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兰·邓波儿永远在扮演同一个角色。从1934年一炮而红的《亮眼睛》，到1940年为福克斯拍摄的最后一部电影《年轻人》，在总共43部影片中，那个有着金色卷发、明亮大眼和俏皮酒窝的小天使，总在唱着欢决的歌，跳着踢踏舞，以甜美笑容将身边的成年人从阴郁颓丧中拯救出来。

2014年2月lO日，85岁的秀兰·邓波儿在美国加州的家中静静地告别了，人世。在她极富戏剧性的一生当中，人们记得的，依然是她12岁前的模样。

1930年代的好莱坞，既迎来黄金时代，也处于纯真年代。电影被理所当然地视为教化大众的道德手段，清教徒的禁欲主义紧紧捆缚着摄影棚里的创作，分配给好莱坞的只是一个极为谦卑的角色：负责为家庭制造出纯洁的笑声。

而秀兰·邓波儿专攻的歌舞片更是纯真中的纯真，片中的她完全没有任何激烈的负面情绪。在她的鼎盛时期，也就是6岁到11岁，秀兰·邓波儿是全世界儿童的偶像和榜样。她的形象总是如此积极健康，甚至为了避免观众们想起男女制造孩子的这一“不洁”过程，好莱坞索性在影片中隐去了父母的角色，将邓波儿塑造成了一个又一个小孤女。

在父母缺席的状态下，秀兰·邓波儿成了银幕上的主导力量。她精力旺盛、甜美无邪，令影片中情感长期处于麻木状态的成年人深受触动，于是心灵得到治愈，一切步入正轨。

据统计，邓波儿收到的观众来信比葛丽泰·嘉宝还要多，出镜率比罗斯福总统还要高。她连续4年成为好莱坞最卖座的明星，把第二名克拉克·盖博远远甩在后头。那时候，一张电影票的价钱是15美分，而邓波儿的片酬超过12万美元。如果按照今天中国的电影票价100元一张来换算，她拍一部影片的报酬相当于8000万人民币，年底还能再收一个2亿元的红包。

除了让父母过上富豪生活，并以一己之力挽救福克斯公司外，邓波儿也为美国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

虽然当时的片商还不太擅长开发周边产品，但以“邓波儿”命名的产品随处可见：邓波儿手帕、邓波儿服装、邓波儿肥皂、邓波儿彩画书、邓波儿鸡尾酒，连知名药膏曼秀雷敦上的小护士商标模特也来自于她。在经济大萧条中，美国社会还出现了一股争购“邓波儿洋娃娃”的热潮，销售总额达到4500万美元，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1940年，秀兰·邓波儿出演了自己的最后两部电影《蓝鸟》和《年轻人》。其中，《年轻人》看上去更像是对邓波儿从影近十年中自我成长的总结。

片中，她扮演一个孤儿，被两个杂耍演员收养。为了过上平静正常的生活，他们来到一个新英格兰牧场。但无论邓波儿扮演的女孩如何努力取悦、讨好当地人，却都无法消除对方的偏见和敌意，一家人的新生活也迟迟无法展开。

拍摄这部电影时，秀兰·邓波儿已经准备好和大银幕说再见，也即将和她无与伦比的童年说再见。随着她一步步走进独立而复杂的成人世界，大众也会渐渐忘记她的存在。秀兰·邓波儿最后这番矛盾交织的心情与《年轻人》中小主人公的纠结困惑不谋而合：她既渴望着平凡的生活，也渴望着辉煌的时刻，但这两者无法兼得。

好莱坞的纯真年代注定结束，美国大众对小天使的需要也终将淡去。秀兰·邓波儿已经长大，美国也同样跟着长大。大萧条的苦难尚未结束，二战的阴云已遮蔽天空，一场改变一切的大战即将撕下好莱坞的玫瑰色面纱。接下来的舞台，属于道德崩坏、人性扭曲的黑色电影。

虎妈

但凡看过邓波儿生平事迹的人，就会发现在她身边有个无法忽略的人物，像幽灵一样挥之不去。这个人，就是秀兰·邓波儿的母亲格特鲁德·邓波儿。用现在的话说，这位格特鲁德女士是个“虎妈”。

出生于珠宝商家庭的格特鲁德·邓波儿从小梦想成为舞蹈演员，但因为个子太高而不得不放弃了芭蕾梦。和那个年代的很多母亲一样，她把未偿的夙愿加诸在孩子身上。她先期盼着两个儿子帮她实现梦想，在得到明确的否定答案后，她把全部心思都转向秀兰·邓波儿。据说怀孕期间，她便报名参加踢踏舞班进行胎教。

