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 祺 谌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武汉430072）

福岛安正访华述论

陶 祺 谌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武汉430072）

1901年8至10月，日本陆军少将福岛安正访华，行踪遍及中国南方大部。他对华的基本态度是维护日本在华利益的前提下“保全中国”，这符合当时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在这一基础上，福岛安正为日本军方提供了派遣上海驻屯军的决定性建议，并视其为保证日本在华利益、阻缓俄国扩张的手段之一。同时，他积极劝诱清朝师日变革，其直接效果在各地派员参观日本军演一事上得到体现；因清末新政的需要，福岛安正的游说与南方督抚的愿望很相近。福岛安正在考察中采取的举措，促进了日本军方乃至政府在对华问题上与列国、清朝的关系调整，是日本在新的条约框架下扩大在华势力的一个因素。

福岛安正；日本对华政策；中日关系；清末新政

1901年8至10月，日本陆军少将福岛安正①访华，行踪遍及中国南方的大部。在庚子事变后的大背景下，他在考察中的举措促进了日本军方乃至政府在对华问题上与列国、清朝的关系调整，是日本在新的条约框架下扩大在华势力的一个因素。国内学界对福岛安正的情况言之甚少，日本学界对他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他周游各国、情报收集的工作上，对他1901年的访华因资料所限而常常一笔带过［1-3］。本文以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所藏福岛安正访华报告为基础，结合相关中日档案资料，尝试对此作一述论。

一

1901年8月，日本参谋本部指令第二部长福岛安正赴华访问考察，陆军步兵大尉小山秋作随行②。他们以上海为中转地，8月21日至9月14日，从上海到武汉（武昌、汉口），返程经安庆、南京到上海；9月14日至9月26日，往返于上海、杭州、苏州之间；9月26日至10月16日，往返于上海至香港之间，途中历经福州、厦门、汕头、广州；10月中旬回国，在华历时三个月。

上海是中国南方对外交涉的重镇，又是江海水运交通的枢纽，故福岛等人停留时间最长；福建省因毗邻台湾，被日本视为势力范围，也成为他们活动的主要区域；南京、武汉为两江、湖广总督行辕所在，且刘坤一、张之洞的影响力在庚子事变后又进一步提升，因而也成为他们眼中的要地；苏州、广东及香港原本没有列入日本参谋本部所拟行程中③。苏州处在船运业发达的沪杭水路上，福岛途经该地联络苏抚、考察日租界，一举两得。不“固执于区区贫闽之地”而调查更为富饶的邻省广东，“以收南清之利权”④，是福岛决定访粤的主要用意。而他访问香港是应香港总督卜力的邀请，与英方互通消息，打探英国对日在华活动的态度以及国际形势。

参谋本部在福岛安正一行出发前，给小山秋作规定了记录访问情况的任务，要求他编纂旅行日志、统计列强在华的人数及经营设施、帮助福岛起草报告。其中，日志要记录三类：一是旅途中所见天气、交通、地理等具体情况；二是地方之情形，包括民风、文化等基本情况，官民对福岛一行及在华外人的感情，以及与军需、运输相关的米麦、舟车等的价格；三是与福岛会谈的重要人士的官职姓名及会谈梗概⑤。在华期间，福岛一共向参谋总长大山岩发送了十三份报告，均以相关访问地点记事为题，内容围绕上述参谋本部所列三项展开。福岛一行每到一处，都参观新式学堂、新军以及工厂，并与当地的最高军政长官晤谈，其中既有老熟人、湖广总督张之洞，也有初次会面的浙江巡抚任道镕、闽浙总督许应骙、两广总督陶模、福建水师提督杨岐珍等人，两江总督刘坤一因病未能会见，而改以江宁布政使恩寿作为晤谈对象。他们还与在当地的日人联络，参观日租界、日人创办或有日人执教的学校、本愿寺等。此外，福岛还紧盯其他列强的在华活动。如德国自上年以来以“新锐之魄力和不屈之热心”锐意经营长江航运业，并嫉视、妨碍清朝官民对日人的信赖，福岛即建议参谋本部应在汉口安排要员，“以同文同种之便”，阻止德人的扩张⑥。

