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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士人“蓬草心态”之考述

2015-04-11牟彪左宏阁

商丘师范学院学报 2015年8期
关键词:鲍照曹植士人

牟彪 左宏阁

(北方民族大学 文史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魏晋南北朝士人“蓬草心态”之考述

牟彪 左宏阁

(北方民族大学 文史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翻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诗赋、小说,“蓬”之意象俯仰皆是。此时期士人在应用“蓬”这一意象时,向后人传达出了多重心态:或悲身世飘零,或感世路艰辛,或抒慷慨之志,或任自然之情。由于蓬草意象总能适时闪现于这些抒情表意的诗赋辞章中,故可将该时期士人通过这一意象传达出的心态,统称之“蓬草心态”。这一心态完整恰切地涵盖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的普遍心态。

蓬草;魏晋南北朝;士人心态

一、蓬草之释名

“蓬”与“飞蓬”在《诗经》中各出现过一次:《召南·驺虞》篇中称“彼茁者蓬”[1]352,毛传解释蓬为“草名也”[1]352,而郑笺、孔疏皆无注解。《卫风·伯兮》中有“首如飞蓬”[1]267句,毛传、郑笺、孔疏皆无注解。晋代陆机在专门考订《诗经》动植物的《〈毛诗〉 草木鸟兽虫鱼疏》中对“蓬”、“飞蓬”也未置一辞。其原因只能是古人对这两个词语已非常熟悉,毋须赘言。正如清代陈奂所说:“蓬,易识之草,故《传》但云草也。”[2]237

由于“蓬”在古代是一个非常活跃的词,所以古人常将与蓬草有相似点的植物比附于蓬,以至逐渐形成了以蓬为名的草不只一种的情况,这种现象自《尔雅》时代就已出现。《尔雅·释草》曰:“齧,雕蓬,荐,黍蓬。”[3]86郭璞注:“别蓬种类。”[3]86邢昺疏:“别蓬种类也。”[3]86。《尔雅》列举了两种蓬名,表明古人对“蓬”并非存有一种看法。郭注和邢疏也都点明了这点。基于此,后代对“蓬”的解释更是旁枝蔓株,愈演愈多。如:汉人许慎《说文解字》:“蓬,蒿也。从艸,逢声。”[4]136宋人陆佃《埤雅·释草》:“蓬虽转徙无常,其相遇往往而有也,故其制字从逢。”[5]77明人杨慎《卮言》:“蓬有水陆二种,雕蓬乃水蓬,雕苽是也。黍蓬乃旱蓬,青科是也。”[6]清人程瑶田《通艺录·释蓬》:“埽帚菜,余以为此即蓬也。”[7]由此可见,蓬之性状、形态在不同时代有着不一样的认知与阐释。久而久之,诗赋中“蓬”字一出,更偏向指一种意象,反映一种心绪,表达一种感情,而疏于对它本来物象的阐释。

“蓬”是历代诗词文赋中的重要意象,士人在选取这一意象进行创作时,有着复杂的心绪。“飞蓬”、“转蓬”、“孤蓬”、“蓬心”……这些意象名词的构造无不显示出文人对“蓬”的青睐与感怀。伤春、悲秋、凝月、殢酒,千百年来,文学典册中承载了无数的文人情结;在这众多的文人情结中,对蓬草的吟咏,占有一席之地。

