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 青

林 青，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200433

众所周知，历史唯物主义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其原因在于马克思发现了“历史科学”的大陆并对其作了科学的描述。但这种科学的描述常常因为缺乏哲学的支撑而一直受到旧的哲学意识形态的侵蚀，其表现形式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歪曲，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出现诸如历史决定论、经济决定论、改良主义以及人道主义等理论“偏离”。在阿尔都塞看来，其根本原因在于辩证唯物主义在理论的发展上落后于历史唯物主义。因此，阿尔都塞认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直接关涉到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与科学的解释力。因为历史唯物主义面临一系列问题，“不仅这些问题的解决，而且问题本身的提出都依赖于辩证唯物主义”[1][2][3]Louis Althusser，TheHumanistControversy and OtherWritings，London:Verso,2003,p.169,p.165,p.165.。在阿尔都塞看来，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其使命就是在理论领域同一切旧的哲学意识形态作斗争，以确保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大陆”的科学话语权。

在此，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如何面对未成型的辩证唯物主义以及以何种方式来发展辩证唯物主义？阿尔都塞认为，“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一种科学的理论的话，必须在两个层面上来丰富：增强对其的认识；发展理论本身即生产出新的理论概念”[2]。因为只有不断地生产出新的理论概念，才能一方面与旧的哲学意识形态相抗衡，另一方面通过新概念来把握变化着的现实、从而指导实践。“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一个教条：只有当它生产出新的知识和理论发现时，它才是一个活生生的实体（entity）。”[3]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特质就要求在具体的实践中，得出与现实相匹配的新概念，以实现理论的解释力。结合阿尔都塞的思想，本文拟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论述阿尔都塞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及其理解世界的新逻辑。

一、理论实践

阿尔都塞认为，正是哲学与科学之间的脱节，使得在马克思发现了“历史科学”的大陆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却远未成型。因此，如何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层面发展出一套新的哲学概念来把握现实则显得尤为迫切。虽然马克思本人没有为后人提供一套成理论的哲学，但是，阿尔都塞认为，这种寻求哲学表述的努力在《资本论》中以一种“实践状态”的形式呈现在给了我们。也就是说，马克思通过具体分析资本主义的历史情境和现实形势，以理论的方式，创造了一套新的哲学范畴来言说和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阿尔都塞认为，我们现在所要学习的正是马克思的这种“理论实践”，通过其而生产出新的概念来把握现实。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理论实践，在于通过新理论概念的生产而实现新知识的生产。”[1]Louis Althusser，TheHumanistControversy and OtherWritings，London:Verso,2003,p.166.阿尔都塞认为，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在于通过理论实践来发展辩证唯物主义，只有这样，历史唯物主义才能使用自己的概念来驱逐原先占领此“历史大陆”的旧哲学意识形态，才能真正获得作为科学对象的“历史大陆”的科学知识。因为“马克思在先前只有历史哲学的地方创建了历史科学”[2]阿尔都塞：《列宁与哲学》，转引自陈越编：《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1页。。而历史哲学的概念对于历史唯物主义来说，仍然是一个巨大的理论障碍，这就需要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描述来消除历史哲学的旧残余。所以阿尔都塞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实践状态”的形式完成了这种论述，但这只是一种“实践状态”而已。如果要为历史唯物主义论述历史科学提供了“纯洁”的环境，就需要理论实践的创造。当然，这种理论实践不是面对一般的普遍现实，而是面对变化的具体现实。所以，在阐述“理论实践”的过程时，阿尔都塞还引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的一段话来论述这种理论实践的过程，“具体总体作为思维总体、作为思维具体，事实上市思维的、理解的产物；但是，绝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驾于其上而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页。。可见理论实践的对象是“具体总体”，成果是新的概念。

可见，理论实践不仅仅是一种理论领域的探索，同时也是在结合当时的形势和现实，在现实状况的基础上，生产出一套新的观念，从而为实践提供保障。在此意义上，理论实践本身就与社会实践（经济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实践）紧密相连。这也是理论实践之为“实践”所要求的，阿尔都塞认为，列宁和毛泽东就是这种“理论实践”的具体践行者，也正是他们的“理论实践”不断地发展和完善着辩证唯物主义的谱系。

