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玉生+姜丽梅

“文革”结束后，历史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但“上山下乡”运动并没有随之立即停止，它仍然裹挟着积极亢奋的政治热情踽踽前行。但根植于这场运动之中的作家主体审美意识开始了动摇和位移。“原本立下的扎根于农村的誓言也失去原有的鲜亮色彩，原来所表露的献身于农业建设的决心也开始动摇，原先所背弃的城市重新具有了莫大的引力。”[1]所以，新时期的知青戏剧已不再昂扬地展示知青运动中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而是理性地反思这场运动带来的影响以及知青不懈的人生追求。戏剧艺术也冲破了“两结合”的创作窠臼，积极探求中国戏剧和西方戏剧艺术的融合，使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得到完美的艺术嵌合。

人性悲歌的理性彰显

新时期的知青戏剧大都带有浓重的悲剧意味。这时的戏剧作品多展示在特定背景下，知青在肉体和心灵上受到的双重戕害。恶劣的生存环境，繁重、原始的体力劳动，压抑窒息的情感，扭曲的人生理想，是知青戏剧表现的主要主题内涵。

历史跨入新的时期，上山下乡已不再是光鲜崇高的话语表述行为，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被迫或更多带有侮辱性的行为——发配。话剧《北京往北就是北大荒》中的勤子为了给患病的母亲过生日，在国营企业上班的她利用职务之便，挪用公款6元6角6分钱，就被流放到遥远的北国接受神圣而又残酷的改造；小柳儿也只是因为偷过一块手表而最终成为了一名永久的拓荒者。陆天明的《第十七棵黑杨》的第一部分就向我们展示了紧张得令人窒息的知青大逃亡的场面。而喻荣军的《1977》和吴戈的《老知青客栈》则反映了另一种“逃亡”的方式——高考。他们在北大荒几乎耗尽了青春与真善良知，而一旦出现了改变命运的一线生机，他们便会义无反顾地甚至会“不择手段”地获取所谓名正言顺的合理合法的背离方式，以图真正实现人生价值的飞跃。因此，新时期的知青戏剧少了一份崇高，多了一份悲怆。《桑树坪纪事》以知青朱晓平的视角，借桑树坪这个古老的中国象征，展示了“文革”时期尚未被城市文明所异化的乡村生存困境，以及生命窒息和自我虐待下的精神贫困。《老知青客栈》的夏阳为了能够获取更多的时间复习准备高考，竟不惜拿自己的身体做赌注，让同伴割伤自己，人为制造伤病，利用疗伤的时间来学习。人性在时代艰苦岁月的磨砺摧残下也趋于扭曲变形。《二十岁的夏天》描述了发生在咕咕岛上，某农场连队由岛上有麻风病的谣言而引发的人性悲剧。知青们生活在遥远孤寂的小岛上，批斗挨整，自由遭阉割，人性被蚕食。他们从不使用锁，连写好的信都必须由指导员来封。连长没文化却憎恨一切有文化的人，就连写莎士比亚的诗句，也被当作是黄色的东西而被兴师问罪。《洒满月光的荒原》是新时期影响较大的一出话剧。戏剧在“文革”历史背景下，探寻了人类永恒的失落感，具有反思文学的特征。戏剧中既描写了失去纯真感情后，便开始了长达十五年的精神放逐的知青马兆新；又有因爱情日记和情书被肆意公开后，迫于精神压力，头发成片掉落，为保住最后的美丽和尊严，而自沉于落马湖的大学教授的女儿李心田；还有幼年受过歧视和侮辱，因而有着极强的权力欲，恨不得霸占落马湖所有的女人，却没有获得任何女人真爱的“土皇上”连长于大个子；更有摧残折磨公狗下体而最终死于其口的变态狂“大茶壶”李长河。《黑星星》也是一曲人性主义的悲歌。女知青黑星星和恋人杨明真心相爱。不久，他们的爱情便有了结晶。有一次，他们在林中遇到山火，惊慌失措地在山林中乱闯，黑星星遇到看林人被救出，而杨明却因迷失方向而葬身火海。失去伴侣的黑星星在生下女儿之后却遭到了连长的批斗游街，肉体和灵魂都处于炼狱般的煎熬之中。最后，黑星星把心爱的小囡留给了看林人，自己跳上浮冰顺流而下，永远地消失在滔滔江水之中。这些既是人性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

