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利江　周亚茹

（西南科技大学，绵阳621010）

新中国成立初期习仲勋文教统战思想论析

陶利江周亚茹

（西南科技大学，绵阳621010）

文教工作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在着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对文教工作也给予了高度关注。习仲勋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教统战工作做出了可贵的探索，他对文教工作存在的成绩和不足进行了客观分析，并且提出了文教工作的成绩是文教统一战线工作的胜利这一论断。基于这一判断，习仲勋对文教统战工作的形势做出了客观评判，进而提出了针对文教工作的统战思路和对策。

新中国成立初期；习仲勋；文教统战工作；思路和对策

DOI：10.3969/J.ISSN.1672-0911.2015.05.060

一、习仲勋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文教工作现状的客观分析

文教工作包括教育、文化艺术、卫生体育、科学研究、新闻出版等方面的工作。在旧中国，文教事业是极为落后的，如在教育方面，文盲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在科学研究方面，1949年我国科技人员不超过5万人，其中自然科学的专门研究人员不超过500人；在卫生医疗方面，医疗条件差，各种疾病广泛流行，导致人口死亡率高。为了改变文教工作的现状，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在解决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恢复发展国民经济的同时，依据《共同纲领》制定了发展文教事业的工作方针。《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建国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1］根据《共同纲领》的规定，中央人民政府制定了发展文教事业各项工作的方针，推动了我国文教事业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教工作，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以及国家财经状况的好转，有了较大的恢复和发展。习仲勋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文教工作的恢复和发展给予了充分肯定，“我们从三年中文教工作恢复发展的数量上看，如果和解放前（最高水平）相比，就可看到这些成绩是惊人的”［2］316。在教育方面，我们废除了国民党以往法西斯式的训导制度和反动课程，进行了学制改革和院系调整以及开展了大规模的扫除文盲工作。习仲勋说，“在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高等学校教师中，进行了思想改造的学习，有四分之三的高等学校进行了院系调整和专业设置工作，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开始普遍地进行了教学改革，在教学内容、方法，组织和教学制度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改进”［2］317，“中、小学的教师们，一般的也都参加各种社会改革，一部分参加过思想改造学习，教学内容和方法也有初步改革”［2］317，“各类学校都已逐步向工农开门，尤其是由于有计划地举办了工农速成中学和工农业余学校以及在职的青年干部文化学习，工农入学学文化的机会大大增加了”［2］317-318。在文化艺术方面，1949年召开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第一次代表大会，全会把毛泽东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确定为中国文艺的方针，不仅如此，全会团结全国文艺工作者，建立了全国统一的文学艺术界组织——中华全国文学界联合会。随后，还建立了舞蹈、曲艺、文学、音乐、戏剧等工作者协会。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正确的文艺方针的指引下，我国的文艺事业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文艺界出版了一大批内容丰富，反映时代变迁、新人物新思想的文艺作品，这无疑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对于文艺界的巨大变化，习仲勋深刻地提出，“新的人民的文化艺术在广大范围内代替了旧时帝国主义的、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文化艺术”［2］318。在卫生体育方面，新中国成立初期，各级人民政府大力提倡国民体育，按照“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3］三大原则积极发展医药卫生事业，防病治病。习仲勋对卫生体育工作方面取得的成绩给予了中肯评价，“开展了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执行了预防为主和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针；显著地减少了疫病的流行”［2］318，“全国很多学校、机关、工厂实行了广播体操，在增强体质、提高生产、工作和学校效率方面，已收到相当效果”［2］318。在科学研究方面，1949年11月1日成立了中国科学院，作为国家最高学术领导机构和综合研究中心，这标志着我国科技事业进入了新的阶段。习仲勋高度评价了中国科学院所开展的一系列研究工作，“中国科学院各研究单位，经过几年来的整顿和研究人员的思想政治学习，对国家建设所需的自然条件及资源调查研究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并已开始配合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进行了有效的研究工作”［2］318。在新闻出版方面，新中国成立后，新闻、广播、出版事业已掌握在人民手里。1950年3月29日到4月16日，新闻出版总署召开全国新闻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改进报纸工作、统一新华通讯社的组织和工作、建立全国广播网等问题，会议认为应建立通讯员网和读报组，统一新华通讯社的组织和工作，建立全国广播网。关于加强新闻出版工作的意义，习仲勋提出，“对提高我国人民文化，推动各项工作，以及我国学习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先进经验和文化交流上，都有很大帮助作用”［2］319。

