赶，而且帮助难民安家立足，彼此团结互助，为今日广西的民族大团结打下根基。这说明，岭南民族并不古怪，他们是富于同情心的民族。但岭南与中原毕竟相距2000多公里，又有五岭之隔，壮民也不愿意到寒冷的北方，因而岭南文化对北京影响甚微，至今依然。但一旦一些重要人物在关键时刻出现于北京，往往引起轰动，说明岭南人也并非都无能耐。这里仅举几个例子：

（一）明朝嘉靖年间，壮族女土官瓦氏夫人于1555年，以58岁高龄率壮兵7000人抗倭大胜，轰动京城。明嘉靖年间，倭寇肆虐苏浙沿海，朝廷养尊处优的官军屡战屡败，就连山东大汉李逢时也因临阵溃逃而被嘉靖帝斩首。曾经任职广西的兵部尚书张经深知俍兵（壮兵）能战，建议征调俍兵出战，竟在朝廷中引起大辩论。多数朝臣都认为蛮人仅有边隅小技，难堪大用。后经张经力辩勉强通过。率俍兵出征的是田州女土官瓦氏夫人，时年已经58岁。但她不是花甲弱女，是在捍卫中越边关中成长起来的双刀女将。她率领的俍兵作为主力，在苏州附近的王江泾大败倭寇，斩敌数千，朝廷振奋。这是抗倭以来首次胜仗，嘉靖帝特授她二品夫人。后戚继光还沿用瓦氏阵法抗倭。

（二）明末朝廷濒危，昏聩的崇祯帝竟然将唯一艰难支撑的袁崇焕处以剐刑，惨绝人寰。袁崇焕虽然祖籍广东，但他生长于广西，深得俍兵之技，懂得《岑家兵法》，善以计胜。这样的忠臣竟然惨死，崇祯太混，中了皇太极的离间计，也该上吊。清入主中原，还对这位忠臣表示敬意。至今菜市口的袁崇焕府邸，仍为后人景仰，观者莫不摇头慨叹。

（三）太平天国北征军将领林凤祥和李开芳，皆广西武鸣壮人。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洪秀全不思进取，竟然让林凤祥和李开芳孤军北上。两位将军灵活善战，经安徽、河南、河北直打到天津的杨柳青。朝廷震惊，慈禧和皇上已议迁都。但寒冬帮助了朝廷，北征军兵将经不住寒冷，最主要的是洪秀全不思进取，使北征军孤立无援，最终被消灭。但北京官民也第一次感受到南人之威。

（四）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御林军作鸟兽散，慈禧和光绪皇帝惊恐不已，仓皇化装逃离北京。壮人岑春煊（1861-1933年）自告奋勇来护送。岑春煊为云贵总督岑毓英之子，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举人，以五品京堂候补。1892年进京，先后被授光禄寺、太仆寺少卿、大理寺正卿。他有爱国意识，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时，请缨赴山东抗敌。后中国战败，岑深感失望，遂称病告假桂林。1898年岑进京向慈禧请安并面见光绪帝陈变法方略，博得光绪赏识。同年被委任为广东布政使。上任伊始，即上疏弹劾广东总督谭钟麟及其手下一批“劣官”，因而以“清直”名噪全国。1900年，调任甘肃布政使。当年8月，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光绪和慈禧仓皇西逃。岑亲率2000步骑前来护驾，慈禧为之感激涕零。

岑春煊对慈禧和光绪的护送，争议甚多。有人认为是争宠，有人认为是攀附，其实这些看法都不实际，有在危险形势下去拍马的吗？实际这是岑春煊爱国情结的表现，为什么？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这是中华历史上耻辱的一页。其实八国侵略军才1万多人，即日本8000人，沙俄4800人，美国2500人，法国800人，英国300人，奥匈帝国50人，意大利50人，德国的7000人没有赶到。清朝部署在天津、北京和京津之间的兵力10万，是侵略军的5倍，然而末代王朝已经腐朽不堪，清兵一触即溃，让侵略军在1900年8月14日轻易就占领京城。慈禧惶恐之间，带着光绪和一些皇族、大臣从德胜门仓皇出逃，往昌平狼狈奔命。临行前还不忘把光绪的爱妃珍妃扔到深井里。已经作鸟兽散的禁军，不知去向。那些平日里养尊处优的大臣和将军们，这时也自顾逃命，哪里还顾得上狼狈的老太婆慈禧。岑春煊呢？论官阶不过是个布政使；论距离，他官居甘肃，中间隔着陕西、山西和河北；论军阶，他不是清廷的兵部尚书，为什么来护送慈禧？人们可以对昏庸误国的慈禧进行指责，骂她也好，咒她也罢，但在当时的情势下，她和光绪是代表国家的，倘若她和光绪落入侵略军之手，对中华将是莫大的耻辱。为此，当时保护慈禧和光绪就是保护国家，就是爱国。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

