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军初级军官培养体系述评

谢洁宇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100048)

摘要:分析了奉军初级军官培养体系形成原因及内容。认为这一体系包含军官养成和军官培训两个阶段,是对清末民初军队初级军官培养体系的继承、落实和发展。奉军初级军官培养体系有较为注重文化课、军官毕业后能直接带兵等优点,也存在着缺少规章、不注重思想政治教育等问题。

关键词:奉军; 初级军官; 培养体系

中图分类号:K258.2文献标志码:A

收稿日期:2015-01-09

基金项目:辽宁省社科联2015年度辽宁经济社会发展立项课题(1015lslktzishx-04)。

作者简介:薛维然(1970-),男,辽宁普兰店人,沈阳大学副教授。

文章编号:2095-5464(2015)04-0502-03

近年来,学界对奉系军阀的研究大多关注于奉系的上层人物如:张作霖、张学良及一些宏大事件的叙述,而对奉系、奉军中一些微观问题缺乏研究,尤其是初级军官问题几乎无人涉及。初级军官在奉军中主要担任连、排级职务及军事长官的副官等,他们是军官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军队基层管理者,其素质直接决定了军队的战斗力和未来发展。本文通过对早年奉军初级军官素质问题的探讨,来厘清奉军初级军官培养体系的建立过程及实践效果,并对其进行一定的评价。

一、 奉军初级军官培养体系形成原因

清末民初,张作霖以巡防队为基础,不断扩充军队,吸收了奉天省的巡防队及吉林、黑龙江两省军队,到1921年已有四师二十六旅[1]32-35,其扩张速度可谓惊人。然而扩充如此庞大的军队,必然要求有相应数量的军官去充实各个部队,尤其是初级军官。按当时的编制计算奉军至少拥有5000多名连、排级初级军官[2]29。庞大的初级军官群体一方面来自于军校培养,另一方面则从原士兵中提拔。在东三省讲武堂开办前,东北只有一所由赵尔巽开办的陆军讲武堂,民国后即停办。1919年张作霖重开东三省讲武堂,到1921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前共办了三期,培训了980人[3]。这980人相对于几千人的初级军官需求自然是杯水车薪,剩余的只有从原士兵中提拔。快速提拔士兵不可避免带来素质问题。

奉军主要由两部分组成:清末的巡防队和收编的土匪。巡防队是晚清军制改革中保留下来的一种新旧混杂的军队。他的前身是巡防营、捕盗营等旧式军队,原本就由保险队、团练招抚而成,其素质之低下可以想见。奉军另一个重要来源是土匪。东北的土匪每股人数不多,一般三四十人,多的上百人,收编后往往编为一个连或者一个排,编入军队后也不改变其内部关系,其头目自然成为连长、排长等初级军官。如,1905年张作霖收编了土匪刘景双,并将其编为一哨,对其人事并不改编,刘景双则成为巡防队的一名下级军官[4]。奉军的士兵出身如此,被提拔为初级军官时,其素质必然存在很多问题。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诸将士多不学无术,未经良好训练,所以射击虽精,而战法蒙昧。闻其兵士多自胡匪出身,仅知向前猛冲,不知退伏引诱,以诈取胜”[5],不仅如此,败退后,纪律混乱程度也是触目惊心的。针对这种情况,提高军官素质,尤其是下级军官的素质成为奉军高层极为迫切的需求。

一方面需要大量初级军官,另一方面又亟需提高现有初级军官的素质,更为重要的是原有的初级军官培养方式又被证明不可行,在此情况下,建立切实有效的初级军官培养体系成为奉军当务之急。

二、 奉军初级军官培养体系内容

奉军初级军官培养体系包含两个阶段:首先是军官养成阶段,其次才是真正的军官培训。所谓军官养成即对原来非军人的人员进行军人行为的培养。奉军负责军官养成的机构主要有两个:东三省陆军军士教导队和学生队。负责军官培训的是东三省陆军讲武堂。

