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凯文

摘要：采用非参数DEA-Malmquist指数、DKSE估计模型，对我国32家生物农业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效应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2008～2011年，我国生物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呈现较为明显的增长态势，主要源于技术效率改善带来的促进作用，但缺乏长久持续增长的动力；企业规模、专营化程度、研发投入强度、股权制衡度、资产负债率、高管薪酬和高管持股比例对生物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影响。对此，提出了相关建议以促进生物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进一步提升。

关键词：生物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影响因素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5.02.10

中图分类号：F3252；F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5）02-0041-05

Abstract：This paper analyzes TFPs growth effect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32 China biological agricultural quoted companies based on Malmquist Index， DKSE Estimation model.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from 2008 to 2011， TFP of biological agriculture shows obvious growth trend， mainly from technical efficiency growth， but for the lack of sustainable growth power； enterprise scale， specializing degree， R&D， ownership balance， assets and liabilities rate， executive compensation and shareholding proportion have a positive effect. For these， related suggestions are given.

Key words：biological agricultur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growth effect； influencing factor

1引言

近年来，世界农业生物技术不断取得重大突破并迅速产业化，生物农业逐渐成为农业竞争的焦点和发展的制高点。国家在提出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时，生物农业被列为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在《生物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中，生物农业又被提到了新的高度。现代经济学理论表明：实现农业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就是要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对农业增长的贡献份额[1]。国内外学者已从不同角度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展开过探讨，如对样本公司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测算及分解，从实证或理论角度考察“背农”经营或多元化经营、资本结构、股权结构、政府财税补贴、经营者激励、上市公司规模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2～4]。然而，既有的成果多数是从单一角度考察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情况，欠缺从更为全面和综合的视角进行的动态分析，国内尚没有关于生物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变动的研究成果。同时，生物农业强调利用生物技术改造和提升农业品种和农用产品性能，通过促进自然过程和生物循环保持土地生产力，用生物学方法防治病虫害，实现农业环境的生态平衡，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及影响程度、影响路径与传统农业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本文在充分结合生物农业的特点的基础上，测算分析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和增长趋势，揭示中国生物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以期为促进中国生物农业发展提供政策指导和实践参考依据。

2研究设计与数据说明

21研究方法

为测算我国生物农业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以下简称TFP）的水平及变动情况，本文采取Fre，Grosskopf，Lindgren和Ross建立的基于非参数DEA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进行动态评价[5，6]。它不需要设定具体函数形式或分布假设来得到前沿函数，也不需要投入指标的价格信息，适用于多个对象之间的非均衡面板数据分析。基于Malmquist生产率指数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动（TFPCH）可分解为技术效率变动（EFFCH）和技术变动（TECHCH）的乘积，而技术效率变动（EFFCH）又可以进一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变动（PECH）和规模效率变动（SECH）的乘积。

TFPCH=EFFCH×TECHCH=PECH×SECH×TECHCH

其中，TFPCH、EFFCH和TECHCH大于（小于）1分别表示决策单元在评价期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下降）、技术效率改善（恶化）和技术进步（退步）。

22样本来源

自2007年1月1日起，我国在上市公司范围内施行新的会计准则体系，尤其是增加了与农业上市公司相关的新准则《生物资产》。同时，从2008年起，企业所得税法定税率从33%降为25%。因此，本文没有选取2008年以前上市的生物农业企业为样本，并以《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生物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作为分类标准，通过剔除ST、PT、*ST公司以及关键数据缺失和异常的公司，选取了32家生物农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主要数据来源于RESSET金融研究数据库、国泰安数据库，企业的研发支出及其他缺失数据通过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布的年报数据进行补全。极个别公司的研发支出存在缺漏值，借鉴Flannery和Rangan（2006）的处理方式，将这些缺漏值替换为0。

23变量选择

选取的变量主要包括：①投入产出变量。选择营业收入作为产出变量，它不仅可以衡量企业的运营及库存管理能力，而且关系到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采用固定资产净值、从业人员平均数作为投入指标。同时，以2007年为基期，利用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对营业收入进行平减，利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对固定资产净值进行平减。②解释变量。结合生物农业的特点，在借鉴国内外学者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选取企业的资产总额衡量企业规模，选取生物农业产品及其他密切相关产品销售收入占营业收入比重衡量企业专营化程度，选取总资产与职工总数的比率衡量资本密集度，选取研发支出与企业总资产的比值作为企业研发强度的代理变量，选取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占企业营业收入的比重衡量国家对生物农业企业的扶持力度，选取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集中度）、第二大至第五大股东持股比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制衡度）、国有股比重、法人股比重来衡量公司股权结构，选取账面资产负债率来度量公司资本结构，选取高管薪酬和高管持股比例来度量公司治理结构。另外，上市时间的长短也是一个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控制变量。

3实证结果分析

为全面考察我国生物农业发展情况，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是从变动趋势揭示生物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效应；二是进一步探析生物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方式及特征；三是利用非均衡面板数据剖析生物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