二、被时代遗弃的“转蓬”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文学史、思想史上的划期阶段,儒学地位的式微、道家体系的完善、佛学思想的渗入,三家思想的首次碰撞令这一时期的思想状态有着殊异于前代的独特性。文笔之辨在此有了鲜明的划分,文学理论在此得以初具样貌,文学从此走向了自觉发展道路……这些成果无一不赋予此时代文学研究以丰富的价值,而其中该时代士人心态研究更具非凡意义。据笔者统计,逯钦立所编《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魏晋南北朝部分共出现“蓬”字达193次之多,可见蓬草意象在时人述志咏怀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饱经灾难的时代,政治的混乱、民生的苦艰,都为此时期身怀传统抱负的文人造成了精神上的困厄。此时,抒情主体的生存和发展的困境,不仅存在于个人自然生命时间的有限性之中,而且在这有限的生命时间内又屡屡遭受现实政治生活的磨难。因此,魏晋南北朝文人的诗 “或述酣宴,或伤羁戍,志不出于滔荡,辞不离于哀思”[8]29,如曹操诗“悲凉”[9]21,曹植诗“颇有忧生之嗟”[10]72,王粲诗“发愀怆之词”[9],刘桢诗“感慨深至”[9]21等。由于“世积乱离,风衰俗怨”[11]59,其时诗作多带有浓郁的悲剧色彩和孤独情愫。他们尚“隐”,可无论是“大隐”还是“小隐”,“真隐”还是“伪隐”,都透着一种无奈,一种愧疚。传统文人都是以儒家经典为思想内核的,唯有“道不行”时才会另觅他途。但是,即便他们行为上“变了节”,心理上依旧是儒学的忠实信徒,他们为自己怀才不遇而无奈,更为无法弘扬儒家“平天下”的传统而愧疚。所以即便归隐,他们仍洞察世事、悲天悯人,而非断绝红尘、麻木不仁;他们仍修身养性、企盼治世,而非沉沦堕落、哺糟啜醨。他们对自己的要求近乎苛刻,于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一生挣扎于显隐之际、徘徊于儒道之间,内心苦闷、襟怀抑郁。

于是在政治环境的疾风骤雨中,该时期文人多有一种身如飘蓬的忧生之嗟,无论处身高层或是沉居下僚,眼前的政治环境都很难给他们一种安全感,于是他们常将自己比附于飘零颠沛的蓬草。此中个例不胜枚举,如曹植在《吁嗟篇》中就有“吁嗟此转蓬,居世何独然。长去本根逝,宿夜无休闲”[12]之叹。在此诗中,他将自己比做无依无靠的“转蓬” ,在政治的漩涡中“宕宕当何依,忽亡而复存”,慨叹“流转无恒处,谁知吾苦艰”。这是一种呼天抢地却无人应答的旷世孤独,这种孤独感的产生无疑是其跌宕起伏的政治生涯的映照。曹植人生明显地分为前后两期。建安八年,曹操攻下邺城,次年举家迁居于邺,此时曹植12岁,从此直到建安二十二年曹丕被立为太子,曹植度过了青春年少的13年快乐时光。这期间,斗鸡走马、驰猎宴饮的贵族生活是他的人生主题,再加上和周围文人集团的交游唱和,于是其作品多赠答宴饮诗,如《赠丁仪》《赠王粲》《斗鸡诗》《公宴诗》等。这些诗歌的意象选取色调明快、充满生机,表现出他此时惬意快活的心境。到了建安二十二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曹植因私闯司马门的事件失宠,曹丕被立为太子。建安二十二年以后, 曹植从政治斗争、继承人之争中彻底撤离,转而以情爱人生作为生命价值的皈依。当然,这种皈依里面夹杂着诸多愤懑和感伤。曹植曾在《与杨德祖书》中有一段著名的政治理想告白和对自己人生价值的定位:“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13]254在这封信中曹植还提到“仆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推算一下这个时间是建安二十一年,而曹丕提出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14]13,正是其初立太子时期(张可礼、刘知渐、李泽厚、夏传才等皆主此说)。基于这些材料,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是曹植始终存有强烈的政治抱负。二是曹丕始终竭力打压曹植的政治抱负。在这种坚守和压制的周旋中,曹植诗中便充满了积郁和愤懑,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情绪的渲染中三个词成了他诗歌的主要意象:蓬、客、尘。而其中蓬草意象的出现更是举目皆是:“转蓬离本根,飘摇随长风”(《杂诗》);“风飘蓬飞,载离寒暑”(《朔风诗》);“吁嗟此转蓬,居世何独然”(《吁嗟篇》);“盘盘山颠石,飘摇涧底蓬”(《盘石篇》)……蓬草意象在曹植诗中屡次出现,数量之多,寄托之深,以至北齐诗人萧悫有“刘安悲落木,曹植叹征蓬”之谓。或随风飘摇,或深沉涧底,零落无依的蓬草恰成为曹植政治生涯的写照。这种写照并不独特,它映照着魏晋王朝统治下的无数朝不保夕的权阀贵胄。

