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敬才

学派及其产生和特点

何谓学派?《现代汉语词典》解释说，所谓学派是“同一学科中由于学说、观点不同而形成的派别”。这样的解释易于被人理解但神韵展露不足。笔者不揣浅陋，冒昧地再下一个定义。所谓学派是由不同学术个体研究个性的张显和聚合而形成的社会性团体。新定义强调，应把学术研究个性的张显和聚合而非具体化层面的学术观点不同放到突出位置。“派别”的称谓易于引起误解，人们会用联想的方式把学派与宗派混同起来。用社会性团体的称谓代替派别的称谓就可避免联想和误解。

学派是怎样产生的?有两种方式回答这一问题。第一种是历史学方式。它通过考据、搜证、梳理和归纳等方法再现某一特定学派的产生和流变情况。这样的学派产生和流变史并不鲜见，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就是这种类型。①这种方式可以较为真实地再现某一特定学派的历史，但也有无能为力之处。一般意义的、作为社会历史现象的学派如何产生的问题，由于人力、物力、精力和时间的约束，历史学方式无法完成这一任务，没有哪一个历史学家能够做到这一点。第二种是哲学方式。历史学方式表示存在和大显神通的地方是哲学的禁地，后者不应陷于具体的事例而不能自拔;哲学方式表示存在和大显神通的地方，恰是历史学方式的无能为力之处，否则，它会成为历史学而不再是自身。只有哲学出场并发挥作用，才能真正解决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的学派如何产生的问题。

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对中国学界影响最大者是视界融合的观点。具体化这一观点，我们便能捕捉到哲学意义上学派如何产生的内在机理。

文本的存在是学术研究的前提，无文本便无学术。此处的文本可以是纸介质的文献，物质形态的文物，电子介质的各种信息，或存留于人们生活方式中的习俗和仪规。文本一旦进入学术研究者的视野成为品读对象，呈现出来的内容会因不同的学术研究者而异。同一部《红楼梦》，有人读出阶级斗争，有人读出爱情悲剧，有人读出宫廷隐史。这样的事例证明笔者的观点并不荒腔走板。

文本中内容不确定性的原因是学术研究的主体各不相同。在微观层面，个体性的学术研究者在知识背景、学术志趣、领悟能力、下工夫深浅、所要解决的学术问题甚至所要满足的心理需求等各不相同，因而在同一文本中所能读出来的内容就会各不相同。在宏观层面，学术研究者所处社会历史的客观情势、生活地域、所属民族和秉持的文化传统等各不相同。这些因素不声不响却强劲地发挥作用，使不同的学术研究者在同一文本中读出来的内容各不相同。

站在哲学的层面看问题，上述的“各不相同”只具有相对意义的正确性。坚持绝对“各不相同”的立场就会陷入相对主义，结果是作为职业的学术研究失去存在价值。真实情况与此相反，学术观点基本相同的情况同样是客观事实。不同学术研究者观点的基本相同，使作为个体存在的学术研究者逐渐地彼此靠拢以至于聚合;相近者会朝两个方向发展，由相近者变为相同者或是与此相反结果的出现。

相同学术观点者的聚合有程度不同的差别。程度高者会表现出团体的样貌和神情。与依制度规定而来的团体如政治组织、经济组织甚或宗教组织相比，作为学派的团体缺乏固定性，内部成员间的约束性较差，其产生和消失显得更随意一些，但在外人看来，这种学术观点相同者的聚合已经能称其为团体了。

学术观点相同者的聚合是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学术才能、学术成就和学术名望高且具有组织协调才能者成为团体的“旗帜”和“舵手”，即熊彼特意义上的“宗师”;在这两个方面稍逊者成为团体的骨干;其他人以及刚进入团体者则成为普通成员。这样，一个学派便产生了。

作为一种社会性团体的学派具有自己的特点。

第一，学派是学术性团体，与政治、经济或宗教团体相区别，在追逐目标上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点。学派的直接目标是学术个性的张显和学术成就的展示，客观效果则是学术的繁荣。政治、经济或宗教团体也有自己的追逐目标，但它们与学术目标有本质区别。政治团体的目标是权力，经济团体的目标是利益，宗教团体的目标是扩大信众规模，唯有学术不在它们的追逐之列。

