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众们可能不知道，当年拍摄《霸王别姬》，参与剧本讨论的有一位影坛前辈，他就是陈凯歌的父亲、《霸王别姬》艺术总监陈怀皑。

据北影厂老员工回忆，当年某部影片试映时令所有领导绝望，陈怀皑力排众议重新剪辑，不仅令其起死回生，而且成为当年的卖座影片。但因为历史原因，在很多由陈怀皑执导的经典影片中，他并没有署名或者只署联合导演，以至于这位优秀的导演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不为大众所熟知。

父亲对儿子的影响可想而知，特别是这对父子还是同行的时候。

从《黄土地》开始，陈怀皑便一直站在儿子身后，陈凯歌很多工作方法都来自父亲。2002年凭借《和你在一起》获得金鸡奖最佳导演时，陈凯歌说：“这个奖献给我的父亲——一个一辈子也没拿过金鸡的老导演。”

那一年，父亲已经离开他整整8年。

穷到家了，还是要拍电影

1920年，陈怀皑出生于福建长乐，原名郑兆炎，上学后，老师为他改名郑衍贤。他的父亲是个出身寒微的木匠，母亲姓陈，喜做善事，平日里念经吃素，乡亲们称她为“菜婆”。

郑衍贤自小热爱文艺。13岁那年，观看了著名戏剧家欧阳予倩带领的怒潮剧社的演出后，他有了从事戏剧的冲动。

陈怀皑（1920—1994），长乐人，著名导演，代表作《平原作战》《小兵张嘎》《野猪林》《海霞》《青春之歌》等。

4年之后，父亲病故，原本就贫寒的家更加举步维艰，母亲开始为人家洗衣服换取生活之资。面对如此情景，郑衍贤无法再安心读书，为替母亲分担家庭重负，他弃学求职，到小学任教。后来，他参加了家乡民众教育馆的业余剧团，算是真正地走进了戏剧界。

抗日战争爆发后，郑衍贤参加了抗日宣传活动，随剧团在福建各地演出。虽然条件极苦，但演员们热情高涨，足迹遍及乡镇。大家自带口粮，白天赶路，夜晚演出，演罢就躺在舞台上睡觉。

几年下来，郑衍贤对最底层的群众生活有了相当的了解和认识，他的艺术基础更扎实和平稳了。但一直在一线表演，他也认识到自己理论的缺乏和艺术修养的不足，开始找机会去学习深造。

当时日寇铁蹄已踏进福州，家乡沦陷，流亡在外的郑衍贤经济来源断绝，又无戏可演。家道艰难，年幼的弟弟妹妹们相继被卖，仍难糊口。为生计，母亲每日为驻守在福州的美国空军洗衣服。但郑衍贤升学的愿望仍很强烈，经一位同乡推荐，他准备到四川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学习。但从福建到四川路途遥远，筹措路费很困难，幸经一些同乡解囊资助，他才得以成行。

四川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在当时是戏剧界的最高学府，大名鼎鼎的洪深、曹禺、焦菊隐、章泯、陈鲤庭、马彦祥、张骏祥、黄佐临等戏剧家都在这里任教。郑衍贤如鱼得水，接触了大量的名家名作，像易卜生、萧伯纳、莫里哀、莎士比亚等。

1944年，郑衍贤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留校任助教。任教期间，他开始将兴趣转移到了电影艺术上，并观看了大量的中外电影，耳目顿时一新。1948年，进步同学组织放映了从苏联大使馆借来的一些苏联影片，这些影片在思想上、艺术上都使他备受鼓舞。早已爱上电影艺术的他，立志要以电影艺术创作为终生事业。

就在这一年，郑衍贤因为参加学生民主运动，被校方解聘。失业后，他到香港永华影业公司担任副导演，正式进入影坛，此间曾到北平拍摄影片《火葬》外景。岂料刚刚上手，又遭横祸，他被国民党特别刑事法庭列为“匪谋”嫌疑，限期“自首”。如此三番被当局打压，郑衍贤反而坚定了革命的决心，不久就投奔华北解放区，并从了母亲的姓氏，正式改名为陈怀皑。

