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有威 杨华国

三线建设是新中国成立后一项规模空前的重大经济建设战略，这一建设始于1964年结束于1980年，长达16年、横纵三个“五年计划”（如果加上三线建设调整改造时期，则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国家在主要13个省和自治区的中西部地区投入2052.68亿元巨资。［1］（P1）在全力开展大三线建设的同时，中共中央决定开展以建设地方军工厂为主要内容的小三线建设。这些地方军工厂是属于各省区市领导管理的地方国营企业，负责生产团级以下的轻型武器和弹药，装备民兵和地方部队以及野战军。毛泽东在肯定大三线建设战略意义的同时，也强调小三线建设的重要性：“各省都要搞点地方的，属于地方所有的军工厂，打起仗来，要搞地方部队，第一、二线的省都要搞。不然，事情一来，措手不及。打起仗来， 不能等二、 三线给你送去。”［2］（P225-226）1965年3月13日，周恩来就全国一、二线省要建好21块后方基地发表重要意见。［3］（P716）1965年4月，邓小平也强调，如遇美国干涉，各省小三线国防工业必须能独立运作，各自为战。［4］（P76）

作为中国传统老工业基地的上海，在中央动员各地建设小三线之后，开始了本地小三线的筹划与建设。基于备战的首要目的，当时小三线企业选址必须按照“靠山、分散、隐蔽”的要求，上海市委和市政府经过反复实地考察，形成了在皖南和浙西建设上海小三线的战略部署。1965年5月6日报请中央批准后，从此开始了上海在皖南和浙西长达24年的上海小三线建设征途。［5］（P2）

以上海小三线为代表的地方军工企业是三线建设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也是三线建设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三线建设研究已逐渐成为学术热点，研究成果也日趋丰富，然而，目前三线建设研究仍多以大三线建设为主，对各省区市小三线建设研究相对较少。同时，小三线企业是20世纪80年代国企改革以及军转民的重要对象，对这些企业的个案研究却很罕见。本文拟利用上海小三线下属的前进机械厂、协同机械厂和新光金属厂的企业档案，以及上海市档案馆的档案资料，辅以相关的口述史资料，探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上海小三线企业的盈亏问题，细致探讨下小三线军转民问题，以及国企改革问题。

一、上海小三线的盈亏矛盾

1972年至1979年，上海小三线进入了军工生产的大发展时期，在此期间上海小三线一方面不断增加生产，另一方面在基础建设上不断扩大，各项配套设施逐渐完善。在军品生产发展时期，上海小三线累计创造工业总产值22.24亿元，实现利润1.92亿元，累计上缴国家税金6102万元［6］（P45）。

随着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国家将工作重心由国防建设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全国三线企业军品订单由此直线下滑。上海小三线从1979年开始，机电、轻工、仪表各企业开始普遍反映生产任务不足，1980年生产总值比1979年下降44.5%，1981年又比1980年下降21.2%。［7］由于上海小三线生产的都是各种常规兵器，大部分是长线产品，加之配套企业生产能力大，造成了很多工厂任务严重不足，一年只有半年左右的任务，如联合机械厂是一个有两千人的手榴弹工厂，生产能力年产400万枚，而1978年下达任务仅150万枚，1979年只有100万枚。［8］国家的订单不足致使上海小三线54个工厂处于停工和半停工状态的占59%。［7］

对于此问题的出路必然是军转民。从1979年开始，上海小三线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方针，进入了军民结合的生产转折时期。此阶段各个工厂从军品生产中脱离出来，开始自己的民品探索与生产时期。在军转民开展的同时，国企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上海小三线各企业陆续实施国有企业改革措施，逐渐有了一定的自主性。

1979年至1987年间，上海小三线在国企改革大背景下开始军转民，其效果如何，是否盈利？笔者发现1979年至1988年上海小三线主管机构上海后方基地管理局撰写的《后方基地管理局年度工作总结》中对军转民时期企业盈亏有着详细的论述，该总结整体上对十年间的军转民、国企改革的成效是肯定的，改革成效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81年）：上海小三线民品及时上马，亏款数大幅度降低，后方仅在1981年就减亏1289万元。［9］