31生物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趋势

利用2008～2011年的样本数据，采用Deap21软件包，计算出32家生物农业上市公司平均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及分解指标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由图1可以看出：2008～2011年，我国生物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平均为1045，即TFP年均增长45%，总体呈现较为明显的增长态势。从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分解来看：技术效率变动平均为1248，即技术效率年均增长248%；技术变

动平均为0838，即年均增长率为-162%，技术退步幅度较大。我国生物农业TFP增长主要源于技术效率改善带来的促进作用，源于前沿技术效率代表的生产前沿面的向外扩张，但缺乏长久持续增长的动力。需要注意的是：在样本期内，除2010～2011年间技术变动大于1，其余两个阶段技术变动均小于1，特别是2008～2009年技术变动仅为0551，出现严重的技术退步。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我国上世纪末启动科研体制改革，导致生物农业研发人员总数出现下降趋势，2005年从事农业生物技术研究人员为95608人，到2008年下降为93567人，2010年才开始回升为94976人；另一方面，2005年前，我国农业生物技术投资

每四年增加一倍，但近几年农业生物技术投资出现降低的趋势，国家对新品种研发投入偏小且较为分散，多数企业研发投入仅占销售额的2%～3%，农业生物技术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生物农业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但值得欣慰的是自2010年来，随着国家农业生物技术推广和产业化步伐的显著加快以及国家对农业生物技术领域政策支持力度的不断加大，生物农业上市公司也相应地加大了技术与研发投入力度，进而推动了资源配置和管理效率的提升、技术的进步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如果这种状况能够继续维持，我国生物农业增长将步入技术效率改善和技术进步“双驱动”的新阶段。

32生物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方式

为进一步探析生物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方式及特征，把技术效率变动和技术变动按得分值的高低进行描点，得到如图2所示的二维矩阵图。结合图2分布情况，可将32家样本公司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分为三种类型：①以敦煌种业、丰乐种业、獐子岛、新希望、钱江生化等9家上市公司为代表的高效增长型。特点是TFP和技术效率增长很快，这是由于生物农业的产业规模日益壮大以及管理决策水平的不断提高，带来技术效率的快速提高，进而拉动了TFP的快速增长。特别是敦煌种业、新希望、獐子岛3家上市公司，TFP年均增长分别达412%、332%和328%，技术效率年均增长分别为647%、533%和437%。②以中牧股份、通威股份、鲁抗医药、正虹科技、浙江医药等9家上市公司为代表的温和增长型。特点是TFP处于温和增长状态，技术效率处于快速增长状态，但技术水平在三种类型中退步最快，在较大程度上抵消了技术效率的快速增长。其中，中牧股份、通威股份、鲁抗医药

3家上市公司，TFP年均增长分别达123%、101%和98%，

技术效率年均增长分别为341%、388%和418%。③以诺普信、新安股份、利尔化学、华星化工等14家上市公司为代表的悲惨增长型。该类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它们在样本期间内的全要素生产率呈现下降态势，不仅技术变动状况不容乐观，而且技术效率增速低缓。其中，诺普信、新安股份、利尔化学、华星化工4家上市公司的TFP年均增长分别为-21%、-176%、-176%和-17%，新安股份和诺普信技术效率年均增长分别为-224%和-16%。

33生物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发现各样本公司技术效率和技术水平的差异较大，并导致生物农业TFP增长水平的不同。利用32家生物农业上市公司2008～2011年非均衡面板数据，对我国生物农业TFP的影响因素作进一步探讨。为了消除模型的内生性和增加变量影响的可比性，主要变量均采用了百分比指标，对企业规模、资本密集度、高管薪酬采取对数化处理，与作为被解释变量的生物农业TFP相对应。通过平稳性检验可知，上述变量均是零阶平稳的。因此，可根据前文设定的解释变量，建立面板回归模型，模型形式如下：