权阀贵胄的身世经历尚且如此,那么在下层仕宦波澜中浮沉的文人,体味着更加难以言讫的孤寂与飘零。出身贫贱、行旅飘摇的颜延之把这种情感表现得尤为透彻。东晋门阀制度极盛,士族往往利用手中的特权以门第相标榜,排斥庶族地主进入仕途。颜氏一族在东晋并非望族,加上延之父亲早卒,家境贫寒。《宋书》本传载他“少孤贫,居负郭,巷室甚陋”[15]384。而此时比延之年少一岁的谢灵运,则依靠世资,不满二十岁就“以国公例,除员外散骑侍郎”[15]319。颜延之虽年少时已经文章冠绝当世,但而立之年却依然仕进无门。三十岁时,由于妹妹嫁给了权臣刘穆之之子,颜延之才得以入仕。在诗人初入仕途的第二年冬天,曾写过一首极能反映诗人怅闷胸怀的《北使洛诗》。诗人在阴风振野、飞云穷天的洛阳郊外,感受到了世路的艰辛和命途的不顺,慨叹自己“蓬心既已矣,飞薄殊亦然”。当时的诗人人微言轻,身处阀阅时代而家世寒微的他,显然很难写出气势昂扬的恢弘大作,于是只能在逆旅中抒发一些牢骚与感喟。无根无系、漂泊不定的蓬草,成了此时诗人所有情绪的寄托。

除曹植与颜延之之外,无数文人也把满腔仇怨寄于蓬草。如孤贫寒士鲍照有“既事转蓬远,心随雁路绝”之叹;下僚文人江总有“秋蓬失处所,春草屡芳菲”之嗟;魏武帝刚勇神武,于征战途中仍书“田中有转蓬,随风远飘扬”以咏怀;王僧达身处高门,在寂寥之时尚写“仲秋边风起,孤蓬卷霜根”以自哀;还有沈约的“委清光兮如素,照愁轩之蓬影”、潘岳的“譬如野田蓬,斡流随风飘”、何逊的“季月边秋重,岩野散寒蓬”、庾信的“代北云气昼昏昏,千里飞蓬无复根”……或沉郁、或委屈、或苦闷、或彷徨。无论顾影自怜、自怨自艾,抑或是时乖命蹇、形影相吊,蓬草总能以一种飘摇、零落、不禁风霜的姿态出现在此时期文人的诗赋中,在经过抒情主体的反复皴染、雕琢后,成为其形神合一的代言者。

三、为抱负奋发的“征蓬”

