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结玲

（玉林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广西玉林537000）

论章学诚的心态

梁结玲

（玉林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广西玉林537000）

在乾嘉考据鼎盛之际，章学诚学术思想没有被时人认识，他所从事的文史校雠之业鲜为人知。生活的困顿与知音稀少并没有挫败意志坚强的章学诚，他以“六经皆史”消融时代学术，反对汉学家对理学的过度排击，在理学的捍卫和学术的发现中得到精神的解脱，实现了自我的超越。

章学诚；六经皆史；心态

章学诚（1738—1801）生活的年代正是乾嘉考据鼎盛的时期，“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烂然如日中天”，而他的文史校雠之业并不为时人所知，由于“人轻言微”，他的学术思想直至清末才为人们认可，章太炎、梁启超甚至将他与乾嘉考据悍将戴震并称。在乾嘉时期，章学诚是寂寞的，他一生穷困，长期游食，学术思想处于时代的边缘，他的学术发现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甚至遭到了误解。他对乾嘉考据繁琐考证而不求义理的做法深为不满，对汉学家不遗余力地攻击宋儒感到不平，对以袁枚为代表的市民阶层过度放纵情欲感到愤怒。在“六经皆史”的宏观视野下，他对学术思想的发展有着整体性的把握，学术发现坚定了他的信念，章学诚的一生几乎都是在学术思想的抗争中渡过，对现实的不满，对时代学术的洞察以及耿介个性导致的人际关系的紧张使得章学诚每每陷入痛苦的境地。本文借助心态史学的研究方法，试图从个体的心态上探析学术思想的心理源泉。

一、抗怀于时代学术以及“六经皆史”的学术思辨

章学诚自幼喜欢经史，好博览群书，在史学上表现出了天赋。然而，年青的章学诚治学上“好立议论，高而不切，攻排训诂，驰鹜空虚”，这与乾嘉考据学“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的治学方法相去甚远，所以当他听到戴震批评当代学者“不曾识字”之后，深感寒心，认为“我辈于四书一经，正乃未尝开卷卒业”。乾嘉考据学扎实的治学态度深深地触动了章学诚。后来他游幕朱筠，朱筠是四库馆的倡仪者，他虽然不像纪昀那样排挤宋儒，但对空谈义理之学也是深恶痛绝，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章学诚。在接触考据学之后，章学诚放弃了好横生议论的毛病，对宋儒的理论“凿空”也表现了一定程度的不满，他对宋儒批评道：“以‘道'名学，而外轻经济事功，内轻学问文章，则守陋自是，枵腹空谈性天，无怪通儒耻言宋学矣。”［1］822乾嘉汉学家抨击宋儒的理论凿空，他们从文字出发去追溯原典的真义，因而在文字、名物、象数的考证上不遗余力，“最甚者，秦近君说‘尧典'二字至三万余言”［2］1529。章学诚并不擅长文字考证，这与他的天性有关，“吾读古人文字，高明有余，沈潜不足，故于训诂考质，多所忽略，而神解精识，乃能窥及前人所未到处”［1］819。章学诚的长处乃是在于“神解精识”，“能窥及前人所未到处”。他的“神解精识”主要体现上史学上，因此，他并没有从文字训诂上弥补理学的理论“凿空”，而是以“六经皆史”的历史视野将经典现实化。在《文史通义》的首篇，章学诚便提出了“六经皆史”的口号，他认为“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1］1。六经中，《易》阐天地之幽，以史释《易》似乎有些勉强。为此，章学诚考索了《易》的流变及其涵义，廓清了《易》“为政教典章，切于民用而非一己空言”的现实针对性，批评了后世支离其文、阴晦其义的做法。此外，在《书教》《诗教》《礼教》《经解》《史释》《经解》等涉及经史的文章中，章学诚将这一思想充分地贯彻了。“六经皆史”像一条主线贯穿了章学诚的全部著作，是他学术思想最光辉的部分。章学诚以史融经，消除了经典的神圣光环，拉近了经典与现实的距离，表面上看，这与乾嘉考据学反对理论凿空有着相似的一面。其实，章学诚这一思想的提出乃是有感于乾嘉考据学从一个空洞走向另一个空洞。乾嘉考据学不仅繁琐零碎，而且不切实用，多数学者仅在考证上下功夫，并不关注文字背后的义理，不关注现实，“近日学者风气，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1］693乾嘉汉学家反对宋明理学的理论凿空，他们从文字训诂的角度试图还原经典的本义，然而，他们所做的功夫也仅仅是在纸面上而已，并没有还原经典的实用功能，章学诚看到了这一弊病，以史的视野将经典拉到了现实，从而救弊了乾嘉考据学。可惜的是，章学诚的这一见解并不为时人所认可，《原道》三篇是章学诚谈论义理的文章，据他的好友邵晋涵记载，“是篇初出，传稿京师，同人素爱章氏文者皆不满意，谓蹈宋人语录习气，不免陈腐取憎，与其平日为文不类，至有移书相规诫者。余谛审之，谓朱少白（名锡庚）曰：此乃明其《通义》所著一切，创言别论，皆出自然，无矫强耳。语虽浑成，意多精湛，未可议也”［3］140。熟悉他的人尚且不认可他的观点，其他人就更可想而知了。虽然知音难觅，但章学诚却一直坚定自己的学术信念，这体现了他坚韧的个性。章学诚以史融经，将经放置于史的视野中进行考察，这就消融了经与史的界线，“且古人之于经史，何尝有彼疆此界，妄分孰轻孰重哉！……《通义》所争，但求古人大体，初不知有经史门户之见也”［1］759。其实，章学诚取消经史的疆界，并不只是将二者等量齐观，他的“六经皆史”把所有的著述都纳入了史的范畴，这样，史便取得了一切学术主导的地位，在《报孙渊如书》中，章学诚说道：“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耳。子、集诸家，其源皆出于史。”［1］721乾嘉考据学的主要成就是经史考证，章学诚有意地提高史学的地位，把经放入史的视野进行考察，注重史的经世之意，其抗衡考据学之意是很明显的。这样，通过史学，章学诚一方面恢复了经典的现实意义，另一方面，指出了乾嘉考据学的弊病，以正本清源的眼光对时代学术作出了回应。