1. 军官养成阶段

(1) 东北陆军军士教导队。1922年6月东北陆军军士教导队第一期正式成立。教导队以团为单位,共设三个营,每个营设四个连,每连设三个排,每排30人。学兵来源主要是各个部队选送士兵和社会招考,统一要求是17~25周岁的高小毕业生。这些青年经过严格的身体检查后方可参加入学考试,考试合格后,方可成为正式学员,学习期限为六个月[6]37。此后军士教导队成为奉军中的常设军事教育形式,即使在激烈的战争期间也未停办,到九一八事变前共办了九期。按理来说,军士教育属于士兵教育,不应该归入军官教育体系。但根据实际情况,奉军的军士教导队确实可以列入初级军官培养体系。在北洋时期的军队体系中军士不属于军官,但又和普通的士兵不同,是提拔军官的优先人选。从军士教导队毕业学员的出路来看也确实如此。如,第一、二期学员毕业后一部分担任了排长,少部分担任班长;第三期毕业后大部分被分配到部队担任排长、司务长;第五期除一部分考入讲武堂外,大部分编为排长[7]。可见奉军完全将其作为预备军官培养。基于此原因,将军士教导队归入军官培养体系完全是恰当的。

(2) 学生队。1926年奉军入关作战。随着部队的不断扩大和初级军官的消耗,张学良深感初级军官的缺乏,于是在1926年派人到沈阳招收第一批学生队队员,报考条件为15~18岁的高小毕业或者初中肄业生[8]14。此次一共招录了200多名考生。这些学员未经训练即被派到北京,编入张学良卫队。在卫队长姜化南死后,王以哲又在沈阳招收了600余名青年学生,总计分成四个连,统称学生队。1928年第一期毕业后,又招收了大约1200名队员,七个初中班,一个高中班。因为九一八事变,第二期学生队后来匆匆毕业。所以,东北军学生队总共招收了两批。东北学生队是“陆军小学性质”,“是养成陆军初级军官佐之初步教育也”[9]。毕业后,学员或者送往外国留学,或者送往讲武堂深造。据第一期学员回忆,毕业后,主要有三种出路:一部分授予少尉军衔,担任张学良的保卫副官;一部分进入讲武堂深造,还有一部分进深造班,学习外语,准备出国[8]14-18。

2. 军官培训阶段

在奉军初级军官培养体系的建立过程中,首先建立的是东三省陆军讲武堂。东三省陆军讲武堂的前身是光绪三十二年,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开办的东三省讲武堂普通科,其建立的宗旨为:“三省各营现在带兵官长研究武学之所”[10]。光绪三十四年,改称为陆军讲武堂,到民国四年停办。张作霖主政东三省后,大力扩充军队,初级军官逐渐短缺,随即在1919年3月,在原陆军讲武堂的基础上重新开设,称为奉天讲武堂。严格来说东北讲武堂并非一所完全培养初级军官的军校。它事实上是一所涵盖初、中、高三级军官培养的军校,除了担负中高级军官的培训外,也对初级军官进行训练,其中对初级军官的培养主要以深造的方式进行,即对原在职的初级军官进行深造培训。前三期的讲武堂学员大部分来源于部队在职排、连、营级军官,因此,文化程度低,素质差。此后几期这些情况有所改善,对生源要求逐渐严格起来,学员一部分来自于军队现有军官,一部分来自招考的学生。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前后共培养了十一期,上万人[1]43-45。

三、 奉军初级军官培养体系评价

1. 继承和落实

奉军初级军官培养体系不仅是对清末民初初级军官培养体系的继承,也是对这一培养体系的具体落实。由于清政府的迅速灭亡,规划中的初级军官培养体系并未完全建成。北京政府继续清末的军事改革,开设了陆军预备学校和俗称保定军校的陆军军官学堂,试图将初级军官培养体系完善。陆军预备学校学制两年,毕业后“充任军官候补生及升入军官学校之预备”[11]。保定军校则是一所专门造就“初级军官”,“专收各兵科军官候补生,教以初级军官必修之教育”的学校[2]335。也就是说陆军预备学校负责军官养成教育,陆军军官学校负责对军官的深造、培养。奉军的初级军官培养体系正是在参照此体系的基础上建立的。东北陆军军士教导队和东北学生队主要对应陆军预备学校的角色,而东北陆军讲武堂对应的则是保定军校。据当事人回忆说:东北陆军讲武堂各项规章甚至教材“完全仿照保定军校及日本士官学校那套作法”[12]但由于政局不稳和军阀混战,不仅没有完善这一体系,甚至连原有的体系也破坏殆尽。自此中央政府的初级军官培养体系完全消亡。奉军的初级军官培养体系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建立的,它存续了清末以来中国军事近代化的成果,培养了大量军事人才,意义重大。