虎妈的苦心没有白费，秀兰·邓波儿果然获得了非同一般的天赋。她在还不识字的时候就会背诵台词，融入故事情节做出表演对她来说就像过家家—样简单。当演对手戏的成年演员不停“吃螺丝”时，她能爽快利索地念完一长段台词，而且一遍通过。她在《蓝眼睛》里唱歌，在《小上校》里跳舞，自然本真的表演仿佛未经任何专业训练。在1988年出版的长达546页的自传中，秀兰·邓波儿更加细致地回忆了这份与生俱来的才能：

“任何舞台场景都会精确地布置灯光，我偶然发现我的面部皮肤对不同光源以及光线叠加造成的热度很敏感，我就试着在彩排中感受和记住这些不同的热度和走位之间的关系。依靠这个方法，我每次都能在正式拍摄时，一次性地走到准确位置……甚至能由此来调整我的头部姿势，以达到最佳效果。”

拍摄《小小姐马克》一片时，她的早熟吓坏了演对手戏的知名男演员阿道夫·门吉欧，以至于后者忍不住对记者抱怨：“她正在让我变成配角！”

即使拥有如此天才，秀兰·邓波儿也有犯难的时候。有一次，她实在哭不出来，导演就骗她说：“你的妈妈被一个很丑的人绑架了，那个人全身都是绿色的，还有一双血红的眼睛。”小邓波儿立刻被吓得哇哇大哭，导演趁机拍下需要的镜头。

这件事惹怒了虎妈格特鲁德。从此以后，她在片场不离女儿左右，每当小姑娘哭不出来，她便亲自上阵。秀兰·邓波儿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学会哭是N必要的技能。为了让我哭出来，妈妈总是尝试各种方法。但也许因为我实在没有什么好难过的事情，所以常常没法流出伤心的眼泪，这时她就只能给我讲笑话，直到让我笑出眼泪来。”

虎妈在女儿身上打下的最深烙印莫过于那56个永不改变的发卷。小邓波儿曾公开抱怨过这个发型，她更想尝试阿梅莉亚·埃尔哈特那种凌乱的碎短发。阿梅莉亚·埃尔哈特是第一个飞越大西洋的美国传奇女飞行员，由此可见小邓波儿在内心深处对独立和冒险的渴望。但为了维持她这一经典形象的巨大价值，她终究没有做出任何改变。1938年，邓波儿曾在海德公园拜访罗斯福总统。当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邀请她一同游泳时，她拒绝了.理由是“这会弄坏我的发型”。endprint

格特鲁德女士完成了一件在好莱坞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她既培养出一个超级巨星，又时刻让这个巨星保持着高度自律。政治甜心

2013年9月，秀兰·邓波儿位于加州圣莫尼卡的童年故居开价250万美元出售。挂牌上市后不到两周，匿名买家便以售价购入，一分价钱都没有还。

这栋西班牙风格的别墅建于1926年，约180平米的三居室仍然原封不动地保持着秀兰·邓波儿居住时的模样。高高耸起的拱形屋顶上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天窗，明亮的阳光倾泻在米黄色的硬木地板上，客厅墙壁上挂着一张面容安详的佛陀头像图。户外，藤制躺椅懒洋洋地搁在廊檐下，正对着葱绿整洁的开阔草坪，繁茂的杏树、苹果树和李子树沐浴着阳光，偶尔有风吹动树叶哗哗作响。

这幅宁静的画面似乎可以作为秀兰·邓波儿一生的注脚。

20岁便经历了一次短暂的婚姻（丈夫是个酗酒的军官），又在人气暴跌后匆匆告别影坛，但秀兰·邓波儿并没有陷入怀旧颓废的藩篱。正如她在最辉煌的时候不曾变成飞扬跋扈、忘乎所以的童星，进入成人世界后的邓波儿也以冷静的头脑、坚定的意志牢牢把握着自己。

1950年，息影不到半年的邓波儿在夏威夷遇到拥有斯坦福和哈佛双重学历的企业家查尔斯·布莱克。吸取了第一次失败婚姻的教训，这次邓波儿先请时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的埃德加·胡佛对这个高材生的家底身世进行彻查。在确信这个男人“像苹果酱一样毫无杂质”后，她毫不犹豫地迅速下嫁，从此开启了一段历经55年岁月的美满婚姻。