二、理学的捍卫与精神的解脱

清代中叶的乾嘉盛世，社会相对稳定，东南沿海除了农业得到恢复发展外，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业得到了恢复和发展。龚炜记载道:“吴俗奢靡为天下最，日甚一日而不知返，安望家给人足乎？予少时，见士人仅仅穿裘，今则里巷妇孺皆裘矣；大红线顶十得一二，今则十八九矣；家无担石之储，耻穿布素矣；围龙立龙之饰，泥金剪金之衣，编户僧之矣。饮馔，则席费千钱而不为丰，长夜流酒而不知醉矣。”［4］113生活的华奢是体现了市民阶层的壮大，这一时期各种通俗艺术迅速普及，地方戏曲的“花部”遍地开花，金批《水浒传》、毛批《三国演义》、张批《金瓶梅》及《西游记》的批本不断重印，小说创作也进入了封建社会小说创作的最高峰，《红楼梦》、《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等通俗小说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千态万状，竞秀争奇，何止汗牛充栋”［5］154。长期以来被视为高雅艺术的诗歌也日益走向通俗化。这股具有大众化性质的文艺创作不免泥沙俱下，很难谈得上是繁荣，不少作品的品格确实不高。乾嘉时期的诗文及通俗艺术具有鲜明的个性解放色彩，理学的普世价值受到人们的怀疑甚至是批判。以袁枚为代表的性灵派是当时诗文创作的中心，对传统思想的反叛在当时也是少见的。“随园弟子半天下，提笔人人讲性情”，郭绍虞甚至认为“在当时，整个的诗坛上似乎只见他（袁枚）的理论”。章学诚虽然不擅长诗文创作，但他对这股个性解放的思潮有着本能的排斥，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对袁枚的态度上看出。章学诚对性灵派放纵情欲的作法深为不满，他在《诗话》《书坊刻诗话后》《妇学》《〈妇学〉篇书后》、《与吴胥石简》、《与孙渊如观察论学十规》、《论文辨伪》等文章中对袁枚恣意辱骂。他指责袁枚所作诗话“为世道人心之害”，指责袁枚“俗恶见解，淫辞邪说，宕惑士女，肆侮圣言，以六经为导欲宣淫之具，败坏风俗人心，名教中之罪人，不诛为幸”［1］399。并由人品到学术对袁枚进行了全面的否定。章学诚对袁枚的批评几乎是意气使然，胡适就说道：“实斋之攻袁氏，实皆不甚中肯。”［6］139他对袁枚的攻击体现了他对乾嘉世风的批判，他的批判源于他对学术史的观察，钱穆说道：“章实斋讲历史有一更大不可及之处，他不站在史学立场来讲史学，而是站在整个学术史立场来讲史学，这是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的。也等于章实斋讲文学，他也并不是站在文学立场来讲文学，而是站在一个更大的学术立场来讲文学。这是实斋之眼光卓特处。”［7］253章学诚讲史、讲文、讲学术，最终都归入了“六经皆史”的总论之中，他通过史消融了经学、史学、文学及其他一切学术文化。正是从传统文化、传统伦理的角度出发，他对以袁枚为代表的通俗艺术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从心理上来说，章学诚对袁枚的批评其实是找到了思想的另一出口，在批评中完成个人信念的构建。

