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僧人的生存智慧和人格追求<br/>——以《世说新语》为例

魏晋僧人的生存智慧和人格追求
——以《世说新语》为例

2015-04-11贾名党

绥化学院学报 2015年6期

关键词：世说新语

贾名党

（安徽农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　安徽合肥　230036）

魏晋僧人的生存智慧和人格追求
——以《世说新语》为例

贾名党

（安徽农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安徽合肥230036）

摘要：《世说新语》以其简洁凝练的笔触描绘了魏晋僧人的群体风貌。他们亲近自然，广涉俗务，热爱生活，注重感情；并从自然、社会及自我等维度，努力构建、践行和完善至和顺性、通脱豁然的理想人格。分析魏晋僧人的生存智慧和人格追求，有助于了解早期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情况，丰富今天的文化生活。

关键词：《世说新语》；魏晋僧人；生存智慧；人格追求

魏晋六朝文学作品中，僧人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意象。《世说新语》以其简洁凝练的笔法描绘了魏晋僧人的群体风貌，反映了其时玄佛合流的思想发展态势。作者刘义庆“晚节奉养沙门，颇致费损”（《宋书·刘义庆传》），对佛教的爱好使其在编撰《世说新语》时较为关注僧人。据统计，文本描写了支道林、竺法深、佛图澄等僧人20余名，散见于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19门，共74条目。这些僧人“不仅大多为《高僧传》诸书所收，而且也是历代佛教史论著所收魏晋僧人的主要角色。……基本体现和代表了魏晋时期僧人的群体阵容”[1](P254)。作品记录了他们诸如参玄论道、研习佛经等故事。透视其间，我们不难感知他们的生存智慧和对理想人格的追求。这些是很值得注意的文化形象。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对此似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下文结合魏晋社会状况和文化语境，对这一论题进行探讨。

一

自佛教传入中国，文学作品中便出现了僧人的身影。《世说新语》所记录的僧人，并非是每日在寺庙里循规蹈矩地诵经拜佛，研习佛理，不食人间烟火，而多是走出殿门，融入自然，广涉俗务，热爱生活，富有情感，俏皮可爱。

（一）亲近自然。人类远祖来自大自然，与自然山水有着不可割舍的关系，故古人常把山川自然视为“家园”。先哲孔子云“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诗经》、汉代诗歌中也有诸多描写自然景物的篇章。但山水作为一种纯粹的审美对象，却在魏晋，尤其是东晋时期。“在魏晋以前，山水与人的情绪相融，不一定是出于以山水为美的对象，也不一定是为了满足美的要求。但到魏晋时代，则主要是以山水为美的对象，追寻山水”[2](P137-138)。其时，庄园经济得到发展，佛老思想较为盛行，僧人们积极投入大自然怀抱之中。而佛教的崇尚栖居山林、徜徉林泉，也让众僧乐于在僻静优美、足养心性的山林古刹立寺布道。《世说新语》充斥魏晋僧人们流连山水胜景的故事。

文本记述了名僧们对自然山水有非同寻常的偏爱。《栖逸》十一：“康僧渊在豫章，去郭数十里立精舍，旁连岭，带长川，芳林列于轩亭，清流激于堂宇。”为了能随时欣赏到自然美景，康氏在豫章建造“精舍”隐居。《言语》九十三：“风霜固所不论，乃先集其惨澹；郊邑正自飘瞥，林岫便已皓然。”道壹从京都回东山时路过吴中，落地的雪花美景令他陶醉，不由自主地发此感叹。《排调》二十八：“支道林因人就深公买印山，深公答曰：‘未闻巢、由买山而隐。’”出于对自然山水的喜爱，支氏买山隐居；《言语》八十七：“林公见东阳长山曰：“何其坦迤!”以“坦迤”感叹大自然的神异和奇丽。另据《高僧传》，支道林曾先后在吴郡立支山寺，在剡山沃州小岭立寺，晚年又在石城山立栖光寺。《晋书·谢安传》载谢安寓居会稽时，“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无处世意”[3](P2072)；《晋书·王羲之传》亦云：“会稽有佳山水……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并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好。”皆道出高僧对自然山水的由衷喜爱。

从魏晋僧人观赏美景时留下的诸多文学作品中，也可窥见他们对大自然的喜好。如支道林《五月长斋诗》：“静晏和春晖，夕惕厉秋霜。萧条咏林泽，恬愉味城傍”；《咏怀诗》：“丹沙映翠濑，芳茎曜五爽。苕苕重岫深，寥寥石室朗”，对仗工稳，色彩鲜明，表现出他对大自然之美的敏锐观察，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审美愉悦。又如庐山诸道人的《游石门山诗并序》：“虽村壑幽遽，而开涂竞进；……于是推胜倚岩，详观其下，始知七岭之美蕴奇于此。”写景清丽生动，富于变化，论理与景致的结合自然圆润。它如慧远的《庐山东林寺杂诗》等，富于诗情画意。

