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志雄　张阳阳

摘要

本文基于1994-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和通过熵值法计算得到的环境污染综合指数，运用环境投入产出模型对中国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排放呈负相关。从地区角度来看，意味着我国财政分权度高的东部地区拥有充足的环境治理资金，从而可以有效控制并减少环境污染。此外，随着东部地区大部分污染产业向中西部转移，环境污染排放量进一步减少。与此同时，财政分权度较低的中西地区财政资金相对匮乏，企图通过承接产业转移以发展经济会因为高负荷的环境污染治理成本而难以实现。从环境污染性质来看，研究发现前一期污染排放与当期污染排放呈正相关，即环境污染是一个连续、累积的过程，而合理的财政分权可以促使当地政府及时治理当期污染，从而避免环境污染的“棘轮效应”，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另一方面，我国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使得拉动经济增长的因素也相应影响了环境污染排放。研究表明，扩大出口会加速环境污染排放，而增加进口有利于减少环境污染排放。因此，引进国外先进的最终产品不仅可以替代国内生产的污染，而且其带来的技术效应与示范效应会加快出口部门转型，推动绿色生产。研究还发现，消费并不会导致环境污染排放增加，因此不能 “因噎废食”地抑制消费来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此外，资本存量的增加将促进环境污染排放，并且资本投入比重变化的速率与环境污染呈倒U型关系，地方政府应该保持一个合理的资本增长速度。

关键词财政分权；环境污染；投入产出模型；熵值法

中图分类号F8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5）04-0110-08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5.04.01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与此同时环境污染状况令人堪忧，严重影响居民的生活质量和经济持续发展。环境保护部发布的《2013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全国环境质量总体一般，环境质量状况有所改善，但生态环境保护形势依然严峻，最受公众关注的大气、水、土壤污染状况依然令人忧虑。不可否认，长期以来我国粗放式的经济发展采用传统的工业化生产方式和生产模式，以拼资源、拼环境消耗的发展模式源于“中国式分权”下的地方政府行为[1]。财政分权对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所带来的激励扭曲亦加剧了环境污染。财政分权体制使得地方政府为吸引外部投资而放松环境规制，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当地居民对环境公共产品的强烈偏好，导致“三废”持续增长、环境容量超载，从而加剧了我国整体环境污染程度[2]。由于我国财政分权体制的改变以及“唯GDP”的政绩考核机制，使得地方政府为实现经济增长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一任市长一任蓝图”的现象普遍存在。近年来中国分权体制下的地方政府行为逐渐被关注，但从财政分权角度分析环境污染问题的研究较少。明晰中国式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理论上有助于从全新视角解读当前环境污染问题；实践上，可以明确财政分权制度究竟是激励还是限制了地方政府和企业的环境治理行为，为中央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制定合理的财政分权制度提供借鉴和参考，对解决当前环境问题、实现经济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文献综述

遵循已有研究脉络，关于财政分权或环境污染的文献汗牛充栋，但涉及到财政分权和环境污染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国外关于财政分权与环境问题研究的理论称为“环境联邦主义”。代表性人物有：Oates[3]、Oates & Schwab[4]、Oates & Portney[5]、Wilson[6]、Sigman[7]、Farzanegan & Mennel[8]。国内关于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的研究路径主要有：一是从财政分权出发，运用博弈论等方法研究其蕴含的内在激励与约束机制对地方政府行为所引发的环境问题的影响，从而达到完善相关环境治理制度的目的[9]；二是从环境污染出发，综合考虑影响环境污染因素并将财政分权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实证，抑或开展环境质量与财政分权关系的实证分析，进而提出有益于环境污染问题解决的措施[10-13]。

从研究方法来看，目前学界没有普遍接受的关于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的实证模型。郑周胜[14]通过运用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分析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博弈，研究表明在多任务委托代理合约下，地方政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达到政府预定的绩效考核目标，财政分权制度缺乏对环境污染治理的激励。范子英和张军[15]将环境污染问题当作经济增长的副产品，通过构建非期望产出模型，发现财政分权以环境污染来衡量非期望产出的增加。此外，尹祖龙[16]通过运用Grossman & Krueger[17]建立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模型（EKC），并纳入财政分权指标和控制变量，研究表明财政分权程度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会引起“工业三废”排放绝对量的增加，并且发现中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的左侧位置点以及财政分权加剧了环境污染，这与李猛[10]研究结论一致。还有部分学者直接引用国外学者的线性模型进行分析，但是否妥当有待于进一步证实。