第二，学派是特殊的学术研究实践。学派产生于学术研究实践中，目的是服务于这一实践。同为学术研究实践，有人以个体的形式进行，有人以临时组合的项目组的形式进行，项目完成后临时性的组合便告解体。学派的学术研究实践与上述二者有别。相对于个体性研究者而言，它以团体的形式进行学术研究;相对于临时组合为项目组的学术研究而言，它并不依一时一地的项目研究及其完成而存废。学派的学术研究有时会集体攻关，这时与项目组类似，但它的产生和存在首先是自然而然的过程。

第三，学派是隐性的学术体制。大学或研究机构是显性学术体制，它们依明确的制度规定而产生。由此说，显性学术体制是人为规定的结果。与此形成显明对比，依制度规定而来的学派并不存在。虽然学派是自然形成的结果，但它和显性学术体制一样，同样能出成果、出人才，以出成果和人才的形式服务社会。有时，隐性体制在客观效果上好于显性体制，如节约制度成本，较少成员间的摩擦。这样的事实表明，学派确实是学术体制，其特点是隐性。

第四，学派具有久远的社会历史性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基因是先秦的诸子百家。子者为宗师;家者，学派之谓。从源头的意义上说，离开诸子百家便无传统文化。到现在为止，中国人还是直接或间接地受传统文化影响，被这一文化所左右。与此相对照，诸子百家时代的其他社会团体如政治团体或经济团体，现代人能知道多少?对现代人有什么影响?它们早已消逝于人们的视野之外。西方文化的源头之一是古希腊。在它的存续期间，学派林立，百家争鸣，形成了灿烂辉煌的古希腊文化传统。那些学派中的代表性作品如柏拉图的《理想国》或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直到现在仍是经典中的经典。经典中的经典产生时代的其他社会性团体例如政治性团体呢?早已在历史的长河中灰飞烟灭。

学派的判定标准

学派的存在是社会历史性事实，从古至今，始终未变。它的本质性规定之一是社会性团体。社会性团体何止成千上万，种类和名目之繁多让人眼花缭乱。如何从这样或那样的社会性团体中区分出同样是社会性团体的学派?这便涉及学派的判定标准问题。西方经济学中的“独行大侠”熊彼特在讲到学派问题时说，“从我们的意义来说的学派:有一个宗师，一个学说，私人之间的结合;有一个核心;有势力范围;有边缘末梢。”②在另一个地方，他又以文学笔法重谈这一话题:“我们一定得记住，真正的学派是社会学上的实体——活生生的存在。它们有自己的结构——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的关系——它们有自己的旗帜、战斗口号、精神状态、人情味过浓的兴趣。学派之间的对抗属于集团对峙与派别斗争的一般社会学范畴。胜利与征服、失败与丧失阵地，这些事情对这些学派来说是很重要的，与它们的生存休戚相关。”③后一段文学笔法的描写以德国历史学派与奥地利学派之间有损儒雅且你死我活的激烈论战为摹本。作为曾经的奥地利学派成员之一的熊彼特感同身受，所以才写得这么活灵活现，虎虎有生气。综合上述两段话我们便会明了，判定学派的大部分标准都已隐含其中，缺点是语焉不详，难以让人领略其中之神妙。

第一，学派具有自然形成且以学术为旨归的组织结构。就像武林中的门派一样，宗师是少不了的，但骨干同样是学派得以形成和存在的必要条件。往下，便是第三层级的成员，用熊彼特的话说是“边缘末梢”。后者是跟随的人和刚加入学派的人。这是一个金字塔型的组织结构。与其他组织结构不同的是，学派的组织结构是自然形成而非专制政治制度中的委任或民主政治制度中的选举。另一个区别也明显可见，学派的组织结构得以形成，完全以特定的学术观点为前提、为基础和为核心。

第二，学派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具有拟亲情的特点。熊彼特在讲到重农学派时为我们揭示出这种关系的特点:“这些人在学术上、在个人关系上形成一派，总是集体行动，互相标榜，共同奋斗，每个人都在集体宣传中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即使他们没有超过科学上的一个派别，他们实际上也充分表现了这种社会学现象的性质。他们是统一在可以说是一个信条之下的一个集团。”④概括地说，这是由拟亲情而来的集体主义精神。在我国，流行于学界的一些称谓就显明地表征出了这种关系特点，如师兄师姐和师弟师妹。