马克思针对工业资本主义所做的完整论述在《资本论》中得到了呈现，而列宁根据资本主义的新发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想，得出了“帝国主义”的概念，以此来把握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性。“帝国主义”概念及其内涵表现了当时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存在形式以及俄国所面临的具体国际形势。因为“列宁在政治实践中所遇到的帝国主义，是以现实存在的形式，即作为具体的现在而出现的。历史论家或历史学家所接触的帝国主义，则是以另一种形式，即以非现实和抽象的形式而出现的……他在1917年革命中的对象不是一般的帝国主义，他面对的是俄国具体的形势和环境，是据以确定他的政治实践的‘现阶段’。”[4]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70页。针对此问题，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文中，集中论述了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国际形势等领域的表现。这种理论实践，一方面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分析具体的现实和形势，得出帝国主义概念；另一方面，列宁将帝国主义概念运用到政治实践中，指导俄国革命运动。可见，“列宁不仅仅是参与到理论实践中，而且还将理论实践与政治实践相结合，因此他是将理论实践与现实发生关系，而这个现实同时又构成了理论实践的条件，并为理论实践提供具体的对象，即他将理论实践引向工人运动的实践”[1][5]Louis Althusser，TheHumanistControversy and OtherWritings，London:Verso,2003,p.166，p.166.。

由此，阿尔都塞指出，列宁的理论实践所得出的“帝国主义”概念及其与工人运动的实践相结合，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辩证唯物主义。这使得列宁在与第二国际的理论家（诸如考茨基等）做斗争时，便牢牢地抓住了俄国的具体现实，并成功地指导了1917年的革命运动。而这个政治实践的前提便是列宁的理论实践，因为“列宁这些著作的不可替代的价值在于，它们分析了一个具体环境的结构，并把这个结构中的各种矛盾转移和压缩成一个奇特的统一体，而这个统一体就是1917年2月到10月的政治行动即将进行改造的那个‘现阶段’”[2]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71页。。这表明，列宁的理论实践正是切中了俄国的社会现实。同时，我们亦不难看出，只有通过列宁的理论实践而得出的“帝国主义”概念，使得俄国革命及其所依据的社会现实能够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中得到合理的阐述，这在很大程度是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科学。

同样，“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亦是毛泽东通过将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于中国现实国情而产生出来的一个哲学概念。这无疑也是“理论实践”的一个范例。在“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中，我们不难发现，在面对中国现实的现实困境时，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中国阶级分析、中国革命策略、民族抗战以及国家建设等方面的论著[3]这些论著包括《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反本本主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将革命进行到底》、《矛盾论》、《实践论》以及《改造我们的学习》等。，破除了革命行动中一系列的理论困境，并成功地指导了中国革命运动。正如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所指出的：“依社会运动来说，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不但在于当自己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有错误时须得善于改正，而且在于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4页。。在此，理论实践本身亦是革命运动的一部分，而且关涉到对当前形势和现实的科学把握，为革命实践运动提供可靠的理论分析，这也是理论实践的本质所在

可见，“理论的生命力以生产出新的理论概念为特质”[5]。也正是在此意义上，阿尔都塞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必须在理论实践及其与社会实践（政治的、经济的和意识形态的实践）的结合中不断地得到发展，并为历史唯物主义提供正确的理论支撑，这也是辩证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性所在。也许，作为“实践状态”的辩证唯物主义才是其本身的特质所在，马克思本人以及整个辩证唯物主义的谱系，都是在分析具体社会现实时，以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为导向，不断地开展理论实践，以寻求对世界理解的新逻辑。这也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本质要求所在，辩证唯物主义本身并不是一项一劳永逸的理论创作，其自身的发展必须依托现实世界的发展与变化，也只有在这种发展与变化中，不断地激活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实践。

