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舆论中“暴力心态”的规避路径研究<br/>——以“男子棒打流浪狗遭人肉搜索”事件为例

网络舆论中“暴力心态”的规避路径研究
——以“男子棒打流浪狗遭人肉搜索”事件为例

2015-04-15李春雷

江西理工大学学报 2015年6期

关键词：网民暴力心态

李春雷，范　帆

（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南昌330022）

网络舆论中“暴力心态”的规避路径研究
——以“男子棒打流浪狗遭人肉搜索”事件为例

李春雷，范帆

（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南昌330022）

新媒体时代的网络舆论动荡不安而又戾气丛生，同时，网络技术引导下的网络舆论夹杂了诸多社会心态的转嫁，因此，文章以“男子棒打流浪狗遭人肉搜索”事件为例，分析了暴力心态泛化的多种形态的暴戾、无序的表征，认为在此驱使下的种种网络行为失范暗藏着现实破坏力，在深度剖析网络舆论中“暴力心态”的社会根源和心理肇因的基础上，提出媒体分层框架滤化的疏导路径，在全媒体时代下根据不同形态媒体的特性，发挥各自的优势和所长，涵化受众的“暴力心态”，以期净化网络舆论空间长期弥漫的戾气。

网络舆论；暴力心态；网络暴力事件；规避路径

一、引言

媒介化和信息化正成为“互联网+”时代的主流趋向，在二者交相辉映下的网络社会，包罗着无远弗届的庞杂信息和多元观点。借助技术的迭代，网络入口无处不在，普罗大众得以在现实世界和网络世界中穿梭转换，当下网络社会与中国现实社会的互动日益深入，突出表现为网络舆论对于社会的深层干预与影响［1］。而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不同群体间的利益断层导致社会各阶层矛盾激烈碰撞，网络舆论时常裹挟现实生活中的戾气，呈现出光怪陆离的乱状，释放出对社会的破坏力，网络暴力事件的层出不穷便是网络舆论风起云涌的现实注脚。

网络舆论场作为民众自我表达的重要平台，业已成为各方舆论汇集的场域，左右着民众的认知和态度，因此活跃于网络舆论中的“暴力心态”往往使得民众在对公共事件的认知时偏离理性。网络舆论中的“暴力心态”是网民从现实生活中提取，又作用于现实生活的一种被异化了的心态，它通过高强度曝光的网络事件加以发酵，引发了网络空间的人肉搜索、网络骂战等非理性的失范行为，并且最终造成当事人的人格侵害。2015年5月，因为一条小黑狗对着自己的孩子狂吠而导致孩子受到严重惊吓，乌鲁木齐市的一位市民拿着铁管追打小黑狗，这一事件上传到网络后引起了网友们的强烈不满，他的个人信息被“人肉”，其正常生活也因网友们的骚扰而苦不堪言。这是典型的网络“暴力心态”下驱动的网络行为失范，打破时空限制的网络舆论能够短时间汇聚并产生强大破坏力，因此亟需对网络舆论中的“暴力心态”进行引导和纾解。

二、暴戾与无序：网络舆论的“暴力心态”泛化表征

网络世界的虚拟镜像投射的是现实世界的影子，网络行为背后展现的心态也一定程度反映了社会心态。具有介入成本低廉、信息传播高效以及主体多元复杂等特性的网络舆论空间，也夹杂着“暴力心态”影响下的行为逻辑的深刻烙印，导致现实生活中的诸多病态心理在虚拟化的场域中越发严重，呈现出暴戾和无序的局面，网络舆论场域也因此泛化出多种不同表征的暴力心态。

（一）冲破藩篱后的理性抛锚

在现有的社会秩序下，普罗大众并未能掌握等量的话语权，长期以来表达机制的僵化让诉求表达的方式同样捉襟见肘，郁积的情绪难以找到出口。而在媒介话语中，他们总是处于被动，其主体地位在无形中被剥夺了，其话语空间在无形中被侵占了，他们的话语被限制、被扭曲、被推向社会的边缘［2］。而习惯了现实空间中逼仄的言论表达环境，网络空间的异军突起给予了足够的话语表达自由，突如其来的言论松绑使得他们尽情表达观点和挥洒情绪，久旱逢甘霖一般的臧否是非，最终沦为为寻找存在感而发声，只顾自我表达而抛弃反省和思考，而这种自我表达又时常带有戏谑化方式来哗众取宠，解构文本和意义符号并重新按照自己的意图赋予意义。在“男子打狗”事件中，许多网友在没有详细了解事件真相的前提下，便按照惯性思维把心中成见当作事实，给该男子扣上了一个“虐狗者”“变态男”的帽子进行口诛笔伐。这种“暴力心态”主导下的言行早已脱离了理性批评与谴责的范畴，而是一场以道德名义的戏谑和狂欢，假借侠义的古道乐肠来获取早已畸形的审美情趣上的自我满足。

