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小军 王菡薇

陶小军，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在站博士后、文化产业学院副研究员 210013

王菡薇，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210097

书法是具有典型中国特色的一门艺术，兼具实用和审美两重性质。书法的美通过墨色变幻的线条体现，是黑与白组合的艺术。两种具有强烈反差的色彩在相互对立、相互协调中互相融汇和贯通，形成了最简单而又最复杂的形式语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书法本身是字符的集合体，它所包含的文字意义本身是一种传递信息的工具。然而，不同书写者所创造的书法，拥有不同的结构形态美，又使得书法作品具有各自不同的艺术特色。

书法观念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文化内涵，其表现形态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但始终保持不变的是书法中的笔墨方法和对审美气韵的追求。书法的创作是一种文化行为，那么它当然应该为当代新的文化演进服务，而书法家在进行创作时的感受不可能游离在当代现实文化外，故熊秉明称：“无论他写的成败，作品总是要反映他的性格、学养和经历的，并间接反映时代风尚与地域影响。”[1]熊秉明：《熊秉明美术随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2页。书法作品是最能表现时代精神的艺术表现形式之一。

“一代之书，无有不肖乎一代之人与文者……观晋人字画，可见晋人之风猷；观唐人书踪，可见唐人之典则。”[1]刘熙载：《艺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59页。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风貌，不同的风貌特色组合起来，形成了一个时代的时代风格。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时代风格，而后者又造就了不同的书法风格。作为实用性很强的交流形式，书法在各个时期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面貌。时代的发展决定着社会的需求，而社会的需求反映在书法艺术上，就是每个时代各不相同的书法风貌，连贯起来，就是文字发展的脉络。“书画作品本身就是表现的另一种历史，作品本身其实就是对历史的另一种记录。”[2]陶小军：《中国书法艺术的时代性特征》，〔南京〕《艺术百家》2014年第1期。

一

文字的演变是在社会环境综合因素的影响下发展的，“在影响文字发展的诸多因素中，首先应该突出社会对文字的需求……社会对文字的需求的发展决定了文字发展的整个历史的规律。”[3]〔俄国〕伊斯特林：《文字的产生与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99页。中国文字亦是如此。文字是语言的书面记录形式，而语言的发展，则与时代的发展同步，新的语言总是在旧的语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没有了时代的基础，语言就失去了前进的基石。

中国文字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个特殊的阶段——“隶变”阶段。隶变的过程来自于社会的需求，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取得了长足发展的背景下，民众对文字有了新的形式要求，故隶变“以书写性简化为基本功力，最终导致古今文字形体的根本变革”[4]李印华：《从隶变过程看书体演变规律》，〔哈尔滨〕《书法赏评》2008年第6期。。

汉字从甲骨文、金文，发展到今天的体系面貌，经历了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的隶变过程，将汉字从象形的古文字变成了利于书写的抽象符号。这一变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求，是在社会经济、文化都达到一定发展程度后，文字为适应时代的变化而自然幻化的结果。郭沫若说过：“在字的结构上初期的隶书和小篆没有多大区别，只是在用笔上有所不同……画弧线没有画直线快，画圆形没有画方形省……这样书写的速度便自然加快了。”[5]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载《现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80年版，第403页。社会生产力决定了当时社会的总体面貌，时代面貌又反作用于社会生产力，社会的需求导致了隶变的产生，隶变的文字又进一步服务于社会需求。这是时代演进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统称为大篆的字体，在历史上使用时间相当长，在字形结构上有极大的随意性。西周时期，实行的是分封制的中央集权国家，政权稳定，礼教渐兴，政局的稳定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形成了西周时期稳重的时代风格。崇尚文明且偏重含蓄的总基调推动圆笔的盛行，笔法也由此出现了尖、圆、肥、钝等变化，这些充分反映在西周时期的钟鼎文字中，成为后世书法审美的主流基调。

西周晚期，周王的统治日渐衰微，各地诸侯逐渐各自为政。于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大篆也出现了各种变体，其中，出现了与今文相似的字形。《水经注》中记载：“孙畅之尝见青州傅宏仁说临淄人发古塚，得桐棺前和外隐为隶字，言齐太公六世孙，胡公之棺也。惟三字是古，余同今书。”[6]〔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注释：《水经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67页。这说明在西周王朝晚期，已经出现了文字隶变。

