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寅飞

从有目的的扩大拆迁户的面积到贪婪地虚构拆迁对象骗取国家拆迁款，他们弄虚作假、无中生有，一步步地将手中本应该相互制约的权力发挥到了极致。

据北京市石景山区拆迁服务所项目经理李铁回忆，陈家沟4号院在被拆除之前一直是大门紧锁，无人问津，透过破烂不堪的院门可以看到里面有几个弃用的棚子，唯一一间快要倒塌的房子也早已没有人气。可就是这么一处杂草丛生无人认领的荒凉院落，经过一个拆迁项目“临时工”的出谋划策和两名正式拆迁服务所员工的分工合作，竟然凭空折腾出一笔220多万元的补偿款和一套80余平的拆迁安置房。

2014年11月27日，因涉嫌在北京市石景山区天泰山旅游项目拆迁工作中贪污和受贿，该拆迁项目工作人员李铁、朱裕民和韩元等人在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开庭受审。检察机关指控，三人利用各自的职务便利骗取拆迁补偿款人民币326余万元；另外，朱裕民还利用职务便利，分两次非法收受他人贿赂28万元。

拆迁员让女儿假装成别人家的女儿

2009年，北京市石景山区天泰山旅游项目进入正式拆迁阶段。项目经理李铁，拆迁测绘员朱裕民，拆迁队员韩元分在了一个小组。小组中，李铁和韩元负责入户调查，朱裕民负责现场测绘，拆迁户的最后审核认定由李铁把握。三人各司其职，分工合作，关系日益融洽。

一天，朱裕民找到韩元说，自己从1987年开始至今近三十年时间一直担任北京市石景山区房地产测绘队外业作业员，干完这个项目就可能要退休了，而如今女儿到了谈婚论嫁年龄，连套结婚用的房子都没有，想趁着这趟“末班车”给女儿弄一套便宜的拆迁安置房。

韩元是一个头脑灵活，思想活跃的人，尤其在拆迁领域，曾在3家不同的专业拆迁公司做过拆迁员的他也了解不少拆迁中的门道。听了朱裕民的这个想法，韩元马上就有了主意：找个合适的被拆迁户，把朱裕民的女儿塞进去，这样不仅能轻而易举地弄到安置房，而且还可以额外获得一笔拆迁补偿款。

解决思路有了，最大的难题就是找个合适的拆迁户。在入户调查的时候，韩元发现，陈家沟3号院陈凤家的院子面积很大，正好陈凤姐姐的户口也在这个院子里，可以把朱裕民的女儿朱娟娟假装成陈凤姐姐的女儿作为拆迁对象安插进陈凤家。

可是如果只是简单地将朱娟娟安插到陈凤家，让朱娟娟获得拆迁安置房必然会损害陈凤家的拆迁补偿利益，陈家人是肯定不会同意的。韩元找到朱裕民，跟他说明了自己的操作方式：朱裕民需要在测绘时扩大陈凤家全院的土地面积，并制作相应的房屋测绘图。然后他再通过调整拆迁补偿系数K值等方式，增加陈凤家可以获得的拆迁补偿，这样才能够在不损害陈家利益的前提下，给朱娟娟弄出一套房子和获得相应的拆迁补偿款。听了韩元想法，朱裕民心有余悸，认为其中的风险很大，但因为是自己的事情，只好硬着头皮照办。

准备好这些基础材料之后，就差项目经理李铁的审批了。其实，韩元早跟李铁打过招呼，李铁当时也提出过反对的意见，但是碍于情面——两人经常在一起工作，韩元经常为他出谋划策，再加上是测绘员朱裕民的事情，经过韩元的一番软磨硬泡，李铁也就勉强同意了。

很快，朱娟娟在陈家沟3号院立户，并单独签订了一份所谓的“拆迁协议”。按照这份协议，朱娟娟可以获得一套80平米左右的拆迁安置房和30余万元的拆迁补偿款。走完流程，韩元当即就对拆迁款进行了分配，并嘱咐朱裕民在拆迁补偿款下来之后要转给李铁，另外再支付给他30万元作为“购房款”。

就这样，在韩元的主导下，这个由李铁、朱裕民和韩元三人组成的“拆迁小队”悄无声息地完成了第一笔人情与金钱的交易。按照事先的约定，30余万元的拆迁补偿款被转入了李铁提供的银行卡内，朱娟娟额外支付的充当“购房款”的30万元存入了韩元指定的账户，朱裕民则如愿为自己的女儿购得一套便宜的拆迁安置房。

一次作假获利上百万元

有了上一次的合作，韩元觉得这是一个来钱的好方法。于是，每次跟李铁入户调查的时候，韩元都会多留意一些被拆迁户的情况。

一天，他们来到陈家沟4号院作入户调查。这个在李铁看来破败不堪得连主人都联系不上的院落，在韩元的眼中却是一块财富宝地。因为朱裕民曾经跟他提过，说有亲戚想弄一套拆迁安置房，现在这个亲戚正好可以作为新的拆迁对象安插进来。