西晋以严格的阅阀制度取代了曹魏尚通览、轻名望的用人态度,以至“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寸进之路”[16]165。在这种 “唯才是举的时代过去了”(陈寅恪语)的大环境驱使下,不少庶族寒士力图改变这种社会状态,于是他们皆发奋苦读,辗转经营,希图通过自己的努力跻身黄籍(魏晋九品中正制的中正品第皆用黄纸写定并藏于司徒府,故称黄籍),赢得政治上的话语权。钟嵘所谓的“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在西晋政治格局中,皆出于寒素之门。而为刘勰所称道的应、傅之徒,孙、挚之属(应贞、傅玄、孙楚、挚虞)的名望也皆不能与琅琊王氏、颍川荀氏这样的一等高门并论,再加上世族官僚在官场中的排挤打压,更使这些在夹缝中生存的寒士官吏产生了一种与生俱来的坚韧性格和不屈品质,如出身寒微、屡发寒士不平之音的鲍照,曾在其《芜城赋》中写道“孤蓬自振,惊沙坐飞”[17]97,无依无靠的蓬草在荒凉无望的戈壁上暗自振荡,没有随风飘摇,也不零落成泥,虽然卑微却透露着一种个体生命的抗争。赋者在这里并没有声嘶力竭地咆哮,只是深沉地低吼,这正是诗人对整个刘宋王朝的控诉。鲍照“以文自高,深达风旨”[18],但因“才秀人微,故取湮当代”[9]59。鲍照诗文影响深远,但史未立传,只能在虞炎的《鲍照集序》、沈约《宋书》和李延寿《南史》中刘义庆传的附传中依稀寻得他的生平。虞炎距离鲍照生活年代较近,认为他“家世贫贱”,而鲍照自己也多在诗文中称“臣孤门贱生”,因此其为庶族寒士的说法可以立足。鲍照曾履任太学博士、中书舍人、前军参军等职,据《宋书·百官制》,博士是六品官,与县令品位一致,中书舍人是九品官,而参军也不过七品,因此可见,鲍照一直徘徊下僚,故曾在《瓜步山楬文》中提到:“古人有数寸之籥,持千金之关,非其有才施,处势要也。”并发出“故才之多少不如势之多少远矣”[19]的慨叹。但这种与生俱来的压力并未将鲍照击垮,诚如清人赵翼所言:“人寒则希荣切而宣力勤,便于驱策。”[16]173《南史》刘义庆的本传中曾载:“照始尝谒义庆未见知,欲贡诗言志,人止之曰:‘卿位尚卑,不可轻忤大王。’照勃然曰:‘千载上有英才异士沉没而不闻者,安可数哉!大丈夫岂可遂蕴智能,使兰艾不辨,终日碌碌,与燕雀相随乎!’于是奏诗,义庆奇之。”[20]1788由此可见,鲍照一直在为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负不懈地努力着,在世族贵胄的打压下,在庶族寒士的竞争中,他都能将自己化身蓬草,虽飘摇不定却乘风飞舞,虽身轻力薄但坚韧不摧。因此,鲍照的奋进与坚持成为阀阅时代广大寒门庶士的典型写照,故后世诗评家论及鲍照多以“屡发寒士不平之音”赞之。

但寒素士人即便进入了权力阵营,也往往遭到来自著姓的奚落、鄙弃甚至打压排抑,故陆机北上而遭到王济、卢志的讥刺,张华官拜司空却受到荀祖的嫉恨,傅咸虽典掌天下选举却仍发无奈之叹。与此同时,高门著族也在门第秩序的跌宕中激发出了强烈的世族情结,他们的先辈凭借政事军功或学术文化致身通显,后世子侄也多会极尽所能恪守这份荣誉。一流高门如果出了龙驹之才,也往往会喜不自胜,如王僧达早年对王瞻之父说:“吾宗不衰,寄之此子。”[21]317刘裕常赞刘义庆为“吾家丰城也”[22]725,而泰然自若的谢安,提及淝水之上大破敌军的“小儿辈”也会喜不自禁。因此,被宗族寄予厚望的高门子弟往往会带着一种由来已久的家族荣誉感,在政事的处理中,在沙场攻伐中,都会有一种自命不凡的坚韧。如出身显赫的王褒就曾有“飞蓬似征客,千里自长驱”之句,在这里飞蓬一改随风飘摇、散落不定的常貌而成为千里长驱的征客。这种凌然不屈的姿态,正是王褒在仕途生活中的精神呈现。王褒出于琅琊王氏,是自汉朝至南北朝时期都炙手可热的望族。此宗族因西汉时期王吉隐居琅琊皋虞而得名,以儒学起家,后经王祥、王览兄弟经营,走向了日益兴盛的道路。到了东晋王导时期,王氏一族甚至成为几乎和司马家并驾齐驱的大族,故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此后的王氏一族亦是平稳发展,王褒曾祖王俭、祖父王骞、父王规俱有重名,维持着家族的显赫地位。因此,王褒幼年时期便被家族长辈寄予厚望。据《梁书·王规附子褒传》载,其外祖父司空袁昂对他偏爱有加,尝谓宾客曰:“此儿当成吾宅相。”[21]583初入仕途,王褒便为萧纲的太子舍人,后委以安成内史,并与皇室联姻,“武帝嘉其才艺,遂以弟鄱阳王恢之女妻之”[23]2791。此后,王褒的仕路顺风顺水。《北史·王褒传》云:“梁元帝嗣位,褒有旧,召拜吏部、右仆射,仍迁左丞,兼参掌。”[23]2783当然,这些成绩的取得并不单单来源于家族的荫庇和姻亲的助力,更多的是出于其自身的沉潜与奋发。据史料载,王褒为人谦和,“不以位地矜物”[23]2792,且踏实勤勉,履职期间兢兢业业,因此王褒北迁之前确如蓬草,以微茫示人,却有一种内发的韧劲。后西魏平江陵,王褒被迫滞留北地,更是不惜背负“贰臣”的罪名审时度势,应变而动。据载,王褒在西魏及北周皆受隆宠,以至“建德以后,颇参朝议”[24]731,而且“凡大诏册,皆令褒具草”[24]731。作为历史悲剧的承受者,王褒并未被这种强加于他的舛劫击垮,他也没有在诗词文赋中着意表现一些自怨自艾的喟叹。相反,他如蓬草一般,柔软而坚韧,不为大时代的风潮所摧折。这是一种即使置身绝顶也会随风笑傲,跌落尘埃也能绽开花朵的心态。