由于大篆的书写要求笔划平缓，粗细相当，弯折圆转，不能流露出笔尖的波折，这样的字体形态对书写者要求很高，并且费时费力，很难满足大量文字书写的需求。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对于文字的需求量增加，这种需求使得庄重典雅的大篆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各种或书写方便、或具有装饰意味的文字开始出现，极大地丰富了汉字系统，从而引发了隶变的萌芽，汉字“摆脱了古文字婉曲线条的束缚，开始步入今文字阶段”[7]王宁：《汉字学概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3页。。

二

与稳定的西周不同，战乱与国家政权的快速更迭，是春秋时期的时代基调。春秋战国时期，政权分裂，社会进入了自由发展的时期，生产力较此前有了明显的提高。战争冲突、贸易交流、文化交往等活动的需要使社会对文字的使用有了大量的需求，对文字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隶变的现象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

春秋早期，各国都沿袭周时的大篆书风，书体沉着端庄，体现出周时礼乐制度下的严谨性与正统性。春秋晚期，各诸侯国已经历了一个较长的独立发展过程，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特色，文字因其自由性与艺术性的需要，也呈现出众多不同的面貌。然而，由于战乱、贸易等交流的需要，又使得各国之间文化相互影响，相互融合，产生了一定的共同性，这种相异性与共同性相辅相成的局面，正是这一时期的时代面貌。

青铜器上“锡命”格式的铭文逐渐消失，随之出现的是“余某某之子”、“子子孙孙永保用”、“某某择其吉金，自作某器”等铭文，周王朝的权威性正在逐渐消失，各诸侯国各自为政，遂在铭文上凸显自身的国家荣誉感。而从书写风格来看，这一时期的文字也出现了多种不同的风格。秦国由于地处西北，民风淳朴，保留了周的书写风格，显得严谨方正。晋国的文字以侯马盟书与温县盟书为代表，出现了大篆夹杂蝌蚪文的写法，书写风格随意，出现了隶变的现象。楚国位于南方水系密集之地，文字显得灵动优美。燕国文字与传统金文相似。齐国东靠海，经济发达，文字显得简单而方硬。这一局面在春秋晚期开始出现，影响一直延续到了战国时期，形成了以地域为特征，各国之间差异明显的书法风格。从严格遵从周王室的号令，到注重本族群的荣耀，这样的变化，地域的变化，是社会文化在书法上的反映，也是书法艺术的时代性的体现。

战国晚期，各国间的拉锯争霸更加剧烈。由于战争的需要，各国之间的相互交流增多，而另一方面，随着时代的演进，社会生产力亦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铁冶炼技术的普及，铁制工具不仅促进了战争的进行，对农业也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使得生产力大大提升，大量的荒地被开垦出来。随着经济的发展，贸易也频繁起来，经商致富在当时已经是常有的事，商人通过经商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商业活动中对于契约、债券等文书的需求，也大大增加。

战国时期“士”阶层的产生，使得这时期的文化面貌呈现出了繁荣的景象。《荀子·荣辱》中记载：“农以力耕田，贾以察尽财，百工以巧尽机械，士大夫以上至于公侯莫不以人后知能尽官职，夫是之谓之平。”士人以自己的才能，供职于公侯之家，形成社会一个特定阶层。士人的产生使得社会中下层民众的文化水平得到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读书认字，文字不再局限于上层贵族，下层官吏、庶人也有了接触文字的机会。社会文化繁荣，学术下移，由原先的学在官府变成了学在民间。这些都促进了书法的繁荣。

虽然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文字有着各自不同的面貌，但总体来说，由于交流的需要，其共性特征表现得更加明显[1]刘云：《战国文字异体字研究——以东方六国文字为中心》，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6月，第2页。，从《曾侯乙墓竹简》、《青川木牍》、《包山楚简》等为代表的战国早中期代表性书法文物的面貌看，此时实用汉字在字形上与篆书已经有了较多的差异。

