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鹏

(郑州大学旅游管理学院，郑州450001)

0 引言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积极加强对外交流、融入世界，而世界也充满期待地看中国。越来越多的外国人从世界各地涌向中国。据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统计，2013年共有来自200个国家和地区的356 499名各类外国留学人员在中国大陆31个省份的746所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和其他教育教学机构中学习。另外，在华就业的外国人也有近30万人之多。旅居者来到中国以后，在自己国家环境下形成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受到中国文化的挑战。他们是典型的跨文化人群，跨文化“人－地”关系现象比一般“人－地”关系现象更具研究的典型性。

旅居及其引发的问题以往主要属于社会学、心理学的研究范畴，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其展现出强烈的属于文化地理学研究范畴的特征与要素。当旅居者从原居住地到达旅居地后，少则半年、多则一年以上的旅居地生活必然会使其与旅居地文化、旅居地居民产生一种互动的影响关系，而这种互动影响关系往往呈现出“人与人”和“人与地”的多维交叉，从而引发出更为深刻与复杂的“人－地”互动关系。众所周知，外国旅居者来到中国不可避免地会面临强烈的“文化冲击”，而这种困难可以在他们学习、工作之余通过前往旅游景点的游玩得到缓解。出国旅居意味着空间的改变，空间的改变会对人们的行为产生影响。本研究以来华的典型跨文化人群美国旅居者为研究对象，试图揭示文化认同、文化取向与旅游满意度、一般生活满意度以及旅居时空差异之间内在的影响关系。研究旅居者的跨文化适应可以加快其适应旅华期间的学习与生活，提升生活满意度，对旅居者个体和中国社会都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同时，探讨文化对旅居者适应所产生的影响及旅游的积极作用，扩展了文化地理学、旅游地理学研究的范畴。

1 概念界定与模型基础

旅居的过程也是一个接触、学习与适应当地文化的过程。跨文化适应是学术界普遍关注和研究的核心问题，特别是在影响跨文化适应的因素方面更是积累了一定的成果［1］。在旅居期间，跨文化适应受到人口统计学特征［2］、旅居时间、生活变化［3］、人格认知［4］、文化认同［5］、文化取向［6］等各种个体与社会要素的影响，其形成过程非常复杂。然而，以往研究过多强调文化适应的消极方面［7］，积极方面的研究明显不足，特别是有关生活满意度、旅游满意度等积极因素的研究。

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fication)是指个体对于某个文化以及文化群体所形成的归属感，也可表述为个体对某个文化的认同程度。C.Ward等［8］曾提出将文化认同作为文化融入指数(acculturation index)，该指数包括2个维度:(1)东道国文化认同(host national identification)，即对旅居国文化的认同程度;(2)母国文化认同(co-national identification)，即对本国文化的认同程度［9］。C.Ward等［10］发现，旅居者的母国文化认同与文化适应没有显著相关，但东道国文化认同与文化适应有显著正相关。而X.Zheng等［11］的研究表明，母国文化认同和东道国文化认同均与文化适应存在显著相关。相关研究结果还存在不一致的地方，值得对这方面的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生活满意度是对生活的认知评价，相对稳定、理性，具有主观性，更多地用于生活质量的研究中。生活满意度是个体基于自身设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所进行的主观评价［15］。生活满意度可以分为2种:一般生活满意度是对个人生活质量的总体评价;特殊生活满意度是对不同生活领域的具体评价，如学校满意度、旅游满意度等。一般生活满意度是建立在特殊生活满意度基础之上的，更加抽象和稳定。关于生活满意度的研究比较多的还是将一般生活满意度和特殊生活满意度分别进行研究［16］，而如果将一般生活满意度和特殊生活满意度相结合进行探讨，是非常有趣和有意义的。T.Toyokawa［17］曾对留学生的研究发现，参加课外活动越多的学生，其一般生活满意度越高，尤其对旅居者而言，外出旅游会使生活状态偏离日常繁琐，旅游中的特殊生活满意度会引起一般生活满意度的改变。因此，将旅游满意度与一般生活满意度相结合进行探讨也是可行的。

