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国安

（惠州学院 中文系，广东 惠州 516007）

一、引言

1980年朱德熙先生在其论文《汉语句法中的歧义现象》（下称《现象》）的1.1节里认为“V2＋的＋是＋N”是多义句式。朱先生说：“这些句子的‘多义性’是代表这些句子的‘句式’所固有的，并不是组成这些句子的那些具体的词的词义引起的。换句话说，这些多义句的存在，反映出句式：V2＋的＋是＋N是多义的。［1］［2］”意思是，“V2＋的＋是＋N”是句式，并且多义。

朱先生的这一观点被某些人无异议地接受了。如：有人厚颜抄袭朱先生论文的标题、观点和例子［3］，有人援引朱先生的观点［4］，有人则模仿朱先生所举的例子“反对的是少数人”而举“反对的是他”，并模仿朱先生所记的句式“V2＋的＋是＋N”而记“动词＋的＋是＋名词语”（何言“模仿”？以其参考文献），且把“多义句式”之名改为“歧义句式”，然后用变换分析法对此句式进行分化［5］。

但有人对朱先生的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有人则对它作了修补。1983年，欧阳寿荪就《现象》所谈的五种句式，对朱先生的总观点“语法上的多义句”的“‘多义性’是代表这些句子的‘句式’所固有的”提出质疑，认为“语法歧义句的多义性……不是‘多义句式’所固有的［6］”。2004年，王红厂对朱先生的观点进行修补，认为“当N为顺序义最高项或最低项时，‘V2＋的＋是＋N’句式一般没有歧义；当N为中间项时，该句式则存在歧义。［7］”然而，欧阳寿荪没有指出“V2＋的＋是＋N”不是句式，也没论述它为何不多义；王红厂则非但没指出“V2＋的＋是＋N”不是句式，反而说它有时多义。

“V2＋的＋是＋N”真的是多义句式（是句式且多义）吗？如果不是，那是什么？回答这些问题，需要认清其本来面目。无异议地接受朱先生的观点，不去深入认识它，那不能认清其本来面目。仅像欧阳寿荪那样提出质疑，或像王红厂那样加以修补，不更深入地认识它，也不能认清其本来面目。只有严遵逻辑，分清概念，深入剖析，才能认清其本来面目。其本来面目是：既不是句式，也不多义，只能算是一个短语格式，但并非正常的短语格式。

二、它不是句式

（一）以它概括的例子都不是句子

朱先生在《现象》的1.4节里举了两个英语歧义句的例子：

They passed the port at midnight.

They passed the notice at midnight.

请注意，这两个句子的末尾都用了英文句号。

朱先生在该文的1.1节里举了10个汉语例子：

（1）他一天不吃饭也不行

（2）反对的是少数人

（3）看的是病人

（4）关心的是她母亲

（5）扮演的是一个有名的演员

（6）援助的是中国

（7）相信的是傻瓜

（8）发明的是一个青年工人

（9）关心的是分数

（10）反对的是战争

请注意，这10个例子的末尾都没用中文句号（也没用其他标点符号）。是朱先生大意了吗？应当不是。可朱先生在文中一再称它们为“句子”。它们理应不是句子。是什么？只能说是短语。

也许有人要说：这有什么关系？汉语的短语和句子，结构原则基本一致，末尾没有句号，加上不就行了吗？这一说法不严谨，因为：第一，如果能加上句号，那等加上以后再说，没加上的时候它们不是句子，这是事实。第二，能不能都加上句号，还是个问题。有些短语在未进入语境的情况下，并不能简单地加上句号而成句。或许，这正是朱先生故意一律不给它们加上句号的原因。

下面不妨看看它们能否都简单地加上句号。例⑴能加上，如：

他一天不吃饭也不行。

但此例不属于“V2＋的＋是＋N”，因为它代表被排除的句子。朱先生说：“这种多义句不牵涉句子的结构，是词汇范围里的事，与语法无关，不在本文讨论之列。”属于“V2＋的＋是＋N”的例（2）-（10）呢？试试看：

★反对的是少数人。

★看的是病人。

★关心的是她母亲。

★扮演的是一个有名的演员。

★援助的是中国。

★相信的是傻瓜。

★发明的是一个青年工人。

★关心的是分数。

★反对的是战争。

显然，这几例都不能如此简单地加上句号，因为它们都不能表达相对完整的意思。为什么不能表达相对完整的意思？因为它们都缺少词语（“的”后中心语的省略本文姑且不论）。情况分为两类：

