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玉彬

编者按：西王母神话是铜镜常见的装饰题材，阜阳博物馆藏有两枚该题材的铜镜，保存完好、铸工精整、纹饰华美。本刊前两期刊登了本文上篇和中篇，记述了两枚铜镜的形制与纹饰，并通过分析各地所藏及见于著录的22面西王母禽兽镜的图式物象构成，总结出西王母图像系统的组合特征，并对西王母图像的神话学内涵进行了阐述。本期将刊登本文下篇，分析西王母禽兽镜兴衰演变的年代与流播地域。

五、兴衰演变的年代与流播地域

前文所见两汉西王母禽兽镜，形制、图式、铭文各有变化，如表二所示。

上表22枚例镜中，有17枚为禽兽博局纹镜，占总量的77.3%，可知两汉禽兽镜中的西王母图像系统，主要出现在禽兽博局纹镜中，而禽兽博局纹镜流行的年代在西汉晚期至东汉前期。22枚例镜中，另有四乳四虺镜1枚、四乳禽兽镜（非博局纹）2枚、多乳禽兽镜2枚，其中填衬有“四神”纹的四乳四虺镜及四乳禽兽镜，主要流行于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多乳禽兽镜则主要流行于东汉中晚期。据此，可知西王母禽兽镜应主要流行于西汉晚期至东汉中期，其中以新莽前后最为盛行，东汉中期以后渐趋式微。

上表例镜，根据镜图构成的差异可大体分作三组。

Ⅰ组：典型例镜4枚。

a、宜兴私藏四乳四虺镜（图9）。主纹区四乳四分区组图，每区置一组硕大虺纹，虺纹下或周围间隙填衬“四神”纹及西王母、玉兔、九尾狐、三足乌、凤鸟等纹饰。

b、仪征汉墓出土四乳禽兽博局纹镜（图24）。主纹区置四乳禽兽博局纹，禽兽纹主要有西王母、玉兔捣药、九尾狐、三足乌、羽人持献丹丸与仙草、蟾蜍等。

c、仪征汉墓出土四乳禽兽博局纹镜（图4）。主纹区置四乳禽兽博局纹，禽兽纹主要有西王母、玉兔捣药、三足乌、羽人、凤鸟、丹药、仙果云气等。

d、宜兴私藏四乳禽兽镜（图10）。主纹区四乳四分区组图，四区禽兽纹主要有西王母、玉兔捣药、羽人持仙果（草）、白虎、蟾蜍、凤鸟、九尾狐、熊、云气纹等。

上述4枚例镜，Ⅰa式镜具有西汉晚期镜特征，镜图中的西王母图像系统仅作为“填衬物象”出现，形体小而简约，表明此镜构图中虽融入了西王母神话内容，却未能处于核心、主导地位，应系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西王母禽兽镜标本；Ⅰb式镜出土于西汉晚期墓葬，镜图中西王母及其物象系统不仅俱全，且形构大而清晰，已经位居主纹区成为“核心图像”；Ⅰc式镜同样属于出土器，年代及图像组合特征与Ⅰb式镜基本雷同；Ⅰd式镜为宜兴私藏，比较其形制与图像组合特征，亦属于典型的西汉晚期镜，镜图中的西王母物象系统配组配位特征，与Ⅰb式、Ⅰc式镜类似。据此，可看出西汉晚期西王母禽兽纹镜典型的组图特征：1.西王母多与玉兔捣药、九尾狐、三足乌、羽人、凤鸟、蟾蜍等共同组合成一个较为稳定的图像系统。2.西王母均为头部戴胜、着宽大袍服、侧身跽坐图式。3.西王母图像系统内的物象，基本分布于整幅镜图中，除Ⅰa式镜外，其余例镜中的西王母在图像系统中均处于“核心地位”。

Ⅱ组：典型例镜4枚，形制与图像组合特征如下。

a、宜兴私藏四乳禽兽博局纹镜（图25）。主纹区四乳四分区组图，四区分别配置禽兽博局纹，禽兽纹主要有西王母、白虎、羽人饲龙、瑞兽等。

b、宜兴私藏八乳禽兽博局纹镜（图26）。主纹区内置八乳禽兽博局纹，禽兽纹主要有西王母饲九尾狐、羽人饲禽鸟等。

c、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始建国二年”铭四乳禽兽博局纹镜（图5）。主纹区置四乳禽兽简化博局纹，四区禽兽纹分别为西王母配玉兔捣药、两羽人骑独角兽、凤鸟配独角兽、神兽。主纹区外置一周“始建国二年……”铭文圈带。

d、扬州蜀岗新莽墓出土博局禽兽镜（图3）。主纹区置四乳博局禽兽纹，四区禽兽主纹分别为西王母与玉兔献药、羽人戏凤鸟、独角羊与长尾兽、三足兽与长尾鼠，主纹间隙填衬云气纹。