旅居时间指本次来华旅居时长，旅居空间指受访者曾经旅居国家的数量。文化认同与文化取向在跨文化适应过程中随旅居时间长度和旅居国家数量的增加也有可能发生变化［18］。当美国人来到中国旅居，随着居住时间的延长，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是否会增强，而对美国文化的认同是否会减弱?其个人的文化取向是否会发生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的倾向?之前曾经旅居国家的数量是否会影响本次在华旅居过程中的文化认同、文化取向及满意度?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研究。

基于以上相关回顾，本研究将系统分析美国人在中国旅居的文化适应过程中文化认同、文化取向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为此提出以下10个研究假设。H1:旅居者的文化认同对旅居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关系;H2:旅居者的文化取向对旅居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关系;H3:旅居时间对文化认同的变化有显著影响关系;H4:旅居时间对文化取向的变化有显著影响关系;H5:旅居时间对旅居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关系;H6:旅居国家数量对文化认同的变化有显著影响关系;H7:旅居国家数量对文化取向的变化有显著影响关系;H8:旅居国家数量对旅居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关系;H9:旅居者的文化认同与文化取向之间存在显著影响关系;H10:旅游满意度与一般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关系。

2 数据采集

2.1 问卷设计

调查问卷是在参考国内外大量成熟测量量表并结合来华旅居者特点而设计的。在陕西师范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随机选取12名旅居者(包括8名留学生、4名外教)进行了预调研，并参照试测情况对测度量表进行修改。最终问卷分为4个部分:第1部分用于调查人口学基本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国籍、旅居时间等;第2部分用于测量旅居者文化认同信息;第3部分用于测量文化价值取向;第4部分是生活满意度测量，包括一般生活满意度量表与旅游满意度量表。其中，文化认同量表的编制参照了C.Ward等［19］的文化融入指数问卷以及X.Zheng等［11］的中国留学生文化融入指数调查表。量表共20个题项，每个题项均是与文化有关的一个句子(例如社会习俗、食物、语言等)。量表要求旅居者根据自己在中国的旅居情况，针对每个题项回答2个问题:“你的体验和行为与中国人是否相似?”“你的体验和行为与美国人是否相似?”。这两类题项分别代表旅居者对中国文化(东道国文化)的文化认同和对美国文化(母国文化)的文化认同，分数越高代表在该维度的身份认同越强烈。文化取向测量量表是根据H.C.Triandis等［20］的个人主义/集体主义量表而改编的，包括独立、目标、隐私、责任、和谐、归属感等方面的15个题项。生活满意度量表是在E.D.Diener等［21］设计的一般生活满意度量表和国内学者亢雄［22］设计的旅游满意度量表基础上，分别经过修改形成的2个分量表共同组成。一般生活满意度量表共5个题项，旅游满意度量表共7个题项。

2.2 样本描述

研究总体是来华美国旅居者，样本总体为北京、西安的美国旅居者。第一手数据资料由5名高校教师、2名专业市场调查人员共同带领的12名硕士生组成的调研人员通过随机抽样和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法获取。调查地点不仅包括城市内的旅游景点，还包括旅居者比较集中的高等院校、城市CBD、酒吧街区等地。对美国旅居者的调查问卷采用了英语、汉语2种语言的版本。在2013年5—9月的调查期间共发放问卷350份，回收有效问卷327份，有效率达93.4%，其中北京146份、西安181份(表1)。全部受访旅居者都有在旅居地旅游的经历，98%的受访者在他们的出生国家和来源国家中选择了共同的文化价值观。

3 分析与讨论

3.1 因子分析

为避免变量之间信息出现重叠，使用因子分析方法检验文化认同、文化取向及生活满意度的潜在维度。文化认同量表经因子分析得出理想的2个共同因子，分别为东道国文化认同(克朗巴哈系数α=0.766)和母国文化认同(α=0.725)，KMO值为0.841，巴特利球形检验值为9 236.194，文化认同量表的α=0.762，累计共解释总方差的52.856%。文化取向量表经因子分析也得出个人主义文化取向因子(α=0.766)和集体主义文化取向因子(α=0.715)，KMO值为0.815，巴特利球形检验值为9 158.263，文化取向量表的α=0.759，累计共解释总方差的53.564%。一般生活满意度量表经多国研究对象的检验，表明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23］，旅游满意度量表也具有较高的信度(α分别为0.750，0.710)。