第一类，缺二者：V后缺和V前缺。（2）-（7）属于此类。如“反对的是少数人”，当表达“少数人”为施事的意思时，“反对”之后缺少词语：“反对……的是少数人”，意为“少数人反对（什么）”；当表达“少数人”为受事的意思时，“反对”之前缺少词语：“……反对的是少数人”，意为“（谁）反对少数人”。

第二类，缺一者：V后缺或V前缺。（8）-（10）属于此类。如“发明的是一个青年工人”，只表达“一个青年工人”为施事的意思，故只在“发明”之后缺少词语：“发明……的是一个青年工人”，意为“一个青年工人发明（什么）”。而“关心的是分数”，只表达“分数”为受事的意思，故只在“关心”之前缺少词语：“……关心的是分数”，意为“（谁）关心分数”。

例（2）-（10）不能简单地加上句号，这说明它们在未入语境的情况下并不能成句。

（二）以它概括的例子一般难以入境成句

例（2）-（10）能否进入语境而成句？分开来看：

缺二者，个别例子在语境中可以成句，但限于表达某种意思。如：

甲：反对改革的人多吗？

乙：不多。反对的是少数人。

此时，“反对的是少数人”成句了，意思是“反对改革的是少数人”，其中的“少数人”为施事：少数人反对改革。为何此时它能成句？因为此时它进入了语境，所缺的词语不言而喻，所表达的意思也就相对完整了。若把“少数人”理解为受事，那么即使在语境中也难成句。如：

甲：你反对的是少数人吧？

乙：是的。（我）反对的是少数人。

此时，若缺少“我”，“反对的是少数人”便难以成句，因为它使人感到“主语残缺”，实为“我反对的”这个大主语中的小主语“我”残缺。

缺二者，其他例子无论表达哪种意思，一般都难以在语境中成句。如：

甲：看医生的是什么人？

乙：看（医生）的是病人。

甲：医生看的是什么人？

乙：（医生）看的是病人。

甲：关心她的是谁？

乙：关心（她）的是她母亲。

甲：她关心的是谁？

乙：（她）关心的是她母亲。

甲：扮演他的是谁？

乙：扮演（他）的是一个有名的演员。

甲：他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乙：（他）扮演的是一个有名的演员。

甲：援助我们的是哪个国家？

乙：援助（我们）的是中国。

甲：他们援助的是哪个国家？

乙：（他们）援助的是中国。

甲：相信谎言的是什么人？

乙：相信（谎言）的是傻瓜。

甲：他相信的那个人是什么人？

乙：（他）相信的（那个人）是傻瓜。

以上所有答话，若缺少括号内的词语皆难成句，因为没有括号内的词语，就会使人觉得是病句：或大主语内的宾语残缺，如“看（医生）的是病人”；或大主语内的小主语残缺，如“（医生）看的是病人”；甚至大主语内的中心语也残缺，如“（他）相信的（那个人）是傻瓜”中的“那个人”。这说明，例（3）-（7）在一般情况下，不能进入语境而成句。特殊情况（如说话人表达不清楚）除外。

缺一者，全部例子一般都难以在语境中成句。如：

甲：发明这项技术的是一个什么人？

乙：发明（这项技术）的是一个青年工人。

甲：你们关心的是什么？

乙：（我们）关心的是分数。

甲：百姓反对的是什么？

乙：（百姓）反对的是战争。

以上所有答话，若缺少括号内的词语同样皆难成句，因为没有括号内的词语，也会使人觉得是病句：或大主语内的宾语残缺，如“发明（这项技术）的是一个青年工人”；或大主语内的小主语残缺，如“（我们）关心的是分数”。这说明，例（8）-（10）在一般情况下，也不能进入语境而成句。特殊情况（说话人表达不清楚）除外。

总之，例（2）-（10）都不是句子，且一般难以入境成句。与它们同类而未举的例子也如此。既然它们都不是句子，那么用来概括它们之结构的“V2＋的＋是＋N”便不是“句”式，而只能说是“短语”格式。

三、它并不多义

（一）它不可能多义

请注意：“格式”与“具体例子”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这里要说的是前者，而非后者。不应把二者混为一谈。