除此之外,蓬草这种顽强不屈的姿态也被此时期更多的文人诠释着。他们一扫飞蓬散漫飘零的样貌,而以一个“征”字将蓬的韧劲书写出来。如吴均的“胡笳屡凄断,征蓬未肯还”; 曹叡的“秋草卷叶摧枝茎,翩翩飞蓬常独征”; 陆云的“翩翩飞蓬征,郁郁寒木荣”; 陈叔宝的“塞外飞蓬征,陇头流水鸣”…… 在这种苦寒的环境下,“征蓬”意象便成为周旋于政治漩涡中典型文人的象征。另外,亦有诗人将蓬草寒暑不辍、不舍昼夜奋进向上的品质书写出来,如江洪的“如何霜露交,应与飞蓬匹”、 萧综的“飞蓬旦夕起,杨柳尚翻低”。总之,在迷茫的仕途上、昏聩的朝堂中、阴森的权谋里、激烈的斗争内,总有文人孜孜以求着自己或家族的梦想,他们不畏征途上的风刀霜刃、尔虞我诈,依然昂扬向上、不辞劳苦。诚如萧子显所言“黄尘不见景,飞蓬恒满天”,这正是此类文人的典型写照,即使黄沙与烟尘遮天蔽日,也依然像飞蓬一样顽强向上。

四、与天地交融的“幽蓬”

魏晋士人多以萧散疏宕、任诞自然的风气为世人所熟知。此风气绝非无端妄兴,余嘉锡先生曾言:“盖魏、晋人一切风气,无不自后汉开之。”[25]26它承袭了东汉风气,愈演愈烈而蔚为风潮。这种风气的形成是士阶层意识形态独立出来的集中展现。一方面,他们自身力量日益壮大而逐渐摆脱对于皇权的依附,有了舒展个性的足够空间;另一方面,他们敢于去寻求一个安身立命的平衡点以化解仕路上的一切困顿,因此山川田园的广阔天地间收容了他们所有的恐惧与牢骚。显然,这些恐惧和牢骚皆来自该时期的政治环境之中。魏晋时期斗争尖锐、世路艰辛,世族与寒门、宗族与豪强的矛盾缤纷错杂,一旦卷入漩涡便会万劫不复。仅西晋,死于非命的士人就有张华、陆机、陆云、潘岳、刘琨、郭璞、欧阳建等人,一批一批的士人被杀,给这个阶层以严重的精神威胁。在这种人人自危的恐怖氛围中,他们无力反抗,只能抽身政局,融于自然。于是魏晋时期出现了众多为人熟知的隐士,如编草为裳、披发自覆的孙登,依岩傍谷、凿地为窟的张忠,鹿裘葛巾、不食酒肉的郭文,清虚服气、不辱其身的郭瑀。又如戴安道、陶弘景、谢灵运、陶渊明,都在仕或隐的纠葛中完成了自己与山川自然的心会神通。同时,在这种纯粹性与超功利性并有的隐逸过程中,他们也做到了“涤除”与“澄怀”,从而消泯了主体性,达到“天人合一”的化境。在这化境之中,山川草木间俯仰皆是的蓬蒿进入了他们的视线。魏晋南北朝士人之所以热衷于寄情蓬草,主要是因为他们清楚最朴素的生灵往往最接近自然的本质,于是他们将身化为蓬草,在天地间绽开自己的萧散与桀骜。