习仲勋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教工作的恢复、发展、改革和提高做出肯定评价的同时，也指出了文教工作存在的问题和缺点。首先，文教工作存在盲目冒进倾向。习仲勋指出文教工作中存在盲目冒进的倾向，“对于文教事业的发展要求太快太急，摊子铺得太大太多”［4］125，“初等教育特别是农村小学的发展，农村民办小学全部由国家包下来，以及小学‘五年一贯制’，不问城乡普遍推行等措施”［2］319；在高等教育方面，习仲勋指出高等教育的院系调整工作要求过急，对于专业设置，没有顾及师资和设备等因素，存在形式主义现象，而对于教育改革，对学生教育程度、教材缺乏、师资质量等因素也严重估计不足；在卫生工作方面，习仲勋指出有的农村在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却建立了大量的卫生所和卫生院；在新闻出版方面，习仲勋指出农村文化馆、文化站的普遍建立以及大量书报向农村强迫摊派是不符合农村客观实际情况的；在文艺工作方面，习仲勋指出在对戏剧改革中存在乱改剧本乱禁演的现象。其次，文教干部思想改造中存在“性子急”和“粗暴”现象，习仲勋说，“一个叫粗，一个叫急。粗，就是对于他们的工作方式简单，有时甚至于态度粗暴；急，就是对于他们的思想改造要求的像搞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运动那样，这完全是不适宜的”［4］126。习仲勋对文教工作中出现问题的原因也做了深刻的分析，他指出文教工作必须与国家的经济建设相适应，不能一味追求数量而不顾质量，文教工作相关的负责干部要克服自满骄傲情绪和肃清个人主义和好大喜功等不良工作作风。

二、习仲勋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文教统战工作形势的准确研判

从根本上说，文教工作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文教工作开展得好与坏直接决定了文教工作服务经济建设的作用能否有效地发挥。习仲勋高度重视文教工作，并且提出文教工作的成绩是由文教统战工作的成绩决定的，“我们党在文教战线的工作都是与党外民主人士团结合作共同进行的，如果不是文教界的统一战线正确地团结了这批党外人士，文教工作就不可能做出这些成绩”［4］126。

习仲勋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教统战工作形势做出了准确研判，他指出文教统战工作既取得了成绩，同时也存在缺点。从成绩来看，习仲勋说，“三年多以来，文教界的党外人士经过一系列的社会改革运动，思想上、政治上都起了很大的变化。他们中间的大多数都愿意跟着共产党走，都愿意为人民群众服务”［4］126。同时指出统战工作也存在缺点，他说，“主要还是团结不够，而不是团结得太多了”［4］132。在教育界，习仲勋指出，全国革命胜利以后，一些在大学担任校长、副校长等领导干部职务的共产党员对非党的大学教授关心和帮助不够，不能倾听教授们的意见，不能按照党的统战政策去团结党外人士，而是孤立党外高级知识分子，习仲勋指出这是很严重的问题，“特别是对高级知识分子，这样轻率，不是采取谨慎的态度，是很不好的”［4］132。在科技界，习仲勋指出党员干部没有很好地团结科学家和尊重科学家。就如何对待科学家方面，习仲勋指出要懂得尊重他们的意见和重视他们的意见。对于如何尊重他们的意见，习仲勋指出，科学家大部分是从欧美留学归国的，他们对有的领导干部所提出的“技术一边倒”的口号持怀疑态度，对于科学家们的这种态度，习仲勋指出我们不能直接否定，而是应该尊重科学家们的意见，把道理给科学家们讲清楚，“技术是没有阶级性的，只要学了来就可以为社会和人民服务。过去我们说要批判英、美资产阶级思想，这种想法是比较笼统的，特别是在技术这个问题上，没有加以很好地分析，没有把道理讲清楚。因此，我们提出批判欧美的技术，有些教授就不服。当我们把道理给他们讲清楚以后，这些科学家和高级知识分子就很高兴，很拥护我们”［4］133。关于为什么要重视科学家们的意见，习仲勋指出，领导干部应同真正有知识的人合作，重视科学家们的意见，对专家们所提出的意见进行民主讨论，只有这样才能做出科学的决策。为此，习仲勋提出领导干部要转变领导方法，“特别是高级领导，要经过高级民主人士和专家这一道手，不经过这一道手，我们的领导是搞不好的”［4］134。在文艺界，习仲勋指出，对作家作品的思想性和质量要求得过高过急极大制约了作家们的创作热情，“现在有些作家很怕写东西，写了也不敢往外拿”［4］136。同时，习仲勋认为戏曲改革中存在的乱禁演的措施不够得当以及对民间艺人也团结不够。在医药界，习仲勋针对当时轻视中医的现象，指出中医是能治病的，并且在中等城市和广大农村中医和群众的联系更为密切，应积极做好对中医的统战工作，不仅如此，他还提出应把中医纳入科学领域，“中医本身现在还不能用科学道理进行解释，只是依靠经验，我们就要帮助他们用科学道理来进行解释，使之系统化”［4］136。