第三，学派具有特定的研究方向或是研究风格。特定的研究方向或研究风格不过是熊彼特“有一种学说”的另一种表述。把这种表述具体化，便是学术意义上学派之所以为学派、某学派之所以为某学派的独特之处。对比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两个哲学学派，关注各自对所持观点的一套说辞，我们便能领略到此处的研究方向或研究风格到底何谓。前者的要害在“分析”，科恩对生产力概念的分析可为例证。结果可想而知，作为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被“分析”成了“以经验为根据的科学理论”。⑤后者的要害在“结构”，阿尔都塞对社会历史结构的强调旨在凸显阶级斗争的无时不在和无处不在，借以反对青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思想，以至于教育机构成了灌铸特定意识形态倾向的“社会水泥”，是不折不扣的阶级斗争“厮杀”场所。二者的研究对象都为历史唯物主义，但由于“研究方向”或“研究风格”不同，我们所见到的是学派化后具有巨大差别的历史唯物主义。

第四，学派有独具特色且叫得响的研究成果。学派之所以为学派，有成果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这样的成果必须具备两个特点才能成为使学派产生和存在的前提条件。首先是成果独具特色，阿尔都塞的《保卫马克思》一书可为例证。它几乎是无中生有地在马克思的思想行程中“诊断”出“断裂”之处，“断裂”之后的马克思思想是“科学”，之前则是带有费尔巴哈痕迹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这样的理解思路让人震惊，紧随其后的是第二个特色的出现，阿尔都塞的高调出场和名声大震，结果是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学派的诞生。两个特点标示了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独特之处，但如果没有《保卫马克思》一书，或许还要加上《读〈资本论〉》，人们便不知道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到底为何物。

第五，学派的学术主张具有实实在在的影响。这里的影响在三个层面上表现出来。一是学科范围内，二是除本学科外还波及其他学科，三是不仅具有学术性影响，而且还具有社会性影响。不同学派的影响范围不一样。维也纳学派的影响基本局限于科学哲学范围之内，芝加哥学派的经济自由主义在法学和政治学两大领域旗帜飘扬，而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在学科内、学科外和社会生活三个层面都高歌猛进，谁也不能无视这种影响的客观存在。这样的事例表明，学派的产生和存在与其学术主张的影响之间是正相关关系。

第六，学派不是宗派。学派的旨归是学术，它以出成果出人才的形式服务社会，据此我们才说它是社会性团体。学派当然也有自己的利益性考虑，如争取更多的学术资源，获得更大的学术名望，占有更重要的学术话语权，掌控更多的工作岗位。但所有这一切利益性考虑，变为现实的前提条件是服务社会的效果出色。与此相反，宗派虽为团体，但更具有私人性质。它的眼中只有利益，团体的结成是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或更高效地获取利益。至于服务社会如何和获取利益的手段正当与否，是宗派不会顾及的问题。对比性的梳理明证可鉴，学派不是宗派。

学派与学术发展

中西方的学术演进史表明，学派林立的时期是学术大繁荣和大发展时期，反之，则是学术沉寂甚至倒退的时期。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学派林立，表现出来的是百家争鸣和百花齐放，结果是积淀下来的学术成果直到现在还是中国人受用不尽的思想资源。封建王朝时期的政策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才高智强的人们把精力和时间耗费在注疏已有经典上，结果是再无原创性的思想成果问世。古希腊的学术状况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学术状况类似，结果是储备了直到现在仍被西方人津津乐道、确实也受用不尽的思想资源。其后是间隔古罗马、延续千年左右的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独霸学术领域，除神学外再无其他学术。上述的学术演进史事例表明，学派的产生和存在与学术发展之间是正相关关系，学派的产生和存在是学术发展基本性的前提条件。

为什么说学派的产生和存在是学术发展的基本性前提条件?造成学派产生和存在与学术发展之间正相关关系的原因何在?

第一，学派一旦产生，便是客观性的存在。自身性的存在是事实，但是否能继续存在下去，则取决于两个前提条件，特定的社会生活环境和特定的学术环境。在两种环境都允许的情况下某一学派能否继续存在，这就要看学派自身的情况了。为了能够继续存在就要不断地创造继续存在的条件，条件的创造成为学派内在的压力。这样的压力是动力，它激发学派内的成员积极向上，创造性地工作，不断地相互协调和切磋。继续存在的条件确实创造出来了，表现形式是各种各样的学术成果。学派内的成员有一种自我实现感，为此高兴和自豪。或许他们没有自觉意识到客观效果，但却实实在在地推动了学术发展。这正好应验了西方源自《圣经》的话，“他们没有意识到，但他们这样做了”。