二、重塑辩证法

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提到的“颠倒说”即“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1][5]《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2页，第22页。。一方面显示了马克思自己的理论革命，即对黑格尔哲学及其辩证法的超越；另一方面这个隐喻却暗示着马克思本人并没有发展出一套完整的辩证唯物主义论述来言说这种理论革命，这使得马克思不得不回头借助“颠倒”的隐喻来叙述。因为“颠倒”一词，并不是解决理论问题的概念，而只是解决问题的一个隐喻。毫无疑问，“颠倒”一词是费尔巴哈的哲学概念，马克思只是假借这个词而已；这个概念实际上只表述了费尔巴哈与黑格尔哲学之间的关系，而这并不是表述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之间关系的概念，“只是用来表述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之间理论革命的一个隐喻……这种比较揭示出理论革命并不包含在这种‘颠倒’中，而是发生在用新的、科学的问题式取代意识形态问题式的行为中。”[2]Louis Althusser，The HumanistControversy and OtherWritings，London:Verso,2003,p.175.在此，阿尔都塞暗示着马克思本人由于辩证唯物主义论述的不成型，使得在面对黑格尔的辩证法时，马克思只能用隐喻的方式来言说。

可见，辩证法问题亦成了发展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此问题上，阿尔都塞一方面借助列宁关于“不平衡发展”、“帝国主义薄弱环节”以及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关于“主要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等论述来发展和丰富辩证法；另一方面，阿尔都塞通过自己的理论实践，提出“多元决定”和“结构因果性”等概念来为辩证法注入新的内容。

首先，阿尔都塞认为，列宁的政治实践就真实地反映了对辩证法的进一步发展。因为“1917年革命的阶级斗争实践中，在列宁的思想里，我们的确看到了具有特殊性的、但以实践状态出现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3][4][6]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67页，第202页，第202页。。也正是这种实践状态出现的辩证法，道出了马克思辩证法对黑格尔辩证法“颠倒”的真实内容。在前文详细论述过，辩证唯物主义的主要任务在于以现存条件为基础，发展出一套理论概念来把握现实，从而推动马克思主义科学和哲学的发展。而列宁所说的“落后的”俄国何以能够发生革命，都是基于对“现存条件”的分析，并得出“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的理论，以此在理论上达到了对俄国状况的把握，在实践上指导了1917年的俄国革命。而这在阿尔都塞看来，恰恰是辩证唯物主义或辩证法的本质内容。因为“列宁在列举俄国的‘现存条件’时，并没有犯经验主义的错误，他分析了帝国主义过程这一复杂整体在俄国‘现阶段’上的存在”[4]。列宁的这种分析也符合马克思本人的原则即“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5]。列宁分析的“现阶段”俄国所表现的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就是马克思所说得“暂时性”。而这种“暂时性”并不是一种经验主义的描述，阿尔都塞指出，“马克思主义认为，‘条件’是构成历史过程整体的各种矛盾的（实在的、具体的、现实的）存在”[6]。正是在对此“整体”的分析上，俄国革命才能跳出历史决定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歪曲，才能为俄国革命的成功提供理论的支撑，这也是发展和完善辩证唯物主义的有效形式，同时也扩大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空间。

其次，毛泽东的理论实践也被阿尔都塞视为发展辩证唯物主义或唯物辩证法的重要组成部分[7]详见《保卫马克思》，第206页。。毛泽东的理论实践对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矛盾论》中关于主要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上。毛泽东在撰写《矛盾论》的时候，他认为党内受到两种思想的影响，一方面是德波林的唯心论，一方面是教条主义。毛泽东指出，“德波林的唯心论在中国共产党内发生了极坏的影响，我们党内的教条主义思想不能说和这个学派的作风没有关系。因此，我们现在的哲学研究工作，应当以扫除教条主义思想为主要目标”[8]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9页。。正是在此基础上，毛泽东着手进行理论实践，主要的内容在于论述矛盾的特殊性及其所呈现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转移”和“压缩”。毛泽东批评这些教条主义者“不了解研究当前具体事物的矛盾的特殊性”，同时也批评他们不理解这种研究“对于我们指导革命实践的发展有何重要的意义”[1][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4页，第326页。。为了进一步深化矛盾特殊性的研究，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将“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提出来加以分析。