表1 调查对象的社会人口统计学特征Tab.1 Description of survey respondents

3.2 均值比较与相关分析

采用李克特5点式量表分析，均值得分(M)在4分以上的指标属于较高水平指标，得分在3～4分之间的指标为偏高水平指标，而得分在2～3分之间的指标属于偏低水平指标，得分在2分以下的指标为较低水平指标。对文化认同、文化取向及生活满意度等因子的分析结果(表2)显示:美国旅居者对东道国文化认同属中等偏高水平(3.06)，对母国文化认同属偏高水平(3.72);对个人主义文化取向属较高水平(4.17)，对集体主义文化取向属中等偏低水平(2.95);一般生活满意度为偏高水平(3.95)，旅游满意度为中等偏高水平(3.12)。进一步采用皮尔逊相关分析法研究跨文化适应中文化认同、文化取向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相关性。结果(表2)表明:东道国文化认同与旅居时间(0.46)、旅居国数(0.26)、一般生活满意度(0.22)、旅游满意度(0.27)有显著正相关，与母国文化认同(－0.21)有显著负相关;母国文化认同与个人主义文化取向(0.34)、旅游满意度(0.17)存在正相关，与东道国文化认同(－0.21)、旅居时间(－0.18)、旅居国数(－0.17)存在负相关;个人主义文化取向与母国文化认同(0.34)有显著正相关，与旅居时间(－0.19)、旅居国数(－0.15)存在负相关;集体主义文化取向与一般生活满意度(0.29)、旅居时间(0.19)有显著正相关;一般生活满意度与旅游满意度(0.25)、东道国文化认同(0.22)、旅居时间(0.22)、旅居国数(0.16)、集体主义文化取向(0.29)存在正相关;旅游满意度同东道国文化认同(0.27)、母国文化认同(0.17)、一般生活满意度(0.25)存在显著正相关;旅居时间与东道国文化认同(0.46)、一般生活满意度(0.22)、集体主义文化取向(0.19)有显著正相关，与母国文化认同(－0.18)、个人主义文化取向(－0.19)存在显著负相关。文化认同、文化取向、生活满意度以及旅居时间、旅居国数之间部分存在相关性，比较皮尔逊相关系数值的大小，发现旅居时间与东道国文化认同之间的正相关性最大(0.46)，其次为母国文化认同与个人主义文化取向之间相关性(0.34)，旅居国数与一般生活满意度的正相关性最弱(0.16)，东道国文化认同与母国文化认同之间存在最大的负相关性(－0.21)。

表2 旅居者跨文化适应影响因素的均值比较与相关分析Tab.2 Sojourner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factors compared with the mean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3.3 模型检验与讨论

为检验提出的假设，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法对模型中各变量之间的路径系数进行检验。为控制各类因素对研究结果稳定性的影响，在分析中加入了年龄与性别变量。运用AMOS 7.0软件分析，得到模型的拟合度指数。结果(表3)表明，模型可视为理想的拟合度［24］。

在实际情况中,由于频谱泄漏的影响,Δφ通常不能严格等于零,所以只要Δφ小于一定阈值ε就可以认为主瓣干扰不存在,否则判定主瓣干扰存在。本文通过对典型谐波信号的频谱分析发现,ε的合理取值为10-5。

根据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结果及结构方程模型路径(图1)，逐一分析本研究提出的假设。

