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 晓 宇

(中共重庆市涪陵区委党校,重庆 408000)

习仲勋精神研究

梁 晓 宇

(中共重庆市涪陵区委党校,重庆 408000)

作为我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同志为党和国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一生坎坷，却不惧困难，对党无限忠诚，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他在工作中始终树立为群众服务的意识，忠实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他实事求是，以直面事情真相的态度去追求真理；他不拘泥于条条框框，解放思想，勇于创新。

习仲勋；精神；求是；创新

习仲勋同志是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之一，是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领导者和创建者之一。习仲勋同志一生淡泊名利、为人谦虚，被毛泽东称为“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英雄一世，坎坷一生”的习仲勋留给了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继承弘扬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同志的革命精神，对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提高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能力，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不惧困难、坚定信仰的精神

1913年10月，习仲勋出生在陕西省富平县一个农民家庭。习仲勋出生的年代，正好是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社会剧烈变革的年代，中国正处在两千多年来未有之大变局中。习仲勋走上革命道路，与其父亲的进步思想有着紧密的关系，其父经常将自己有关革命运动的所见所闻讲给习仲勋听。1922年，习仲勋开始读小学，那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一些进步的思想开始在关中地区传播，特别是一些进步人士开始在陕西创办刊物来传播马克思主义。习仲勋的共产主义思想在他就读富平县立诚公学高小部的时候开始萌芽。立诚公学进步思想浓厚，是马克思主义在渭北平原传播的重要阵地之一，习仲勋正是在立诚公学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开始矢志不渝地投身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事业。1926年5月，中共立诚学校小组成立后，习仲勋与入党积极分子一起参加了清算恶霸张积德的斗争，在斗争中，习仲勋本人得到了锻炼和成长。1927年，习仲勋考入地址在陕西省三原县的陕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该校是具有浓厚革命思潮的学校，还是共青团三原地委机关所在地。习仲勋在该校积极参加了刺杀学校反动训导主任魏海的事件，也正是因为这件事习仲勋被捕入狱，在狱中习仲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习仲勋回忆说：“我父亲是个老实农民，我被捕出狱后，当时还怕他指责我，他不但没有怪怨我，还对我说，你还小呢，等你长大了再当共产党的代表，为广大穷人办事就好了。”[1]52在家庭的熏陶、进步思想的影响和斗争实践的共同作用下，习仲勋坚定地走上了革命道路。1930年初，党组织派习仲勋到杨虎城部某营从事兵运工作，当时习仲勋才十七岁，他是冒着被杀头的危险去工作的。如果没有对党的无限忠诚和热爱，没有对革命光明前途的坚定信仰，年轻的习仲勋是很难在国民党部立足的。1931年，该营改编为陕西警备第三旅第二团第一营，习仲勋开始担任该营的营委书记，负责领导全营党的工作。

走上革命道路的习仲勋以大无畏的勇气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任务。尽管后来因为土匪的袭击，兵变失败，但通过亲身参与和斗争，习仲勋不仅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仰，也学会了如何把救国救民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传授于他人，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1935年9月，习仲勋以“右倾投降”的名义被逮捕。幸亏毛泽东和党中央到达陕北后作了认真的调查，毛泽东果断地给习仲勋和刘志丹等人平了反。这是习仲勋第二次入狱，但习仲勋对党的无限忠诚，对革命光明前途的坚定信心没有受到丝毫动摇。1962年9月，习仲勋因小说《刘志丹》被隔离审查，这是他第三次落难。后来，习仲勋被安排到洛阳矿山机器厂工作。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习仲勋也遭到了批斗和管制。“文革”中的习仲勋被关押在一间小屋子里，他每天坚持在这间小屋里锻炼身体。后来他说：“我为了要为党和人民再做工作，就要走，就要退，锻炼毅力，锻炼身体，我对共产党是有充分信心的，我认为党中央对我总会有个正确的结论。”[2]530

衡量一个共产党员是否有坚定的革命意志和伟大的共产主义信仰，关键是看其是否能够做到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是否在实际行动中能够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习仲勋是一个当之无愧的优秀共产党员，他经历了“三落三起”，经受住了磨难，但始终不计较个人得失，始终顾全大局，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保持了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高尚品格！