管窥《世说新语》中名僧游赏美景时写下的一些富有理趣的诗文，如《文学》二十五载支道林“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规箴》二十四录慧远“桑榆之光，理无远照；但愿朝阳之晖，与时并明耳”，《排调》二十一记康僧渊“鼻者面之山，目者面之渊。山不高则不灵，渊不深则不清”等，可谓自然景观与佛理交融，充满玄味和禅意。从中亦可管见自然美景已嵌入他们的心田。

（二）广涉俗务。佛学系空无之学。据佛理，僧人日常应该是在寺院内做着朝暮课诵、布萨诵戒、过堂、上供、普佛等功课，远离尘世，隐居山林，不参与社会事务，“超脱”于历史之外。然而魏晋时期，佛教呈显世俗化，“盖其时释教广被，颇扬脱俗之风，而老庄之说亦大盛，其因佛而崇老为反动，而厌离于世间则一致，相拒而实相扇，终乃汗漫而为清谈”[4](P60)。僧人活跃于世俗社会，与士人之间的交往频繁。谈玄与般若互补，名士与高僧合流，是当时普遍的社会现象，甚或成为一种风气。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其时社会思想的传播者不再是儒生博士，而是这些深居在寺庙内、逍遥于山林间的僧人。

《世说新语》记载了诸多读书诵经、谈玄讲儒、交游清谈、赋诗属文、弹弦弈棋的僧人，他们与魏晋名士保持着密切交往，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主要表现为：一是清谈。文本有许多条目记载了僧人与士族名流之间的清谈故事。名僧多善于清谈，全书涉及名僧条目中，《文学》有21条，基本都与清谈有关，这尤以支道林为代表，如他在《文学》三十二、三十六、五十五、六十二中谈《庄子》，《文学》三十、四十五中谈《小品》，另有讲《维摩诘经》及“三乘义”的故事各一条。清谈内容上，早期话题以《老子》《庄子》《周易》的“三玄”为主，诸如言意形神之辩、有无本末之辩、才性异同之辩等；后期纳入了《小品》《即色论》《三乘》等，以及对现实社会中的一些现象发表见解。清谈中，彼此互不相让，表现出了一种崇尚思辨、探究真理、彰显智慧的时代精神。僧人们的努力旨在援玄入佛，会三归一，促使学理佛教走入上层社会，“晋宋以来，有道林、道安、远法师、休上人，其所与游，则谢安石、王逸少、习凿齿、谢灵运、鲍昭之徒，皆时之选。由是真乘法印与儒典并用，而人知方向”（柳宗元《柳河东集》卷二十五）。

二是人物品藻。魏晋时期，品藻之风盛行。其时品评人物的范围涉及个人的容貌、言语、才情、品行、智慧、性格、气质等方面。《世说新语》中的名僧们广泛参与了当时的人物品藻活动，《赏誉》和《品藻》等篇对此有较为集中的反映。如支道林评孙兴公、许玄度“二贤故自有才情”（《赏誉》一一九），评王修之“超悟人”（《赏誉》一二三）；济尼评谢道蕴与张玄妹“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风气。顾家妇清心玉映，自是闺房之秀”（《贤媛》三十）等。当然，他们也被士人品评，如周

与桓温分别评价高坐道人“可谓卓朗”、“精神渊箸”（《赏誉》四十八）；王羲之评支道林“器朗神俊”（《赏誉》八十八）等。

（三）热爱生活，注重感情。佛教为出世宗教。然魏晋僧人并非完全把希望寄托于来世，相反他们热爱生命，对生活一往情深。众所周知，汉末黄巾起义后，继以董卓之变，三国纷争，八王残杀，五胡乱华，进而十六国形成，社会处于兵连祸结、分崩离析之中。动荡岁月中，人们朝不保夕，漂浮不定，唯有生命是那么真实。魏晋僧人以饱满的热情和诗意的心灵拥抱生活，他们通过多种举措让日常生活变得丰富多彩，充满情趣。如《言语》六十三载支道林爱养马：“支道林常养数匹马。或言：‘道人畜马不韵。’支曰：‘贫道重其神骏’”；《巧艺》十载其爱好围棋：“王中郎以围棋是坐隐，支公以围棋为手淡”。它如道壹道人“好整饰音辞”（《言语》九十三）；于法开善医术（《术解》十刘注）等，他们对生活的态度与士人无异，而在品味生活、享受生活层面为士人所不及。