以上4枚例镜中均缺少完整的西王母图像系统，Ⅱa式镜中仅有一区配置“西王母与白虎”图式，其余三区图像与西王母神话内涵无直接关联；Ⅱb式镜中仅有一区配置“西王母饲九尾狐”图式，其余图像区与西王母神话无关联；Ⅱc、Ⅱd式镜中，均仅有一区配置“西王母与玉兔捣药”图式，其余图像区与西王母神话无关联。据此，可看出新莽时期西王母禽兽纹镜组图的主要特征：1.镜图中完整的西王母图像系统渐趋简化，西王母与玉兔捣药、九尾狐、三足乌、凤鸟、白虎、蟾蜍等同配一幅镜图内的现象基本不存。2.西王母组图仅占整幅镜图空间的四分之一，且多与传统图像系统内的一种神人或禽兽配组，在镜图内的“核心地位”趋于淡化。3.着宽大袍服、戴胜、侧身跽坐仍是西王母图式的典型特征。

Ⅲ组：典型例镜6枚，形制与图像组合特征如下。

a、阜阳郭韩庄汉墓出土四乳禽兽博局纹镜，见前文介绍（图1）。

b、阜阳赵王庄汉墓出土四乳禽兽博局纹镜，见前文介绍（图2）。

c、宜兴私藏四乳禽兽博局纹镜（图8）。主纹区置四乳禽兽博局纹，四区禽兽纹分别为西王母与玉兔捣药、两组鸟衔鱼、熊与鹿、羽人与瑞兽。

d、宜兴私藏五乳禽兽纹镜（图27）。主纹区五乳五分区组图，分别配组西王母与羽人、羽人饲龙、玄武与独角长尾蟾蜍、白虎与长尾兽、凤鸟与两戏兽。主纹区外置一周“桼言之纪从镜始……”铭文圈带，画纹带缘。

e、寿县汉墓出土七乳禽兽纹镜（图12）。主纹区七乳七分区组图，七组禽兽纹分别为西王母与玉兔捣药、熊与鹿、羽人饲兽、两奔马、蟾蜍饲雀鸟、羽人骑鹿、熊搏牛。

f、故宫博物院藏禽兽博局镜（图11）。主纹区四分区组图，分别配置西王母图像系统、羽人射虎、羽人乘玄武驾鹤出游、羽人驾鱼出游。

以上例镜，Ⅲa式镜四分区组图，缺少完整的西王母图像系统，仅在四分之一图像区配置“西王母与玉兔捣药”图式，西王母戴胜，体作“兽首人身”型；Ⅲb式镜主纹区四分区组图，仅有四分之一图像区配置“西王母饲凤鸟”图式，但镜缘画纹带中配置有九尾狐、三足乌图像；Ⅲc式镜四分区组图，仅在四分之一图像区配置“西王母与玉兔捣药”图式；Ⅲd式镜五分区组图，仅在其中一区配置“西王母与舞蹈侍神”图式；Ⅲe式镜七分区组图，其中一区配置“西王母与玉兔捣药”图式，西王母不戴胜，为“人兽合体”形态；Ⅲf式镜四分区组图，其中一区配置西王母、玉兔捣药、九尾狐、三足乌、神树、凤鸟等，构成一类较罕见的西王母图像系统模式。西王母虽着宽袍侧身跽坐，但头部不戴胜。据此，可大体归纳出东汉之际西王母禽兽镜图像的主要特征：1.西王母形象有“戴胜”“不戴胜”两类，既有“世俗贵妇型”的图式、也有“兽首人身型”的例证。2.镜图中西王母图像系统的配置活泼多变，其中以“简化型”图式最流行，亦见“完整型”和主纹区、镜缘画纹带区“分散型”配置的例证。3.多乳禽兽镜图式中的西王母组图更趋于简约而“符号化”，西王母作为镜图“核心图像”的地位消逝。