(1)假设H1:旅居者的文化认同对旅居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关系。旅居者东道国文化认同对一般生活满意度(0.21)和旅游满意度(0.24)都有显著直接影响，母国文化认同对其旅游满意度(0.19)有显著直接作用。东道国文化认同与母国文化会对一般生活满意度和旅游满意度产生间接正向影响。东道国文化认同感的提升有助于增强旅居者在中国文化环境的归属感，获得工作、学习与生活中的满足，促进与一般生活满意度的相关性。文化认同对旅游满意度存在显著正效应。作为远走他乡的“漂泊人”，旅居者在工作、学习之余外出旅游是令人愉悦和放松心情的活动，所以，无论东道国认同抑或母国认同，都会与旅游满意度存在显著正向效应。另外，不同文化背景的旅居者出游动机不尽相同［25］，有些追求文化认同，有些追求文化差异，这也会使文化认同与旅游满意度之间趋于相关。

表3 模型拟合度指数Tab.3 Goodness-of-fit indices for the structural model

图1 结构方程模型Fig.1 Structural model

(2)假设H2:旅居者的文化取向对旅居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关系。旅居者个人主义文化取向对一般生活满意度、旅游满意度均无显著影响，集体主义文化取向对一般生活满意度(0.29)有显著正向作用。集体主义文化取向与一般生活满意度正相关。美国旅居者是从个人主义文化取向占优势的美国旅居于集体主义文化取向占优势的中国，因此，拥有较高集体主义文化取向的旅居者较容易获得一般生活满意度。K.S.Yang在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基础上提出的“人类需求双Y模型”认为，生命承担的价值导向是泛文化的，但对不同文化成员来说，自我实现可分为个人主义价值导向与集体主义价值导向。因此，在集体主义的文化环境中，拥有集体主义价值导向者会更易获得一般生活满意度［26］。

(3)假设H3:旅居时间对文化认同的变化有显著影响关系。美国旅居者的旅居时间指标对其东道国文化认同有显著正效应(0.42)，但对母国文化认同没有显著效应。然而，东道国文化认同对母国文化认同有着负效应(－0.20)。这说明美国旅居者在跨文化适应中，随着旅居时间的延长，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有所增强，而对美国文化的认同有所减弱。美国旅居者在中国特定的社会文化中逐步确定自己在这个文化秩序中的角色身份，从而形成完整的自我认知与自我定义［27］。旅居时间是通过对某种文化资源的占用时间或占用数量来作用到文化认同之上的，美国旅居者在中国大环境中，受中国传统文化的耳濡目染，逐渐产生对东道国文化的认同。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旅居者离开故土，其母国认同应受到旅居时间的显著影响，然而本研究并未发现跨文化适应中旅居时间对母国文化的直接效应。其原因在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欢迎世界各地人民来华投资、工作或学习，尤其对于美国人民，中国人对其有着很大的包容和天然的好感。另外，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美国旅居者仍然可以与远在母国的亲朋联系沟通，形成美国文化的“朋友圈”，从而使母国文化认同并没有受到旅居时间的直接影响。但是，东道国文化认同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旅居者对母国文化的处理方式，进而对母国文化认同产生间接影响。

(4)假设H4:旅居时间对文化取向的变化有显著影响关系。旅居时间对集体主义文化取向有显著正效应(0.19)，同时通过东道国文化认同和母国文化认同对个人主义取向产生间接作用。这与D.A.Rosenthal等的“随着旅居时间延长，文化取向会发生部分转变”的论述相一致［28］。文化取向主要用来考察社会群体的行为特征，美国与中国分别是个人主义文化取向和集体主义文化取向的典型代表。美国旅居者在中国工作、学习和生活，随着旅居时间的延长，中国文化取向的大环境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旅居者的群体行为方式。美国旅居者在跨文化适应中，需要转变思维方式，在尤其讲究人情世故的中国，学习从集体主义角度考虑问题，运用人际关系网络解决问题。

(5)假设H5:旅居时间对旅居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关系。旅居时间对一般生活满意度(0.21)有显著正向作用，对旅游满意度无显著影响。这同相关分析的结果一致。同时，旅居时间通过东道国文化认同、母国文化认同间接作用于旅游满意度。随着旅居者在华时间的延长，他们的工作环境、生活条件逐渐得到改善，积极的满足感受不断得到增强，一般生活满意度显著提升。