在解放区，陈怀皑接受了新的学习，并参加筹组华北大学第三文艺工作团，任戏剧队长，还参与编导了第一部反映工人斗争生活的影片《红旗歌》。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宣传部抽调了华北大学文工团的部分人员支援电影事业，其中就有陈怀皑，他被任命为中央电影局副导演。第二年，陈怀皑参与拍摄了故事片《陕北牧歌》。

他热爱着自己的事业，并为之不停地奔波。1951年，他到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任教，同年，到北京电影演员剧团任导演，接下来又进进出出了好几个地方，拍摄了《虎穴追踪》《家》等，在电影界渐渐闻名，成为最有名的“剪刀”之一。

这位儒雅谦逊、一身书生气的导演，自21岁离家到四川求学开始，很少再回到家乡。 少小离家，以至于年轻些的乡邻都不知道陈怀皑是何人。有一位叫萨本敦的邻居，自小便和陈怀皑的老母对门而居，却直到多年后参加工作，到北京采访陈怀皑时，才知道原来他们是街坊。

父母在，不远游，这位走了太远、太久的游子，虽然事业风生水起，心中却始终怀着对家乡独居老母深深的愧疚之情。母亲去世时，因“文革”正被批斗的他无法回乡，更让他抱愧终身。

除了对母亲的愧，他还有一份对儿子陈凯歌的愧。

被批斗的父亲，叛逆的儿子

自1952年陈凯歌出生后，陈怀皑因为要拍电影，终日奔波于全国各地，很少有时间陪伴儿子，更不用说手把手教育了。父子俩最多的联系是信件，陈凯歌给他写信，汇报一下成绩，他也只是回信说“你要更好”。一旦回家见到儿子， 他也总是一副严厉的表情。

陈怀皑夫妇。

陈凯歌和父亲陈怀皑。

天长日久，陈凯歌脑海里父亲的形象渐渐模糊，留下的只有一个“怕”字，甚至渐渐生出了“逆反”心理。

陈凯歌原名为“皑鸽”，“皑”是洁白之意，是陈怀皑特意取了自己名字中的一个字。而“鸽”字来自当时正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大会”，会标是毕加索画的鸽子。陈凯歌13岁时，已经长到一米八，自觉同一只白色的鸽子之间已无甚相通之处，就自己改了名字，取现在的名字“凯歌”在中学里注册，而父母也并未反对。

父亲似乎永远在忙，难得一见。有一次陈凯歌去看父亲拍电影，整整4个小时，就拍一台拖拉机陷在泥淖中。只见人们忙来忙去，又是灯光，又是机器，结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陈怀皑却干得起劲，回到家里还惦记着电影。

父亲抽不出时间管陈凯歌，教育的责任便落到了母亲身上。陈凯歌的母亲是一名高级编剧，对儿子要求极严。至今，陈凯歌还记得母亲当初教他念诗的情景：母亲常穿着一身淡果绿的绸睡衣，手拿一卷《千家诗》，轻倚在院里的一张藤椅上，有太阳出来就念些“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暮春天气则读些“双双瓦雀行书案，点点杨花入砚池”之类的句子。

在母亲的管教和影响下，陈凯歌学习很好。1965年9月1日，13岁的他考取了北京四中。当时，四中已有60多年的历史，以教学质量高而闻名，高考升学率一直保持在90%以上。考入四中，几乎就等于半只脚已经踏进大学了。

开学典礼上，阳光灿烂，陈凯歌和近两千名男同学站在宽阔的操场上，听着新任女校长激昂的讲话，内心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但不过短短十个月之后，因为“文革”的爆发，一切都变了。

本来，陈凯歌的求学之路是相当顺利的，他一向念书认真，成绩也好，又因个子高，篮球打得不错，所以一直是学校的焦点人物。但在四中，他却渐渐“失宠”了。

第一个打击来自于班主任。一次作文课后，班主任找他谈话，说：“你爸爸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你不要背家庭包袱。你学习努力，成绩也好。但是，不要骄傲，注意克服小资产阶级动摇性。领导还是信任你的。”