在新时期，存在着各种对马克思主义曲解、误解、消解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同时，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面临着长期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和外部环境的考验。因此，在新时期大力弘扬习仲勋不惧困难、坚定信仰的精神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党的十八大报告对党员提出了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的要求。历史已经证明，信仰的力量是无穷的。弘扬习仲勋不惧困难、坚定信仰的精神，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信仰信念的认识，对于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使广大党员坚定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仰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和榜样引领作用。要充分认识到加强党的理想信念教育是各级领导干部把握时代主题的必然要求，是做好群众工作的思想前提，是每个共产党员保持纯洁性最本质的体现。只有坚信共产党的领导，坚信党的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发挥好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才能在做群众工作中发挥好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

二、深入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活动的伟大动力和创造者。习仲勋同志始终是站在人民群众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1932年3月，习仲勋在杨虎城某部兵变失败之后找到了陕甘游击队，他和刘志丹总结了陕甘地区几年来兵变失败的根本原因，认为兵变失败的最根本原因是单纯的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牢固的革命根据地。因此，革命应该像毛泽东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发动群众，搞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后来，习仲勋在回忆兵变失败原因中写道：“一是没有与农民运动相配合，没有创造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如果当时就在凤翔一带山里坚持游击战争，情形就会不同；二是政治上不懂得联合政策，没有和当地的哥老会、有进步倾向的军队、民团搞联合，走到一个地方连鸡狗都跑光了，陷于孤立；三是对动摇分子没有坚决遣散，在紧要关头其破坏作用很大；四是旗帜不鲜明，起义后仍打着白军的旗帜，没有提出明确的口号，群众不了解，失去依靠。”[1]204刘志丹认为习仲勋是关中人，务过农，完全可以和农民打成一片，通过依靠群众可以做好根据地的开辟工作。在刘志丹的影响下，通过几年的革命实践，习仲勋深刻认识到了人民群众的无穷力量。与此同时，刘志丹和习仲勋根据时事发展状况，开始对陕甘地区革命斗争的方针政策进行调整，经过不懈的努力，在1932年9月建立了渭北苏区。渭北苏区的建立，就是以刘志丹、习仲勋为代表的主要领导人紧紧依靠群众、发展农民运动取得的初步成果。尽管渭北苏区最后在敌人的围剿下失败了，但渭北苏区的创建却为大革命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此后，习仲勋奉刘志丹的命令到照金开展群众工作。地方小了，群众就会少，因此发动群众和扩大根据地是统一的。只有革命根据地壮大了，就会有充足的兵源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就会有足够的力量和信心去反击敌人。1934年11月，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召开，年仅21岁的习仲勋当选为工农民主政府主席。习仲勋继续坚持人民战争这一工作思路，走的是井冈山道路模式，他进一步组织发动群众和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政权，把军事斗争与农民运动和根据地的建立结合起来。习仲勋的这些思想和观点与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如出一辙，即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以人民军队为骨干，一切为了人民群众，充分动员人民群众，实行彻底的群众战争。

作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始终身体力行，深入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他经常深入基层，了解群众的需求和愿望，因此受到群众的真心拥护和爱戴。1943年3月，习仲勋开始担任绥德地委书记。为认真彻底地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习仲勋在绥德地区的司法工作会议上，向司法干部提出要走出衙门、深入乡村的要求。1961年冬天，已经是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收到家乡的一封来信。信里面的大致内容是说富平县灾情严重，群众的粮食不够吃，有卖儿卖女的现象。收到信后，习仲勋内心非常难受，寝食难安，他立即将信件转到了陕西省政府，陕西省政府到富平县作了调查，发现情况确实如此，就从陕北调了一些粮食来缓解富平县的燃眉之急。到了第二年春天，习仲勋还关注着此事，他亲自写信给富平县的主要领导，让其把粮食问题当成大事情来抓，千万不能让群众饿肚子。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习仲勋当选为党的中央书记处书记，主要分管党的统战工作。习仲勋主张党的统战工作要走群众路线，党要引导和鼓励统战对象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以充分调动统战对象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习仲勋始终把人民群众当成自己的衣食父母，关心群众疾苦，与工农群众坦诚相见。他始终是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去开展工作和思考问题的，他的价值观是以人民群众为本的价值观。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是人民的忠实公仆，党的一切执政活动必须体现人民的意志，只有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才能真正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群众才能把党放在心上，把党当做亲人。只有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党才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这也是我们党的一贯优良传统和最大的政治优势。今天，学习和研究习仲勋，弘扬习仲勋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的精神，在实现伟大中国梦的新征程上，具有至关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精神