福岛安正的报告大致反映了他的对华态度，其根本是维持并扩大日本的在华权利。福岛在访皖时曾向巡抚王之春交涉，要求该地“武备学堂教育相关的要事，应直接听取晴气大尉的意见”⑦。晴气市三于1900年受聘于安徽武备学堂，是皖省首位日本教习，但他不安于教学工作的本职，常欲干涉学堂事务。在福岛的交涉后，日本参谋本部更是强硬表态：总教习应每月直接向巡抚报告学堂情况一次，并明记在合同中⑧。这一系列的举动也传递了一个信号，即庚子事变后日本在华的影响已渐成规模，不再是单单考虑如何进入中国的问题，更是在谋求如何进一步扩大权利。同时，保持清朝的现有统治也是他的主张。作为日本军方高层人物的福岛安正，他并不支持日人卷入革命党的活动。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存在两年后已被迫废止，属其经营的潮州东文学堂被撤去，仅存的汕头东文学堂也渐趋衰落而“难收效果”，福岛对此状况深感遗憾，将其缘由归结为东亚同文会成员与“地方不良之徒往来”。在他看来，有些被称为日本“志士”的人实系搅乱人心、掀起事端的无赖汉，甚至以“兴革命之师”为名，骗取孙中山经费而放荡于东京、香港，因此，他尤为反对此类人物利用清朝官民对日本的深厚信赖而在华活动⑨。可见，他不认可日人与清朝革命党的往来，他所有活动的目的仍是基于清朝的稳定统治。

福岛的态度符合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当时，联军侵华及《辛丑条约》的谈判订立，使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沦落。日本政府有意在保证本国利益的基础上“保全中国”，在庚子事变及此后一系列的中外谈判交涉中，日本表现尤为积极，并得到了清朝官民感谢其“排难解纷”、“以顾全东亚大局”［4］421。对于1901年初清廷开启的新政，日本亦认为是借此“保全中国”、扩大在华影响的一种方式，即将与日结盟的英国也持同一观点。早在1898年时，英、日就商议两国携手而各自负责改组清朝陆海军，其理由可从香港总督与福岛的谈话中窥得：“英国为维持在华利益，不欲他国染指。他国能否染指，主要在于清朝的自强独立”，英国也希望“保全清朝”⑩。因此，英国并不反对日本的在华活动。

在上述对华态度的基础上，熟知中外情形的福岛安正赴华，最为重要的任务是为调整日本与列强及清朝的关系寻求机会。

二

福岛安正一行赴华前后，辛丑条约即将议定。如何在新的条约框架下与列强竞争、保证本国在华利益，是日本必须应对的重大问题。上海驻屯队的派遣，即是日本调整与列强关系的步骤之一。

1900年8月，英、法、德国借庚子事变派军驻扎上海，日本紧随其后，派遣海军陆战队共计455人登陆上海［5］48-49。第二年，随着局势渐稳，北方的列国联军逐步撤兵；在本无战事的上海，列国撤兵一事亦被提上议程。受日本外务省指示，驻上海总领事代理小田切万寿之助历访在沪有驻军的英、法、德三国领事，探知他们均无退兵之意，故于1901年6月29日向外务省表示：从各国驻屯兵的权衡、撤兵涉及日本的利害、甚至清朝官民的希望言之，日本海军陆战队“需与他国同进退”，“如果海军陆战队不便长驻，派遣陆军临时代之亦无不可”⑪。但小田切作为外交官，其建议尚不能左右军方的行动。进一步推动日本军方认真考虑此事的，是当时驻泊上海的“吉野”号舰长松本有信在7月给海军大臣山本权兵卫的报告。松本亦认为有必要尽快派遣陆军替代海军，因为他担心海军士兵长时间驻屯陆地而无所事事，恐将忘却其本职⑫。日本海军省接受这一意见，于25日致电陆军省，要求其派遣陆军赴沪。8月5日，陆军省将海军省的电报转给了参谋本部，并请其考虑⑬，而参谋本部则派福岛安正赴华考察实情。