“V2＋的＋是＋N”只是一个格式。任何格式都是抽象的，是框架，是空壳。空壳只有代表作用（代表某种类型），没有意义，怎么可能多义呢？对格式只有代表作用，没有意义的证明：如“学习知识、思考问题、承担责任”等有意义（具体动作及其所涉），把它们概括为“V＋O”（或“动＋宾”），则这一格式没有“学习知识”等那样的意义，只有代表“学习知识”这一类短语的作用。可见，“V＋O”或“动＋宾”是用来概括“学习知识”之类的，它只有代表作用，没有意义。即使某一格式有多种代表作用，那也只能说它有多种代表作用，而不能说它多义，因为它的确没有意义，更没有多种意义。

可能有人会说：事实上例（2）-（7）是多义的，这不就说明了“V2＋的＋是＋N”是多义的吗？此说不合逻辑。打个比方，有10杯装在同一种玻璃杯里的水都是苦的，有人说“这10杯苦水的存在，反映出那种玻璃杯是苦的”，此说合乎逻辑吗？不合，因为纵然有10杯水都是苦的，也不足以说明那种玻璃杯是苦的。同样，（2）-（7）是具体的例子，而“V2＋的＋是＋N”是抽象的格式，具体的例子多义不足以说明抽象的格式多义，因为具体的例子多义与抽象的格式如何没有必然联系，如同10杯水是苦的与杯子如何没有必然联系一样。

如果有人坚信“V2＋的＋是＋N”是多义的，或有时是多义的，那么请指出它的多种意义。注意：（1）是这个格式的，而不是具体例子的；（2）是其意义，而不是其代表作用。

有人说：只能说不一定多义，不能否认有的情况下是多义的。若这一说法是说“V2＋的＋是＋N”这个格式的，那么请指出它什么情况下是多义的，有哪些意义。若这一说法是说属于这个格式的具体例子的，那就混淆概念了，因为这里说的是格式，不是具体例子。

（二）它没被证明多义

朱先生的论证出了不少问题：

1.自相矛盾。朱先生先说“句式‘V2＋的＋是＋N’是多义的”，后又说“按照‘V2＋的＋是＋N’这种句式造出来的句子不一定都有歧义”（即不一定都是多义的）。这两说明显自相矛盾，因为如果真的是句式多义，那么按此句式造出来的句子必定都多义。可按此句式造出来的句子有的并不多义，这就说明并非真的是句式多义。两说相悖，可见其自相矛盾。朱先生后面的说法，能否自然修正他前面的说法？不能，因为两个自相矛盾的说法，没有相互修正的功能。

2、误判原因。朱先生既误判了（2）-（7）多义的原因，也误判了（8）-（10）没有歧义的原因。先说前者。朱先生把（2）-（7）多义的原因归结为代表这些句子的句式“固有”多义性。这一观点，可用归谬法证明是错的。既然代表这些句子的句式“固有”多义性，那么属于这一句式的句子就必定都有多义性。（8）-（10）也属于这一句式，那么（8）-（10）也应具有多义性。可（8）-（10）却没有多义性（指各自不多义）。这说明，把（2）-（7）多义的原因归结为代表这些句子的句式“固有”多义性，是错的。

再说后者。朱先生说：（8）-（10）没有歧义，“这是因为组成这些句子的词意义上互相制约，消除了句式本身具有的产生歧义的可能性。”这一说法不能成立，因为有两点说不过去：其一，组成（8）-（10）这些句子的词意义上互相制约，难道组成（2）-（7）那些句子的词意义上就不互相制约？其二，如果说组成（8）-（10）这些句子的词意义上互相制约，消除了句式本身具有的产生歧义的可能性，那么组成（2）-（7）那些句子的词意义上也互相制约，为什么就没有消除句式本身所具有的产生歧义的可能性呢？这说明，把（8）-（10）没有歧义的原因归结为“组成这些句子的词意义上互相制约，消除了句式本身具有的产生歧义的可能性”，是不对的。

其实，（2）-（7）多义和（8）-（10）没有歧义，都另有原因（详后“真正原因说明问题”）。

3.推理不当。朱先生的推理基于两次排除：第一次，通过例⑴与例（2）对比，排除（2）多义是词汇范围里的事。朱先生说：例⑴多义是因为其中的“饭”具有多义性，所以⑴多义“是词汇范围里的事，与语法无关”；而例（2）多义“跟‘反对’这个具体的词的意义无关”，也就是说，（2）多义不是词汇范围里的事。第二次，扩大对比范围，由例（2）扩大到例（3）-（7），同样排除（3）-（7）多义是词汇范围里的事。朱先生说：“我们把‘反对’换成别的词，句子还是可能有两种意思”，例如（3）-（7），并且这些句子的多义性“并不是组成这些句子的那些具体的词的词义引起的”。