《曾侯乙墓竹简》书写于公元433年之前，1978年出土于湖北随州市擂鼓墩曾侯乙墓，所出竹简有字简240枚，6696字，记录了随葬物品。书法用墨书写在竹简上，笔划尖锐凌厉，起笔顿按，结尾处提笔。笔划波折不明显，总体仍具有篆书的风格，但横折等笔划的书写，已经出现了隶书的面貌。

《青川木牍》于1980年出土于四川青川县郝家坪第50号战国墓。木牍正面记载了公元前309年（秦武王二年），王命左丞相甘茂更修《田律》等事，背面为与该法律有关的记事。该书法用墨书书写在木牍之上，书写规整，结体方正，字间距宽松，布局秀丽工整。笔划较随意，撇捺等笔划出现波折，总体上仍为篆书面貌，但可见明显的隶意。

《包山楚简》1987年出土于湖北省荆门市包山二号战国楚墓。计有278枚竹简和1枚竹牍。这些竹简记述的内容丰富，纪年明确。该书法墨书竹简，结体圆转，灵动柔和，总体呈现出篆书的面貌，但笔划的起笔、粗细，均呈现出较强的随意性，可看出隶意。

春秋战国时期，政局的变更、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关系的变化，种种情形相互关联，相互牵制。在这样的时代风貌下，文字开始了从书写规整、精美的大篆，向书写简易、快速的隶书转变的过程。秦统一后，虽然对文字有了统一的规定，但隶变的进程仍然没有停息。

三

秦王朝兼并天下后，秦始皇制定了统一规范的文字。当时正规文书以规整的小篆书写，而在书写一些讲求速度、工作量大的文书时，则多使用较为便捷自由的变体篆书，在八种变体之中，有一种便是隶书[1]〔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15页。。有些官方法规，也使用不同于小篆的潦草文字书写，如秦始皇二十六年铸刻的《高奴铜石权》，文字书写便与小篆大相径庭，这是书法顺应历史发展需要的必然结果。史载“秦狱吏程邈善大篆，得罪始皇，囚于云阳狱，增减大篆体，去其反复，始皇善之，出为御使，名曰隶书”[2]〔刘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载《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第44页。，可知程邈在狱中创造了隶书，被秦始皇发掘，提拔为御使，但事实上隶书的创始过程在春秋战国就已经萌芽，即便程邈创造了隶书，也应当只是对前人成果的改良及总结。但这段记载带给我们一个深刻的启示，隶书因其书写的便利性，已经在下层民众间流传开来，这是时代使然，即便秦始皇加以控制，也无法遏制隶变的进程。

现存秦代隶书作品主要有《甘肃天水放马滩简》、《湖北云梦龙岗简》、《湖北云梦睡虎地简》等，这些竹简均以墨书写，结体方正，笔划有明显的波折起伏，书写速度快，起笔处顿按，收笔处上提，具备了隶书的基本面貌。秦始皇虽然规定了统一文字为小篆，但仍无法遏制隶书的使用，隶书正以其便捷性与实用性，成为了人们生活中使用频繁的文字，故隶变的过程乃是时代使然，是为适应时代政治、经济发展需要而产生的必然结果。

汉代是隶变的大发展时期。汉代延续时间长、统治稳定、疆域面积大，在这样的政权统治下，生产力发展速度加快，逐渐形成了稳定、富庶的社会面貌，而崇尚强健之美则成为了这一时期的追求，这在同一时期的其他艺术品中可见端倪。无论是画像砖石篆的平面形象，还是石刻辟邪羽兽的立体造型，无不彰显着强健的体魄与雄迈的气势，这与当时的社会精神面貌，应该是一致的。

汉武帝时，政局稳定，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国家进入强盛阶段。此时，汉武帝颁布了强化文字书写规范的政策，并规定了奖惩制度，这一制度，使得社会文化有了一定的发展。在社会下层，隶书由于其便捷性，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运用。班固《汉书·艺文志》中说，隶书“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3]〔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艺文志》，〔北京〕商务印书馆1955年版，第19页。，可见其一大优势就是书写便捷简省，这一特色得到了对文字书写有很大需求的下层官吏的青睐。这一时期的书法以《江陵凤凰山木简》、《银雀山汉墓竹简》、《马王堆帛书》为代表，这些书法有的书写在竹简上，有的书写在绢帛上，书写材料有了很大的变化。字体更加方正，笔划呈现出“蚕头燕尾”的特征，起笔顿按，收笔上提，撇捺重按，波折明显，从结体到笔划上，都已经具备了隶书的特征。