正是基于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文教工作现状的客观分析，习仲勋分析了文教统战工作取得的成绩和不足，而通过分析文教统战工作取得的成绩和不足可以深层次透视文教工作的现状。因此，可以这么说，文教统战工作开展得好，就有利于文教工作自身的推进和发展，而文教工作中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也正是各级党委对文教统战工作重视程度不够或者没有采用正确的统战工作思路和对策。

三、习仲勋关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文教统战工作的思路与对策

1.文教统战工作具有广泛性和复杂性

习仲勋认为文教统战工作的范围很广泛，他指出从界别来看，包括教育界、文艺界、医药界等；从阶级属性来看，包括各民主阶级和各民主党派等；从群体来看，包括高级知识分子、中小知识分子、旧艺人、旧医生等。新中国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文教工作落后，为了摆脱文教工作落后的局面，我们必须建立广泛的文教统一战线，因此我们必须团结一切文教干部去推进文教工作的恢复和发展。对此，习仲勋指出，“我们的任务是联合一切可用的旧知识分子、旧艺人、旧医生，帮助感化和改造他们，为了改造先团结”［4］129。除了广泛性，习仲勋认为文教统战工作也较为复杂，他从政治态度、思想意识和党的政策这三方面对文教统战工作的复杂性作了深刻说明。从政治态度上看，习仲勋提出，把文教统战工作的对象分为三类，即革命派、中间派和极少数反革命分子；从思想意识来看，习仲勋指出文教统战对象的职业、专长等不同，因此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不尽相同的。虽然如此，习仲勋强调我们要牢记一条准则，“中国的知识分子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不同，他们可以参加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人民革命运动”［4］130，习仲勋认真分析了知识分子的革命性，他指出除了一小部分为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外，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压迫，“因此，他们有极大的革命性”［4］130。从党的政策来看，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政府对国民政府遗留的军政人员、社会失业人员、知识分子等实行了“包下来”的政策，这些人员阶级成分复杂、思想观念多样，习仲勋指出对旧有人员实行全部包下来的政策势必会造成文教统战工作的复杂性。习仲勋进一步指出，文教统战工作的复杂性是由革命胜利带来的，“没有全国的胜利，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4］131。

2.文教统战工作应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正如前文所述，文教统战工作是广泛的和复杂的，因此，习仲勋着重强调文教统战工作必须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克服分散主义。首先，习仲勋提出各级党委要具体领导文教工作，从方针、政策、到制定计划再到执行计划，各级党委都要起到表率作用，“真正地把文教工作列进党委的议事日程中去”［2］324。其次，习仲勋强调文教工作应把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充分发扬地方和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结合起来。由于文教统战工作的对象涉及的领域广泛，加之我国地广人多，各地的情况和社会环境也是不尽相同，如果不考虑特殊性，一味过分而不恰当地强调集中统一，就会妨碍各个地方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习仲勋对此有深刻的认识，“我们在集中统一的原则下，并不取消因地制宜的灵活性”［2］324。但同时习仲勋还指出，集中统一是基本的，处于主要地位，因地制宜处于从属地位，“那种不顾整体，只顾局部的分散主义观点，也是不利于国家的事业的”［2］324。