第二阶段（1982—1983年）：上海小三线开始扭亏为盈，每年利润不断上涨，企业盈利户占到后方企业总数的近2/3，亏损户也仅剩1/3。

第三阶段（1984—1988年）：上海小三线盈利丰厚，1985年后方完成工业总产值35 625万元，实现利润4131万。［10］1986年后方部分企业已经迁回上海，生产列入后方统计范围的仅有36家企业，工业总产值仍达到22 786.91万元，实现利润2432.19万元。［11］到1987年，坚持生产的企业只有32家，但全年完成工业总产值竟达到2.7631亿元，创利3571万元。［12］

《后方基地管理局年度工作总结》反映，上海小三线从1979年到1987年通过军转民摆脱了军品订货不足的困境，企业亏损也由军转民前期的30多家降到最后的几家。在盈亏数额上也由1980年前后每年亏损几百万，转而每年盈利三四千万，就连1987年绝大多数企业已经回迁上海后还盈利3571万元。但是有着如此巨大利益的小三线企业，为何在它经营高峰阶段毅然决然地选择了企业全部迁回上海呢？

与小三线总结报告相反，当时上海小三线的有关领导、职工认为军转民那段时间上海小三线是困难的、痛苦的：“1978—1988年这10年中，上海小三线很痛苦，军转民初期的那段时间特别困难”［5］（P58）；还有一些干部则认为上海小三线军转民是彻底失败的，“军转民没搞出什么名堂，轻工业局搞电风扇、钟，而联合厂弄了半天弄不出什么别的”［5］（P80）；上海小三线的直接上级领导部门，上海市人民政府国防科技工业办公室原主任李晓航甚至认为，“后方运输不便，民品经营状况都不好，如果不调整不回迁，就越投越亏”［5］（P29）。以上两者之间的评价差异颇大。

二、政府让利——上海小三线企业扭亏为盈的原因

上海小三线下属的前进机械厂、协同机械厂和新光金属厂在《后方基地管理局年度工作总结》中，都为盈利企业。正如表1所示，前进机械在1979年转向民品初期不断亏损，但从1982年开始亏损不断下降，到1983年企业就开始扭亏为盈，1984—1985年每年都有几百万元的利润。甚至1983年，前进机械厂还作为扭亏为赢的典范，登上上海报纸的“喜讯报道”。对此类扭亏为盈典型企业的探析，理应能够更清晰反映出小三线企业军转民、国企改革的成果及弊端。

表1摇前进机械厂历年财务盈亏表（1979—1985年）

军转民的实行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军品订货不足的矛盾，上海小三线企业亏损额度也有所减少。到1980年，民品已经发展到60多种，并已经形成和基本形成电风扇、木壳台钟、表壳机加、表壳毛坯冲压、台钟木壳、离心水泵、电度表、照相木制座机、电扇网罩等民品生产线，到1983年，民品产值继续增长，仅机电、轻工两公司生产的民品产值就占总产值的60.83%，基本改变了单一军品生产的局面，形成了军民品生产相结合的局面。［6］（P63-64）

可以说，军民品结合初期确实缓和了上海小三线部分企业生产任务不足的情况。但在民品大幅度上马后，小三线企业与民品生产的各种问题逐渐凸显，小三线各厂产品品种很多，但非专业化，又非一条龙，生产管理上与前方主管局、公司、厂脱节，对生产发展无法规划，往往出现“见短就上，一长就下”，大起大落的状况，而且产品竞争能力差，生产发展十分艰难。1979年10月，上海五机局在向北京五机部计划会议汇报中反映，所属16个单位中有9个厂形成的民品生产能力，由于缺乏统一规划，并不能很好发挥作用。［6］（P66）到1984年上海小三线企业军转民仍难以取得成功，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一是有的企业质量过硬、任务饱满，但无法扩大生产，有失去市场的威胁；二是有的企业民品无竞争力，面临淘汰危险；三是有的企业还没有形成支柱民用产品， 难以扭转亏损局面。［6］（P71-72）总的来说，上海小三线企业坚持军民结合的方针，对生产结构进行了必要的调整，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生产困境，但并没能从根本上摆脱困境。

那么《后方基地管理局年度工作总结中》每年巨额的盈利是从何而来？为了解释这一问题，笔者试以政企关系为视角探究企业内部如何生产、如何管理，继而挖掘“扭亏为盈”的原因。