2. 发展与创新

(1) 注重文化课教育。在学生队学习期间,除了进行军事学习外,还进行文化课教育,尤其注重外语课。选聘的老师也是在沈阳比较有名气的教师。在文化课中,任何学员都可在英、法、德、日四门外语中选修其中一门。毕业后,根据综合成绩决定是否选送出国留学。文化课的学习大大提高了学员的文化水平,并且有一门外语课的选修,对提高学员对外部世界的认知也有好处。总的来说,奉军及后来的东北军军官的文化水平是比较高的。

(2) 毕业后可以直接带兵。奉军与其他军阀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军校毕业生可以直接带兵。在民国初年,军队还流行行伍出身的人带兵的传统,对军校出身的不大看得起,军校生毕业后出路也较为狭窄,一般在军队作参谋人员。但是奉军不同,奉军尤为看重军校生,在学员毕业后都直接带兵,授予连长、排长职务。

3. 问题与局限

(1) 缺少完备的规章制度。1922—1931年,奉军初级军官培养体系不断完备,但还远未形成严格的规章制度,如,在招生方面,东北讲武堂在第六期时,规定“招收上尉以上,上校以下的在职军官”[13],事实上第七期招收的学员大部分为普通中学毕业生[14]。又如,在学生队学习期间训练正步走,王以哲的训练方法就和其他人不同,甚至与步兵操典不同[6]4。相对于北京政府时期,军校教育机构的建立往往先颁布相关法律法规,如《陆军军官学校条例》《陆军预备学校条例》等,然后严格按照法令法规办学不同,奉军直到1929年才颁布《东北学生队条例》[15]。

(2) 缺少政治思想教育。回顾20世纪20年代的军事革新,最大的改变是将政治思想教育纳入军事教育中去。其中政治思想教育的重要内容即爱国主义教育。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即便一般社会机构也投入大量精力宣传爱国主义思想。如,附属于奉天基督教青年会的辽宁省国民常识促进会、辽宁省拒毒联合会,就曾以多种方式投入到爱国主义的宣传中去[16]反观当时的奉军,虽然在开学典礼、毕业典礼上张作霖、张学良会对毕业生作讲话,但在学员的整个学习期间,无论是课程中还是正式的课程之外,都没有思想教育的内容。

参考文献:

[1] 王铁汉. 东北军事史略[M]. 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 1982.

[2] 张侠. 北洋陆军史料:1912—1916[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7.

[3] 王书楠,吴廷燮,金毓黻. 奉天通志: 170卷 [M]. 沈阳:东北文史丛书编委会, 1983:4011.

[4] 辽宁省档案馆. 奉系军阀档案史料汇编:第2册[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0:288.

[5] 荣孟源,章伯锋. 近代稗海:第5辑[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83.

[6] 政协苏家屯文史资料委员会. 苏家屯文史资料:第9辑[M]. 沈阳:辽宁省图书馆, 1985.

[7] 彭景文,郑殿起. 东北陆军军士教导队概况[M]∥辽宁文史资料(内部资料). 1982:95.

[8] 政协苏家屯文史资料委员会. 苏家屯文史资料:第6辑[M]. 沈阳:辽宁省图书馆, 1985.

[9] 东北文化社. 东北年鉴[M]. 沈阳:东北文化社编印处, 1931:285.

[10] 徐世昌. 东三省政略: 卷4[M].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9:735.

[11] 《北洋政府公报》第175号.[M]∥北洋政府公报影印本:第六册. 上海:上海书店.

[12] 沈云龙,林泉. 王铁汉先生访问纪录[M]. 北京:中研院近史所, 1985:42.

[13] 王铁军. 东北讲武堂[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113.

[14] 毕万闻. 张学良赵一荻合集:第1部[M]. 北京: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0:202.

[15] 毕万闻. 张学良赵一荻合集:第2部[M]. 北京: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0:473.

[16] 田晶. 奉天基督教青年会与抗日救亡运动[J]. 沈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16(6):807.

【责任编辑陈壮】

Commentary on Fengtien Clique Junior Officers Training System

XieJieyu

(School of History,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8, China)

Abstract:The formation reasons and contents of Fengtien clique junior officers training system are analyzed. It considers that, this training system includes two stages, which are officers training and officer development. It is the inheritance of the military junior officers training system that implemented and developed during the period of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The training system has the advantages of focusing on cultural lessons and after officers graduate, they can lead troops directly. While it also has some problems, such as lack of regulations and make no accou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Key words:Fengtien clique; junior officers; train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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