研究指标选取上，已有研究关于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大多采用单一环境污染指标。Sigman[18]、郭志仪和姚慧玲[19]、潘孝珍[20]以工业废水作为衡量环境污染的指标。随着温室效应所引起的全球变暖问题日益受到关注，张克中，王娟和崔小勇[21]以CO2排放作为衡量环境污染的指标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财政分权程度的提高会加剧碳排放量。部分学者认为，单一指标并不能反映环境污染全貌，因此考虑了多指标，如通过构建工业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及二氧化硫等污染指标矩阵进行研究，但研究结果出现了分歧，薛刚和潘孝珍[22]与尹祖龙[16]的研究结论相反。总体看来，国内研究主要以借鉴国外方法为主，在模型设计和理论阐释等方面存在一定缺陷。

本文将传统的投入产出模型进行扩展，并运用到环境污染和财政分权问题上，基于中国实践经验对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开展实证研究；运用用熵值法，计算出代表环境污染综合指标的环境污染排放综合指数，在此基础上探讨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关系的内在逻辑和机理。

2模型构建与数据处理

2.1模型构建

列昂惕夫1970年《环境影响和经济结构：投入产出法》提及在传统的投入产出模型中将污染物排放和治理包括进来研究环境问题。设env为污染排放量，w为污染直接排放系数，根据投入产出模型理论，污染完全排放系数等于直接排放系数与列昂惕夫逆矩阵的乘积，即：

v=w（I-A）-1（1）

从生产角度来看，为了满足最终需求所形成的污染排放总量为：

env=w（I-A）-1y=vy （2）

已有研究大多直接采用y即产出作为解释变量来实证检验环境污染与产出之间存在环境污染库兹涅茨假说，但由于最终产出都将被分配使用并且地方政府还增加了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因此本文基于凯恩斯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对投入产出模型进行分解：

env=v（C+I+inv+G+ex-im）（3）

其中：env为环境污染排放指数，C，I，inv为该地区的居民消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环境治理投资。ex，im为该地区的进口总额和出口总额。

在中央政府总支出一定情况下，各地方政府财政支出G的大小显示了该地区的财政分权程度fiscal，因此根据方程（3）的等价函数关系为：

env=f（C，I，inv，fiscal，ex，im） （4）

由于环境污染是一个连续积累的过程，本期环境污染排放不仅受到消费、投资、政府支出以及进出口因素的影响，还受到上一期污染排放量的影响。此外，还有许多因素影响地方环境污染排放量，为了获得较为稳健的估计结果，本文将引入如下控制变量：①上一年环境污染排放量；②地方人均GDP：由于各地区人口密度不同，因此用人均GDP衡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进而分析其对环境的影响；③资本存量：各地区资本存量大小会影响当地的投资能力和环境治理能力。一般说来，资本存量越多，该地环境治理资金将越多。

为了分析不同省份环境污染与财政分权的关系，本文采用了1994-2012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为了减少内生性，同时选择了上一年环境污染排放、地方人均GDP以及资本存量三个指标。

（2）财政分权指数主要来自于《中国经济与信息统计网》与EPS，按地方政府支出与中央财政支出计算。

（3）消费支出、资本投资、出口与进口数据。消费支出采用居民消费指数衡量，并以1994年为基期进行换算。投资数据一般采用全固定资产投资数据代替，考虑到对环境影响的投资主要来源于能源消耗[21]，本文投资数据采用能源工业固定投资数据，数据来源于《国家数据》和《国家统计局》；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数据来源于《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此外，各省进出口数据来自于《国家数据》，按汇率折算成人民币；汇率数据采用平均数进行折算，数据来自Wind资讯。

（4）地方人均GDP与资本存量数据。地方人均GDP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本文中1994-2012年资本存量的估算参照张军，吴桂英和张吉鹏[23]的方法完成。

从表1可知，1994-2012年我国绝大部分地区环境污染排放呈上升趋势，全国平均污染排放指数从0.050 5上升到0.090 2，总体波动幅度较大。就地区而言，从图1可知，我国东部地区污染排放量大于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并且截至2008年西部地区环境污染排放水平与东部地区环境污染排放量相持平。由图2可知，东部地区财政分权度远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并且近年来西部地区财

政分权度不断提高，中部地区自2005年开始略有下降。结合图1和图2，发现西部地区的财政分权度低于东部，但环境污染排放量却与东部地区持平，甚至略微超过东部。

3实证结果及解释

借助Stata11.0软件对面板数据模型进行估计，为了消除不同变量绝对数值差距对模型估计造成的偏差，本文先对部分变量进行了对数变换。由于各省份或地区在居民消费水平、能源投资、资本存量等方面存在差异，为了减少个体差异带来的异质性偏误，首先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面板数据进行分析，然后再将其与较随机效应模型相比较，通过Hausman检验结果，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模型估计结果见表2。