（二）后现代主义熏染的低俗狂欢

起源于20个世纪60年代的后现代主义文化随着市场经济和商品化大潮席卷蔓延，解构意义、贪图享乐、去中心化、否定权威等代表着后现代主义倡导的精神在现实社会中落地扎根。后现代主义文化里强调追求感官刺激的体验悄然影响着网民的情趣和审美，尤其在网络空间里的自我设置议程能力得到极大彰显，而在以追求噱头和快感为嗜好的互联网时代里，全民参与的舆论批判能够刺激到网民们的兴奋点。因此尽管置身于事件之外，网民们仍然对于此类事件有着乐此不疲地围观兴趣。这种低俗趣味表现出对现代主义的超越，强调平面化、快餐化、感官化的非理性体验与愉悦。人人都在网络里吐槽，不辨是非，只追求狂欢与快感体验，让舆论空间没有形成理性的公共领域，反倒成了公众的痰盂场［3］。

（三）道德优越感加持的自我标榜

暴力在意象上分为两极对立的阵营：一个阵营窝藏着形形色色的不义，另一个则到处插遍正义道德的旗帜［4］。面对众声喧哗的舆情事件，还未来得及思索的网民们便第一时间抢占道德的高地，迫不及待地希望展示自己的大义凛然，用看似义正词严的表达将网络舆论场异化为“道德审判厅”。这种热忱实质上是游离于理性和秩序之外的自我说服和陶冶。长期以来国民都面临信仰危机，凌驾于理性之上的“道德炫耀”成为世俗宗教。网民们挥舞着所谓的正义大旗，站在道德高地睥睨着被钉在舆论的十字架上的当事人，通过对其口诛笔伐来获取内心道德感上的满足，以这种方式标榜自我的道德存在感轻巧便捷而又廉价，因此网友们乐此不疲地以谴责的名义寻找着虚无缥缈的优越感。

三、网络舆论中“暴力心态”的现实归因

暴力心态在现实社会的公序良俗规约下，行为实践面临着诸多掣肘，但网络社会的秩序尚未稳固，蠢蠢欲动的不满情绪得以伺机而动，导致现实生活中的戾气在网络舆论中倾巢而出。网络言论的匿名性特质又给予了网络舆论暴力横行四方的技术土壤。正如学者赵鼎新在分析微博语言趋向暴力的原因时所言，微博中的言论是面向社会的，它们本来应该是前台行为。但是微博中许多人并不在自己熟悉的圈子内混，这些人因此能在微博中动辄破口大骂，而不怕受到惩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微博公共空间的出现把人类的许多后台行为前台化［5］。因此“暴力心态”得以在网络舆论的空间中恣意蔓延，酝酿成为暴力的行为实践，其建构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心理肇因。

（一）表达免责：去身份化后的责任意识剥离

技术的更新迭代带来了主体多元、责任分化的网络舆论场域，纷繁复杂的信息源头各异、真伪难辨，网民的交互行为构造了一个“去身份化”的信息流动平台。在“去身份化”的网络空间里，主导舆论的力量往往不是地位、知识及理性思考，而主要是舆论声势、价值立场等非理性因素［6］。去身份化便意味着个体身份的消失——一种去主体化的传播形态取而代之。网络舆论的声浪滔天的背后是众多网民的围观和推动，因此在这其中人人都充当着一个自觉传播者的角色，无法判断谁是真正的传者，亦无法找到真正的编码者个体。你、我、他，共同组成一个虚拟的网络集体生产者，狂欢式地参与其中，传统的具有明确个体性的传播主体不见了［7］。网络去身份化后网民的言论不受时空限制和体制规约，内容越是新鲜刺激则越能哗众取宠，而另一方面我国目前信息网络立法缺位现象严重，网络空间的法治建构还亟待完善，网民在网络生活中法治观念和法律意识的模糊，消解了发表言论时的责任意识，这更让“暴力心态”在网络舆论场的扩散肆无忌惮。

（二）群体极化：舆论定势下的群体无意识

舆论定势是公民在一定的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影响下，对社会生活作出定向反应的一种心理准备状态。这种状态使不同的社群对社会事件的认识与解决带有特定的倾向性和趋向性［8］。因为对某一事件观点类似而临时集结的群体，尤其在网络空间里匿名性的“庇护”下，更容易失去对事实和理性的追求，而被舆论定势盲目牵动。舆论定势放大了对事件强势者的憎恶感，群体认同迅速加深且更容易走向群体极化，在维护正义、讨还公道的旗帜下，养成非此即彼的偏激价值嗜好，从而导致危险的现实群体行为［9］。在“男子打狗”事件中，对打狗者厉声批判的网民们只关注到了“打狗”这一因为舆论集中声讨而被放大的部分事实，不由分说地参与到谴责大军中，理性思考和讨论的声音被掩埋。