3.辩证客观看待文教工作者

新中国成立初期，新中国的文教事业取得了较大发展，文教工作者的团结和改造工作也在同步进行。那么，如何辩证客观看待文教工作者，习仲勋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在中医问题上，习仲勋指出我们不能简单看待中医，要从历史遗产的角度审视中医，“要认为这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遗产，是我们祖先留下来的文化里边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4］142；在中西医关系问题上，习仲勋指出中西医应团结一致，而不是互相斗争。在文艺工作方面，习仲勋对文艺工作者的历史做了深入分析，他指出过去的文艺工作者中只有一小部分是真正反革命的，因此不能给文艺工作者乱定成分。新中国成立初期，经过党对文艺工作者的团结和改造，习仲勋指出我们对文艺工作者应有正确认识，“他们也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们本身是靠脑力劳动生活的，哪里是什么劳资关系”［4］143-144；对于民间艺人，习仲勋指出不应以粗暴的方式禁止他们演戏，乱改剧本，而应该尊重他们的政治地位，组织和帮助他们发展，“现在他们搞不好，他们不能负责，因为过去是那样一个社会，就造成那样一个结果。今天我们的责任是在我们这方面，在于我们去帮助他们，去扶持他们，去领导他们”［4］146。

4.让文教战线的党外人士有职、有责和有权

新中国成立初期，文教战线的党外人士有近三百万人，包括党和非党的文教工作人员。这支近三百万人的文教工作人员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建设新中国的伟大力量，在党的文教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教工作，习仲勋做了中肯的评价，“几年来文教工作的成绩是和文教统一战线的工作分不开的，但是这一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2］324，而在这些问题中，习仲勋着重指出文教系统党外人士有职、有责和有权的问题尚未解决好。关于让文教战线的党外人士有职、有责和有权这一问题，习仲勋是有着深刻认识的。第一，习仲勋首先明确了加强党的领导和让文教系统党外人士“有职、有责、有权”［4］140之间的关系。他指出文教战线党外人士“有职、有责、有权”的前提是文教人士必须接受和承认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如果不承认共产党的领导，不是有权，而是越权；第二，习仲勋指出了党员干部要与文教系统党外人士合作共事，而不是包办一切。并且，习仲勋还提出了党员干部与文教系统党外人士共事的方法。其一，帮助党外人士做出成绩，树立信心，“我们共产党员的干部，在现在的情况下任务是很重的，自己积极做好工作，仅仅是完成了任务的一半；还有另一方面的任务，这就是要帮助党外人士也起来做事，而且要做出成绩，不然人家就感到没有味道，信心不高”［4］141。其二，党员干部要多担当，起模范引领作用，“凡是工作中缺点和错误，一般地说，应有党员干部首先检讨，而不要叫非党干部去检讨”［4］141，“这样一做，党外人士不是避免检讨，而是要积极要求参加检讨”［4］141。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人民政府积极探索如何依据国情进行国家建设，探索如何有效推进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方面的建设。应该说，习仲勋对文教统战工作的探索是难能可贵的，他依据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文教工作的客观实际，文教统战工作的形势，提出了诸多有益于文教工作，文教统战工作的观点，形成了自己鲜明的文教统战思想，这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思想，也极大丰富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宝库。

［1］夏杏珍.共和国重大文化事件纪程［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208.

［2］习仲勋文集（上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

［3］陈冠任.治国录：毛泽东与1949年后的中国（第1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256.

［4］习仲勋论统一战线［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责任编辑：周凤）

D613

A

1672－0911（2015）05－0060－05

2015-06-23

陶利江（1987-），男，西南科技大学政治学院教师。周亚茹（1991-），女，西南科技大学政治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