朱先生的两次排除本身都没有错，但朱先生基于这两次排除的推理错了，因为这两次排除只能说明（2）-（7）多义不是词汇范围里的事，不能说明（2）-（7）多义是“句式”的事，而朱先生却说：“由此可见，这些句子的‘多义性’是代表这些句子的‘句式’所固有的”。不是词汇范围里的事，就断定是句式的事，可见其推理错了。道理：（2）-（7）多义不是词汇范围里的事，那也不一定就是语法范围里的事，因为还有其他范围（如修辞、逻辑）。即便是语法范围里的事，那也不一定就是“句式”的事，因为语法范围里的事多着呢。朱先生忽视了这个道理，致使其推理错了。

有人或许会说：虽然朱先生的推理不对，但是句式“V2＋的＋是＋N”的确是多义的，因为正如朱先生所说，“多义词是个别的现象，它们是各自为政的，彼此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而“语法上的多义句则是‘多义句式’的体现”，换句话说，语法上的多义句是普遍的现象。“V2＋的＋是＋N”多义就是一种普遍现象，它不仅体现于（2）-（7），也体现于（8）-（10），虽然“（8）-（10）没有歧义，但（8）‘发明的’指施事，（9）‘关心的’和（10）‘反对的’指受事，合在一起仍然反映了这种句式的多义性”（朱先生之说）。可见，朱先生说句式“V2＋的＋是＋N”是多义的，并没有错。

此说站不住脚：第一，偷换概念。前面说（2）-（7）反映句式“V2＋的＋是＋N”是多义的，是就（2）-（7）各自来说的，而后面说（8）-（10）仍然反映了这种句式的多义性，却是就（8）-（10）合在一起来说的。二者是两码事。打个比方，某某说他家的一只母鸡生的蛋都是红与绿相间的彩蛋。别人看见这只母鸡生的蛋有的只是红的，有的只是绿的，问他是不是彩蛋，他说：一个红的，一个绿的，合起来不也是彩蛋码？显然，他偷换了概念，因为此“彩蛋”非彼“彩蛋”。同样，说（8）-（10）合在一起仍然反映了这种句式的多义性与说（2）-（7）反映句式“V2＋的＋是＋N”是多义的不同，因为此“多义”非彼“多义”。第二，并非真正的普遍现象。（8）-（10）等许多例子各自没有歧义，这就说明了“V2＋的＋是＋N”多义不是真正的普遍现象。第三，（2）-（7）有歧义，并不是因为“句式”多义，而是因为其中的“少数人”等具有语法上的多义性（详下“真正原因说明问题”）。因此，（2）-（7）的存在不能说明句式“V2＋的＋是＋N”是多义的。第四，如果偏要说句式“V2＋的＋是＋N”是多义的，那么，首先它多义的机理何在呢？朱先生只字未提它多义的机理，他也提不出它多义的机理，别的人同样提不出它多义的机理，因为它实在是没有多义的机理。其次它的多种意义何在呢？即：它的第一种意义是什么？第二种意义又是什么？注意：其“意义”不同于其“代表作用”（详前“它不可能多义”）。朱先生只字未提它的多种意义，他也提不出它的多种意义，别的人同样提不出它的多种意义，除非把它的“代表作用”与它的“意义”混为一谈。前面说过，“V2＋的＋是＋N”只是一个格式，一个空壳。一个空壳怎么会有多义的机理呢？没有多义的机理，它的多义性从何而来？又怎么会有多种意义呢？

总之，朱先生的论证问题不少，因而说服力不强，没能证明“V2＋的＋是＋N”多义。

（三）真正原因说明问题

先看例（2）-（7）多义的真正原因。下面用“对比法”和“类比法”把真正原因揭示出来。

朱先生用过例⑴，这里借用一下。“他一天不吃饭也不行”有歧义。若把“饭”换成“面条”，说“他一天不吃面条也不行”，那就没有歧义了。为何前者有歧义，后者没歧义？对比一下，便知原因：前者中的“饭”具有多义性（既能指“饭食”，又能指“米饭”），而后者中的“面条”没有多义性（只能指“用面粉做的条状食品”）。可见，导致“他一天不吃饭也不行”多义的原因是其中的“饭”多义，而不是代表它的“句式”多义。本段用了对比法。