第二，学派内的成员不是机械性存在，而是各有想法和抱负。想法和抱负的外在化是行为，行为的具体内容是学术研究。学术研究的能力有大有小，学术研究成果的水平有高有低。这样的差别必然造成一种学派内的客观情势，成员之间谁也不服谁，都认为自己比别人技高一筹。自然而然的结果出现了，每个学派内的成员都暗使劲，使暗劲，生怕被别人比下去。彼此比较的标准无它，只有学术研究成果的水平高低和数量多少。这种学派内的自由竞争逼使不同成员之间以学术研究成果为凭据地一决高下，他们没有心思去想的客观效果随即出现。学派的实力增强了，学派的影响力扩大了，一个学科的学术研究水平被推进到更高的档次。

第三，学派是比较性概念。只有在某一学科或某一领域中有各不相同的学派存在，某一学派才能被称为学派。不同学派之间的关系首先是相互竞争的关系。为了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起码是不被其他学派“打垮”，一般都会从事三个方面的工作。其一是苦练学术内功，挖掘每个成员的学术潜力，提高每个成员的学术品位。其二是加强学派内不同成员间的组织与协调，把集体攻关的潜力变为整体性的竞争力。其三是快出成果，出好成果，让成果在竞争对手面前“说话”。说得漂亮不如把高水平的学术研究成果放在竞争对手面前更为强劲有力。在学术研究成果面前，不服也得服，否则，你就必须拿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来说话。不同学派之间的竞争形成一种巨大的张力，正是这种张力，逼迫参与竞争的学派既要增强自身的学术实力，又要奉献高水平的学术研究成果。这两者的客观效果明显可见，它们各自以特有的方式推动了学术发展。

话说至此，有一个问题不得不论及。学派产生和存在与学术发展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具有绝对性吗?辩证地看待问题，答案只能是否定的。不创立学派的个人，只要具备相应的前提条件并作出努力，同样能推动学术发展。我们仍以西方经济学中的熊彼特为例证说明问题。他曾是奥地利学派的成员，但极力反对创建自己的学派，“我从未想过要创建一个熊彼特学派，它不存在，也不应该存在。经济学不是哲学而是科学，因此在经济学领域不应该存在任何学派”⑥。作为“独行大侠”的熊彼特以在西方经济学历史上留下深刻痕迹的学术成就推动了这门学术的发展。我国的创新成效另当别论，但创新一词则是流行到人们耳熟能详的地步。殊不知，这一西方经济学中的重要范畴是他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首先提出和论证的。⑦又如，他三大卷的《经济分析史》从科学方法论角度再现古希腊以来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轨迹，其学术水平之高，直到现在仍是治经济思想史者无法逾越的高峰。例证表明，学派产生和存在与学术发展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只具有相对意义，绝对化的理解不符合学术演进的历史实际。

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学派问题

如果从“五四”运动算起，我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接受和研究已有近百年的历史。改革开放后，研究状况大变，作为这一过程的亲历者和参与者都感同身受。以这种情况为背景提出并回答如下问题，或许会对反思当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具有启发意义。我国目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有学派存在吗?如果对问题作出肯定性回答，那么，学派存在的意义何在?

为了回答第一个问题，笔者首先进行例证性描述，然后再利用学派判断的标准加以检验。北京大学的黄楠森先生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主要开创者，他领衔主编的八卷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不仅创造了篇幅的世界之最，而且产生了相应的国际性学术影响，相伴而行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成为与哲学原理和马列经典著作并立的哲学系骨干课程。伴随这一过程成长起来的两三代专门性人才对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北京师范大学的袁贵仁先生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论研究的主要开创者，其代表作《价值学引论》直到现在仍是这一研究领域不可越过的参考文献。从此以后价值论内容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有机组成部分。与此同时，价值论研究向其他领域拓展，如经济价值观研究、政治价值观研究、法律价值观研究等。另一种结果也明显可见，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论研究的专门性人才成长起来，正在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领域性拓展作出新贡献。南京大学孙伯鍨先生的《探索者足迹的探索》以经典文献为研究对象，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内在逻辑的揭示，启发了无数人，其弟子“回到马克思”的主张受其影响而提出是有迹可寻的事实。现在，南京大学已是国内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的学术重镇之一。武汉大学的陶德麟先生始终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在人才培养、出高水平的成果和启导他人诸方面总是处于领风气之先的位置。任平先生长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场学的研究。研究的动态提升是在范式层面反思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进程及其结果。这样的反思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事业所必需。从目前情况看，以任平先生为“宗师”的研究团队正有板有眼地向自己的目标进发，富有自己特色的研究成果不断出现，其独特的学术影响正日升日隆。⑧