毛泽东强调：“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和军事上的战略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2]。毛泽东认为，研究主次矛盾以及矛盾的主次方面的相互转化，是在理论实践的层面上把握社会现实，同时是在实践层面上把握现实变化。只有在理论层面上获得了对现实的把握，教条主义的恶习才能得到根除，中国的革命实践才能有效地展开。

阿尔都塞认为，毛泽东有关“矛盾”的论述，是矛盾不平衡发展的具体理论形态，是辩证唯物主义或唯物辩证法把握社会现实的有效途径，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推进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和完善。当然，对于辩证法的重塑，阿尔都塞本人的理论实践亦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重要补充，其主要内容表现在“结构因果性”和“多元决定”概念上。而此理论的生产，同时也是为了应对诸种思想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扭曲，其典型形式就是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伴随着经济决定论，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模式不断地僵化乃至教条化，同时实证主义思想亦逐渐渗入到历史唯物主义。在阿尔都塞看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危机，仍然只能靠辩证唯物主义来解决。而应对经济决定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歪曲，其根本点在于如何理解社会存在及其发展。依据经济决定论的思路，社会的发展依赖于物质生产而导致的经济发展，而其背后其实是人道主义的意识形态在起作用。因为“物质生产”的目的在于满足“人的需求”服务，对阿尔都塞来说，人道主义盛行的背景中，必然伴随着经济主义的膨胀。

面对经济决定论以及人道主义背后的主体哲学理论，阿尔都塞首先诉诸于“结构因果性”理论。与一般因果性中“原因”对“结果”的绝对支配作用相对，阿尔都塞认为，“结构因果性”中各因素与结构整体之间的因果性更能理解社会现实。因为，在阿尔都塞看来，首先，各要素必须通过其与结构整体的关系才能得到理解，这其中包含要素与结构以及要素之间的关系。而作为结构的整体并不具有经验的显现性，也即“这种‘结构原因’是不在场、不显现的”[3]Andrew Levine，A futureforMarxism:Althusser，the Analytical Turn and the RevivalofSocialist Theory，London;Pluto Press,2003,p.117.。在此意义上，“结构因果性”便在社会存在方式的层面上拒斥了经济决定论及其主体哲学的意识形态。

多元决定则是结构因果性在社会实践领域的特殊形式。阿尔都塞认为，多元决定涉及的重要问题在于：“不同决定因素同时影响相同的对象，并且在这种共同的影响中，其决定因素是不断变化的”[4][5]Louis Althusser，TheHumanistControversy and OtherWritings，London:Verso,2003,p.201,p.178.。作为社会实践领域的对象，其发展受到社会因素的多重影响，在不同的情形和时机中，其主导的决定因素还会依此而变换。阿尔都塞指出，社会实践领域存在三层结果因果性即经济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层面，正是这三个层面的因素才形成了多元决定的态势。这种多元决定的态势是以差异为基础的，它们在同一过程中不断地变换着角色以影响作为整体的社会，其自身的转换是依具体社会形势而定。其决定关系不是一种内在本质的预设，而是一种开放的多样形式。随着社会存在方式及其发展形态的转变，社会实践领域作为一个整体日益受到作为其要素的各种因素的影响，过去那种“归根结底”的决定因素已经不复存在，因为社会本身不再是一种单一结构，而是一种多重结构并置且交互影响的存在。

正是面对这种社会存在形态的变化以及社会实践的现实需求，阿尔都塞指出，“马克思主义科学需要关于因果性和辩证法的新概念”[5]。这也是阿尔都塞热衷于列宁和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原因所在，因为两位革命家通过其自身的理论实践，将马克思主义与历史与现实的实践相联系，从而不断地创造出新的理论概念来把握现实和指导实践，这也是发展和完善辩证唯物主义的内在本质要求，同时也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对社会实践的重要意义。而辩证法，一方面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作为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方法论纲领，仍然需要依据现实条件而发生转化。这种转化并非一种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修正，因为其本身并不预设任何的纲领和目标，而是要在社会结构的多重影响下，直面现实的形势和事件，以一种开放的形式与社会实践相结合。