（一）上海专业局对口管理——享受照顾的基础

在上海小三线刚开始进行军转民调整时，为促进上海小三线企业快速实现民品生产，加快企业纳入民品行业规划，1979年8月26日，上海市委领导批准了后方基地管理局的轻工、机电两公司下属几十家企业归上海专业局归口管理的报告。这一归口管理的初衷是为使上海小三线各企业民品生产管理和任务安排更加合理，后方机电公司各厂分别同上海机电一局的轻机、冶矿、电机、电器、通用、石化、机床等公司挂钩。［13］如前进机械厂在生产业务上就由上海机电一局下属的冶矿公司领导，企业生产产品的种类受冶矿公司管理，所需的材料与燃料绝大多数也由冶矿公司供给，部分产品的销售都由冶矿公司出口。如此的管理模式快速将上海小三线企业纳入民品生产行业中，仅仅8个月，通过上海机电一局和上海轻工业局安排的产品就多达28种，建线投产后这些产品的产值可达到4700万元。［13］

在民品生产阶段，上海小三线企业最大的问题就是民品生产的品种不足，生产资料、生产技术缺乏，而1979年以来上海小三线企业在生产业务上由上海专业局管理，给上海小三线企业带来了很多实质性优惠。例如，上海协同机械厂在1982年民品生产毫无起色，上海的专业对口局就下达上海电焊机械厂对口支援的命令，从1983年起每年帮助协同机械厂完成一定数额的电焊机，其中1983年下达完成数额达200台，不仅提供电焊机的图纸、冲房机1台、镗床机1台，连生产所需部分费用都由电焊机厂提供，包括：工具费用、生产试制费用、销售亏损费用、设备费用、样品、资料所需费用（部分借用上海电焊机厂）。［14］

（二）上级管理机构提供大量财税、贷款的优惠政策

很多上海小三线企业因军品订单减少，企业多年亏本，在民品投产初期，企业无额外资金留存，企业流动资金缺乏，甚至连原材料都无力购买。前进机械厂在民品开始投产时资金极其缺乏，1978年初前进机械厂获得近70万元上海冶金矿山机械厂的订单，却无任何资金购买原材料，只有向其上级部门上海后方机电公司贷款74.47万元，而对于此笔贷款却无明确归还日期，只是提出在企业民品交货后，有充裕资金才归还。［15］而在1978年第三季度更是因购买材料和开支不够向人民银行贷款490万元，最后批准450万元。

上海小三线企业在民品生产初期不仅在贷款上得到上级管理机构①的照顾，在税收、补贴上也都有不少优惠政策。1982年前进机械厂因试制混棉机、开棉机享受一至二年的免税照顾。［16］协同机械厂1979年归机电一局下属的上海市机械通用公司管理，1980年就获得通用公司1200元的留成补贴。［17］

（三）上级管理机构提供大量货源支持

上海小三线企业在民品生产初期因缺乏客户，且民品生产种类不稳定，前两年很少接到大额订单，不少企业长期处于生产停滞状态。如前进机械厂在1978年开始转型民品，但在前11个月都没有接到任何订单，企业除了生产少量军品外，大部分处于停滞空闲状态。直到12月份，前进机械厂业务关系归属于机电一局管理，当月就接到机电一局下属企业65万的订单。［18］

上海市政府对上海小三线企业的支持不仅局限于订货，有时更是违反市场经济规律，强制将其他工厂的生产计划拨到上海小三线企业。如上海对口管理局从1980年开始，将原本属于上海水泵厂的生产指标划拨给协同机械厂。上海地区每年水泵需求量只有1800—2000台，每年却划拨给协同机械厂1380台指标，造成上海水泵厂货源急剧减少，企业无法生存，只能违规继续争抢协同机械厂货源。［19］实际上，政府无视市场规律将原本属于上海企业的生产任务强制划拨给小三线企业，一方面会导致上海企业生产任务的短缺，职工情绪的不稳定。另一方面将产品不放在原本技术力量雄厚的市区企业生产，却放在技术力量薄弱的山区企业生产，也造成产品质量的下降。最重要的是，原料、产品从皖南来回上海700多公里的运输量必然造成大量石油资源的浪费，生产成本急剧升高。