乾嘉时期是反思理学的时期，汉学家对宋明理学的空疏深为不满，他们开辟了一条实事求是的学问门径，以补救理学的不足。这股思潮在朝野双方的推动下占据了学术的主流话语，理学遭到了普遍的质疑。梁启超说：“乾、嘉间之考证学，几乎独占学界势力，虽以素崇宋学之清室帝王，尚且从风而靡，其他更不必说了。所以稍为时髦一点的阔官乃至富商大贾，都要‘附庸风雅'，跟着这些大学者学几句考证的内行话。这些学者得这种有力的外护，对于他们的工作进行，所得利便也不少。”［8］24袁枚也说道：“明季以来，宋学太盛。于是近今之士，竞尊汉儒之学，排击宋儒，几乎南北皆是矣。豪健者尤争先焉。”［9］49排宋的思潮曾一度致使理学书籍在市场上消失，汉学主导了乾嘉时期主流的学术。戴震对理学桎梏人的性情指出了严厉的批评，“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礼杀人”，“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对于这股反理学的思潮，章学诚深感痛心，“至今徽歙之间，自命通经复古之流，不薄朱子，则不得为通人。而诽圣排贤，毫无顾忌，流风大可惧也”［1］1393。章学诚对戴震的学术很是推崇，“戴君学问，深见古人大体，不愧一代钜儒”，但他对戴震的思想却提出了异议，认为戴震“心术未醇，颇为近日学者之患，故余作《朱陆》篇正之”［1］133。章学诚认为自己深知戴震，并从不同的角度辩解戴震由文字训诂以求儒学义理的学术理路。他对戴震的治学方法是认同的，但对戴震抨击宋儒的做法却耿耿于怀，反复责难。章学诚认为戴震的治学“於朱子盖已饮水而忘源”，而推求的义理却是“谬妄甚矣”。与姚鼐对戴震“身灭嗣绝”的辱骂相比，章学诚的批评要理性得多，虽则如此，戴震在乾嘉时期学术领袖的地位一直让章学诚感到不安，戴震的学术思想始终笼罩在章学诚的思想世界里。章学诚对戴震的论难并没有在亲友中引起共鸣，但他却反复论辩，这种论辩其实是他理学情怀的隐性表达。

三、生活的贫困与学术成就的自信

乾隆时期，中国人口达3亿多，科举取土的名额却比宋明两代少了很多，寒士成了社会的一大问题。清代贫寒士子多以教书、游幕、代笔、经商为业，生活贫寒化是士子的普遍现象。章学诚生于乾隆三年，卒于嘉庆六年，这段时间正是“乾嘉盛世”的时代，然而，盛世并没有在多大程度上改善寒士们的生活水平。章学诚出身于一个贫困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以教书为生，乾隆十六年到湖北任应城知县，任职仅五年便罢官，最后客死他乡。父亲去世后，全家的生活重担压在了章学诚的身上，“腐儒索米长安，计非官书三四门不能自活”。（《上朱先生》遗书补遗）当时生活的境遇可想而知。在之后的日子里，章学诚生活很不稳定，几乎是每隔一两年便要谋求职业。最为可怜的是，乾隆四十六年，章学诚游食河南，途中遇盗，盗贼不仅偷走了他所有的钱财，而且还把他撰述的文章一扫而空，这个痛楚对章学诚而言是终身难忘的。乾隆四十三年，42岁的章学诚考中进士，对于久处贫寒的他而言，这是改善生活条件的机会。早已习惯生活磨难的章学诚对这个机会并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兴奋，他更关注的是学术的成就。在经过再三权衡后，他毅然放弃了做官的机会，继续从事有所发现的学术。纵观章学诚的书信，游走乞食的寒碜随处可见，在河南遇盗后给梁国治的信中可见一斑：“学诚前此仓皇出都，不得已之苦衷，已悉前启。兹则驰驱半载，终无所遇，一家十五六口，浮寓都门，嗷嗷待哺，秋尽无衣，数年遭困以来，未有若此之其者。目今留滞肥乡，至于都门内外，一切糊口生涯，无论力不能谋，且地处僻远，消息亦无从刺访。当此水火急迫之际，不得仰望长者知己一为拯援，先生当不以为躁也。”［1］790其实，章学诚对于这样的漂泊生活是很厌倦的，他在《上慕堂光禄书》中对安定归居表现了无限的向往，然而贫寒的现状却让他不得不四出谋食，“第归山之资，未知何日办竟，则波尘之命，信难强也”［1］660。命运对人是如此的不公，身后垂名学术界，身前却落迫无依，这就是章学诚一生的命运。