三、偶然与事件

面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遗产，如何进一步发展和丰富辩证唯物主义并实现其当代转化，是摆在阿尔都塞和当代激进政治理论家面前的迫切任务。这里涉及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我们如何理解当代世界的存在样式及其“逻辑”演进，同时在这种“理解”中为辩证唯物主义注入新的内容并重新找回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主题。阿尔都塞认为，社会结构的多重并置及其主导因素之间的转换，使得无产阶级的政治实践面临着重大的挑战。因为世界的“逻辑”及其历史，并非如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所述，伴随着历史规律而实现。世界进程的叙述日益“事件化”，如何理解作为世界表象的事件与形势，是辩证唯物主义面临的新问题，阿尔都塞看来，“对马克思说来，历史不是精神本质的表现，而是这样一个过程，它的发展是构成它的不同层次的关系的结果；因为，只是在整体各部分不可归结的差异这个基础上，决定关系、因果关系，而不是‘绝对’的内在本质才能建立起来”[1]柯林尼可斯：《阿图塞的马克思主义》，杜章智译，〔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53页。。差异存在日益成为这个世界的存在样态，而这些不可通约的差异暗含的结果便是偶然与事件。

正是在这样的理论与现实背景中，晚期阿尔都塞提出了“偶然唯物主义”，而其核心概念便是偶然、相遇、形势和事件等。基于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论述伊壁鸠鲁的相关内容，阿尔都塞指出，正是由于原子的偶然“偏斜”运动而产生的“相遇”，才使得世界得以产生。阿尔都塞将此有关世界的形而上学描述转化到社会政治实践中，为无产阶级的政治实践提供理论支持。因为“相遇”与“形势”为无产阶级的政治实践提供了一种思考方式，“不仅思考历史的现实，而且首先思考政治的现实；不仅思考现实的本质，而且首先思考实践的本质”[2]Louis Althusser，Philosophy of the Encounter，edited by François Matheron and Oliver Corpet，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G.M.Goshgarian，London:Verso,2006,p.188.。这里同样涉及通过理论实践生产出新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概念来把握和指导实践的问题。面对新形势，分析形势的结构及其存在条件是无产阶级政治实践的前提，形势变化的显性因素便是事件的发生。只有在形势中分析事情事件化的政治的、经济的和理论的条件，无产阶级的政治实践才能促成事件朝革命运动的形势转变，这也是阿尔都塞推崇列宁在《怎么办？》中所说的“没有革命理论，就没有革命运动”的意义所在。

当然，这种作为“偶然”出现的“事件”并不具有主观性，阿尔都塞对此的回应是：“一个事件的考究要弄清楚事件发生之前的众多原因，而不是一个普遍的原因，而这些因素的结合才能是事件的真正缘由”[3][4]Mikko Lahtinen，Politicsand Philosophy：NiccolòMachiavelliand Louis Althusser’s Aleatory Materialism,Leiden·Boston,2009,p.145,pp.151-152.，而“‘事件’的环境及其所有的复杂状况都影响着‘偶然’的发生”[4]。可见，相遇与事件的发生仍然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内在组成部分，它只是作为一种症候而出现，预示着社会机构本身内在各种因素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无产阶级的政治实践应该敏锐地从这种“症候”中读出社会内部的对抗，并借助“事件”的出现，促使这种内在的矛盾在社会结构内部实现“内爆”，从而为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制造机遇。