一直以来，陈凯歌都想当然地认为自己的父母是党员，班主任忽然如此一说，不啻在耳边响起了晴天霹雳。不知所措的陈凯歌羞愧得无地自容，只一个劲儿地冲着老师点头。

母亲知道此事后反倒很平静，她对陈凯歌说：“你爸爸希望成为共产党员， 他还不是，并不是错误，我们过去没有同你说，因为你还小。大了，自然就明白了。”而这时的陈怀皑，已经很久没有回过家了。他和许多人一起，在一个叫做社会主义学院的地方学习。

母亲让陈凯歌带一包衣物和吃食去看父亲，临走前对他说：“你去看看爸爸，把这个带给他。告诉他，把问题同组织上讲清楚，要相信党。你回来我再跟你谈。”

母亲的话让陈凯歌想起了班主任的话，他的大脑一下子变得混乱起来：莫非，父亲真有什么问题？

看过父亲后，母亲严肃地和陈凯歌进行了一场谈话。陈凯歌这才知道，父亲在1939年时，为了抗日参加过国民党，因为当时来自东南沿海的他还不知道共产党。母亲还对陈凯歌讲起了抗战后陈怀皑反对国民党腐败的经历，然后说：“这件事组织早有结论。这是历史，你没有经历过，不容易懂。今天告诉你，希望你能理解。”

但年少的陈凯歌又如何能理解！他开始在心里恨自己的父亲。后来，父亲被揪回了家，和一排人弯着腰，在会场上接受批斗。父亲的“黑帽子”是“国民党分子、历史反革命、漏网右派”。

“整个情形恍如梦境。戴红袖章的人叫到我的名字。我在众人的目光下走上前去。我已经记不清我说了些什么，只记得父亲看了我一眼，我就用手在他的肩上推了一下，我弄不清我推得有多重，大约不很重，但我毕竟推了我的父亲。我一直记得手放在他肩上那一瞬间的感觉，他似乎躲了一下，终于没躲开，腰越发弯了下去。”陈凯歌后来在《少年凯歌》中记述了这段批斗父亲的经历，当时14岁的他，“当众把自己和父亲一点一点撕碎”。

接下来是上山下乡。

陈凯歌成分不好，当兵自然不行。下乡呢，好些地方都不要他。陈凯歌和几个命运相似的朋友决定自己想办法，他们选择了偏远的云南，并亮出了会打篮球的特长，没想到竟然得到了批准。

父与子的和解

1969年春天，陈凯歌离家远行。北京火车站塞满了迎来送往的人，每天都有几千人从这儿离开。因为多数朋友和同学已经提前走了，所以送陈凯歌的人并不多，但得到特殊批准的陈怀皑来了。

这之前，陈凯歌一直对父亲很不礼貌。可当火车开动的时候，还在和同行者聊天的陈凯歌一回头，看到了憔悴的父亲流着眼泪，竟然正在跟着火车跑着追自己。火车越来越快，父亲的身影越来越小，忽然陈凯歌的泪水，像下大雨一样，“哗”一下流出来了。他的心也随即空了。

就在那一瞬间，陈凯歌忽然认识到自己错了！

火车一到云南，他便迫不及待地给父亲写信，请求他的原谅。父亲为了安慰他，回信说，儿子并没有做错什么，让他不要太放在心上。

云南下乡的这段时光，是陈凯歌人生中最苦的一段日子。他和同来的朋友被分配到了云南最边远的生产队，每日的工作就是不断地砍树。

山深林密，天气炎热，又不断有毒虫和蚁群攻击，陈凯歌全身出现斑疹，先是又红又痒，接着开始溃烂，苦不堪言。最初砍树的时候，手太嫩，砍刀把把手心里的皮肉都磨得翻开了，血水和木柄粘在了一起。但时间长了，手和脚上便磨出了厚厚的老茧，到后来，他敢用手指直接捏起火塘里的炭火点烟，也可以光着脚在山里跑来跑去了。

砍树的生活持续到1971年。

这一天，陈凯歌正在草房子里午睡，一名陌生的军官走进来问他：“你就是会打篮球的那个陈凯歌吗？”陈凯歌点头。那人又问：“你愿意当兵吗？”陈凯歌忙回答：“愿意！”于是军官说：“那好，明天一早就跟我走！”