(6)假设H6:旅居国家数量对文化认同的变化有显著影响关系。旅居国家数量与东道国文化认同(0.23)存在显著正向关系。旅居者不仅只在中国有过生活学习经历，之前也曾在其他国家有过旅居的经历。这种经历会培养旅居者的跨文化沟通能力，当进入到不同的文化中，人们会对经历过的文化进行思考、对照和比较，不断认识东道国文化，反省母国文化。旅居者在对自身文化传承的同时，也对东道国文化进行选择性的吸收，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东道国更好地生活与工作。

(7)假设H7:旅居国家数量对文化取向的变化有显著影响关系。路径分析表示，此假设不成立。

(8)假设H8:旅居国家数量对旅居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关系。旅居国家数量与一般生活满意度(0.16)存在正向关系。具有多国生活经历的旅居者能够非常容易适应一个从未居住过的地方，这应该归因于多种文化经历对跨文化沟通能力的培养。这种能力不是他们刻意努力而获得的，而是长期日积月累的结果。

(9)假设H9:旅居者的文化认同与文化取向存在显著影响关系。只有母国文化认同与个人主义文化取向(0.35)存在显著正向作用关系。美国是个人主义文化取向的典型代表国家，来华旅居者成长于这种文化环境中，会表现出对国家层面的美国文化认同与对个体层面的个人主义文化取向高度一致的现象。

(10)假设H10:旅游满意度与一般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关系。旅游满意度与一般生活满意度之间存在显著正效应(0.27)。这与相关分析结果相一致。旅游是生活的一部分，旅游满意度是生活满意度的一个方面。旅游本身是一种较高质量生活的体现。从积极心理学看，旅游满意源自于旅游生活过程中六要素的满足，同时，旅居者所持有的积极态度会直接影响个人生活质量的总体评价，即一般生活满意度。总体生活质量评价的提高会增强旅居者出游时的感性体验，进而提升旅游活动中的满意度。

4 结论

虽然国内外有关旅居者跨文化适应方面的成果有很多，但都过多地强调跨文化适应中的消极方面，缺少对积极因素的研究，特别是文化认同、文化取向与旅游满意度、一般生活满意度以及旅居时空差异之间关系的研究。本研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和皮尔逊相关分析等方法，对来华旅居者跨文化适应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展开实证研究。研究结果可以加深了解旅居者适应旅华期间的学习与生活的过程，提升生活满意度，对旅居者个体和中国社会都具有一定实践意义。同时在理论上，也扩展了文化地理学和旅游地理学研究的范畴。

(1)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明确了影响来华旅居者在文化认同与文化取向上的潜在因子。文化认同包括母国文化认同和东道国文化认同，文化取向包括个人主义文化取向和集体主义文化取向。其中，个人主义文化取向与一般生活满意度2项因子的均值较高;集体主义文化取向与东道国文化认同两项因子的均值相对较低。相关分析显示，旅居时间与东道国文化认同正相关性最大，旅居国数与一般生活满意度的正相关性最弱，东道国文化认同与母国文化认同存在最大的负相关性。

(2)借助结构方程模型对假设进行检验，提出的10个假设中有9个得到了证实。在假设H1中，旅居者东道国文化认同对一般生活满意度和旅游满意度都有显著直接影响，母国文化认同对其旅游满意度有显著直接作用;在假设H2中，只有集体主义文化取向对一般生活满意度有正向显著作用;在假设H3中，旅居时间对东道国文化认同有显著正相关，且路径系数最高;在假设H4中，旅居时间对集体主义文化取向存在显著影响;在假设H5中，旅居时间只对一般生活满意度有显著正向作用;在假设H6中，旅居国家数量与东道国文化认同存在显著正向关系;假设H7不成立;在假设H8中，旅居国家数量与一般生活满意度存在正向关系;在假设H9中，只有母国文化认同与个人主义文化取向存在显著正向关系;在假设H10中，旅游满意度与一般生活满意度存在显著正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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