竹林名士阮籍无疑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最富盛名的隐者,他萧散疏宕,不畏权贵,其82首咏怀诗正是其才智的舒展与孤闷的寄托。其中将身依附于自然,将心融合入天地的诗作,更能体现诗人自始至终所向往的畅达天地与别样人生。如“下集蓬艾间,上游园圃篱”;“岂与蓬户士,弹琴诵言誓”;“甘彼藜藿食,乐是蓬蒿庐”之句,皆将自己比附于蓬草,在蓬池之侧、在蓬庐之中、在蓬艾之间,阮籍慢慢地乐于做一个久居蓬户之士。魏晋之世,伪礼横行,在这种政治氛围中,阮籍越名教以展现对儒家真礼教的坚守。身处那个悲剧时代,自然也难以排解内心的忧郁,于是他往往致力于向外发现山川草木,向内挖掘本质性情。在《大人先生传》中阮籍更提出:“阳乌游於尘外,而鹪鹩戏于蓬艾,小大固不相及,汝又何以为若君子闻於余乎。”[26]172他认为,阳乌自有其广阔天地,而鹪鹩也能在蓬艾之间自得其乐。此时,“蓬”这个意象就被阮籍寄予个体生命体验后的真性情,他生于天地而立于天地,饱经雾霭、风霜、晨露,不染琐屑之事,不争微薄之名,生于尘内而超然尘外。因此,蓬草围绕下的阮籍自身也成为一株蓬草,在诗篇中、在文赋里阐释着自己对政与教、礼与法、仕与隐的远见卓识。

向更深层次探讨,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历史现实来看,从汉朝覆灭,到三国纷争,再到两晋易代,该时期皆战乱频仍,杀伐不断,残酷的政治环境造成入仕的士人屡遭杀戮,少有全者,因此,士人避乱保命,始有隐居之志。魏晋九品中正的选官制在仕进问题上限制了普通士人的进身之路,他们即使进入官场,也要遭受士族的歧视与排挤,前途有限,这是魏晋时期庶族士人多为隐士的重要原因。而对高门士族而言,由于高官厚禄唾手可得,他们对仕途便不很在意,反而以隐逸方式获取高名。同时,中古统治者频频颁布的征隐政策(隐士是游离于政权之外具有影响力的士人,统治者往往希望将其纳入权力阶层,实现“举逸民,天下归心”的一统局面)更成为隐逸之风大兴的催化剂。此外,忧生是道家隐逸思想的重要内容。如果说建安时期的隐逸思想是士人怀才不遇的寥落之思,那么正始时期士人的出处则是关乎身家性命的选择。两晋之际,许多士人都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残酷的现实再一次验证了道家忧生避祸的隐逸理论。于是在诗文中的忧生之嗟、避祸之叹成为这一时期隐逸文学的主旋律,诗人们常常托言游仙来表达对尘世的恐惧与疏离。而郭璞恰能成为此时期隐逸文人的典型代表。其“朱门何足荣,未若托蓬藜”,“独步闲朝,哀叹静夜。德非颜原,屡空蓬舍”,“兰生蓬芭间,荣曜常幽翳”等,都将身心托付于蓬草,这正是道家忧生避祸思想的集中展现。郭璞所处时代为两晋之交,战火不断,朝政昏聩,故其才高命薄,仕路坎坷,因此才多借化外之思润仙冥之笔以抒愤。据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郭璞《游仙诗》共有19首,完整的有10篇,另有九首仅余残句。正是在这些残篇断章中,郭璞为自己的身与心寻得了一个暂且安身立命的避风港。