没想到，仅仅因为打篮球这个爱好，“成分不好”的陈凯歌竟就这样当上了兵。

1974年，陈凯歌从部队复员转业，来到北京电影洗印厂工作。1977年恢复高考后，陈凯歌报考北大中文系失败。第二年，数理化不好的他，听从朋友建议，报考了当时中国唯一的一所电影专业院校——北京电影学院，最终被导演系录取。

得知这一消息后，陈怀皑告诉陈凯歌：“你唯一需要牢记的，就是永远不要放弃！”

他是儿子的后盾，也是大家的后盾

陈怀皑经验丰富，在工作上给了陈凯歌许多帮助。

1982年大学毕业后，陈凯歌将目光投向了在黄土地上生活的平民百姓，执导了他的第一部电影作品《黄土地》，对人性进行了深层的挖掘与关怀。第一次给父亲看剧本时，陈怀皑明确地告诉他，这不是一部情节剧，要他将剧本中的枝蔓砍掉。

陈怀皑认为，陈凯歌从黄土高坡体验带回的生活激情远胜过情节枝蔓，搞好了就是一部变革电影。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对的。

拍《霸王别姬》前，陈怀皑反复给陈凯歌放《青春之歌》的录像，一遍又一遍，不知看了多少遍。陈凯歌服了，那么大的时代背景，那么多的人物形象，那么复杂的情节纠葛，却能在一个多小时内叙述得如此清晰、简练。

《霸王别姬》出现在第五代电影浪潮走向没落的时刻，陈凯歌以适时的变化完成了风格的交替，引领时代潮流。这部电影最后获得了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陈凯歌也因此打入国际影坛。

后来，陈凯歌不断地用镜头表达着自己的忏悔：在《荆轲刺秦王》中，吕不韦对嬴政说：“你杀了我，就证明我不是你的父亲，因为，儿子是不会杀父亲的……”《和你在一起》的结尾，小春放弃艺术，回到了父亲身边，亦表达了陈凯歌心中对父亲的愧疚之情。

陈怀皑爱电影胜过生命，临终进医院前还在为作家梁晓声看剧本。陈凯歌曾问他，如果有来世干什么？他说还干电影，自己的事没做好，希望陈凯歌把事情做好。

陈怀皑不仅是陈凯歌的后盾，还热心帮助他人。

陈怀皑（右一）在拍摄现场。

顾长卫第一次独立掌机拍《孩子王》时，由于技术问题，第一批样片洗出来全部报废，顾长卫的心情可想而知。重拍之后，陈怀皑亲自守在北京电影洗印厂，待胶片洗好，见没有问题，才仔仔细细地给顾长卫一封长信说明情况。

北京电影制片厂编辑赵绍义回忆道：“每次进到他家，看到的不是他在热情地接待电影界的新朋老友，探讨电影创作问题，就是在认真审阅电影文学剧本、导演分镜头剧本，或跟来请教的作者谈剧本修改意见。他家简直成了影人讨论影视艺术的小天地。”

有一次，某部影片正在外地拍摄，因主创人员之间的矛盾，闹到停拍的地步。停拍一天就会造成几千上万元的损失，厂里很着急，要马上派人去摄制组调解。按理说，处理这样的问题，当然是厂领导的事情，然而摄制组却明确表示期望陈怀皑出马。

偏偏这时陈怀皑感冒发烧，已经病了好几天。得知这件事后，他不顾自己的身体，抱病赶到摄制组，大半夜不休息去和当事人聊天谈心，花了两天时间终于把矛盾化解了。

中青年导演请陈怀皑看样片，他都是有请必到。有些影片质量不理想，厂里请他帮忙提高，他也是有求必应。每每放一本样片后，他就留下来研究具体修改方案，再放下一本，再研究修改方案，在小放映室里一坐就是一天。

1994年，陈怀皑患肺癌去世。导演夏钢悼念他时说：“老爷子对自己的爱和关切不亚于对凯歌。我一直认为北影有一个自己的家，随时都可以回家听老爷子出主意，听老爷子教诲，近年忙于拍片去得少了，心里总认为反正有的是时间，没想到……”

梁晓声说，当他知道怀皑老师进医院前还在家里看他的作品时，感动至极。他说：“人类要有良知，要有理想，我们的全部文学艺术都要向人类注入真善美，帮助人类找到相对稳定的永恒的价值。而陈怀皑就是以他的善良热忱帮助他身边的一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