（四）上级管理机构提供便宜原材料

上海小三线企业民品生产初期账面上能够盈利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上级管理机构提供低价的原材料。为使上海小三线企业表面盈利，上海对口专业局支付了一大笔资金。很多企业通过原料低价格的方式间接分割上级管理企业的利润。如新光金属厂每年都有五六百万的利润，但实际上新光金属厂是上海钢铁研究所的附属厂，经济效益捆在一起，很多原材料从上海钢铁研究所进购，但比市场价便宜很多。新光金属厂冶炼的不锈钢锭，每吨成本比市面低1500元，后期更是全部由上海钢铁研究所以内拨价供应以平衡亏损；同样新光金属厂生产的坯料，每吨也比市面低2000元，上海钢铁研究所也以内拨价供应。仅此两项，上海钢铁研究所间接转让给新光金属厂的利润就多达200多万。［20］

（五）上级管理机构对亏损产品给予补贴

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国有企业开始改革，企业拥有一定经营权，却无所有权，企业的财产仍全部属于国家，加之，当时计划经济思想仍占主导，这就决定了国有企业很难实现自主盈亏，独立承担企业经营风险。上海小三线在军转民时期，上级管理机构每年给予亏损补贴几千万。当时企业大肆上马各种产品，但上马前很少进行市场调查，因为无论产品经营如何，对企业都不存在威胁，上级管理机构会对亏损产品进行补贴。如上海机电一局就对前进机械厂1982年销售8台四刺辊开棉机亏损42 400元进行亏损补贴［21］。上级管理机构无条件的亏损补贴，以及优惠的税收政策虽在军转民初始阶段对企业恢复生产能力起到一定促进作用，但企业也因此失去应有危机感。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初期，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改革是通过让利开始的，正如上海小三线企业改革一样，长期亏损困境的打破是通过中央向地方，政府向企业进行补贴展开的。通过财税、贷款、订货、原料提供等措施，政府实际上是希望通过巨额补贴扩大企业自主权，调动企业积极性。但补贴让企业盈利的同时，却让政府背负重大负担，让利的前提是有利可让，20世纪80年代初，在国企改革仍未取得明显的成效时，坚持七八年的让利活动必然也难以维持，最终导致包袱越背越重。所以，以上海小三线为代表的国有企业，在1978年后能够获利其前提是政府财政、税收的大力支持，正如上海市人民政府国防科技工业办公室原主任李晓航在采访中所说：“（上海）国防科工办当时搞武器出口，赚了2000多万，都贴给小三线了，这些贴的钱都用于小三线职工的搬迁费和奖金了……那个地方（皖南）不可能适应商品经济，得赶快离开那个地方。”［5］（P32）长期靠政府让利来维持，自身并无太多改进，这样所谓的盈利注定难以长久维持。

三、政府放权让利与企业大量浪费

通过上文分析可知，上海小三线企业在军转民时期实际上是亏损的，账面上的盈利多来源于政府巨额补贴与上级管理机构变相让利。在财政的大力支持下，上海小三线对巨额补贴如何加以利用？此部分资金为何没有改变上海小三线回迁的命运？

对于上海小三线如何利用政府巨额补贴，不得不考虑当时正处于国企改革转型阶段这一特殊原因。这一阶段不同于计划经济下政府全方面的管理，也不同于市场经济下企业能够根据市场导向自负盈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缺乏自主权，很难将国家利益企业化，企业职工工资、单位经费、原料采购等都是由计划部门统筹，基本能够保证企业资金运用合理。同样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内、国际市场的无形调控，使企业能够适应市场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优胜劣汰、良性循环。

正处于国有企业转型时期的上海小三线，企业通过上级政府“让利”得到了各种优惠政策与实际补贴。承包制、利改税等措施的实行，又使企业获得很大的自主权。所以转型时期的上海小三线既获得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各种福利补贴，又获得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自主权。而自主权对应的监督政策却没有建立起来，这正是上海小三线在转型时期对所获利润很难加以充分利用，造成大量资源浪费的重要原因。

（一）生产的盲目性、无计划性

从1983年开始，整个小三线企业在账面上逐渐扭亏为盈，企业效益也逐渐变好，生产种类也越来越多，但实际诸多产品中，能够盈利的产品种类并不占多数。企业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民品数量，以及为了使企业能够处于生产运行状态，很多长期亏损的产品一直都继续生产，并未能果断下马。如前进机械厂1983年开始扭亏为盈，全年工业总产值达到1105万，利润92万，光从账面上看，前进厂盈利颇多，发展前景也颇为乐观，但从产品种类上看，不难发现企业1983年能够扭亏为盈最大的原因就是其SDJ-150型可伸缩皮带机大量销售，全年销售18台，因此获利160多万元，而其他多数产品则属于亏损状态，可见表2：

