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薇

革命、激情、反传统，是解读马雅可夫斯基生命与创作的关键词。他年轻时的诗作充满无法模仿的迷人才华，震惊苏联诗坛。诗人逝世后，斯大林把他推为官方作家的“典型”，他以猝不及防的速度红遍了苏联。上世纪50年代，他还因此成为中国最炙手可热的诗人偶像，作品的翻译数量仅次于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一直在诗歌与政治之间穿梭奔走。缠绕着的政治让他和他的诗歌都变得复杂难解。有学者评价他是：“世界上被人引用最多、理解最少的作家之一。”

“时代的订货”

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马雅可夫斯基旗帜鲜明地拥护革命，他甚至把十月革命称为“我的革命”。组织出版社，写电影剧本，他把源源不断的激情注入笔端，创作了大量斗志昂扬的诗歌。彼得格勒的工人和水兵攻打冬宫时，嘴里唱的正是他的诗句：“你吃吃凤梨/嚼嚼松鸡/你的末日到了/资产阶级！”他的长诗《向左进行曲》更成为国内战争时期苏维埃的精神号角。

马雅可夫斯基抱持“艺术应当为大众服务”的信念，“革命诗人的工作不限于书本。大会讲演、战地歌谣、日常鼓动传单、生动的无线电广播和闪耀在电车两侧的标语都是有同等意义的”。1919年10月到1922年2月，两年多的时间里，马雅可夫斯基创作了大约6000首短诗。他工作极其勤奋，一天十六七个小时是家常便饭，睡觉时脑袋底下枕着一块劈柴，以防睡过了头。

这些飞快写就的片断诗句，很难说艺术性有多高，不过胜在明白晓畅，趣味生动，群众喜闻乐见。马雅可夫斯基后来甚至还写过广告诗。他为苏联的国营企业共写了三百篇广告诗，发表在报刊上，印在糖果包装纸上。其中最著名的受人嘲讽的是一个奶嘴产品的广告诗：“这样的奶头/空前绝后/我愿意吮它/直到高寿”。但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回忆诗人：“尽管他号召人们使用本国的产品，但他穿的却全是进口货：德国的套装、美国的领带、法国的衬衫和皮鞋……”

“我继承了中断的游吟诗人的传统。”1922年到1929年间，马雅可夫斯基九次出国访问，“差不多走遍了半个地球”。他如同新生苏维埃的形象大使，“我写诗，在集会上演讲，宣扬共产党”。期间他还穿插着漫游了苏联本土，四年内走访了54座城市，在各地的农村工矿向广大群众发表演说、朗诵自己的诗作。诗人是永不疲惫的演说家，以声音洪亮、才思敏捷而闻名，他的演讲每每让人群沸腾。

马雅可夫斯基称逃避现实问题的诗人为“上帝的小鸟儿”。他对这些活动都很自豪，但诗歌界的同行看法不一。叶赛宁认为他很“乏味”，“他是个为了什么而写诗的诗人，而我是个由于什么而写诗的诗人”。女诗人茨维塔耶娃则写道：“没有一个举足轻重的俄罗斯现代诗人不在革命后发抖并喊出——‘不的。革命的题材——是时代的订货。歌颂革命的题材——是党的订货。”她坚持要把两者分开，并认为马雅可夫斯基接受的是“时代的订货”。

马雅可夫斯基对列宁感情很深。1924年列宁辞世，他参加完红场上的葬礼后，甚至悲痛得“一段时间内根本不能动笔写东西”。酝酿了整整半年，他写出心血之作长诗《列宁》，极力铺排讴歌列宁的智慧与伟大，但也并非是树立一个神像。“啊！上帝恩赐的天才领袖？不！假如他真是帝王、救世主，我会由于狂怒，一切都不顾，我会冲人，送葬的队伍。”这部长诗公认是写列宁最深入动人的诗作。

自杀谜团

马雅可夫斯基于1930年2月1日筹办了一次创作活动二十周年的纪念展览会，这是诗人对自己二十年创作的一个总结。但仅仅两个多月后，1930年4月14日清晨，马雅可夫斯基在工作室里用手枪击穿了自己的心脏，当场身死，年仅37岁。

1925年诗人叶赛宁自缢身亡。那时苏联还没有“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的说法，但对“叶赛宁小资产阶级情调”展开了一场全国性的批判运动。马雅可夫斯基十分活跃，多次发表演讲，还写了一首诗《致叶赛宁》。诗作末尾，他不乏尖刻地写道：“在这人世间/死去/并不困难/创造生活/可要困难得多。”这一警句一时成为广为传播的名言。谁能想到五年后，他竟重蹈覆辙呢？