在对“相遇”与“事件”的关注上，阿尔都塞无疑具有开创性和前瞻性，其后的当代激进政治理论家都是在此基础上推进了相关的论述。而对此的关注，乃是由这个时代是一个革命主题渐行渐远的时代特征所决定的。如何在这个时代重新唤起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身份和革命主题，是当代激进政治理论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相关理论论述中，巴迪欧在《世界的逻辑》以及《存在与事件》中的论述显得尤为明显。巴迪欧以一种数学的方式在元本体论的层面论述了“事件”之于世界、存在的意义。

依据巴迪欧的论述，世界的逻辑即作为真理的逻辑是涵盖了整个世界的解释原理或存在方式，其包含了世界或存在的任何样态。前者以数学中的“集合”的形式出现，后者以数学中的“项”的形式出现。然而，由于偶然事件的出现，导致了理论的真空，即现在的世界逻辑（集合）并不能对其进行有效的解释（涵盖）。在这种形势中，世界表现为一种断裂，真理的匮乏随之出现，基于事件（项）在新形势中的状态，新的解释框架必须重新结构化这个“断裂”的世界，而这种重构则是新的世界逻辑的获得即新集合原则的制定。巴迪欧认为，列宁和毛泽东的革命运动都是这种“世界逻辑”的体现。而拉克劳和墨菲在《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一书中亦依此逻辑展开对“领导权”的论述，“领导权的逻辑从一开始就扮演了补充和偶然作用的角色，要求在本质和形态学有效性不受任何怀疑的进化典型中，引进事态的不平衡（本书的中心任务之一是确定这一特殊的偶然性逻辑）。”[1]拉克劳、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尹树广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从阿尔都塞以及上述当代激进政治理论家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相遇”与“事件”已然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无法忽视的对象，这同时也反映出当代世界政治的特殊性以及无产阶级政治实践的特殊性。回到贯穿本文的问题，辩证唯物主义如何面对上述特殊性？换句话说，有关“相遇”与“事件”论述的“偶然唯物主义”以及当代激进政治理论家的这些理论论述能否看成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形态？这也是当代激进政治理论家所必须加以阐述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不容有任何回避或者实用主义的策略性思考。就阿尔都塞对“偶然唯物主义”的论述来说，其答案是确定无疑的。

首先，就前文详细论述过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关系来说，阿尔都塞时代面临的问题是经济主义、历史决定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侵蚀和挑战，这就要求辩证唯物主义能够发展出新的概念来面对这些侵蚀和挑战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偏离。“只有辩证唯物主义能确认我们不得不与之斗争的偏离，不得不纠正的错误，不得不得到满足的理论需求，以及理论领域中要改进的不足。只有辩证唯物主义能确定理论策略、理论的客观性以及在观察、反思理论形势的基础上确定理论的客观性”[2][3]Louis Althusser，TheHumanistControversy and OtherWritings，London:Verso,2003,p.208,p.199.。而阿尔都塞对这些偏离的回应，仍然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进行的理论实践。“偶然”、“形势”、“相遇”与“事件”等概念，都意在扫除当时资产阶级哲学意识形态的阻碍。

其次，阿尔都塞的理论实践本身是跟社会实践（经济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实践）联系在一起的，其理论的方法论指向仍然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因为“关于形势的理论、主导因素的替换……是直接与辩证法理论相联系在一起的”[3]。阿尔都塞仍然是在为无产阶级的实践提供方法论纲领，以期指导无产阶级的政治实践。

最后，这也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需要。列宁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是这种“统一”的最好阐释，阿尔都塞深谙其理。因为马克思自己本人的理论亦是当时形势的产物，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本身亦是无产阶级实践在各阶段上所形成的理论成果。“重要的不是理论的纯洁性，而是理论在具体历史形势中的效用，就像列宁曾经在面对具体历史形势时那样，反对第二国际的背离行为时，列宁回到了马克思的真正思想，提出了‘情势’概念，‘情势’概念相当于‘当下’，是政治实践的具体目标”[4]斯图亚特·西姆：《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吕增奎、陈红译，〔南京〕凤凰出版集团2011年版，第96页。。阿尔都塞的“偶然唯物主义”无疑也是在“面对现实、指向实践”的意义上回到了马克思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