实证检验表明：

（1）前期污染排放与当期污染排放呈正相关，说明污染排放是一个连续、累积的调整过程。虽然环境污染影响力是一个衰退的过程（模型5的估计系数0.639 8<1），但影响力系数较大，若上一期的环境污染未能及时进行治理，将会加剧本期环境恶化。此外，影响系数平方得到0.409 3，这意味着短期环境污染的影响较大，长期环境污染的跨期动态影响会减弱。若地方政府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治理当期环境污染，将会大大减弱其对未来的影响。

（2）与oates[24-25]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相一致：财政分权会激励政府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进而有利于降低污染物排放。目前大多数研究结论认为财政分权使得地方政府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忽视环境治理，进而加剧环境恶化。但实证表明，地方政府财政分权度与环境污染呈负相关。这也说明了近年来在国家日益重视环境保护和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增加有相当一部分已投入到环境治理上，环境污染问题逐渐受到各地政府重视。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财政分权指数一直居于高位，中西部地区财政分权指数较低，表明中西部地区一方面要发展经济，另一方面需要分配专项资金治理环境污染。在地方政府GDP竞争中，中西部地区已逐渐成为我国东部地区和部分外资污染企业产业转移的承接地和避难所。中西部地区财政较为薄弱，很难支撑如此高负荷的污染治理成本。实践证明，中西部部分地区环境污染问题有恶化趋势。因此，提高环境治理项目绩效，优化财政分权结构在当前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

（3）一般说来，消费需求与环境污染排放并没有直接联系。由于我国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而消费支出是拉动经济增长、缩小地区差异的重要引擎，因此对于环境污染问题不能简单地通过抑制消费的“因噎废食”的方式解决，而应重点在于消费理念的改变和消费方式的引导。能源消耗是造成环境污染排放的重要因素，各地能源投资额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将会影响环境污染。实证结果表明，能源投资越多的地区，环境污染会越严重。就环境治理投资而言，各地政府环境治理投资的增加将会降低环境污染排放，进一步说明了财政分权度越高的地区，越有能力承担和支付治理环境的成本，不仅有助于遏制当期污染对下一期环境污染的传递，而且相关治理设施投资将会对环境改善存在长期效应。

（4）出口与环境污染变量正相关，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国是劳动密集型国家，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主要以加工贸易为主，以拼资源、拼环境的方式参与国际竞争。而进口与环境污染排放呈负相关，表明进口国外先进的最终产品与技术，一方面替代了国内生产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另一方面由此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和示范效应，促进了当地技术水平提高，推动了绿色生产；与此同时，也加速了国内进口部门之间的竞争，进一步推动各地区各部门注重绿色贸易及生产方式。

（5）资本投入对环境有着正向作用，并且资本投入比重变化的速率与环境污染呈显著倒U型关系，表明地方政府增加资本投入需要保持稳定合理的速度，既要避免投资速度滞后而导致因生产力滞后引起的环境污染问题，又要防止因投资速度过猛，进而引起生产过剩、资源过度浪费等问题。因为产出和环境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产出增速过快势必会导致环境恶化，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

（6）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呈正相关。由于环境污染很大程度受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与大多数关于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结论相一致，认为经济增长会加剧环境污染，这也证明了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增长高速和环境污染严重并存的现象并未根本改变，并且也从侧面反映出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方式是不可持续的，仍然存在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方式，因此应予以充分重视。

4结论及启示

环境污染及其解决路径成为当前关注的焦点问题。区别于国外的“环境联邦主义”，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对其财政支出和资源配置有很大的裁量权。实践证明，由于我国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财政分权度较低的地区难以承担较高的环境治理成本，进而导致环境污染排放持续增加。

本文利用环境投入产出模型实证研究了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排放的关系，主要研究结论如下：①财政分权度与环境污染呈负相关，财政分权度高的地区由于有充足的环境治理资金，因而环境治理力度较大，这可能是我国东部地区环境恶化程度减缓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财政分权度较低的地区环境治理资金有限，进而导致环境污染排放持续增加。这对近年来我国中西部地区环境改善效果不佳具有很好的现实解释力。②消费支出与环境污染没有直接联系，不能简单地通过引抑制消费的方式来应对环境污染问题，而应重点在于消费理念的改变和消费方式的引导。此外，各地能源投资增加会加速环境污染排放，而环境治理投资增加对环境污染排放有遏制作用。③资本存量与环境污染呈正相关，并且资本存量变化的速率与环境污染呈倒U型关系，表明实现环境友好型经济发展需要保持科学合理的投资速度。④对外出口使得出口加工部门会增加污染排放，而进口所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示范效应和竞争效应能够减少环境污染。⑤各地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呈正相关，经济增长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环境恶化，因此有必要制定科学合理的财政分权结构，进而缓解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矛盾。

