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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克莱齐奥作品《乌拉尼亚》的生态思想解读

2015-04-23杨玲

山花 2015年4期
关键词:齐奥克莱波斯

杨玲

让·马里·居斯塔夫·勒·克莱齐奥是200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20世纪后半叶法国新寓言派小说的杰出代表,在1994年法国读者调查中被评为“法国最受读者欢迎的作家”。《乌拉尼亚》是其代表作,该书在中国获评“2006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和勒·克莱齐奥的其他作品一样,《乌拉尼亚》继续述说着反抗现代城市文明,批判消费社会,向往自然原始生活状态的话题。”[1]目前,该作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作品所蕴含的乌托邦思想、人道主义精神和世界主义情怀等因素。笔者认为,勒·克莱齐奥作品同时也蕴含着丰富的生态精神,可纳入生态文学领域中。在《乌拉尼亚》中,勒·克莱齐奥从自然环境的物化、人的工具化和真善美价值观的丧失等多个层面展示了人与自然,城市环境与自然环境、现代文明与生态文明的矛盾冲突,并对此提出了自己的哲学与文化的拯救方案——生态诉求。这种生态拯救方案不仅是对现代社会的自然生态危机和精神生态危机的批判与否定,也是对现代文明的“非生态倾向”进行价值层面的后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

《乌拉尼亚》的生态异质空间

“异质空间”的概念最早出现在1966年福柯的《词与物》一书中,衍生于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列斐伏尔的空间社会产物论,关注社会中带有差异性、异质性、颠覆性、偏离常态的空间。[2]在当代西方生态文学作品中,“异质空间”往往是一个与当下世俗空间有鲜明地理差异的地域空间。这种“不相容性”的空间基本上是未经开化的、荒凉的、偏僻的、原始的、远离人类文明与工业侵蚀的区域,如城市边缘的小乡村、荒芜人烟的雨林或沙漠、大海、现代世界边缘的欠发达国家,等等。《乌拉尼亚》中的“异质空间”是位于墨西哥河谷、远离现代城市文明的“坎波斯”。在这里,没有种族、语言、文化差异,没有贫富差别,没有长幼尊卑;爱情是自由的,人的自然天性得到了充分的释放。晴朗之夜,坎波斯居民会与月亮、星星、花、草、蜜蜂对话,远离城市的喧嚣与浮华,体会着大自然的宁静、和谐,感受着心灵与自然的契合,打破人类物质文明的枷锁。在《乌拉尼亚》中,勒·克莱齐奥以异质空间为手段和途径对现代社会常态空间进行突围,并借“不相容性”的异域空间寻找精神的逃亡与救赎;“坎波斯”异质空间是坎波斯居民逃离城市现代文明的空间领域,也是他们进行自我救赎的精神家园。富有这种强大隐喻功能的生态异质空间更能帮助作品表达对现代城市文明的批判,对理想、诗意、静谧的“人类栖居地”的探寻,对融入自然、回归自然的呼唤等多重生态价值取向与内涵,从而完成对既有社会体制的对抗及深层精神生态的自我救赎。

《乌拉尼亚》对现代文明的批判

现代文明以现代性为特征,在给人类的思想、文化、经济、科技、生活方式带来巨大发展的同时,也使得传统的价值观与信仰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使自然环境遭受到空前的破坏。现代性与城市文明是以自然环境的商品化和人的工具化为代价的。在《乌拉尼亚》中,勒·克莱齐奥主要从三个方面深刻批判了现代性产生的危机与异化现象:对自然环境物化的批判、对人工具化的批判、对真善美价值观丧失的批判。