从上述五个例证中能捕捉到什么样的学派性信息?其一，有宗师和研究团队;其二，有研究方向;其三，有高水平的学术研究成果;其四，有标志性或说较大且能延续和扩展的学术性影响。用上已述及的学派判断标准衡量，我们可以斗胆地说五个例证就是五个学派。如果为其命名，可称其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通史学派、价值论学派、文本学派、中国化学派和范式或叫反思学派。这样的结论只是性质判断，它回答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中是否有学派的问题，但没有告诉我们，在统计学意义上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中有多少学派?各自的特点是什么?有可能发展的趋势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有待回答，也必须回答，否则便不能全面和准确地回答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中的学派问题。鉴于此，笔者的观点如下:上述结论提出问题的意义大于回答问题的意义，真正地回答问题，有待于笔者和他人的共同努力，尤其是在实证性研究方面下工夫。

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中学派的产生和存在，使这一领域中的学术研究水平有了质的飞跃，如下事实可资为证。

第一，不断拓展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领域。与改革开放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相比，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向文本的回归、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论等，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领域。改革开放前也有类似性研究，如对《矛盾论》和《实践论》以及其他经典著作的注释。但是，从规模、被关注度、相对独立性和具体内容的揭示诸方面，二者不可同日而语。尤为重要者，作为例证的上述学派是在“学”或“论”的层面提出和研究问题。

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内容不断得到深化。改革开放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脱胎于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其内容包括对经典著作的理解和解释，以此为限。改革开放后情况大变。伴随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的拓展，其内容的深化成为客观事实。这可以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认识为例证。改革开放前，我们的认识局限于物质哲学本体论，并没有想到结合马克思文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问题。改革开放后的研究已使我们深化到实践本体论进而劳动哲学本体论的深度了。⑨

第三，高水平的学术研究成果和人才不断涌现。这首先是个性质判定和统计学问题。尽管如此，如果从质量和数量两个方面着眼，对比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的情况，认可“高水平的学术研究成果和人才不断涌现”的判断并非难事。这里仅举一例，目前我国能阅读外文文献、尤其是德文文献的哲学工作者数量是改革开放前无法相比的。此处的“难事”是有待探讨的问题，上述结果的出现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中学派的产生和存在有直接关系吗?从成果的示范效应、宗师性人物学术影响的施放和人才的扩散几个方面的情况看，对问题作出肯定性回答并非是过分之举。

基于如上的认知和分析，笔者斗胆提出如下观点:应把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中的学派问题单独地提出来并自觉地进行研究，尽快使其成为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如此做的意义如下。其一，有助于更高层次和更有教益地反思过去。这里的“过去”指称解放以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改革开放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其二，有助于更清醒地认知现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此处的“现在”指称改革开放以后的三十多年。其三，有助于更有底气地瞻望未来。此处的“底气”指称的内容为:在更可行的意义上察知我们的努力方向和达到理想目标所能采取的实现形式。此处的实现形式主要是呵护和培养现有学派的发展壮大，更注重促生和培育新学派的产生。

①此处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学派的哲学并无贬低之意，恩格斯就曾说马克思和自己是“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3页。

②［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2卷，杨敬年译，朱泱校，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41页。

③［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3卷，朱泱等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97～98页。

④［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朱泱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36页。

⑤参见［美］威廉姆·肖《马克思的历史理论》，阮仁慧等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

⑥转引自［美］洛林·艾伦《开门——创新理论大师熊彼特》，马春文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38页。

⑦［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何畏等译，张培刚等校，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73～74、103～104页。

⑧上述五个例证只是笔者个人的感悟。如果有同仁因自己心仪的对象没有被作为例证加以界说而表示不同意见，笔者的态度表白如下。其一，同仁们应怪我才疏学浅，对情况不够了解，但绝对没有刻意褒或贬的用意，因为这里只是举例子以便更好地说明问题。其二，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学派问题尚未进入人们的学术视野并进行研究，此为有待开垦的学术处女地。有志于此的同仁完全可以一试身手，用有理有据的研究成果说话，以便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学派问题研究助一臂之力。

⑨对劳动哲学本体论的详细论证和说明，请见拙文《诹论马克思的劳动哲学本体论》，《河北学刊》2012年第5、6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