从表2中我们不难看出前进机械厂在1983年生产的19种产品中盈利的仅为8种产品，大多数产品都是亏损的。很多产品如控制器、3吨货梯、5吨货梯、行星式圆条器都是从1979年开始生产，每年都亏损，如此毫无竞争力的产品却不停产，导致1979—1982年间越生产越亏损。当时像前进机械厂这样在产品亏损情况下，企业还继续生产，是因为国有企业性质决定企业基本运转、工人工资等相关福利都由上级拨款，不跟生产挂钩，而改革初期自主权的扩大也使继续生产得以存在。

（二）技改资金的大量浪费

上海小三线企业在军转民初期，民品技术低下，生产设备缺乏，产品种类多而杂，此种情况下，企业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通过技术改造将原本的军工企业改造成能够生产相当民品能力的企业。

上海小三线在开始军转民阶段通过技术改造不断转型企业产品结构。1979年后方各企业开始包干制的尝试，将原本由政府提供的技术改造资金逐渐由企业从利润包干分成中提取发展基金用于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22］。也就是说，上海小三线企业的技术改造资金应该都由厂里的发展基金支出。然而，上海小三线企业在军转民期间绝大多数技术改造资金并不是从企业发展基金中提取，而是由机电一局、后方管理局等上级管理机关下拨。如1982年上海市轻工业局对其下属的7个小三线单位进行技术措施投资，投资额竟达到290.24万元。［23］

表2摇前进机械厂1983年产品销售利润明细表

上级管理机关下拨的大量资金原本应该用于技措改造，但上海小三线企业却很少把资金用到实处，大都是把资金用到无关紧要的技改项目中，或把技改资金用于改善职工生活设施，甚至把资金用到那些即将下马的产品中。

例如前进机械厂在1983年度技措改造花费资金为84.21万元。如果单从技改所花费的费用来看，其改进的力度是相当大的。然而，对其技改项目做进一步分析，结论可能就大不一样。如花费28.4万元购进棉纺织机相关设备，而第二年就停止了对开棉机、混棉机的生产。所以用于增强棉纺织机生产能力的28.4万元，实际上并未起到任何效果。1983年其他技改项目也大致相同，只有一部分技措项目是用于皮带输送机的生产，后几项大都用于提高职工生活与福利，如四顿链排式快装锅炉、省煤器、新增10m2空压机是为了新建女浴室和职工生活区提供暖气；家属宿舍土墙、1200m2马路也是为了提高职工生活，占全年全厂技术改造费用的16.9%。［24］

上海小三线企业在技改过程中还出现了虚报价格现象，初次上报某项技改时一般都比实际需要的价格偏低，等到上级同意后，花费常常超出上级审批的价格。如前进机械厂1983年修建的成品库上级已经拨款7万元，但因为建造资金不够，又向上级申请拨款5万元。［24］为了处理技术档案及技术资料的需要申请购置一台静电复印机，初次申请报价为9000元［25］，但是到12月交款时，则向上海冶矿公司技术科、财务科上报价格为两万元。［26］

（三）企业经费与职工工资增幅过高

上海小三线大部分企业在1982—1983年间摆脱无订单、无生产的困境，效益有所好转，企业开销及职工工资应该有所增加，合理增加收入也会增强职工的积极性。但是上海小三线企业在稍有盈余情况下，暴增经费、工资则使企业难把仅有的资金用于技术创新与再生产中。

1.企业经费

企业经费的开销本身应该随着企业效益的提升逐渐增加，但从1983年部分盈利企业在经费开支上增速过快，超过合理增速的范围，对企业健康发展造成一定的影响。如1983年，前进机械厂第一年扭亏为盈，企业的车间经费和企业管理费之和比1982年的经费与管理费之和增加了30%。同比，1984年又在1983年的基础之上增加了23%。虽然厂在1983年该厂企业业务有所增长，并且盈利92万元，但是企业相关经费开销却增加了56万元，经费的增速大大超过了应有的正常水平。