1.对自然环境物化的批判

正如勒·克莱齐奥所看到的那样:自西方工业革命以来,自然环境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掠夺和破坏,如全球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海洋过度捕捞、沙漠化迅猛扩展、森林覆盖率下降、生物物种灭绝,等等。毋庸置疑,西方人类中心主义正是这场掠夺的理论依据。它强调以统治者的态度对待自然,征服自然。这种态度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把自然当作物理的和生物的资源仓库,供人类消费或为了人类的目的而开发使用。人类中心主义主导了自然环境的物化、商品化和工具化。《乌拉尼亚》向我们描述了一个被工业文明和现代科技掠夺的、污染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四伏的城市边缘乡村,如:“今天,当你们凝望河谷的时候,你们看到了什么呢?黑土地上覆盖的是房屋、街道和商业中心,城市的新区每天都在排放粪水、硝酸盐和磷,把土浸臭了……哺育你们的这片土地,是你们的皮肤。请不要让你们的贪婪和大意糟蹋了这个美丽、高贵的女人的身体,把它变成一个肤色黯淡、干瘪瘦弱、风烛残年的龙钟老妇。”对河谷自然环境物化的描写实际上表达了对人类中心主义和狭隘利己主义的控诉及对工业文明的批判。正如卢梭所说:“人类欲望的无限膨胀和物质文明的无限发展,必然使自然环境物化。只有把人的欲望和发展严格控制在自然环境所能供给、接收、消化和再生的限度内,人类才能长久地存在。”[3]

2.对人工具化的批判

现代理性主义强调人的平等、自由、博爱及人权等,反对宗教神学、封建意识。然而,在完成推翻封建神权的历史任务之后,理性主义与人类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相交融,沦落成为所谓的“合理性”工具理性主义。工具理性重新给人套上了枷锁,使人的行为工具化、商品化;行为者从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追求功利,而忽略人的精神价值和情感。诚如马克思所说:“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4]这种所谓的工具理性与人的工具化在勒·克莱齐奥的《乌拉尼亚》中突出表现为“贫民的异化生存状态”。工业文明的发展不仅摧残和物化了自然环境,也使得环境中的人工具化、异化。在工业化的驱动下,朗波里奥社会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人的行为日益工具化、机械化,人的道德本性与传统价值观丧失。红灯区的妓女为了生活出卖自己的肉体和灵魂;生活在贫民窟的大人和儿童每天像机器一样在草莓地里、冷冻工厂里工作,过着贫穷、机械、麻木不仁的生活。劳动已经沦为了一种丧失本质意义的工具化行为,劳动主体也已不再是“感性的、自然的人”。 朗波里奥社会中“贫民的异化生存状态”,正是对既有制度和工具理性世界的一种抗诉,对现代文明和物质文明的一种批判。

3.对真善美价值观丧失的批判

作为人类社会的智力资本,知识分子是人类精神家园的探索者和人类思想文化的先锋。然而,在《乌拉尼亚》所描述的“理想学院”——朗波里奥研究所中,由人类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语言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所组成的知识阶层本应代表民众和社会阶层的心声,承担批判社会不公、维护正义的责任,却争权夺利、尔虞我诈、荒淫无耻、丑态百出。那些所谓的知识精英们在浓厚的殖民地氛围中举办各种会议并开设课程,打着“公平、合理”的旗号,对周边区域进行殖民化,对当地居民进行欺诈和挤压,利用科学知识来满足自己的权力欲望。在资本特权、权力特权和知识特权的共谋下,坎波斯的宁静与和谐被彻底打破。尽管唐·托马斯·摩西试图挣脱社会等级与偏见的牢笼,幻想建立知识自由的乌托邦,却遭到了朗波里奥研究者们的嘲笑,如:“每隔一周,周五晚,朗波里奥的大门都会向河谷居民敞开。这是唐·托马斯·摩西的主意,可谓相当荒唐……听到这个主意,首都来的研究者们开始窃笑,尤其是那些把知识和权力混为一谈的人。”“他们在说红灯区,你知道吗?就是妓院区,本地所有的妓女都在那儿……他们觉得很有意思,准备成立一个研究红灯区的单位,决定好好研究研究。”那些知识特权们毫无顾忌地谈论、嘲笑、玩弄、研究红灯区妓女,只为取乐自己,满足一己私欲。这些都昭示着人类传统价值观与信仰的丧失、精神乌托邦的幻灭,体现了勒·克莱齐奥对人类精神生态堕落与破坏的深层忧虑。