习仲勋认为，党员领导干部一定要做到实事求是。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但在此之前，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也影响到了陕北。陕甘晋省委受错误思想的影响，在党内也进行了肃反。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县以上的干部和红二十六军营以上的干部都被抓了起来，刘志丹被污蔑和杨虎城有勾结，习仲勋被污蔑为“右倾前线委员会书记”，刘志丹和习仲勋就被这些莫须有的罪名抓了起来。其实在之前，就有好多同志劝习仲勋先出去躲一躲，但习仲勋却说：“不能走。我落一个法西斯分子？把我杀了，我也不能走，这些同志都是以我的名义叫回来的，我怎么能走呢？”[3]84习仲勋坚信自己的选择没有错，总有一天党中央会把事情搞清楚。后来，毛泽东到了陕北之后，下令停止肃反，挽救了刘志丹和习仲勋等坚持真理的革命同志。

习仲勋一生对自己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对犯了错误的同志也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反对乱戴帽子。习仲勋早年在陕甘苏区受过错误路线的打击，深知这种对待同志错误思想的危害。抗日战争时期，习仲勋担任了绥德地委书记。他组织有关人员学习讨论《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亲自到有关地区进行调查研究。延安整风运动时期，习仲勋对待“抢救运动”从一开始就保持着一种谨慎的态度。比较典型的有欧阳正特务案。欧阳正在一次群众大会上不幸被国民党逮捕，但是第二天又被国民党军官无缘无故地放了出来。欧阳正也无法解释国民党为什么放他。当时习仲勋让庄启东负责此案，庄启东通过给博古写信，了解到了欧阳正被捕释放的原委，原来抓欧阳正的宪兵队有自己的同志，是地下党释放了他。尽管绥德地委领导班子对此案还有意见，但是习仲勋还是坚定支持庄启东对此案作出的慎重处理。当事人庄启东提出调查组对欧阳正的处理意见是：“一、以地委甄别组的名义对欧阳正同志做出不是特务的初步结论；二、鉴于绥德比较闭塞、深入调查研究比较困难的实际情况，建议把欧阳正同志送到延安，请中央进一步调查后做出最后结论。”[4]还有一个典型案例是解放后担任《人民日报》群众工作部主任的聂眉初特务案。“抢救运动”开始后不久，康生就在《共产党人》杂志上公开指出聂眉初的舅舅钱维人是国民党潜伏在延安的特务，其来延安的目的就是要炸毁延安机场。随后，钱维人被逮捕了，聂眉初也在绥德地区公开承认了自己“特务”的身份。习仲勋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给康生写信，要求调查聂眉初舅舅的具体情况。经过细致的调查和甄别，最终甄别组决定为聂眉初平反。但有的同志认为聂眉初是第一个上台公开“承认”特务身份的，因此，别人可以平反，而聂眉初坚决不能平反。对此，习仲勋严肃地指出：“问题不在于是第一个、第二个，关键在于有没有搞错，搞错了就得给人家平反。”[1]360由此可见，习仲勋对那些受到不公正待遇和诬陷的同志，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本着修正错误、坚持真理的原则为他们平反的。

1952年，中央组织力量准备进军西藏，习仲勋对西北局进藏干部进行了谈话，并专门对西北区护送班禅进藏工作干部提出了要客观全面地了解西藏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风俗习惯情况的具体要求。 对于大跃进时期农村大办公共食堂，当时中共中央对于此类生活组织形式的利弊有着不同的认识。1961年初，毛泽东在一次全党会议上把1961年确定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一年。当时习仲勋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他于1961年4月至8月负责带队到河南省长葛县调查。习仲勋带队走村访户，深入田间地头与农民交谈，了解了长葛县公共食堂的真实情况。长葛县是河南省重要的农业县，粮食产量一直自给有余。但是，习仲勋在调查中却发现了问题，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办公共食堂。他在给中央写的调查报告中指出：“我们在樊楼大队第三生产队的四十九户人家中，除了三户地富分子外，逐步做了调查，不论贫农、中农、男女老少都不赞成再办食堂，只有几个‘五保户’和单身汉愿意在农忙时办小型食堂。”[5]258通过习仲勋带领工作小组深入细致的调查，发现问题的根源在于过去把办食堂的道理强调得太过分，束缚住了干部和广大群众的思想，这是一种抽象的阶级观点。习仲勋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毫不保留地向中央汇报了长葛县公共食堂出现的问题。他的报告并没有顾及毛泽东对公共食堂的倡导和支持，他只对事实的真相负责。关于公共食堂的停办，习仲勋认为一定要尊重群众的意见，从人民群众的切实利益出发，要处理好善后事宜。当然，习仲勋对公共食堂也不是采取一刀切的方针，因为他发现一些食堂是办得比较好的，并且群众是自愿办下去的。“个别食堂有条件办得好的，并且群众也真正自愿继续办的，应当继续办下去；单身汉和在家做饭有困难的一些户，如果要求办食堂，干部应当帮助他们继续办，并且积极办好。”[5]258习仲勋的这些做法，充分体现了他实事求是、心系群众的办事原则。