同样，“反对的是少数人”有歧义。若把“少数人”换成“战争”，就成了“反对的是战争”，没有歧义。为什么前者有歧义，后者没歧义？对比一下，便知原因：前者中的“少数人”既可以是“反对”的施事，又可以是“反对”的受事，具有两种语法意义，即具有语法方面的多义性，这也属于具有多义性。（提示：语法意义的类别叫语义范畴，也叫语法范畴。可见，语义范畴是分门别类的语法意义。“施事、受事”是语义范畴，也叫语义角色，自然是分门别类的语法意义。）而后者（“反对的是战争”）中的“战争”只能是“反对”的受事，没有两种语法意义，即没有语法方面的多义性。可见，导致“反对的是少数人”多义的原因，其实是其中的“少数人”具有语法方面的多义性，而不是代表它的“句式”多义。本段也用了对比法。由上段对比到本段对比，则用了类比法。

就是说，导致“反对的是少数人”多义的原因，如同导致“他一天不吃饭也不行”多义的原因。虽然“饭”多义是词汇方面的事，而“少数人”多义是语法方面的事，但原因都是某个词语具有多义性，道理是一样的。

例（3）-（7）多义的原因与例（2）相同，分别是其中的“病人、她母亲”等具有语法方面的多义性。因此，（3）-（7）多义的原因也如同“他一天不吃饭也不行”多义的原因，即道理一样。

顺便指出：A.正因为“反对的是少数人”中的“少数人”具有语法多义性，所以其中的“反对”相对于“少数人”而言才可作两种解释：当“少数人”是施事时，解为“反对”（少数人反对）；当“少数人”是受事时，解为“被反对”（少数人被反对）。［注意：如果说“（我）反对的是少数人”，那其中的“反对”相对于“我”而言也不能解为“被反对”，而须解为“反对”（我反对）。这是相对于“我”而言的。现在说的是相对于“少数人”而言。］也就是说，“反对的是少数人”中的“反对”相对于“少数人”而言可作两种解释，这是由“少数人”具有语法多义性决定的，因为一旦把“少数人”换成没有语法多义性的词语（如“战争”），那么“反对”相对于“战争”而言就不可作两种解释了。这说明，只有当N项具有语法多义性时，“V2＋的＋是＋N”中的“V2”相对于“N”而言才成其为“V2”（双向动词）。

B.同样，正因为“反对的是战争”中的“战争”没有语法多义性，所以其中的“反对”相对于“战争”而言不可作两种解释，只能解为“被反对”（战争被反对）。［注意：如果说“（百姓）反对的是战争”，那其中的“反对”相对于“百姓”而言也不能解为“被反对”，而须解为“反对”（百姓反对）。现在说的是相对于“战争”而言。］这说明，当N项没有语法多义性时，“V2＋的＋是＋N”中的“V2”相对于“N”而言并不成其为“V2”，而是“V1”，即实际上并非双向动词，而是单向动词。注意：不能误解双向动词。双向动词应就同一对象而言。如果认为“百姓反对的是战争”中的“反对”就“百姓”而言为一向，就“战争”而言为另一向，那任何及物动词都成了双向动词。

C.联系一下朱先生的例子（8）-（10），就不难看出，其中的“发明、关心、反对”分别相对于各例中的N项而言，并非双向动词。可见，朱先生所记的“V2＋的＋是＋N”中的“V2”并不都是真“V2”。是否为真“V2”，不由其代表的动词自身决定，而由后面的N所代表的名词语决定。如果后面的名词语具有施事和受事两种语法意义，则前面的动词为真“V2”，否则不是。以上三点，朱先生未明，且关乎原因，故而指出。

总之，上面用“对比法”和“类比法”揭示了（2）-（7）多义的真正原因。它们多义的真正原因，说明“V2＋的＋是＋N”不多义，因为真正原因在于（2）-（7）中的“少数人”等具有语法方面的多义性，而不在于句式如何。