这段婚姻带给秀兰·邓波儿一双儿女。她将家庭视为一生中最大的成就，地位甚至高于她在6岁时赢得的奥斯卡特别金像奖。但是，这位昔日的超级巨星并未就此沉寂。20年后的1969年，她再次出山了。这次，她的舞台是政坛。

幼年时的秀兰·邓波尔就极有政治领袖缘。在1947年的电影《那个哈根女孩》中，她将自己的银幕初吻献给后来的美国总统里根。英国的两个公主，伊丽莎白和玛格丽特，也是邓波儿的狂热粉丝，以至于那位“不要江山要美人”的温莎公爵每每提到自己的皇室家族，都会用“秀兰·邓波儿”来指代伊丽莎白公主。

邓波儿和罗斯福总统的渊源更是深厚。除了罗斯福那句著名的“只要我们还有秀兰·邓波儿，我们就没事”之外，总统一家都和她交集甚多。1938年，第一夫人埃莉诺为美国《电影》杂志撰文，透露他们看过秀兰·邓波儿所有的影片。当邓波儿应邀去白宫做客时，她甚至可以调皮地将小石子投掷在第一夫人的身上。

这种缘分在20年后发挥作用。尼克松任命秀兰·邓波儿成为第24届联合国代表大会代表。1974年福特总统又任命她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驻加纳大使，两年后出任美国第一位女礼宾司司长。1989年她最后一次为国家效命，被老布什任命为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见证了东欧历史的巨变。

一帆风顺的仕途背后，秀兰·邓波儿面临着个人健康的严峻考验。1972年，她患上乳腺癌，随后接受乳房切除手术。那个年代，多数女性都觉得患有这种病是自己的过错，不敢公开，但秀兰·邓波儿在病房里召开新闻发布会，成为第一个向公众坦露病史、并倡议防治乳腺癌的名人。

从22岁息影到85岁辞世，秀兰·邓波儿富有戏剧性的后半生淹没在那个永恒的踢踏舞甜心的阴影中，但这也是她留给世界的另一个礼物。

“50岁的侏儒”

“身为世界上最出名的超级童星，在成长中真的没有留下一丝心理阴影吗？”

25年前，当秀兰·邓波儿的自传《童、星》出版时，《纽约时报》书评人问出了存在于所有人心中的这一疑问。

好莱坞对儿童的腐蚀似乎已经变成铁律，从堕落的林赛·罗韩到失控的贾斯汀·比伯，没有人会相信，从好莱坞出来的童星能拥有一个健全的身心。

毫无疑问，秀兰·邓波儿有过一些晦暗的从影经历。

在大红大紫之前，邓波儿曾受聘于教育影业。这家小影视公司明显是个压榨童工的不良企业，他们让邓波儿在两年内出演了26部短片，每部片的拍摄时间只有两天。在这些短片中，有8部属于+叫做《布勒斯克斯宝宝》的成人题材系列，原本应该由成年演员出演，但为了节省成本，教育影业前往邓波儿所在的米格林幼儿舞蹈学校挑选儿童来假扮成大人表演。

于是在这个系列中，年仅3岁的邓波儿脚蹬高跟鞋，身穿紧身衣，浓妆艳抹，完全是一副风骚女人的打扮。其中，《孩子们在非洲》这一集在种族歧视、暴力犯罪和性暗示方面都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幼小的邓波儿穿着黑色蕾丝胸罩和内裤，与一个黑人小男孩扮演的男佣一起准备去引诱新来的“华盛顿大使”。

教育影业的工作人员会把不听话的孩子关进小黑屋，并让他们站在一块冰上面。而秀兰·邓波儿就曾多次被关禁闭，还曾在耳鸣和脚踝受伤的情况下被迫表演。

这会给她造成心理阴影吗？答案是没有。在多年后的自传里，秀兰·邓波儿表示“就我自己能感知的程度而言，这些事没有对我的心理健康造成任何伤害”。另一次性骚扰事件发生在秀兰·邓波儿即将进入青春期时。被福克斯放弃的她，转而被米高梅招纳。在第一次见到米高梅的制片人阿瑟·弗里德时，对方便拉开自己的裤子拉链，面对邓波儿暴露身体。对男性身体一无所知的她居然咯咯直笑，然后被对方赶出了办公室。

但这些都没有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所作影评的杀伤力来得大，他称邓波儿为“50岁的侏儒”。