何况当时护送慈禧路上极为辛苦不说，还要冒着很大风险，一防侵略军尾追；二防山匪突然拦路；三防皇帝和太后路上出意外；四虑照顾不周，老太太随时翻脸，任何差错，都是掉脑袋的事。再说护送，在慈禧仓皇出逃时，禁军作鸟兽散，无大队人马护送，他们着平民装束狼狈逃到北京西北的昌平，岑春煊的2000兵马才在南口接应到疲惫不堪的慈禧一行。为怕追兵，急忙过居庸关。那时道路不平，又要攀山越岭，轿夫咬碎牙根，才能够让慈禧坐得稳一些，颠簸是要掉脑袋的。岑春煊的任务可不轻，后头他要防追兵，前头，他要探路防盗，寻找比较好走的路线。中间要护着太后和皇上不出闪失。到了怀来的鸡鸣驿，小城已经笼罩在夜幕的黑暗中，老太婆也被摇晃得疲惫不堪，瘫在轿里，动弹不得。可是鸡鸣驿只是个小镇，历史上是个小驿站，虽然还有破败的城墙，但只有一条比羊肠小道也好不到哪里去的小街道，两旁的店铺破烂不堪，入夜一片漆黑，死一般沉寂。皇太后到来，满城百姓紧张得不得了。太监挑来挑去，才在街北中段找到一家稍好一点的富户院子，虽然跟故宫差了十万八千里，但也只好将就了。主家自然得拉家带口逃出去，谁敢和皇太后多嘴，那不自己找死吗？话说回来，这个院子虽然破烂，只因慈禧歇过，现在成了文物古迹，让人参观。岑春煊跪奏：小镇已经让微臣团团围护，后无追兵，东部不远的桑干河，已经被微臣兵士守住，后山坡陡，实为天然的屏障，臣通宵为老佛爷和皇上站岗守卫，老佛爷可以安神，慈禧这才稍微松了一口气。那时洋河就在鸡鸣驿之南不远，水还比较多，在今官厅水库一带与桑干河会合，只要将这两条河守住，慈禧是可以睡个安稳觉的。后山的情形夜里像屏风一样漆黑，看不清楚，如果春夏，山上虽然没有树木，光秃秃的，但还长些野草，稍有绿意；倘是秋冬，一片灰蒙蒙的样子，像被火烧过一样，看了闹心。现在是夜里，慈禧也顾不得了。出河北，经山西，渡黄河，一路慈禧的狼狈，岑春煊的辛劳，一言难尽。不管如何，作为国家象征的慈禧和光绪，总算到了西安。岑春煊实际完成了维护国家声誉的爱国义举，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慈禧当时也没有给岑春煊什么实惠，只不过让他做前路粮台督办，给慈禧供饭而已。旋升陕西巡抚，此是后话。岑春煊后来的行藏也是毁誉参半，功过不在本文议论之内，惟有护送慈禧一事，从维护国家生存和形象角度来看，确为爱国义举，应予肯定。

（五）陆荣廷倒袁。袁世凯图谋称帝，众人皆知，但他的势力强大，许多人都不敢轻举妄动。而且除云南、广西、贵州、四川四省之外，各省实力派都已经换成袁世凯的党羽。又派广东军阀龙济光监视陆荣廷，派心腹参谋次长陈宦会率军人川监视云贵川。袁认为时机已成熟，故作谦让后于1915年12月12日申令承认帝制，次日在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并于1916年元旦擅自登基。虽全国哗然，但只有云南蔡锷、唐继尧于12月25日举起反袁称帝的大旗。但唐并非真正反袁，他“为了使颇得人心的蔡锷离开云南，以免危及自己的地位，所以愿意分给一部分兵力，但并不给以充分的后勤支援。”蔡锷实际是单打独斗，云南总兵力3个军，只给他1个军，名义7000人，实际能上前线仅几千人。开始凭热情打了一些胜仗，占领过叙州、泸州和綦江几个地方，但很快便弹尽援绝，队伍只剩下3000多人，陷入困境。各地虽然也有些起义，但都无关痛痒，帮不上忙。而袁世凯调动10万兵力，1916年1月5日由曹锟首先率兵入川，准备一举歼灭护国军。1916年1月27日贵州宣布独立，但贵州军阀刘显世本向袁效忠，这时也只是表态而已，没有在战场上帮大忙，所以袁世凯对此也不当回事。更为危险的是，1916年3月初，护国军只剩3130人和200发炮弹时，袁世凯竟然指派广东军阀龙觐光率1万多人从广西百色去抄蔡锷的后路，3月9日，龙部前锋已经占领云南剥隘，其潜入云南的地下武装已经策动民团暴动。如果龙部得手，护国军必全军覆没，反袁护国定然夭折，袁世凯的皇位便坐稳了，中国又将出现一个新的封建王朝。要打倒这个新王朝，又不知要流多少鲜血。在这关系到中国命运的危急关头，陆荣廷站了出来，挽救了民主共和的命运，在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关头立了大功。这样说是过誉的吗？不是！请看：蔡锷是反袁的英雄，但他是孤胆英雄，打了三个月不但没有撼动袁世凯，反而陷入绝境。这时候谁去救他，都得拿出十二分勇气和准备粉身碎骨。有的人说，陆荣廷去救蔡锷是想投机扩大势力，这话就不对了，只有渔翁得利的时候才去投机，有在极危险的时候去投机的吗？现在我们将陆荣廷3月25日反袁与蔡锷3个月反袁的后果对比一下：