边疆风情的诗意抒写

新时期的知青戏剧富有浓郁的边疆地域风情。知青作家大都亲历过“上山下乡”运动，对于景物的描写，事件的叙述，人物的塑造，往往本能地注入自己强烈的主观情感。因此，知青戏剧带有浓重的“个人化”色彩。戏剧的诗意美主要表现于边疆地域自然环境的铺陈和营建以及彰显于辽阔荒原上美好人性的抒写与赞美。将边疆地区的自然风物人情集中地带到知青文学作品中来，是中国当代戏剧作者的一大贡献。戏剧关涉的自然场景集中于黑龙江垦区、新疆垦区、黄土高原、云贵高原等区域。这里既有雪爬犁、白桦树、地窝子、草甸子、大烟泡、大酱缸；又有原始森林、戈壁荒漠、鹰翔碧空、长河落日、热带岛屿、湖水荡漾。这是边远或边疆地域特有的自然风光。知青戏剧在描述自然美的同时还抒写了人情美、人性美以及劳动生活的悲壮美。豫剧《天雪》书写了苍茫、苍凉和苍劲的美。自然环境的恶劣和人性之美形成鲜明的反差，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共同的生活战斗中，已经超越了等级观念，官兵俨然成了一家人。连长、指导员和兵团战士的关系不像《黑星星》《二十岁的夏天》和《荒原与人》中那样存在猜疑、陷害、打击报复敌对的关系。《天雪》更是歌颂了兵团人在严酷的环境中所绽放的一朵朵纯美的爱情之花，尽管这种美丽的花朵开放得微小而短暂，并没引起过多人的关注，但它却馨香馥郁，令人回味无穷。石牛和毛妮的爱情具有悲怆的美。他们为了集体的生存和利益，冒着风雪严寒外出借粮炭，回来后却被冻成了冰坨子。香兰和马长胜这对准夫妻的义举则具有大无畏的崇高美。为了祖国的尊严，他们面对残暴越境的暴动分子，毫无惧色，以英勇的壮举护住国旗，在界碑前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戏剧还展示了兵团女战士劳动的壮美。这是一种连艺术家都很难完成的雕塑美。夏天，由于补给不足，没有单衣换取，兵团女战士在大漠中拉犁耕地时，汗水浸透了棉裤，湿热难耐，她们就脱光衣服，身上涂上了泥巴奋然前行，铸就了荒原之中一道永恒的风景。难怪导演卢昂与执行导演芦珊这样激情澎湃地形容他们剧中的兵团战士：“他们是一群用意志播种希望的拓荒者，他们是一群用歌声迎接太阳的苦行僧，他们是一群打不垮、压不倒的兵团人，他们是一群盛开在荒原上的雪莲花……”

《北京往北就是北大荒》更是写出了边疆特殊的地域风情，自然和人性的融合。春夏达子香竞相开放，兴凯湖波涛滚滚像万匹野马撒欢一样；窦婶家院里有果树、菜园、渔网以及永远吃不完的鱼。而冬季又是另一幅景象：百里的湖面成了茫茫的雪海，大烟泡似脱缰的野马；窦婶家红红的炉火，玻璃上红艳艳的窗花，墙上挂着的红辣椒串，都象征着不可遏制的生命力。冬季夜晚捕鱼的诗化描写，更是令人心为之神往。在冰上打个窟窿，鱼一见新鲜空气，一见到亮光，就往上蹿跳，捕到它就变成了极其容易的事情。窦婶是戏剧里塑造得最成功的人物形象，她的性格如刚烈的北国自然一样，泼辣、坚韧、顽强。窦婶是北大荒土著妇女的典型代表。她有着丰富的人生经历和极强的生存能力，她敢爱敢恨，爱憎分明，深明大义，对勤子这批知青的影响非常大。勤子返城后，正是因为她练就了一种在人类最难生存的荒野边塞环境中求生的本领，以及越挫越勇的顽强性格，才使得她在与久经沙场老奸巨猾而又卑琐无赖的李经理的争斗中，轻易地占了上风。这不能不说是窦婶人格魅力对其造成的影响。可见，北大荒的经历和磨练成就了勤子等知青们顽强坚毅性格的形成。这是他们人生中一笔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更是戏剧作家努力所要表现的北大荒主体精神的外化。

可见，新时期的知青戏剧既展示了时代风云变幻的岁月，也歌颂了盛开于边疆地区美好的人性之花。这也是知青戏剧的另一显著特征。

戏剧手法的积极探索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知青戏剧的艺术手法基本上是单一的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手法。此时，两结合的创作手法几乎上升到了法律意识层面。所以本时期知青戏剧的整体创作构架，既要反映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农业建设以及知青在生产生活中呈现的乐观主义精神，又要去表现农村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现实。“文革”时期的话剧又带有革命样板戏痕迹，即“三突出”的创作原则。戏剧致力于对知青英雄人物的塑造，如《山村新人》中的方华，《边疆新苗》中的江雷，均明显地表现出文学服务于政治的企图。