福岛安正为日本军方提供了派遣上海驻屯军的决定性建议。他此时为参谋本部第二部长，该部主要负责军事动员、平时战时团队编制、兵器材料弹药装具、战时诸条规等事宜。上海驻屯军的派遣与否，正属福岛的职责范围。虽然日本方面对外宣称福岛访华“为暑暇漫游”，但上海的外文报纸一针见血地指出，其目的“全是策划陆军驻屯”⑭。8月21日，福岛到上海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考察驻屯事宜。其后，他写出了第一号报告，认定日本军方应派遣驻屯军赴沪，并选定了驻屯地点：海军陆战队租用的杨树浦路协隆纱厂仓库，交通方便、环境清净、生活工作设施便利，甚至比德军营舍更好，以此作为陆军营舍，将仓库上层用作军官宿舍、中层用作兵营，再另外找两处房屋，是目前最好的解决办法⑮。接到福岛安正的报告后，参谋本部于9月9日制定出《上海驻屯队编制要领》及《上海驻屯队勤务令》，经陆军省裁定后发布。其中规定：上海驻屯队由本部及两步兵中队组成；本部在东京编成，两中队从“华北驻屯军”派出，共计各类人员535名；驻屯队队长隶属参谋总长，驻屯队的管理、卫生及人员补充事宜由陆军大臣给予特别指示。同时，参谋本部要求海军陆战队将其所用宿舍交给陆军，得到海军省同意。9月11日，参谋总长大山岩给上海驻屯队队长今井直治下达了具体任务⑯。9月26日，上海驻屯队与海军陆战队正式换防，驻扎上海。

日本应与其他列强保持均势，是福岛坚持派遣驻屯军的主要理由。庚子事变后，各国都“汲汲于势力扩张”，“不同意撤兵想是今后该现状的延续”，刘坤一曾数次要求各国撤兵，均被婉拒［6］2631-2632。 经福岛探查，此时英国在上海有两个营和一个连共1594人，德国、法国均各有一营一连800人⑰。由此，他建议：日本应“追随兵数最多的国家”，“至少与各国相伯仲”，“最低限度是派遣由大队长指挥的两个中队驻屯上海”⑱。军方最终决定的派遣人数便体现了日本不愿落人后着的态度。

这是保证日本在华利益的手段之一。尤其是在日、俄竞争的背景下，上海驻屯军的派遣，对威慑清朝、阻缓俄国的在华扩张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中外日报》曾刊文称：“东三省之问题未定，俄人之不轻易放手可决。各国唯有本其预定之方针，从而效尤，此时必先作准备。”［7］俄国借庚子事变出兵东北，清朝为收回东三省，正与其进行谈判。因俄国在东北的势力扩张损害日本的利益，故日本多为清朝“出谋划策”。实际上，除去熟知的外交方式助清阻俄，日本还采取了武力

威慑，向清朝施加压力，上海驻屯军的派遣便是其一。两江总督刘坤一十分清楚日本的双重手段，虽然反复感激日本“始终允为相助，诚以事关东方大局，与彼亦复休戚相共”［8］1465-1466，但也深知“津沽及上海洋兵不撤，亦难保不以俄事为标准也”［9］9。因此，他与张之洞等人一并坚持俄国撤兵、交还东三省。1902年4月，中俄签订《交收东三省条约》，俄国在半年后完成了第一期撤兵；一个月后，日本在上海的驻屯军才与其他列强的驻军一同撤出。