3月14日 陆荣廷在广西百色将龙觐光的1万人缴械，打破了袁世凯抄后路合围歼灭护国军的阴谋，排除了危险！

3月15日 陆荣廷经过精心准备，在梁启超的协助策划下，毅然在柳州通电《陆荣廷讨袁檄文》，反袁护国。袁世凯听到消息，“狼狈惊愕，不知所处。”陆部和他的广西兵素以善战闻名国内，故有“北袁南陆”之说，难怪袁氏惊愕。

3月22日 也就是陆宣布倒袁第七天，袁世凯发令撤销帝制。

3月23日 袁致电陆荣廷：“帝制原非予所愿”，求陆退兵回邕。同日宣布废止“洪宪”年号。

4月中下旬 陆荣廷没有接受袁世凯的退兵要求，调兵遣将，就任粤桂护国联军总司令。5月1日兵分三路入湘。蔡锷护国军等大振，趁机进击袁军。

5月3日 连锁反应之一：四川督军陈宦倒戈，电劝袁世凯退位。

5月9日 连锁反应之二：陕南镇守使陈树藩就任陕西护国军总司令。

5月24日 连锁反应之三：湘西镇守使田应诏宣布独立。

5月29日 连锁反应之四：汤芗铭宣布湖南独立。

4月到5月 袁世凯集团的段祺瑞、冯国璋等或趁机夺权，或劝袁退位，众叛亲离。

6月6日 袁世凯被气死！

世人纷纷赞扬蔡锷是反袁护国的英雄，他确实应当得到这个荣誉。但对于起如此关键作用的陆荣廷却往往一笔带过，甚至骂他别有所图，对比实在太鲜明了。这不知何因？也许认为他是军阀，也许认为他是蛮人，也许认为他是草根出身，有功也不值得赞扬。其实在他护国成功的那个时代，曾经在北京引起轰动，还有客观评价，梁启超就发表了《陆荣廷再造民国的功勋》，“再造民国”之誉由此而来。

不过总的说来，壮族等南方民族由于相距遥远，对北京的影响远不如北方民族。上述几位的影响，不过是偶尔露峥嵘而已。其实商代以降，北京就成为中华文化交流、整合、升华的中枢。历史上北京曾经有七次大的民族文化交融：

第一次交汇在商代初年，是夏桀无道，商汤诛之。商汤命令伊尹要四方进贡，四方交汇。对南方，命“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请以珠玑、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商因先人兴起于燕，虽然建都于燕南豫北，对燕已着意经营。

第二次是公元前11世纪，纣王无道，武王诛之。史称武王之师渡河时，“云明如昼，八百之族，皆齐而歌。”可算是民族的一次大聚会。

第三次是秦汉时期，蓟或为王侯都城，或为幽州治所，成了北方各民族文化交融中心。

第四次是隋唐民族文化大交融时期，蓟从北方民族文化交融中心演化为中华对东北亚各国文化传播前沿，因而成为东北亚文化交融中心。

第五次是辽金元时期，916年契丹建国，以燕蓟为陪都。947年契丹改国号为辽，至1115年为金所灭。1206年元灭金，定都北京，称为京都。1279年元灭宋，北京遂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自契丹立国到元灭，长达363年，北京从北方民族统治中心演化为全国统治中心，其在文化交融上的功能由局部变为全国的交融中枢。

第六次是满族上层入主中原，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不仅固定了今日中国的疆域，而且在文化上也产生了大交融。特别是改土归流后，中央王朝直接统治民族地区，加之兼容并包，故“无论在语言文字、文学创作、文史研究、医药卫生、教育文艺、数理科技、天文历法、宗教信仰等领域，均兼容并包地吸收汉、蒙、藏和其他民族文化的精华”，产生了一次大的交融。

第七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北京成为首都，顺势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各民族文化的交流、整合、升华得到了全面地、大规模地、迅速有效地进行。各种政治活动的开展，各种学术活动的进行，经济交往的扩大，改革开放的推进，全国性新闻媒介的导引，国际文化交流的展开，都使北京的文化兼容融化功能空前扩大，中华新文化出现了少有的趋同现象。当然，在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的大潮中，民族文化个性的消融也引起大家的注意。

中华文化是由四大板块构成的，它们是中原旱地农业文化圈、北方森林草原狩猎游牧文化圈、西南高原农牧文化圈和江南稻作文化圈，其中中原旱地农业文化圈是中国主流文化圈，其他三个文化圈呈匚形围绕在主流文化圈周围，使中华文化多姿多彩。在全球化的形势下，北京有特别的责任，继续挖掘各文化圈的文化资源，保护各民族的优秀文化，予以弘扬，在北京文化结构中处于弱势的南方民族文化，定能在其中显示自己的独特魅力。

[责任编辑：袁丽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