随着推行包干制结余资金逐渐增多，企业管理费的增加很多都集中在与生产任务并无直接关系的花销上，如1983年1—6月前进机械厂全厂长途电话费支出达到6096.9元（不包括固定租费）与上年同期数3209.6元相比，猛增90%，与1981年1—6月的2943.15元相比增加107%。1983年1—6月差旅费支出31726.54元与1982年的同期数28510元相比增加11%［27］。不少后方企业也开始挪用公款大吃大喝，游山玩水，请客送礼，如1980年红星木材厂就因为多次挪用公款大吃大喝，受到其上级部门上海后方基地局的通报批评；半导体材料厂（群星厂）、东方红材料厂借开会之际公款旅游也受到上级部门的检查。当时巧立名目，滥发奖品、铺张浪费现象已经相当严重［28］。

2.职工工资

企业职工工资也不断上升，如前进机械厂在1978年职工全年平均工资为676元［29］，1983年达到970元［30］,1984年就达到1150元。6年间工资翻了将近一倍。1984年工厂每人月增资金额达到11.62元［31］。

在工资增加的同时，职工的各种补贴也逐年增多，企业将每年本就不多的留成拿出一半作为福利基金发给职工。如1983年前进机械厂不仅发放了标准工资72.5万元，还发放了各种奖金17万元以及各种津贴23.4万元，总计达到113万元，其中还包括补发去年奖金7.7万元［32］；而到1984年除标准工资87万元以外，各种奖金达到7.2万元，津贴更是达到了18.7万元，工资总额有132万元。

经费与工资的增长，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企业职工的积极性，促进企业不断发展，但当时企业还处于刚刚盈利阶段，民品生产仍然很不成熟，大肆把资金投入职工福利与企业经费开销，必会阻碍企业的长期发展，尤其在民品技术不是很成熟的阶段，更多的资金应该用于技术改造以及开放新产品。

四、余论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行军转民以及国企改革措施一定程度上对濒临危机的上海小三线起到了缓解作用，但上海小三线企业能够盈利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政府无条件地让利。国有企业开始实行承包制、利改税，企业计划外产品理应“自负盈亏”，政府不予以干预，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当时处于转型时期，市场经济体制还未形成，加之，国有企业性质和“企业附属于政府”思想仍根深蒂固，决定了企业无论如何在当时仍扮演着政府“子女”的角色。只要向政府求助，政府还是会竭尽全力的帮助。当时各企业上马小产品实在太多、太乱，政府又无法做细致的调查，哪个产品盈利，哪个产品亏损全凭企业自身上报。不知企业生产有哪些问题，又不知哪些产品一直亏损，这样才有前进机械厂连续亏损四五年的3吨货梯、5吨货梯、开棉机、混棉机、提升机等仍然坚持生产，不下马之类的情况出现。而面对此种局面，政府唯一能做的就是补贴。1979年上海有关部门开始对口管理，大量订货、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原材料低价、无价供给就是账面“扭亏为盈”的根本原因。

转型阶段的上海小三线如同当时国内其他国有企业一样，既享受承包制、利改税等放权措施，还享受到大量财政补贴，企业经济效益应当有所好转。然而企业有了自己的独立利益后，总是倾向于企业自身的眼前利益，而忽视企业的长期发展和国家的责任［33］，把大量因财政补贴而所得的“盈余”资金并未用于实际生产中，而是滥用在企业经费、职工工资支出中，甚至把技术改进资金也都用于职工生活福利中，“工资侵蚀利润”，由此出现《后方基地管理局年度工作总结》提及企业效益好，但小三线领导和职工苦叹效益差的矛盾，也就不难理解了。

在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国有企业改革的前几年，政府一味地下放权力，企业只需完成部分下达的产品后，便可以按照企业自身需要去生产。但忽然松开计划经济这一“紧箍咒”后，企业自身生产的那部分缺乏监管，导致自身所获利润都投入到扩大企业规模及增加职工福利等方面。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探索阶段问题多多，就上海小三线而言，在转型时期给政府更多的是经济负担，企业获得一定自主管理权，但不需要为经营、管理的失败而买单，当政府权力下放的同时却缺乏相应的监管，只会造成更多的资金浪费。

总的来说，在转型时期，政府对国有企业各种补贴式的投入很难获得与之相应的产出，甚至引起日后国有企业居高不下的负债率，由此可以断言，30年前国企改革的最大产出和回报就是探索出了一条国企改革的成功经验。

注释：

①此处的上级管理机构主要是指上海后方基地管理局以及上海归口管理局（上海机电一局、上海轻工业局）。

［1］陈东林.三线——备战时期的西部大开发［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

［2］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

［3］周恩来年谱(中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4］（加）吕德量.越南战争与文化大革命前的三线防卫计划（1964—1966）［A］.冷战国际史研究（第14辑）［C］.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

［5］徐有威.口述上海——小三线建设［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3.