三

1901年1月，清廷颁布上谕要求变法，这是日本加大对华影响的一个契机，福岛安正访华亦是日本尝试插手清朝新政的一部分。

消除清朝官民对日本的疑惧，是福岛需要应对的第一步。1900年，日军紧随列强侵华，进而充当了联军的主力，这多少引起了清朝怀疑日本一直主张的“联交”诚意，浙江巡抚任道镕初闻福岛来华时便多有惊讶和不安。因此，福岛在访华过程中，每到一处，即对当地官员解释日军进攻北京是为尽早救出各国使官，避免京城被列强借口踏为灰烬；还刻意强调日军对维持恢复北京秩序有功，曾主动要求清朝于顺天府设政务所，设法妥当安排联军在紫禁城内的示威行动⑲。上年八国联军侵华中，福岛安正被任命为日本临时派遣队司令官，率部参与联军进攻天津，并在占领北京后任联军司令官参谋。作为经历者中的高级将领，他费尽口舌向清朝官民解释日军行径，既显真实，又有诚意，使后者相信并对日本产生感激之情。湖广总督张之洞便极力感谢日本“政府之方针和军队之行动，以救清国之倾败，保护清民的生命财产”⑳；浙江巡抚任道镕也改变态度，对日军在北方的行动“以热诚的态度表达谢意”㉑。

在清朝官民对日信任增强的基础上，福岛劝诱清朝师日变革则更为顺利。他游说南方督抚，强调以日为师的重要性，甚至提出具体的实施办法。在与安徽巡抚王之春会面时，福岛即列出大纲，要求其派遣文武官员、学生赴日游历、游学，武备学堂再招日本教习，求是学堂添加日语课程等㉒，可概括为“练兵、练将、育才”三点。实际上，福岛的建议与南方督抚的愿望很相近。是年湖广总督刘坤一、两江总督张之洞联衔会奏变法三折，建议教育、军事等体制改革参酌仿照日本办法，并将日本作为清朝官民游历游学的首选国家，这是各督抚大臣“多数意见的集中体现”［10］110。因此，经福岛的力劝后，对新政态度坚决的浙抚任道镕表示“对同文同种的日本深为信赖”，闽浙总督许应骙也愿意借助日本开设武备学堂等㉓；地方舆论亦认同福岛所倡言的“中国力图自强以变法为首务”，甚至赞赏他“能知华事……为最透切，断无妄言之理”［11］。

清朝应邀参观1901年11月日本在东北地区举行的陆军大演习，直接反映了福岛活动南方督抚的效果。

邀请他国参观军事演习，是常规军事交流的一种方式，其宗旨不外是促进国家间的睦谊、加强军事交流。王之春便言：“各国每值大操，辄请友邦派员往阅，甚至有约及国君者。其意固在借耀军容，亦实欲互相观摩，同昭睦谊。”［12］122日本邀请清朝参观军演的目的并不止于王氏的分析，更在引导清朝效仿日本的器物制度，以此扩大在华影响。这一点由1897年及1898年的两次军演情况已可证实［13］。在清朝开始新政的背景下，日本更为重视此次清朝参观东北地区的军演，自是情理之事。

福岛安正亲自赴华邀请是不同于日本惯例的行动。东北地区陆军大演习，是日本邀请清朝陪观的第三次军演，这也成为福岛来华游说的重要话题。一般而言，日本方面邀请清朝的流程是参谋本部制定方案、发出邀请，消息通过外务省及驻华使官们向清廷及各督抚转达、劝诱。但福岛作为参谋本部第二部长亲赴中国，促请所到之处的督抚派员赴日，则属首次。