释疑：“V2＋的＋是＋N”不多义，那为什么“少数人”用于“少数人反对”和“反对少数人”时不多义，偏偏用于“反对的是少数人”时多义？难道不正是因为“V2＋的＋是＋N”多义吗？不是。第一，“少数人”用于“反对的是少数人”时多义，是由它固有两种语法意义决定的。它既可以是施事，又可以是受事。假如它不固有两种语法意义，那么即便用于“反对的是 ”中时也不会多义，“反对的是战争”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第二，“少数人”用于“少数人反对”时不多义，仅为施事，用于“反对少数人”时也不多义，仅为受事，分别是因为“N＋V”没给它提供成为受事的外部条件，“V＋N”没给它提供成为施事的外部条件。而“少数人”用于“反对的是少数人”时多义，兼为施事和受事，是因为“V2＋的＋是＋N”给它提供了成为施事和受事的外部条件。请注意：严格地说，外部条件并非原因，只是机会。就算把外部条件说成“外因”，那也还是外部条件，改变不了其性质。如果不是“少数人”这样的固有两种语法意义的词语，而是只有一种语法意义的词语（如：战争、赌博），那么即便用于“V2＋的＋是＋N”（如：反对的是战争、反对的是赌博），也不会产生两种语法意义。这说明，“V2＋的＋是＋N”只是“少数人”这样的固有两种语法意义的词语兼为施事和受事的外部条件，而不是原因。就算把它说成“外因”，那也还是外部原因，说明不了它本身多义。外部原因与本身多义是两码事，不应混为一谈。

现在看例（8）-（10）没有歧义的真正原因。先说例（10）“反对的是战争”。上面说过，“反对的是少数人”有歧义，原因是其中的“少数人”具有两种语法意义。而由于其中的“少数人”具有两种语法意义，因此其中的“反对”相对于“少数人”而言才可作两种解释。对比可知，“反对的是战争”没有歧义，原因则是其中的“战争”没有两种语法意义。而由于其中的“战争”没有两种语法意义，因此其中的“反对”相对于“战争”而言才不可作两种解释。与（10）一样，（8）（9）没有歧义，原因也是其中的“一个青年工人、分数”没有两种语法意义。而由于它们没有两种语法意义，因此（8）中的“发明”和（9）中的“关心”分别相对于“一个青年工人、分数”而言才不可作两种解释。可见，（8）-（10）没有歧义，原因是其中的“一个青年工人、分数、战争”没有语法上的多义性，并非“组成这些句子的词意义上互相制约，消除了句式本身具有的产生歧义的可能性”。

以上揭示了（8）-（10）没有歧义的真正原因。它们没有歧义的真正原因，也说明“V2＋的＋是＋N”不多义，因为真正原因在于（8）-（10）中的“一个青年工人”等没有语法方面的多义性，而不在于句式本身的多义性被消除了。

可能有人就是不想放弃对“V2＋的＋是＋N”多义这一观点的支持，于是换一种提法：可不可以这样说，当N具有两种语法意义，从而使前面的动词为真“V2”时，“V2＋的＋是＋N”是多义的？不可以，因为这种提法（引言中提到的王红厂的观点与之相似）混淆黑白，把具体的“短语”看成了抽象的“格式”。实际上，当N所代表的词语（可简称N词语）具有两种语法意义时，多义的是具体的短语，而不是抽象的格式。因此，应该这样说：当N词语具有两种语法意义时，属于“V2＋的＋是＋N”这一格式的短语是多义的，或者说，属于这种结构类型的短语是多义的。而这恰好说明，真正多义的是属于这一格式的某些具体的短语（N词语具有两种语法意义的短语），并非用以概括这些短语之结构的抽象的格式。

以上两部分分别论证了“V2＋的＋是＋N”不是句式，也不多义。这说明“V2＋的＋是＋N”不是什么多义句式。既然它不是多义句式，那么有人模仿它而记的“动词＋的＋是＋名词语”同样不是什么歧义句式，因为后者与前者实则相同。

四、它不是正常的短语格式

（一）以它概括的例子都是有所残缺的短语

何谓正常？不残缺谓之正常。所谓“不残缺”，就是应有的不缺少。若应有的而缺少，则有所残缺。既有残缺，则不正常。

前面第二部分说过，“V2＋的＋是＋N”所概括的例子，在未入语境的情况下都不是句子，而只能说是短语。因此，“V2＋的＋是＋N”只能算是一个短语格式。

假如这个格式所概括的例子都是无所残缺的短语，那倒也罢了，就是说，把它看作正常的短语格式倒也名副其实。可是，例（2）-（10）以及与它们同类而未举的例子，都是无所残缺的短语吗？不是，因为它们都缺少词语。