新时期的知青文学在表现技法上做了大胆的尝试与探索。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存在主义的融入，时空的交错，梦幻与现实的交织等，体现了知青戏剧表现手法的多元化和先锋性。《桑树坪纪事》利用了象征的手法，表现了生存于古老高原上人民的生存状态。剧本场景描绘了山中倾斜状的黄土地，拦腰间刻画下的“∽”形的痕迹，像一个神秘莫测的太极八卦，静静地盘卧着的古石雕，以及黑渍渍的窑洞，沉重、古老而缓慢的钟声。这些是古老黄土高原贫瘠和荒凉的象征，更是生活于其中人们灵魂精神的写照。剧末有关围杀老牛“豁子”的描写也赋予了很强的象征性。“豁子”是一头老弱的牛，被人们冷酷无情地围杀。桑树坪是悲剧的制造者，同时又是悲剧的受害者，今天他们围杀了老弱的“豁子”，然而明天他们又会被更强大的势力所围杀，因为在这里，古老的生存法则就是弱肉强食。《二十岁的夏天》既有象征主义色彩，又有表现主义特征。“锁”和“病了的地球”被赋予了很强的象征意义。“锁”象征着人们的隐私，没有使用过锁，暗示了他们连维系人的尊严的隐私都没有；而“发病的地球”则象征着整个社会的病态或灵魂的迷失。夜晚，被囚禁的“疑似麻风病”人集体出逃，他们在椰林里燃起了椰片，像鬼魂一样地游走、呼喊。渲染了阴森恐怖的气氛，再加上人物场景的破碎感，使得戏剧很有点儿奥尼尔《琼斯皇》的表现主义意味。话剧是一门综合的舞台艺术。《洒满月光的荒原》巧妙地利用时空的穿梭，完美地诠释了戏剧是一门空间的艺术。舞台将十五年前、十五年后和当下的生活空间统一成一个舞台艺术空间，打破了时空的界限，最大限度地有效利用了舞台空间。人物随着时空的转换而变换，明显带有后现代的话剧舞台艺术品位。戏剧借知青命运的遭际探究了人类的生存状态和生命意识，分明有存在主义和T.S.艾略特荒原意识的影响。《WM我们》的题目就有浓厚的象征意蕴。我们是由两个字母“WM”拼写而成的，分别代表倒立和正立的人，象征着人生理想的倒置和复归。四个题目分别是冬、春、夏、秋也意味深长。“冬”象征的是“文革”时期人生的迷茫与困惑，但冬天过后春天还会远吗？他们幸运地度过漫漫的寒冷得令人窒息的季节，等待他们的是春天。“春”是充满希望的迷人季节，象征着理想的复苏和回归。他们参加高考去迎接人生的春天，但命运却又给他们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结果只有“修女”实现了理想，“大头”因为其父受株连而未被录取，理想再一次被无情地扼杀。“夏”本是生机勃发、万物生长的季节，但我们看到的不是其为理想重构所需奋勇拼搏的精神，而是表现为屡屡挫折失败后的悲观厌世、自暴自弃的无奈和无望。“秋”是成熟和收获的季节，但主人公“将军”的眼睛即将失明，“将军”的梦也彻底破灭了。总之，无论哪一个季节对人生来说都是无情的、冷酷的。作品借环境的象征性和现实性的巨大反差带来的强烈冲击力，来揭露人生理想和现实的尖锐对立，令我们重新去看待和思考历史与人生，具有很强的艺术表现效果。

新时期的知青戏剧以健康的主题回归，新颖别致的表现手法，纠正了“文革”时期戏剧创作“过度诠释”[2]政治性的倾向，理性地谱写出戏剧史上动人的艺术篇章，提高了其审美情趣和文化品位，为当代中国戏剧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北大荒文学研究”（10BZW088）；牡丹江师范学院国家级重点创新预研项目“一代人的面孔——知青文学研究”（GY201209）。

参考文献：

[1]孙玉生，姜丽梅.论知青戏剧的政治话语的强化与消解[J].四川戏剧，2014（8）：96.

[2]艾柯等.诠释与过度诠释[M].上海：三联书店，1997.

作者简介：

孙玉生（1966— ），男，黑龙江省牡丹江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姜丽梅（1966— ），女，牡丹江师范学院图书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