不过，福岛安正的确是负责邀请南方督抚的合适人选。他在此前的两次军演中，均作为负责接待清朝参观的军方官员，对相关事宜颇有经验，还受到了清廷以“周旋晋接，诚款可嘉”为考语赏给宝星的感谢㉔。更重要的是，此前福岛已与清朝官绅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是参谋本部对华活动中的重要军官。尤其是在1899年对清朝南方的访问时，为对抗俄国的对华扩张、调整中日关系，福岛受时任参谋总长川上操六之命，特地前往长江流域，对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展开游说，促刘、张借助日本实施新政，并由此建立了重要的人脉，不仅成为刘坤一、张之洞的座上宾，还加深了与陶森甲、黄承乙、张彪等官绅的私谊［14］273。正因为如此，1901年福岛得以旧友身份二次南下，在南京访问时致信邀请江督刘坤一派员参观阅兵，直接将先前与他多有过从、推动聘用日本教习和向日本派遣留学生的陶森甲指为陪观人选㉕。刘氏的确如福岛所言，“接日本少将福岛函……请派文武数员前往参观”后，派遣陶森甲及杜俞、杨金龙等人“前赴日本阅看”［15］402。

于清朝而言，派员赴日参观阅兵的动机较之以往略有不同。1898年前后的两次军演参观，清朝的出发点已经从“联络邦交”的外交层面，改变为以军事交流为中心建立更为密切的往来。此次参观东北地区军演，继续以军事交流为重点，自不待言。刘坤一即重视这一点，称：“现值议行新政，戎事尤关紧要。日本维新以来，讲求武备不遗余力，且与中国同洲，取益较易。”［15］402但与此前两次军演都有不同的是，此次清朝赴日参观，借以考察日本教育体制的意愿格外明显。这与此年清廷的新政密不可分，年初新政改革上谕中即问“如何而人才始出”，并于9月下旨要求各省酌议兴学育才的“一切详细章程”［16］175。 此前清朝参观日本阅兵，曾有关注军事相关的学校；而此次张之洞奏请鄂省派员阅看大操，“兼考察学校工厂诸务”［17］26，实际上囊括了对文、武各类学校章程、情形等的考察。譬如湖北员弁抵日后，不仅参观日本高等师范的附属中小学，甚至参观女子高等师范学校㉖。因此，各地所派人员中，文官比例有所上升。王之春所言：“各国于兴举要政，必令其本职人员亲往邻邦考察，然后见诸施行。盖以本职而验本事，情以习而易明。且采之备，斯择之精，理尤相形而易见”［12］122，即是此理。据同行参观的钱德培记载：“各省阅操之员，颇有佩服日本设立各学堂培植人才之善。”［18］431

此外，清朝大员子弟游历游学日本渐成趋势，在这次参观军演中也有体现。虽然此前如张之洞已有派遣子、孙赴日之举，但未成风气。此年，张与刘坤一“江楚会奏”中拟请敕派大员子弟等分赴各国游历，“而以先游日本为急务”［19］27，并得到清廷的认可。由此，各地方纷纷响应。皖抚王之春便认为：“窃惟各国人才之盛，多缘游学而成。而其风气之开，实自世族而起。”［12］122经福岛安正劝说，安徽省上下都有“依赖日本开发风气的倾向”㉗，首次派员往观军演。王之春决定派提督黄呈祥等文武官十员，由日本教习晴气市三陪同赴日；更加派了王氏子王炳、侄王梁及布政使汤寿铭之子汤孚允“随同阅操人员，前赴日本游历，以为士民倡导”［12］122-123。

中、日两国都未将参观军演视为单一的军事交流活动。双方各有所需，中国将此作为了解学习日本器物制度的“跳板”，日本则希望以此种方式介入清朝的新政改革、扩大在华影响。在甲午战后两国重修国家友好交往的初期，清朝参观日本军演是中日交流的一条重要渠道。此次陪观军演，规模空前，浙江、福建、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江西等地均派人参加。他们在陪观后，还对日本军事、教育乃至工商、政制等进行了考察。对此，日本方面尽力邀请与接待。这可谓此后几年里中日交往高峰的前奏。福岛安正对于这种局面的出现，客观上无疑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总之，庚子事变后，列强对清朝开始新一轮瓜分，清廷也在着手推行新政。福岛安正受命赴华考察，其对华的基本态度是在维护日本在华利益的前提下“保全中国”，这符合当时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在这一基础上，为调整日本与列强及清朝的关系寻求机会，是福岛访华的重要任务。他为军方提供了派遣上海驻屯军的决定性建议，意在日本能与其他列强保持均势，这是保证其在华利益、阻缓俄国扩张的手段之一。同时，福岛积极劝诱清朝师日变革，其直接效果在各地派员参观日本军演一事上得到体现。因清末新政的需要，福岛的游说与南方督抚的愿望很相近，参观军演是清朝学习日本器物制度的一条渠道。由此，福岛此次访华过程中采取的措施，是日本在新条约框架下扩大在华势力的一个因素。