（三）情绪转移：相对剥夺感下的发泄

社会财富的迅速积累膨胀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社会阶层的分化，社会结构的变迁、体制建设的离乱、利益分配的不均都成为社会各阶层之间摩擦和碰撞的时代肇因［10］。社会急剧变迁的时代背景加剧了社会认同的分化，民众心中的相对剥夺感暗自生长，底层心态泛化导致的社会矛盾频繁外显，而社会普遍存在的“仇官仇富”现象便是阶级对立情绪不断升级的现实隐喻，社会财富的不断积累，放大了人们对身份、阶层、价值观差异化的认知，异化了人们心中原本对财富和幸福生活的向往，加深了人们对资源占有多数者的不认同［11］。网民在日常生活中遭遇不公正待遇后衍化出的不满心态，轻而易举地在网络空间寻找到感同身受者，通过新媒体的自我表达使得这种共识迅速集结，在群际情绪的撒播和渲染下愈发激烈和震荡，最终转移到线上，异化为网络舆论中的暴力心态。

四、媒体报道框架的分层滤化“暴力心态”

网络舆论的繁荣为公民诉求的表达开辟新的路径，而暴力心态导致的恶性事件层出不穷，破坏着舆论生态的健康循环，若任其肆意蔓延将愈发侵蚀社会的和谐稳定。加强对网络舆论中的“暴力心态”的引导和纾解，成为进一步呵护网络舆论空间不得不面对的一个议题。

“框架”作为一种认知、呈现事物的架构，经过对事物的选择和加工，凸显特定内涵，表达某种思想，而这些思想又反映了特定的文化价值［12］。“男子打狗”事件中，在网民的认知框架里自然而然地认为打狗男子就是毫无人道主义的暴力使用者，当铺天盖地的单向度批判声音涌入舆论场时，舆论失衡在所难免。这时媒体的理性介入就显得尤为必要，而以通信及网络技术的发展为背景的网络传播打破了以往媒体形态之间的严格划分，各媒体形态之间深度融合的时代——全媒体时代已经开启：新兴媒体在“短”“平”“快”的同时，也需要与传统主流媒体的“权威象征性”相结合［13］，不同媒体有着不同的角色和担当，应发挥各自的特性和功用引导舆论走向，从而涵化公众心态。

尽管传统媒体的话语资源日渐被新媒体转移吸纳，但因其长期建立和贯彻的媒介操作规范和新闻素养，在重大舆情事件中发出的声音尚存权威，因此有必要在众声喧哗的舆论场注入主流声音，引导受众全面而理性地认知事件全貌。这需要传统媒体在介入事件时坚持媒体的把关原则，呈现全面具体的核心事实，其价值选择不迎合受众已然畸形的审美情趣，将民众的心态从一味的暴戾批判中扭转为对事件的冷静反思。在“男子打狗”事件中，《新疆经济报》作为新疆自治区政府的机关报，对这一搅动舆论的事件进行了及时的跟踪报道，并且在稿件中综合了事件当事人、目击者、爱狗人士、专家等多方声音，为受众呈现了事实的全部经过并提供多元观点以供参考。主流媒体的权威发声肃清了事件中因为事实混乱不清而产生的无意义的口水骂战，原始的暴力情绪得以消除。

新媒体的既有报道框架是一种没有任何束缚和干预的“自为框架”，因为新媒体的技术特点和群体心理作用，这种框架形成的风险场域具有再造风险的危险性［14］。在新媒体平台流动的言论稂莠不齐，在自我设置议程能力突出的特性下，新媒体的价值取向极其容易被公众情绪裹挟，造成“把关”功能的缺失。当主流媒体介入后事实澄清误解消除，芸芸网民簇拥之下的新媒体则需要发挥其超时空的优势，在坚持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的前提下，通过碎片化的方式渗透传播，与传统媒体形成传播合力。同时新媒体也能将自身打造成为一个多元观点交锋争鸣的公共领域，通过理性的思辨和讨论，涵化网民平和的心态。在“男子打狗”事件中，男子的行为是否可取、爱狗人士是否越俎代庖以及流浪动物的管理，这些问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社会伦理话题和社会管理问题，新媒体需要引导受众进行良性互动，从而让公民意识深入人心。值得注意的是，网络自媒体的勃兴给予了意见领袖强大的话语资源，意见领袖在网络舆论形成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意见领袖应以公民精神和道德素养约束自我，谨慎使用手中的话语权，及时干预舆论有所偏颇的风向，引导舆论势态发展。

最后，解铃还须系铃人，纾解网络舆论场中的“暴力心态”更需要网络舆论场自身的涤荡。网民作为网络舆论场的主体，其媒介素养有待进一步提升，在网络平台慎言谨行，从而在围观时不会盲目地被负面情绪所裹挟，低俗无趣的舆论话题的生存空间也因此会大打折扣。通过主体的自我约束和对舆论客体的筛选，舆论场中各个要素之间的相互促进和提升，是抑制暴力心态下网络行为的失范现象的关键路径。

五、结束语

网络舆论中的“暴力心态”本质上是现实社会心态的嫁接，在新媒体去主体化的传播格局下被加以放大。如任由暴力心态的滋长而不予以合理的疏导和人文关照，将威胁着网络空间的正常秩序，进而破坏社会的安定与和谐。诚然，文章所研究的暴力心态仅仅是对其建构和纾解层面的浅表分析，在网络立法层面规约网络行为、建构网络文化等方面还有许多未尽的思考，亟需学界和业界更多的关注和研究，以期实现网络舆论场域的科学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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