二

人格通常是指个体人从心理到行为的基本物质的综合及其惯常的行为模式。人格的形成受到社会历史、文化传统、客观现实等多方面的影响，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世说新语》体现了魏晋僧人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并通过践行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

（一）于自然构建人格。自然包括内在的自然之性和外在的自然山水，既指外部世界万物客观存在的本体，也是人作为主体存在的自然本性或状态。欣赏自然不仅能解放心灵，更是构建自身人格、塑造自身品格的一种途径。

《世说新语》中的魏晋僧人追求至和顺性、通脱豁然的理想人格。日常功课之余，他们徜徉于充满自然美景的外在世界。这个世界中的山水花草，在其心目中与人类一样有情思意绪，“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山水虚灵化了，也情致化了”[5](P215)。他们把追求本真、自由的内在自然及感受，与外在自然的怡情山水结合，并作为提升自身境界、构建理想人格的重要凭借。

在魏晋僧人那里，大自然已不再是作为压迫人的宗教神灵的象征，而是与人相通、相近、共生、亲和的客观外物。他们积极融入景色秀丽的大自然，这里的山川、流水、竹木、池沼，在他们眼里皆富有灵气。换句话说，他们把游栖于自然山水当成一种生存方式，将其浪漫情怀和生存理想寄托于其中，故面对山川自然的秀丽景色时，心情也被“唤醒”。《言语》九十三：“道壹道人好整饬音辞，从都下还东山，经吴中。已而会雪下，未甚寒，诸道人问在道所经”，壹公作答之“风霜惨澹”、“皓然林岫”云云，洋溢着审美的激情，表达了出家人内心对自然景观的体悟。正是从对大自然的审美出发，魏晋僧人在与自然的融合中感知到生命之美，在其所主张的主客两忘、物我同一的理念中构建了理想人格。

应该说，魏晋僧人所追求的至和顺性等理想人格，较其时士人，更能体现时代的“自由”特征。一般而言，士人多依附于政权而生存。魏晋时期，政权更迭频繁，士人多是在政治纷争中选择“站队”，难以保持自身人格独立。“魏晋权力更迭之际，许多士族头面人物被卷进政治漩涡，一批批门阀名士被送上刑场，何晏、嵇康、二陆、张华、潘岳、郭象、刘琨、谢灵运等，这些当时第一流的著名诗人、作家、哲学家都是被杀戮害死的。应该说这是一张相当惊人的名单”[6](P102)。而僧人们则少受时代纷争和政权变异的干扰，他们的人身更为自由，也更便于走向大自然，在大自然的山川草木中构建自己的理想人格。

（二）于社会践行人格。人皆有实现自我价值的要求。作为社会意义的人，个体生命价值通常只有在直接参与社会活动中才能得以完成。魏晋六朝是中国“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5](P208)。“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其时，僧人纷纷走进俗门，积极参与各种世俗事务。一方面，他们是在寻求社会对佛理的支持，“意在借名士之地位以传教”[7](P296)，以便让佛学得以发扬光大。另一方面，他们在参与的社会事务中，固守“自然”，努力借此践行自己的理想人格。

上文已言，魏晋僧人积极走出寺门，与名士清谈。从僧人所接触的对象看，几乎囊括了当时上层社会的所有人物，如石勒、简文帝等皇帝，谢安、王导等政要，殷仲堪、王濛等玄学名家，许荀、孙绰等文学界人士。从交往方式看，有僧人因具有独特的人格魅力而受到名士倾慕，“实尤因当时名士好玄学，重清谈，认佛法玄妙之极，而名僧风度又常领袖群伦也”[8](P132)。如支道林在瓦官寺讲《小品》，孙绰等悉去“共听”（《文学》三十）；在东安寺，王往与支语”（《文学》四十二）；支道林还东，时贤聚集“并送”（《雅量》三十一）等。也有僧人受名士邀请来讲学，如支道林为简文帝、谢安、王羲之家的常客等。

清谈中，言语上，魏晋僧人或“悬河泻水，注而不竭”，或“吐佳言如屑”，如《文学》三十六载由于“支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王羲之终被折服，以至于“披襟解带，留恋不能已”。僧人还注重自己谈吐言辞的声调之美。如《文学》三十三称支道林“辩答清晰，词气俱爽”；五十五称支“叙致精致，才藻奇拔”；十九称裴遐“辞气清畅，泠然若琴瑟”；二十八称殷浩“辞条丰蔚”等。