人的一生或多或少总是免不了会有无奈，在物质贫乏的条件之下，精神的补偿就显得尤为重要。在“几无生人之趣”的生活环境中，丰富的精神空间是章学诚得以解脱的重要方式。章学诚自幼便有史学的天赋，这使得他对史学很有自信，“为校雠之学，上探班、刘，溯源官礼；下该《雕龙》、《史通》，甄别名实，品藻流别，为《文史通义》一书”［1］706。他对自己在史学义例上的成就很是自负，他曾说：“平日持论关文史者，不言则已，言出于口，便如天造地设之不可摇动。”［1］777这种自负使得在他学术探索上有自觉追求的意向，在《与史余村论学书》中，章学诚表达了自己对学术追求的毅志：“仆困于世久矣！坎坷潦倒之中，几无生人之趣。然退而求其所好，则觉饥之可以为食，寒之可以为衣，其甚者直眇而可以能视，跛而可以能履，已乎！已乎！旦暮得此，所由以生，不啻鱼之于水，虎豹之于幽也。于此不得藏息，则不如徇世俗之所求，犹为不失所业。”［1］691在“几无生人之趣”之中，能够给予他精神支持使他持之以恒的，正是学术的探索。章学诚的这种精神，实在是令人感慨。章学诚的好友邵晋涵、周永年及学生史余村都陆续做了官，章学诚对他们在学术上的荒废时时发以警戒。在《与邵二云论学》书中，他告戒道：“岁月不居，节序川逝，足下京师困于应酬，仆亦江湖疲于奔走，然仆能撰著于车尘马足之间，足下岂不可伏箧于经折传单之际！此言并示余村，策以及时勉学，无使白首无成，负其灵秀之钟，而与世俗之人归趣不相远也。”［1］665正如章学诚所言，邵晋涵长于宋史，最终却没能在这一领域作出成绩，章氏为之无限感慨。

在经史考证占据时代主流话语的年代，章学诚的文史校雠、史学义例之业鲜为人知，“仆之所学，自一二知己外，一时通人，未有齿仆于人数者”［1］684。当时真正知道他的学术门径的只有邵晋涵，一时的通人如钱大昕、毕沅、阮元等学术名流根本不知道章学态的学术门径。章学诚在写给钱大昕的信中说道：“学诚从事于文史校雠，盖将有所发明。然辨论之间，颇乖时人好恶，故不欲多为人知。所上敝帚，乞勿为外人道也。”［1］657章学诚告知钱大昕“勿为外人道”一方面是由于他的学术门径不为人们所知，另一方面是他的学术思想与当时如日中天的考据是有矛盾的，他担心如何会引来太多的横议。

在强大的学术话语面前，章学诚自知一人之力无法改变学术的风气，所以只能在“寂寞之途”从事自己的文史校雠之业。这孤立无援的寂寞学术伴随了章学诚一生，他在《知难》中感慨道：

为之难乎哉？知之难乎哉？夫人之所以谓知者，非知其姓与名也，亦非知其声容之与笑貌也；读其书，知其言，知其所以为言而已矣。读其书者，天下比比矣；知其言者，千不得百焉。知其言者，天下寥寥矣；知其所以为言者，百不得一焉。然而天下皆曰：我能读其书，知其所以为言矣。此知之难也。人知《易》为卜筮之书矣；夫子读之，而知作者有忧患，是圣人之知圣人也。人知《离骚》为词赋之祖矣；司马迁读之，而悲其志，是贤人之知贤人也。夫不具司马迁之志，而欲知屈原之志，不具夫子之忧，而欲知文王之忧，则几乎罔矣。然则古之人，有其忧与其志，不幸不得后之人有能忧其忧，志其志，而因以湮没不章者，盖不少矣。［1］232

作者在文章中列举历史上的名人为例说明了知音的难寻，全文荡气回肠，如其说是学术论文，不如说是一篇抒情的散文，作者的不满与自慰深藏于行文之中。章学诚不长于作文，却写了《感赋》，文中列举了韩非、司马相如、贾谊、刘知几等人的怀才不遇，感慨知音难觅，“是以君子发愤忘食，然自修，不知老之将至，所以求适吾事而已。安能以有涯之生，而逐无涯之毁誉哉？”其内心的痛楚我们由此可以窥探。

［1］章学诚.文史通义新编新注［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

［2］袁枚.小仓山房诗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3］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5.

［4］龚炜.巢林笔记［M］.台北：新兴书局，1983.

［5］大连图书馆参考部著.明清小说序跋选［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3.

［6］胡适.胡适全集：第19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7］钱穆.中国史学名著［M］.北京：三联书店，2001.

［8］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中国书店，1985.

［9］袁枚.随园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责任编辑杨抱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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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4-5450（2015）01-0114-03

2014-10-03

梁结玲，男，广西大新人，玉林师范学院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