诗人之死让很多人感到震惊。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自杀对一个革命者来说是一件不太光彩的事情，某种程度上就是对革命的逃避。官方因此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他的死因避而不谈，只在自杀当天宣布：诗人的死“与他的社会活动、文学活动毫无关系”。

官方暗示死因与个人生活有关，的确存在。马雅可夫斯基一生多情，有过几段感情，爱情是他许多诗歌的灵感来源。但更深的原因还是他与官方由来已久的矛盾。列宁病逝后，苏联国内政治气氛日益紧张。1929年2月，对马雅可夫斯基评价甚高的托洛茨基被斯大林驱逐出境，党在文艺界的最高领导人卢纳察尔斯基也被免职。马雅可夫斯基部分讽刺时事的诗歌被看作让人不快的作品，被禁止出版和演出；出国受阻，遭到安全部门的监视；朗诵诗和做报告不被允许，印好的《我爱》清样全部被警察局没收，讽刺当权者时弊的剧本《澡堂》的演出也以失败告终。他积极从事政治活动，结果却处处碰壁。对他打击最大的莫过于“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文学协会）的同志们。

马雅可夫斯基一直不愿加入“拉普”，后者官僚机构的习气让他看不惯。但在1930年，他迫于环境压力还是申请加入了“拉普”。“拉普”领导人提出接受的前提是服从“改造”。事实证明，诗人加入“拉普”后承受的压力更大，动辄被“扣帽子”、“打棍子”。他被鉴定为只是“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同路人”，新书被“拉普”机关刊物刊登在“不推荐书目”中……

“拉普”领导人叶尔米洛夫、法捷耶夫等人，在诗人离世后联名写信给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自杀激化了苏联作家界和部分青年人中的病态现象。”诗人的自杀一时成了忌讳的话题。

“造星运动”

1935年，《真理报》发表了斯大林对马雅可夫斯基的著名评价：“马雅可夫斯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们苏维埃时代最优秀的、有才华的诗人。对他和他的作品采取冷漠态度是犯罪行为。”为什么马雅可夫斯基去世五年后却又赢得如此殊荣？

莉莉娅在1935年11月给斯大林写了封信，提到诗人在社会上受尽冷落：“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我们的机关不理解马雅可夫斯基的巨大意义——他的鼓动作用、他的革命的迫切性，并对共青团员和苏联青年对他的特殊兴趣估计不足。”

这封信恰好触动了斯大林。他对成立一年多的苏联作家协会早有不满，认为有人不太听从指挥，正好想大力整顿一番。布哈林在作协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代表党中央树立帕斯捷尔纳克为诗人的榜样，如今也不太合适了。斯大林嫌帕斯捷尔纳克多管闲事。比如替阿赫玛托娃被捕的丈夫和儿子求情。“最好的诗人榜样是以死去的诗人为榜样，因为他既不会惹是生非，也不会再写出不合他心意的诗。”于是就有了那句此后十几年中对马雅可夫斯基盖棺定论般的评价。实际上诗人生前多次向斯大林递交入党申请，但是后者回答他：“不吸收你入党是因为你太骄傲，你只能做一个非党布尔什维克。”

领袖的“一句顶一万句”，造就了马雅可夫斯基空前绝后红色经典诗人的神话。苏联各大报刊先后发表文章肯定马雅可夫斯基，各家出版社制定计划出版诗人的著作。从1917年至1954年，用俄语及十五种加盟共和国的语言出版的马雅可夫斯基著作达2300余万册。他在莫斯科的寓所被改建成纪念博物馆，所住的街改名为“马雅可夫斯基道”，莫斯科凯旋广场也改名为“马雅可夫斯基广场”，广场中央矗立起一座巨大的马雅可夫斯基铜像。全国的国营农场、集体农庄、学校、图书馆、剧院等，都掀起以他名字命名的热潮。

这股红色浪潮也波及到中国。1949年后，马雅可夫斯基的翻译研究等活动空前繁荣。外语院校俄语专业的师生回忆，长诗《列宁》、《好！》的片断常常是俄语晚会上必不可少的朗诵节目之一。这是苏联同时期的叶赛宁、阿赫玛托娃等其他诗人无法匹敌的。抗战期间活跃的诗人田间，五六十年代的郭小川、贺敬之的政治抒情诗，都直接继承了“楼梯诗”的衣钵。

很难想象马雅可夫斯基活到1936年大清洗运动，会有怎样的结局。就像众多被政治浪潮推向巅峰享受一时盛名的人物，马雅可夫斯基也不免会经历退潮后的巨大落差。半个多世纪后，有人公然称他为“斯大林分子”，有人倡导“重新评价”马雅可夫斯基，还有人称他的诗歌只是一堆意识形态的工具……但这从一开始，就脱离了诗人自己的把控。

（原载《上海法治报》2013年8月10日）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