前面第二部分之（一）说过，例（2）-（10）都缺少词语，情况分为两类（详前）。由于它们都缺少词语，因此在这类短语中，动词与“的”实际上未直接搭配。如：

“反对（改革）的是少数人”，其中“反对”与“改革”直接搭配，“反对”与“的”未直接搭配。省略“改革”，就成了“反对的是少数人”。其中与“反对”直接搭配的其实仍是“改革”（只不过它未出现），而非“的”。

“（我）反对的是少数人”，其中“反对”与“我”直接搭配，“反对”与“的”未直接搭配。省略“我”，也成了“反对的是少数人”。其中与“反对”直接搭配的其实仍是“我”，而不是“的”。

“发明（这项技术）的是一个青年工人”，其中“发明”与“这项技术”直接搭配，“发明”与“的”未直接搭配。省略“这项技术”，就成了“发明的是一个青年工人”。其中与“发明”直接搭配的其实还是“这项技术”，而非“的”。

可见，（2）-（10）以及与它们同类而未举的例子，都是有所残缺的短语。

释疑：例（2）到（10）都包含了主谓宾，怎么能说有所残缺？包含了主谓宾，不一定无所残缺。如果主语内部缺少词语，那也是有所残缺。而例（2）到（10）恰好都是主语内缺少词语，这点已在第二部分中作了充分论证。

（二）有所残缺的短语不是正常的短语

有所残缺的短语，是正常的短语吗？不是，甚至可以说是有缺陷的短语，因为“短语是由语法上能够搭配的词组合起来的没有句调的语言单位［8］”，而在此类短语中，由于有所残缺，因而动词与“的”并未直接搭配，且不能直接搭配，可见此类短语不是正常的短语。

顺便一提，有的现代汉语教材模仿“反对的是少数人”而举“反对的是张主任”之例，称其为多义短语［8］，但未指出它是不完整、不正常的短语。称其为多义“短语”，说明编者不把它视为句子，这是对的。未指出它是不完整、不正常的短语，说明编者没想到或并不认为它是不正常的短语，而把它视为了正常的短语，这是不对的。

释疑：短语本来就是从语境中提取出来的，离开语境表意不明确很正常，那就说明短语不正常吗？那短语就没有是正常的，都是有缺陷的？不能笼统地说短语如何，也不能以“表意不明确”替换“有所残缺”。应该这样说：正常的短语本来就是从语境中提取出来的。正因为如此，所以正常的短语都能顺利地回到语境中去。而例（2）-（10）不能顺利地回到语境中去，因为它们在一般情况下既不能入境成句，也不能用于句中，这说明它们不是正常的短语。

（三）概括有所残缺的短语的格式不是正常的格式

既然（2）-（10）以及此类例子都是不正常甚至有缺陷的短语，那么把用来概括它们的“V2＋的＋是＋N”看作正常的短语格式，便不名副其实了，就是说，严格地说，它连正常的短语格式都不是，因为以它概括的短语都是不正常的。

五、结语

“V2＋的＋是＋N”既不是句式，也不多义，所以它不是多义句式。它只能算是一个短语格式。属于这一格式的某些短语具有多义性，但原因不是这一格式固有多义性，而是其中的N词语有时具有施事和受事两种语法意义。当其中的N词语具有两种语法意义时，属于这一格式的短语是多义短语；而当其中的N词语没有两种语法意义时，属于这一格式的短语便不是多义短语。认清“V2＋的＋是＋N”的本来面目，还其真相，这对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来说，是必要的。

［1］朱德熙.现代汉语语法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69-192.

［2］朱德熙.朱德熙选集［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339-358.

［3］马力.汉语句法中的歧义现象［J］.现代语文：语言研究，2008（9）：42-43.

［4］吴媛媛.由朱德熙先生的《汉语句法中的歧义现象》说开去［J］.语文学刊，2009（3）：88-89.

［5］陆俭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95-97.

［6］欧阳寿荪.歧义和结构［J］.南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2）：69-75.

［7］王红厂.“V2＋的＋是＋N”歧义格式补议［J］.社科纵横，2004（5）：157-158.

［8］黄伯荣，廖旭东.现代汉语：下册［M］.5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44-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