［6］上海市后方基地管理局党史编写组.上海小三线党史（打印稿）［M］.上海：上海市后方基地管理局，1988.

［7］后方局关于小三线调整工作总结报告［Z］.上海：上海档案馆，档案号：B67-1-312.

［8］关于后方小三线建设中急需解决的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Z］.上海：上海档案馆，档案号：B246-3-712-153.

［9］本局关于一九八一年工作总结和工作要点［Z］.上海：上海档案馆，档案号：B67-1-207.

［10］本局一九八五年工作总结和一九八六年工作初步意见［Z］.上海：上海档案馆，档案号：B67-1-275.

［11］本局党委一九八六年工作总结和一九八七年工作意见及贯彻市委黄菊同志讲话安排今冬明春工作情况报告［Z］.上海：上海档案馆，档案号：B67-1-290.

［12］本局党委一九八七年工作总结和一九八八年工作要点［Z］.上海：上海档案馆，档案号：B67-1-310.

［13］关于进一步发展后方民品生产调整后方机电、轻工公司生产业务领导关系的请示报告［Z］.上海：上海档案馆，档案号：B1-9-158-3.

［14］上海协同机械厂党委会议记录［A］.协同机械厂档案资料［Z］.上海：协同机械厂，档案号：党委会议记录第83卷，1983-09-24.

［15］关于因民品任务材料申请增加贷款的紧急报告［A］.前进机械厂档案资料［Z］.上海：前进机械厂，档案号：1978-9-6-7.

［16］关于申请混棉机、开棉机免税的报告［A］.前进机械厂档案资料［Z］.上海：前进机械厂，档案号：1983-9-6-7.

［17］上海市石油化工通用机械公司关于分配1980年增收外汇补贴通知［A］.协同机械厂档案资料［Z］.上海：协同机械厂，档案号：81-12-2.

［18］1978年工业总产值及主要产品产量［A］.前进机械厂档案资料［Z］.上海：前进机械厂，档案号：1978-11-2-3-4.

［19］关于BA型水泵一九八二年订货情况紧急报告［A］.协同机械厂档案资料［Z］.上海：协同机械厂，档案号：81-1-9.

［20］新光厂概况［A］.新光金属厂档案［Z］.上海：新光金属厂，档案号：1-143.

［21］关于申请补贴开棉机销售亏损的报告［A］.前进机械厂档案资料［Z］.上海：前进机械厂，档案号：1983-9-4.

［22］上海前进机械厂专用基金管理制度［A］.前进机械厂档案资料［Z］.上海：前进机械厂，档案号：1984-1-7-9.

［23］上海市轻工业局关于后方轻工业公司所属单位、军品转民品所需措施费请予拨款的函［Z］.上海：上海档案馆，档案号：B156-2-293.

［24］关于申请技措项目用款的报告［A］.前进机械厂档案资料［Z］.上海：前进机械厂，档案号：1983-13-2-5.

［25］1983年度全厂技术措施项目计划［A］.前进机械厂档案资料［Z］.上海：前进机械厂，档案号：1983-13-2-5.

［26］关于补办购买复印机的申请报告［A］.前进机械厂档案资料［Z］.上海：前进机械厂，档案号：1983-13-2-5.

［27］关于节约管理费用的通知［A］.前进机械厂档案资料［Z］.上海：前进机械厂，档案号：1983-9-6-7.

［28］关于一九八〇年某些单位违反财经纪律的通报［A］.协同机械厂档案资料［Z］.上海：协同机械厂，档案号：81-2-2.

［29］大中型工业企业基本情况卡片79年［A］.前进机械厂档案资料［Z］.上海：前进机械厂，档案号：1978-11-2-3-4.

［30］大中型工业企业基本情况卡片83年［A］.前进机械厂档案资料［Z］.上海：前进机械厂，档案号：1983-11-3.

［31］八四年一至三季度行政工作情况［A］.前进机械厂档案资料［Z］.上海：前进机械厂，档案号：1984-1-4-6.

［32］全部职工工资总额构成月报表［A］.前进机械厂档案资料［Z］.上海：前进机械厂，档案号：1983-17-4-5.

［33］萧冬连.国有企业改革之路：从“放权让利”到“制度创新”［J］.中共党史研究，20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