《乌拉尼亚》的生态诉求

《乌拉尼亚》不仅从现实层面向我们展示了现代社会的自然生态危机和精神生态危机,从而对现代文明的“非生态倾向”进行价值层面的后现代性的批判与否定,而且还积极探索其解决之道,表达以生态为中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诉求。勒·克莱齐奥通过对原始自然家园——“坎波斯”的诗意描写,表达了回归自然,充分释放人类自然天性的生态寓意。在坎波斯,没有贫富阶级,没有长幼尊卑,没有世俗的文化规约,没有工具理性的枷锁,连上课都失去了传统教化的约束,如:“坎波斯没有学校,整个村子就是一所大学校……这里的教育不像狼河那样,在封闭的房间里进行,也没有老师站在讲台上用拉丁语讲课,在黑板上写数字。在这里,上课就是聊天、做梦、看云、听故事。”在坎波斯,人们过着无欲无求、与世无争的原始生活;人类融入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劳动不再是满足物质欲望的工具化行为,而只是一种满足基本需求的,单纯自在的、自给自足的行为。“在这里,没有劳动,也没有娱乐。”劳动和娱乐没有被世俗的界限划分开来,而是融为一体。在人类理想的原始自然家园——坎波斯,人的自然天性得到了充分的释放。另一方面,探索人类精神生态家园的构建是《乌拉尼亚》蕴含的第二层生态寓意。现代文明在颠覆了宗教信仰和封建神权的同时,也造成了人的异化与真善美价值观的丧失。因此,海德格尔指出:“技术性和功利化社会封锁了人类存在的自然属性,使得理想栖居地的构建更为迫切。”[5]所谓的“诗意的栖居地”实际上是针对工具理性充分发展的“技术栖居地”而言。它除了完成对物质身体的自然属性的释放与安置外,更为迫切的是寻求心灵的归属地,旨在构建美好的、诗意的、静谧的精神生态家园。坎波斯居民在“仰望天空日”看星星,以达到心灵与自然的精神融合,寻求内心的宁静,如:“在坎波斯,只要天空明净,大家就都知道,晚上有好事要做了。我们会相互通知:今晚,要看星星……一切似乎都是新鲜的、清晰的、明亮的。我们的感觉好极了。”自然、大地、星空是坎波斯居民通向人类精神生态家园的有效途径。只有在天空、自然、大地相互交错的时空维度里,他们才能远离城市的喧嚣与浮华,突破工具理性的束缚,体验大自然的宁静、和谐,感受心灵与自然的契合,达到精神生态的自我救赎。

结 语

法国著名文学家勒·克莱齐奥是一位对现代危机有着深刻反思与独特创作体验的作家。其代表作《乌拉尼亚》不仅对现代文明所表现出来的反生态特征进行了揭露、批判与否定,而且还指出了其解决之道。尽管这种生态拯救方案以失败而告终,但是其表达的生态诉求——对现代文明“非生态倾向”的批判、对人自然天性的释放、对自然原始家园和精神生态家园的憧憬,无疑是一种诗意的、美好的、有价值的“乌托邦式”探索,引发了世人对文化与哲学层面的深度思考。

参考文献:

[1]勒·克莱齐奥著.乌拉尼亚[M].紫嫣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2]纪秀明.论当代西方生态文学中的异质空间[J].当代外国文学,2012(01).

[3]卢梭著.论人类不平等之起源和基础[M].李常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

[4]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Heidegger,M.Poetry,language,thought[M].New York & London:Harper and Row,1977.

作者简介:

杨 玲(1983— ),女,湖北武汉人,硕士,三峡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法国文学与法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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