行为上，文本中的僧人除受贵族邀请外，更多的则是自身积极走进贵族家门。从《言语》五十二载“康法畅造庾太尉”、《政事》十八记“王、刘与林公共看何骠骑”、《文学》三十九说“林道人诣谢公”、《文学》四十一录“谢车骑在安西艰中，林道人往就语”的记录看，其中的“造”“共看”“诣”“往就”等语词，皆或明或暗地透露僧人们是主动去拜见达官显宦。当然这种主动拜谒体现了僧人门对理想人格的自信与坚守。

魏晋僧人践行的通脱豁然等理想人格，不仅体现于他们自身，有时还被运用到外在的自然事物或生命中。《言语》七十六：“支公好鹤，住剡东峁山。有人遗其双鹤，少时翅长欲飞，支意惜之，乃铩其翮。鹤轩翥不复能飞，乃反顾翅垂头，视之如有懊丧意。林曰：‘既有陵霄之姿，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养令翮成，置使飞去。”支氏从追求自身理性人格的角度出发，推己及物，终让鹤“置使飞去”。魏晋僧人的这种超然物外的态度和实践精神，是一种真正的人格自由绽放，体现了那个时代僧人群体对理想人格的体认。

（三）于自身完善。人格人与自我的关系，是人格构建的最基本内容。魏晋僧人更把生命的注意力贯注于对自身精神自由的追求上。他们竭力摆脱外在的种种羁绊，不以物累，不为形役，肯定自我存在与自我价值，注重个性的张扬，努力完善自己的理想人格。

《世说新语》记载的僧人，多是学识高深，如支道林精通佛理，通晓老庄哲学，熟悉儒学；慧远兼综玄释，并擅儒学，“少为诸生，博综六经，尤善《庄》、《老》”[9](P211)；佛图澄“好佛道”，且“妙通玄学”（《晋书·佛图澄传》）等。文本中的他们注重本体内在感觉的表达，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他们很多时候并不是把“自我”安放在彼岸世界，对于日常生活，也总想身在其中，在形体、语言或山水艺术赏鉴中体现“自我”。如《雅量》六：“支道林还东，时贤并送于征虏亭。蔡子叔前至，坐近林公。……其后二人俱不介意。”为表达自我意愿，举止上不加虚饰，任情率性。类似的例子文本中所在多有。

“深于情者，不仅对宇宙人生体会到至深的无名的哀感，扩而充之，可以成为耶稣、释迦的悲天悯人”[5](P182)。情感所至，催生了魏晋僧人崇尚与张扬个性。《世说新语》载录的僧人大多个性鲜明，气韵生动。他们风神飘举，充满自信。一方面，他们思维敏捷，能言善辩。《言语》五十二中，康法畅的回答绵里藏针，可谓“悟锐有神，才辞通辩”；《文学》三十、三十九、四十、四十三、四十五等条目中，亦载有支道林“利齿”的口才。另一方面，他们以求新求变的思维思考佛理，提出一些标新立异的思想。如《假谲》十一载愍度道人在过江东后，弃“旧义”而立“心无义”；《文学》三十二中载支道林对“逍遥”的解释，以佛解庄，别于郭象、向秀之解。

正因为魏晋僧人肯定自我，张扬个性，过于注重个体的价值，有时便显得有些偏狭。《文学》三十：“有北来道人好才理，与林公相遇于瓦官寺，讲小品。……林公曰：‘白旃檀非不馥，焉能逆风？’深公得此义，夷然不屑。”余嘉锡案语：“道林以为虽法深亦不能抗己。”[10](P219)此固然反映了支氏对自身学养的信心，但也可看出他的才高气傲，难怪深公听明白后会“夷然不屑”。《轻诋》三十：“支道林入东，见王子猷兄弟，还，人问：‘见诸王何如？’答曰：‘见一群白颈乌，但闻唤哑哑声。’”余嘉锡案：“道林之言，讥王氏兄弟作吴音耳。”王氏本是江左人，说方言无可厚非，支道林却口出此言，既显他心胸狭隘，也显示出他的刻薄。当然，如此毕竟为少数，文本中，魏晋僧人多是挥洒性情，纵意达志。他们内不为自己的心灵设限，外不“有愧于吾心”，最终完善了自己的理想人格。

《世说新语》中记载的僧人，同时也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文本中，他们亲近自然，广涉俗务，热爱生活，注重感情。并从自然、社会及自我等维度，努力构建、践行并完善自己的理想人格。他们于人生的爱恋、自我的发现，以及对自由精神和理想人格的追求，对其时和后世的僧人乃至社会大众产生积极影响。分析魏晋僧人的群体特点，有助于了解早期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情况，丰富今天的文化生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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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占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