致谢：武汉大学李少军教授对本文有诸多指导，外审专家提出宝贵意见，谨致谢忱！

注释：

①福岛安正（1852-1919），日本松本藩（今长野县松本市）人。1873年出仕司法省，翌年转陆军省参谋局。1878年以陆军步兵中尉职入参谋本部，历任驻外使馆武官、编纂课科长、第三部部长、第二部部长、参谋次长等职。1914年授陆军大将衔，转预备役。他通晓多种语言，游历过北美、欧、亚诸地，曾因单骑横跨亚欧大陆考察而誉满朝野，对日本的情报收集做出重要贡献，并以“情报将校先锋”广为人知。福岛数次赴华，行踪遍及大半个中国，并参加过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及日俄战争。

②小山秋作（1862-1927），日本长冈藩（今新潟县长冈市）人。陆军士官学校毕业。1890年以步兵少尉衔被川上操六选拔赴上海，参与日清贸易研究所的经营，长期在华。1894年参加中日甲午战争，战后升步兵中尉。此后又赴华多次。1904年参加日俄战争，翌年任奉天军政委员。1909年升步兵大佐而改入预备役。

③《福島少将旅行日割予定表》，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参謀本部南清旅行関係書類》（明治33-36年），支那-参考資料-167。

④⑨《第10号仙頭記事》，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南清地方旅行日誌》（明治34年8月），支那-参考資料-169。按：“仙頭”为“汕头”之误。

⑤《福島部長閣下南清旅行に就き随行者のなすべき要件覚書》，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参謀本部南清旅行関係書類》（明治33-36年），支那-参考資料-167。

⑥⑳《第2報告漢口記事》，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南清地方旅行日誌》（明治34年8月），支那-参考資料-169。

⑦㉒㉗《報告第3号安慶記事》，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南清地方旅行日誌》（明治34年8月），支那-参考資料-169。

⑧《参秘第二二六号》（1902年8月6日），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分割4》，《清国兵制改革一件》（清国ニ於テ帝国武官招聘ニ関スル件）第一巻，B-5-1-1-0-14_001。

⑩《第12号香港記事》，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南清地方旅行日誌》（明治34年8月），支那-参考資料-169。

⑪《上海駐屯本邦陸戦隊ノ件》（1901年6月29日），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2.上海駐屯軍関係》，A-6-1-294。

⑫《吉野秘第一四六号》（1901年7月），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明治34年1月より同年9月に至る迄の間長江筋に於ける現況及之に対する措置》（5），海軍省-清国事変-M33-25-25。

⑬《海軍大臣より照会の件詮議相成度照会》，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参謀本部-雑-M34-5-121。

⑭《福島少将上海行の用件を推測したる外事新聞記事及御廻付》，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陸軍省-雑-M34-6-101。

⑮⑱《報告第1号上海記事》，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南清地方旅行日誌》（明治34年8月），支那-参考資料-169。

⑯参见《9月20日参謀本部上海駐屯隊編成要領制定の件》，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陸軍省-雑-M34-2-97；《明治34年1月より同年9月に至る迄の間長江筋に於ける現況及之に対する措置（7）》，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海軍省-清国事変-M33-25-25。