除上述两典型文人外,亦有不少文人依傍蓬草或化身蓬草,过着畅达自然、交天融地的生活。如陶渊明的“朝为灌园,夕偃蓬庐”,“仲蔚爱穷居,绕宅生蒿蓬”;谢灵运的“华屋非蓬居,时髦岂余匹”;陆云的“蓬户惟情,玩物一室”;江淹的“顾念张仲蔚,蓬蒿满中园”; 傅咸的“归身蓬荜庐,乐道以忘饥”;颜延之的“幽门树蓬藜,采茨葺昔宇”;萧子良的“幼赏悦禽鱼,早性羡蓬艾”;谢朓的“疲策倦人世,敛性就幽蓬”,“暗道空已积,干直愧蓬心”;王僧儒的“宁能偶鸡鹜,寂寞隐蓬蒿”……或悲官场失意,或叹世路艰辛,他们在此时都从现实的迷雾中抽身而出,实现了思想上的大彻大悟和性情上的返璞归真。他们选择了蓬草,栖于蓬艾,树起蓬藜,归于蓬庐,乐于蓬户,只为不愧蓬心。由此可见,蓬草是自然界最底层的象征,却最贴合于文人的本心,因为在他们眼中,肆意生长、随处翻飞、漫天盖地的蓬草才是整个大自然最贴切的象征。

综上,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总能在举手投足间注意到蓬草的存在,它随流水飘零,它与狂风并举,它于乱石间、山林里、溪流畔、戈壁上肆意生长,无止无尽。它有多重品质,或颠沛流离令人惋惜,或奋发向上令人赞叹,或隐逸无踪令人倾羡……它漫天盖地而又多姿多彩。正是由于蓬草的状态习性,恰切地贴合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的风气,才使其成为该时期文人诗词文赋里极为钟爱的意象。由此,于细微处观照一个时代文人的风尚,洞察一个时代文人的内心,也变得极具意义。

[1]朱熹.《诗经》集传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2]陈奂.诗毛氏传疏[M].北京:中华书局,1976.

[3]郭璞.尔雅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4]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2013.

[5]陆佃.埤雅[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

[6]杨慎.卮言.http://baike.baidu.com [EB/OL].百度百科:“凋蓬”条目.2014-12-20.

[7]程瑶田.通艺录·释蓬.http://www.baidu.com [EB/OL].百度百科:“扫帚菜”条目.2015-01-15.

[8]刘勰.文心雕龙·乐府[M].北京:中华书局,2014.

[9]钟嵘.诗品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10]丁福林.谢灵运鲍照集[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

[11]方东树.昭昧詹言·卷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12]逯钦立.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2013.

[13]邢培顺.曹植文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14]魏宏灿.曹丕集校注[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

[15]沈约.宋书·列传第三十三颜延之传·卷七五[M].北京:中华书局,2008.

[16]赵翼.廿二史劄记·九品中正·卷八[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17]程章灿.魏晋南北朝赋史[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1.

[18]虞炎.鲍照集序.http://baike.baidu.com[EB/OL].百度百科:“鲍照”条目.2015-04-23.

[19]鲍照.瓜步山楬文[EB/OL].http://tieba.baidu.com.2014-10-16.

[20]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1]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22]沈约.宋书·临川烈武王道规传·卷五四[M].北京:中华书局,2008.

[23]李延寿.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4]令狐德棻.周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1.

[25]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2007.

[26]倪其心.阮籍诗文选译[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郭德民】

2015-04-01

北方民族大学2014年研究生创新项目“魏晋南北朝士人‘蓬草心态’研究”(编号:YJSCXXM201402)。

牟彪(1990—),男,河南开封人,硕士生,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及隋唐五代文学研究; 左宏阁(1960—),女,辽宁建昌人,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I2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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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2-3600(2015)08-008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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