综上所述，着眼于当下的环境污染及其治理问题，财政分权并不是导致环境恶化的主要因素。环境保护应该根据居民的偏好、实施成本以及当地的条件来提供，相对于中央政府统一的环境标准，分权决策的环境政策将会产生更高的社会福利。各地区可根据本地环境污染现状，调整优化财政分权结构，并将其作为优化改善环境的手段，进而实现地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波特假说双赢。

（编辑：刘照胜）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蔡昉，都阳，王美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节能减排内在动力[J].经济研究，2008，（6）：4-11.[Cai Fang， Du Yang，Wang Meiya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mission in China：Will a Low Carbon Growth Be Incentive Compatible in Next Decade and Beyond [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2008，（6）：4-11.]

[2]张欣怡，王志刚. 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的国际经验及启示[J].现代管理科学，2014，（4）：36-38.[Zhang Xinyi， Wang Zhigang.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J] Modern Management Science， 2014，（4）：36-38.]

[3]Oates W. Environmental Policy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Harmonization or National Standards？[J]. Empirica， 1998，25（1）：1-13.

[4]Oates W E， Schwab R M. The Impact of Urban Land Taxation： The Pittsburgh Experience [J]. National Tax Journal， 1996，50：1-20.

[5]Oates W E， Portney P 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nvironmental Policy[J]// Maier K G， Vincent J R. Handbook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Elsevier，2003：325-354.

[6]Wilson L S. Federalstate Fiscal Arrangements in Malaysia[D]. Canada： Queens University，1996.

[7]Sigman H. Transboundary Spillovers and Decentralization of Environmental Policie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05，50（1）：82-101.

[8]Farzanegan M R， Mennel T.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Pollution：Institutions Matter[EB/OL].http：//www.unimarburg. de/fb02/makro/forschung/magkspapers/index_html%28magks%29.

[9]张凌云，齐晔. 地方环境监管困境解释：政治激励与财政约束假说[J].中国行政管理，2010，（3）：93-97.[ Zhang Lingyun， Qi Ye. Explaining Loca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Dilemma： Hypothesis of Political Incentives and Financial Restraints[J].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10，（3）：93-97.]

[10]李猛.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对环境库兹涅茨假说的修正[J].经济评论，2009，（5）：54-58.[Li Meng.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mendments to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hypothesis [J].Economic Review，2009，（5）：54-58.]

[11]闫文娟，钟茂初. 中国式财政分权会增加环境污染吗[J]. 财经论丛，2012，（3）：32-37.[Yan Wenjuan， Zhong Maochu. Can Chinesestyle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Increas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J] Collected Essays on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12，（3）：32-37.]

[12]郭志仪，郑周胜. 财政分权、晋升激励与环境污染：基于1997-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3）：103-107.[Guo Zhiyi，Zheng Zhousehng.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Political Promotion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Based on Analysis of Provincal Panel Data Between 1997 and 2010[J]. 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3，（3）：103-107.]

[13]刘琦. 财政分权、政府激励与环境治理[J]. 经济经纬，2013，（2）：127-132.[ Liu Qi. Fiscal Decentralization，Governmental Incentives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batement[J]. Economic Survey， 2013，（2）：127-132.]

[14]郑周胜.中国式财政分权下的污染问题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2012. [Zhen Zhousheng.An analysis of Environment Pollution under the Chinesestyle Fiscal Dcentralization[D]. Lanzhou：Lanzhou University，2012.]

[15]范子英，张军.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的效率：基于非期望产出模型的分析[J]. 管理世界，2009，（7）：15-23.[Fan Ziying，Zhang Jun. Between Chinas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the Efficiency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J]. Management World， 2009，（7）：15-23.]

[16]尹祖龙.中国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质量关系[D]上海：复旦大学，2012.[Yin Zulo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style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Pollution [D].Shanghai：Fudan University，2012.]

[17]Grossman G M，Krueger A B.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Environment [J]. Quarterly Journal ofEconomics，1995，110（2）：353-378.

[18]Sigman H. Decentralization and Environmental Quality：An International Analysis of Water Pollution [R].NBER Working Paper，2009.

[19]郭志仪，姚慧玲.中国工业水污染的理论研究与实证检验[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1，（9）：97-103.[Guo Zhiyi，Yao Huiling.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of Chinas Industrial Waste Water Pollution[J].Journal of Audit & Economics，2011，（9）：97-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