⑰福岛安正所言数字不太准确，大致为英军1551人、法军613人、德军1230人。然其时人员调动频繁，这亦非定数。参见《明治34年1月より同年9月に至る迄の間長江筋に於ける現況及之に対する措置（6）》，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海軍省-清国事変-M33-25-25。

⑲㉕《福島少将来寧中ノ行動報告》（1901年9月14日），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6.福島少将ヲ清国ヘ派遣》，B-5-1-10-0-4_1_0_02。

㉑《報告第6号杭州記事》，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南清地方旅行日誌》（明治34年8月），支那-参考資料-169。

㉓《報告第8号福州記事》，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南清地方旅行日誌》（明治34年8月），支那-参考資料-169。

㉔《填发日本接待兑掺各员宝星执照由》，台湾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档案号01-29-003-03-025。

㉖《明治三十四年度東北地方/分割1》，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帝国陸軍大演習関係雑件》第一巻，B-5-1-3-0-18_0_0_01。

［1］〔日〕坂井藤雄.シベリア横断·福島安正大将伝［M］.福冈：葦書房，1992.

［2］〔日〕豊田穣.福島安正：情報将校の先駆ユーラシア大陸単騎横断［M］.东京：講談社，1993.

［3］〔日〕篠原昌人.陸軍大将福島安正と情報戦略［M］.东京：芙蓉書房，2002.

［4］李廷江.近代中日关系源流：晚清中国名人致近卫笃麿书简［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5］李少军.国民革命前日本海军在长江流域的扩张［J］.历史研究，2014，（1）.

［6］刘坤一遗集（6）［G］.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工具书组校点.北京：中华书局，1959.

［7］来函照录［N］.中外日报，1901-09-02.

［8］刘坤一遗集（3）［G］.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工具书组校点.北京：中华书局，1959.

［9］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65）［G］.北京：故宫博物院，1932.

［10］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M］.上海：上海书店，2009.

［11］日将论中国自强之易［N］.北京新闻汇报，1901-10-26.

［12］王之春集［M］.赵春晨等校点.长沙：岳麓书社，2010.

［13］陶祺谌.清末中日军事交往的新渠道：以1898年前后日本两次陆军演习为中心［C］//第六届辛亥革命研究青年论坛论文集.武昌：第六届辛亥革命研究青年论坛，2013.

［14］〔日〕东亚同文会.対支回顧録（下）［M］.东京：原書房，1968.

［1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22）［G］.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1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27）［G］.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1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23）［G］.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18］王宝平.晚清东游日记汇编2（日本军事考察记）［G］.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19］赵德馨.张之洞全集（4）［G］.武汉：武汉出版社，2008.

On Fukushima Yasumasa’s Visit to China in 1901

TAO Qi-chen
（School of History，Wuhan University，Wuhan，Hubei 430072，China）

Japanese Major General Fukushima Yasumasa visited the southern part of China in 1901. His attitude towards China was to preserve China based on serving Japan’s own interests.It conformed to Japanese Government’s policy toward China.Fukushima offered the conclusive advice to the military about the dispatch of Japanese China Garrison Army at Shanghai，and his advice is one of means to protect his own country interests and to prevent Russia’s expansion.Meanwhile，he induced local authority actively in order to meddle in the New Policy Reform in the late Qing，and governors decided to send staff to visit military maneuvers in Japan.In the background of political reform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Fukushima’s lobbying coincided with Southern governor’s will.Fukushima’s measures promoted Japanese Government’s policy adjustments with Western powers and the Qing dynasty.This was a factor to impel Japan expanding influence in China under the new treaty framework.

Fukushima Yasumasa；Japan’s policy to China；Sino-Japanese relations；the New Policy Reform in Late Qing

D829.313

A

1000-5315（2015）03-0143-06

［责任编辑：凌兴珍］

2013-12-04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2009年度重大项目“从晚清到抗战前夕长江流域与日本关系研究”（2009JJD770031）、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2013112010203）的阶段成果。

陶祺谌（1988—），女，湖南郴州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