四

在隶变完成之后，书法艺术并没有停止发展的脚步。伴随着造纸术的普及，社会活动中的书写需求变得更多，于是较之隶书更加适应社会需要的楷书字体应运而生。隶书中如“蚕头燕尾”等夸张笔法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平直简洁的笔画。因此，隶到楷的变化是篆到隶的变化的延伸，二者具有质同形异的特点。南朝时期我国书法演变成楷书，墓志也都用楷书写成，用笔健挺简畅，秀美放逸，结体平和冲融，端庄秀丽。刘宋时《爨龙颜碑》已鲜明地显示出汉代以后书体的楷化特点。《爨龙颜碑》全称《宋故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邛都县侯爨龙颜碑》，爨道庆撰文，此碑为南朝刘宋龙骧将军、宁州刺史、邛都县侯爨使君的墓志。《爨龙颜碑》在碑版很少流传的南朝，使南朝碑刻书法得以存载，可惜在那个时候，仍依袭了前代的习惯，碑铭的书丹人，没有将他们的姓名刊刻出来。“此碑字体笔画方骏、体势雄强，是以汉隶为骨，魏钟太傅真楷为形”[1]凌云超：《中国书法三千年》，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07页。，雄健浑厚又不失雅致。《爨龙颜碑》虽有隶意（如有些字横、捺及长撇伸长带有波势)，却已明显地跨入了楷书的境地。其横、竖、趯等皆为楷书笔画，起、收笔多方笔，峻朗爽利而变化多端。结体匀整，字体方正，苍浑朴茂。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赞其为“古今楷法第一”。

刘宋明昙憘墓志，文字尚清，楷书，多用方笔，凝厚谨严，有隶意。具体到笔画方面，如撇笔，无论长短，以出锋为之，雄强中透出俊逸，静穆中有流动，转折处则圭角刻露。在南朝墓志中，较笔法精美者，属雄强一路。类似的笔画特征在后来的北魏贵族墓志中非常具有代表性，仅就此而言，明昙憘墓志可以作为北方标准魏碑体书法的直接先导。

南齐永明五年《刘岱墓志》志文23行，计361字，楷书。用笔沉静肃穆，笔画清劲，骨力内敛，行笔不紧不慢，有提有顿，横画较细，竖画较粗；结体秀丽工整，厚重宽博；章法疏密得当，雍容大度。该墓志笔法和结体都已是成熟的楷书规范，完全摆脱了隶书的影响。“既有北方书法的方整厚朴，又有南方书法的潇洒精丽，字里行间流露出‘二王’遗韵。”[2]林树中编著：《六朝艺术》，南京出版社2004年版，第156页。同时，我们看到了“十分精美的楷书和与之完全匹配的楷书刊刻刀法”[3]黄惇：《秦汉魏晋南北朝书法史》，〔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273页。，故该墓志有着较高的书法成就，可以看作南朝铭石书楷化的一个坐标点。

结 语

综上所述，书法本身是从实用的汉字书写中发展起来的艺术，兼具实用性和审美性。书法风格来源于时代精神。从前人传下的书法作品中，可以看出不同时代的书法有各自的时代风格特征，书法艺术在其发展的最初阶段，就与时代性紧密联系在了一起。隶变是汉字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环节，是在自两周以降直至秦汉各时期不同社会背景的持续影响下完成的。西周时期，汉字最初以典雅庄重的大篆字体示人，而伴随着周王朝的衰弱，旧的字体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特别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更多的书写需求，隶变的轨迹也变得逐渐清晰。这种趋势，即便是拥有强大文化专制力的秦王朝也无法扭转，使得汉字书法最终在两汉时期完成隶变的过程。由隶法取代篆法，本质上是应书写需要扩大而决定的；而到南北朝时期，同样的需求则促使隶书进一步向楷书过渡，中国书法复又迎来了楷变的发展阶段。而这一过程的转变，正是书法时代性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