他先是认为《一月船长》有点下流：“看起来，这个孩子大受欢迎的部分原因是类似成年女性的卖弄风情和在灯芯绒服装下半遮半露的早熟身体。”接着又在《威莉·温基》的影评中使用更刻薄的语言：“童星的拥有者们就像房东，他们的资产每年都在缩水。赚钱的时间总是很有限，未来终将变得籍籍无名。对秀兰·邓波儿小姐而言，尤其如此。天真无邪只是一种伪装，她的魅力来自于更隐秘更成人的地方……她的崇拜者们（包括中年男人和牧师）在假装纯洁的故事和貌似天真的对话掩饰下，尽情释放对这具充满活力的小小的诱人身体的渴望。”endprint

福克斯公司立刻提起诉讼，法庭判决格林赔偿名誉损失费3500英镑，而刊登影评的英国杂志《黑夜与白天》则直接破产，

在那本名为《童星》的自传里，秀兰·邓波儿用非常隐晦的方式重新提起了这个话题：“作为童星，不可避免地要和各种各样的成年人亲密接触……我曾经坐过200个陌生人的大腿，有时候，这让我非常不愉快，但我没法拒绝。”

不再过假面人生

讨厌秀兰·邓波儿的人还不止格雷厄姆·格林。

“一个典型的下午茶时间，人们一边蘸着草莓果酱吃全麦饼干，一边喝牛奶。杯子上印着秀兰·邓波儿的剪影，于是大家就不约而同地赞美起她的可爱来。但我没法加入他们，因为我恨秀兰·邓波儿。我恨她，不是因为我嫉妒她可爱，而是我嫉妒她能和比尔·罗宾逊（美国传奇黑人舞蹈家）一起跳踢踏舞。比尔·罗宾逊，本应是我的朋友、我的亲人、我的父亲，本应是我和他站在一起快乐地舞蹈。”

这是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尼·莫瑞森在童年时发出的悲鸣。她在《我所熟悉的秀兰·邓波儿》一书中，尖锐地指出“她一遍又一遍地唱着《好船棒棒糖》，却从来没有真正跟着节拍跳起舞来。在她出演过的40多部影片中，她只和白人拥抱和亲吻过；而和她最好的‘朋友比尔·罗宾逊，仅有的肢体接触只是牵手。”

考虑到当时美国黑人的地位远低于今天，这个指责显得过于严厉。作为第一个跨越种族的银幕牵手，秀兰·邓波儿已经触及那个时代的底线。但对于生来就低人一等、备受不公待遇的黑人孩子来说，心理创伤却也真实可触。

邓波儿对所有这些指责始终保持低调的态度，就像她轻易原谅了父亲瞒着自己挥霍掉上百万美元—样，“也许有人无法理解，但我的确既不觉得失望也不觉得气愤”。

1972年7月，秀兰·邓波尔出现在BBC的著名访谈节目巴金森秀上。时年48岁的她，已经放弃了56个发卷，代之以蓬松精干的短发。主持人问道：“你如何看待明天？”她俏皮一笑，飞快地回答：“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我相信，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好，人们会获得尊严。”

但是，那个疑问仍然存在于人们心中：为什么只有秀兰·邓波儿能逃离好莱坞对童星的诅咒？

也许，这要归功于她非同一般的早熟。当4岁的秀兰·邓波儿被关进小黑屋时，她就以天生的乐观和理智选择了进取而不是叛逆之路：“这些教训让我知道，浪费时间等于浪费金钱，等于制造麻烦。把时间花在工作上，比站在一块放着冰的小黑屋里冻得耳朵疼要有趣得多。”

也许，这更应该归功于小邓波儿的虎妈。在秀兰·邓波儿即将年满12岁、电影票房开始下跌时，这位富有远见的女性毅然将她送入洛杉矶的私立韦斯特莱克女子学校。此前，小邓波儿—直在福克斯的一间教室里接受私人教师的单独辅导。

进入女子学校的第一天，邓波儿哭了。她看到教室里端坐着十几个女学生，身穿一模一样的校服。在事后的回忆中，邓波儿认为这段一度令她无所适从的经历帮助自己卸下了超级巨星的光环和重负。“我希望成为一个明智、谦卑和人格完整的人”，秀兰·邓波儿说，“因此我决定不再过假扮的人生”。

至少在女校的那一刻她相信，自己不过是这些女孩中的普通一员。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