鉴于面板模型，表2给出了模型估计的结果，根据回归结果的显著程度以及回归系数的正负性，得出以下结论：①企业总资产与生物农业上市公司TFP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企业规模的不断壮大有助于提高生物农业TFP。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规模扩张问题仍然是制约我国生物农业TFP增长的一个重要瓶颈，大多数企业尚未达到适度规模经营，难以形成规模经济优势。②资本密集度对于生物农业上市公司TFP的影响为负但不显著，这说明资本与劳动的匹配并没有系统性偏差，部分上市公司存在偏离最优资本劳动比的现象，需要增加资本投入，但这一结论不具有整体上的规律性。③生物农业产品占营业收入比重与TFP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进一步印证了熊风华和彭珏[7]、范黎波和马聪聪[8]等学者的观点，即主导业务型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高于主营业务不突出的上市公司，多元化经营和“背农经营”不利于TFP的提升。因此，对于生物农业上市公司而言，应不断扩张主导业务，提高主营业务收入，进而推动TFP的提升。④生物农业上市公司研发投入强度与TFP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是因为，目前我国生物农业研发投入仍显不足，R&D支出对生物农业上市公司的技术水平和技术效率均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进而对生物农业TFP产生积极影响。⑤政府的财税补贴政策对于生物农业上市公司TFP的影响为负且不显著，这也验证了邹彩芬等[9]、王昌[10]等学者的观点。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产业，较容易获得政策性贷款和补贴，单纯依靠政府补贴方式来提升生物农业上市公司TFP，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生物农业上市公司经营绩效和全要素生产率低下的问题。⑥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生物农业上市公司TFP之间无显著的相关关系，而股权制衡度与生物农业上市公司TFP之间显著正相关，这说明股权集中度过高并不一定能提高生物农业TFP，相反会增加第一大股东在董事会的控制权，由此导致内部人控制现象。⑦国有股比例和法人股比例对于生物农业上市公司TFP的影响均不显著。根据彭熠、邵桂荣的研究，由于国家严格掌控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行业、国有企业市场退出机制仍不健全，我国生物农业上市公司的国有资产呈现出封闭性、凝滞性的特征，从而增大了改善股本结构和治理绩效的难度[11]。⑧资产负债率与TFP之间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说明实施相对积极的负债政策，运用各种融资方式向金融机构或金融中介机构筹集资金，对于改进生物农业上市公司TFP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⑨高管薪酬对于生物农业上市公司TFP具有显著的正影响，说明给予高管一定的现金奖励，能够激发高管更好地管理公司，有助于提升TFP。高管持股比例与生物农业上市公司TFP同样也显著正相关，出现高管持股与公司经营绩效利益趋同的现象，而且相比高管薪酬的显著性而言，高管持股比例比高管薪酬更显著。另外，上市年限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

4结论及政策建议

基于非参数DEAMalmquist指数法，采用以DKSE方法估计标准误差的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测算了我国32家生物农业上市公司2008～2011年全要素生产率变动趋势、增长方式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从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分解来看：2008～2011年我国生物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呈现较为明显的增长态势，主要源于技术效率改善的促进作用，但出现明显的技术退步，即缺乏长久持续增长的动力；不同类型的生物农业上市公司增长方式明显不同，32家样本公司TFP增长可分为三种类型，即以敦煌种业、獐子岛、新希望等为代表的高效增长型，以中牧股份、通威股份、鲁抗医药等为代表的温和增长型，以诺普信、新安股份等为代表的悲惨增长型；企业规模、专营化程度、研发投入强度、股权制衡度、资产负债率、高管薪酬和高管持股比例对我国生物农业TFP具有显著的正影响，而资本密集度、政府补贴、股权集中度、股本结构、上市年限对我国生物农业TFP影响均不显著。由此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推广，提升生物农业核心竞争力。近几年，我国生物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依靠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来实现，缺乏持续增长的动力。我国面临日益严重的粮食安全、食品安全和环境危机问题，必须从实际出发，瞄准世界农业生物技术发展前沿，强化现代生物育种、农用生物产品技术创新和基础研究，加大对新品种研发推广和产业化的政策支持力度，切实依托技术进步、自主创新，引领生物农业的发展，提高生物农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第二，加大对各类企业的分类指导，推动生物农业规模化发展。我国生物农业上市公司TFP增长存在明显差距，生物农业企业普遍规模小仍是制约生物农业发展的重要瓶颈。对于高效增长型上市公司，应发挥领头企业对落后企业的带动作用，同时加快培育一批市场竞争力强的科技型龙头企业，建设一批与龙头企业有效对接的生物农业产业化示范基地；对于温和增长型和悲惨增长型上市公司，应扶持壮大一批优势中小企业，支持成长性中小企业成为带动其他中小企业快速发展的龙头企业，促进企业集聚发展。

第三，扩大主营业务规模，提高专营化程度。实证结果表明：多元化经营和非农化经营不利于TFP的提升。因此，我国生物农业上市公司应优先扩大和拓展与自己企业业务发展优势密切相关的主营业务，通过加大资金投入力度，提升专营化程度，不断推动企业规模扩张，进而带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第四，深化股权结构改革，建立适当的股权制衡机制。从实证分析结果来看：我国生物农业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偏高，股权结构表现为“一股独大”，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应进一步优化股权结构，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在股权合作的基础上，建立适当的股权制衡机制。

第五，积极营造良好的内外部发展环境。实施相对积极的负债政策，建立完善的管理层激励机制，对于生物农业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因此，生物农业上市公司应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运用各种融资方式向金融机构或金融中介机构筹集资金，着力提升经营的稳健性和抗风险能力。同时，国家也应加快建立生物技术新产品需求激励机制，研究制定引导生物农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的政策扶持办法，引导社会资金进入创业投资领域，积极为生物农业上市公司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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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冉春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