比较以上三组典型例镜，可对两汉时期此类镜兴衰演变特征总结如下：西王母禽兽纹镜兴起于西汉中期以后，主要流行于西汉晚期至东汉早中期，其中以新莽时期最盛，东汉中期以后渐趋式微。西汉晚期西王母禽兽镜组图，主神西王母均侧身跽坐、着宽袍戴胜，与玉兔捣药、九尾狐、三足乌、蟾蜍、凤鸟、羽人、白虎、仙果、丹丸、药尊等共同配组构成一个图像系统，并在镜图中居于核心地位。新莽前后此类镜图式开始发生变化，主神西王母虽仍保持宽袍戴胜、侧身跽坐的形象，但早期完整的神话图像系统已开始简化省隐、肢解离散，多以西王母配置一种神人侍者或禽兽的“简化型”模式出现，所占据的镜图空间位置亦多限定在整幅镜图的四分之一范围。东汉早、中期此类镜西王母组图则进一步简约、异化，既流行“简化型”西王母图像系统模式，亦见少量的“完整型”图像系统模式，同时西王母组图在整幅镜图中所占的空间比例渐趋收缩。延至东汉中晚期的多乳禽兽镜中，西王母组图所占的空间不仅进一步被压缩，其形象也开始向着头部“不戴胜”、面部五官省隐模糊的趋势嬗变，表明此期镜图中传统意义上的西王母主神的“核心地位”已渐趋消逝。

两汉时期西王母禽兽镜的流播地域，从本文统计的20余枚标本看（表二），这些例镜集中出现在江苏扬州、宜兴和安徽六安、阜阳地区，其中以宜兴、仪征所见例镜的年代最早。如果以上地域为此类镜的发源地与流播中心，则这个区域恰好位于西汉诸侯王国所在的关东地区，其具体位置大致在西汉淮南国、吴国故地之临近淮河流域范围。汉代关东诸侯王国所在的淮河流域及其附近地区，自先秦以来就神仙巫术发达，从目前所见画像材料看，两汉之际西王母神话传说在这一地区空前流播。《汉书·哀帝纪》《汉书·五行志》所记西汉末曾发生过席卷全国的大规模祭祀西王母的流民运动，这个运动即肇始于关东地区，并遍行关东二十六个郡国后向西传至京师地区。日本学者冈村秀典考证认为此次遍布西汉全国的祭拜西王母狂潮，即源出于淮河流域地区，如果这个结论无误，考虑西王母禽兽镜发源地、流播地区、兴衰时段的具体情况，或可将西汉末至东汉初年的上述全国性民间祭拜西王母运动的发源地，推定在吴国与淮南王国故地区域内。

六、余论

1.西王母神话传说在我国古代源远流长，两汉时期，神仙信仰与升仙不死说、阴阳五行说、谶纬思想、原始道教信仰等社会思想的影响改造，使西王母神话与西王母形象发生了复杂演变。西汉晚期以来，汉室衰微、宦官外戚专权、皇权角逐更易、自然灾害频发、土地剧烈兼并等社会现象，导致政局动荡不安、社会信仰危机、人民流离失所，灾难与死亡的恐慌时刻威胁着世人的安全，人们十分渴望得到西王母神的庇护与赐福，以求得在现实世界中或精神家园里解除灾难与痛苦，由此推动了西王母信仰崇拜之风空前炽盛，并在同时代物质文化载体中留下烙印，禽兽镜图式中出现西王母神话内容，是上述社会背景下的产物。

2.汉代神人禽兽镜中的西王母图像虽远不及神人神兽镜、神人画像镜中的同类图像出现频度高，却在两汉人物镜的形成与演变过程中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在此之前，汉镜中也有人物图像出现，如禽兽镜中习见的“羽人”“人面兽”“人面鸟”等，但这些怪异“人物”的形态，多作尖首长耳的兽体型或禽鸟状，有的不仅体被羽翼，还有卷曲的长尾，因而它们还不能视为完整意义上的“人”形，准确地描述应归入“半人半兽（禽）”“人兽（禽）合体”型，属于镜图物象中由“禽兽”向“人物”演变的一类过渡形态。而汉神人禽兽镜中的西王母图像，自一出现就是着宽袍、头戴胜、侧身跽坐的完整人物形态，与汉代世俗生活中贵妇的形构、发式、服饰完全相同，此前镜图中“人兽（禽）合体”式的人物造型特征完全消逝。此后，汉镜图式中无论是刻画“仙人”、还是表现现实生活中的“俗人”，都延续了这种构图特征，由此，可以认为神人禽兽镜中的西王母造型，开启了汉代人物镜中人物图像“世俗化”演变的先河，在两汉人物镜发展演变过程中有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3.就阜阳所处的淮河流域而言，东汉中晚期这一地域画像镜、神兽镜中西王母神话题材十分流行，如著录中常见的所谓北方地区西王母画像镜，多半源出或流播于淮河流域。阜阳地区出土的两例西王母禽兽镜，A式镜的年代约在东汉早期，B式镜的年代约在东汉中期，两枚镜镜图承载的神话题材，与稍晚之际出现的画像镜、神兽镜中的同类题材在年代上显然应有前承后续的关联，两者表现形式有异，神性内涵雷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