习仲勋一生注重调查研究，坚持真理，他最痛恨不进行调查研究的命令主义和形式主义。特别对那些只顾完成任务的形式主义，习仲勋是坚决反对和抵制的。20世纪六十年代，他对关中地区命令主义过多的问题进行了批评：“如渭南某乡共有十一种生产组织：变工队、卖工队、打柴组、互助组、纺织组、编草帽组、卖凉粉组、卖粽子组、卖馍组、收鸡蛋组等，一看就知道是形式主义。”[5]146

实事求是是最大的党性。要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必须深入基层、深入实际去了解群众生活的疾苦。在新的历史时期，要解决好脱离群众的问题，广大的党员就必须深入群众，在调研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扎扎实实做好调研，实事求是地对待群众反映的问题，这是在新形势下做好群众工作的一个关键性环节。新时期弘扬习仲勋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精神，对于全党大力加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推进新时期党性教育的科学化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四、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的精神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习仲勋获得平反，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二个春天。党中央决定让习仲勋到广东省担任重要领导职务，习仲勋深感责任重大。习仲勋坚决支持中央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认为广东应该很好地利用中央给广东的特殊政策，积极实践，大胆探索。针对广东农业落后的实际情况，他大胆地提出了关于放手发展非粮农业和非农经济的思想，有力地促进了广东经济的发展。

“文革”的十年，统一战线是重灾区。改革开放之后，统一战线面临着新问题和新情况，习仲勋指出：“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出现的大量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又要求我们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和理论探讨，以指导工作。”[5]399统一战线是一门科学，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最早提出统一战线是一门科学的是李维汉，他提出统一战线是一门科学，应该认真研究。习仲勋也认为，统一战线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要努力开创统战工作的新局面。1982年11月4日《光明日报》刊载的一篇编后语提出：工人阶级同工人阶级本身搞统一战线是不恰当的。习仲勋认为，在新时期，党外知识分子既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也是统一战线的工作对象。为此，习仲勋对中央统战部关于党外知识分子的报告专门作了批示，并要求《光明日报》对这个理论问题的阐释错误予以改正。这就避免了因为党外知识分子问题而引起的思想混乱，进一步肯定了党外知识分子在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地位。实践证明，习仲勋的观点是正确的。1988年，中央统战部专门成立了党外知识分子工作局，党外知识分子工作不仅在理论上，更在实践上得到了应有的重视。对于统战部的工作，习仲勋强调一定要打开新局面，要肃清“左”倾思想的流毒。他指出：“统战部的工作中有一些条条框框，我觉得应该来一个清理，凡是不合适的条条框框，都要根据新时期的新特点，重新理一理。”[5]382习仲勋分管统战工作时，绝不拘泥于条条框框，他始终坚持与时俱进，在拨乱反正中为党的统战理论创新作出了贡献，开拓了党的统战工作的新局面。

“创新精神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必有的理论品格和实践品格，创新是党的理论发展的生命力所在。”[6]与时俱进、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是我们党事业发展充满生机和活力的重要保证。在新的历史时期，大力弘扬习仲勋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的精神，对于我们建设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新时期，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扩大了群众工作的覆盖面和影响力，使群众工作的手段更加新颖、形式更加多样、内容更加丰富，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开拓创新中找到密切联系群众、服务群众需求的新方法。发扬习仲勋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的精神，对于我们在新形势下探索群众工作的新规律、提高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能力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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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习仲勋传：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2]王辉.习仲勋革命生涯[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

[3]甘肃党史资料:第3辑[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6.

[4]庄启东,黄仁柯.“抢救运动”中习仲勋在延安[J].世纪，1994(3).

[5]习仲勋.习仲勋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6]梁晓宇.对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思考[J].探索，2013(1).

【责任编辑：李安胜】

2015-04-09

梁晓宇(1984—)，男，陕西蒲城人，讲师、四川大学博士生，主要从事执政党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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