朱裕民的这个亲戚叫王乾坤，家住昌平，在得知天泰山旅游项目正在进行拆迁安置工作后，便请托朱裕民帮他购买一套廉价的拆迁安置房。后来，据王乾坤在接受询问时说，这套面积为80多平的拆迁房，单价5500元，总房款是46万元，而当时相同地段的房价已经涨到每平米9000多元，相当于比购买正常的商品房少了将近30万元。

在发现这处空院之后，韩元便把将王乾坤安插到4号院的想法告诉了李铁和朱裕民。将朱娟娟插入陈家沟3号院的经历让他们的配合有了基础。李铁表示默许赞同，朱裕民则马上通知王乾坤提供身份证、户口本等证件。李铁、韩元还专程一起去石景山区黑石头居委会为王乾坤开常住人口证明，证明王乾坤就住在那空院里。根据这个常住人口证明，李铁把王乾坤作为陈家沟4号院的户主立了户。

立完户，在填写入户调查登记的时候，韩元觉得既然干了就干得彻底一些，如果只测算陈家沟4号院里的几间棚房，会使补偿款大大减少。要想提高相应的补偿额度，得让朱裕民在测绘图上增加一些陈家沟四号院本来并不存在的房屋。为此，他特意找到朱裕民说了这个想法，朱裕民也没说什么。

但等到实地测量的时候，朱裕民却打了退堂鼓。测绘当天，他没有跟李铁和韩元一起去。此时的朱裕民心里产生了顾虑，“怕以后被查出来责任太大”，他这么跟自己说。但又没有理由推辞，因为他们现在是一起“干事”，给王乾坤弄安置房又是自己介绍的。最后，他提出让韩元直接画个草图，然后他再据这张草图出具正式的测绘图。在他看来，根据韩元提供的草图而制作的测绘图可以为将来东窗事发减轻自己的责任。

韩元心里暗暗骂朱裕民胆小如鼠，但出正式的测绘图还得靠朱裕民，所以最终还是自己先画了增加的几间房子的草图。

很快，在韩元的出谋划策和李铁、朱裕民的紧密合作下，王乾坤顺利地签订了拆迁协议。根据拆迁协议，王乾坤获得拆迁补偿款人民币259万余元，其中33万余元用于支付一套拆迁安置房的购房款。随后，按照韩元的要求，王乾坤将获得的拆迁补偿款220余万元和自己的“购房款”46万余元分别存入了韩元指定的账户。

用权力换取好处费

2009年，被拆迁户吴秀敏曾找到韩元，要求帮忙为他们家分户。原因在于吴秀敏已经成家，现在却还跟父母处于一户的状态，如果分户就可以获得更多的拆迁安置房面积。韩元把这个事情跟李铁商量，并提出这中间有利可图。

于是，在与吴秀敏家协商谈判的过程中，韩元一直故意维持着僵持的局面。吴秀敏一开始要求分得两套三居室，后又退步说要一套三居一套两居，最后连只要求给她们家分户的条件，都迟迟没能获得满意的结果。其实，李铁和韩元手上掌握着一定调节补偿额的权力，只要韩元调整好拆迁中的补偿标准参考的系数，是可以让吴秀敏家如愿以偿的。

吴秀敏似乎也看出了这其中的端倪，为了让李铁和韩元尽快同意她提出的拆迁补偿要求，她直接给了韩元13万元的好处费。钱到位，李铁和韩元一人一半，分户、两套安置房的问题就毫无阻力地解决了。作为顺水人情，韩元还主动让吴秀敏办一个假残疾人证。凭借这本假残疾人证，拆迁方考虑到“残疾”的特殊情况多给了吴秀敏家2万元的额外拆迁补偿款。

相比李铁、韩元手中的弹性权力，朱裕民的测绘数字则更能直接地关系到每家每户的拆迁补偿数额。因此，几乎所有拆迁户都对他笑脸相迎，倍加奉承，而有些被拆迁户则直接赤裸裸地提出自己的要求。

2009年，朱裕民为被拆迁人曹齐美家量房。曹齐美就偷偷把朱裕民叫到一旁，要求多给他们家算上一些面积，并把他们家的一个棚子算成房子。曹齐美还当场许诺，将来一定会感谢朱裕民。见到曹齐美这么有诚意，也这么直接，朱裕民自然心领神会，虽然口头上只是说，我尽量试试，但在实际测量时，给曹齐美家的长宽各增加了3～5厘米，并在测绘图上将棚子标记成20余平的房屋面积。

2010年上半年，等曹齐美把拆迁的事情办完了。一天中午，她找到朱裕民，说要用他的身份证给他办个存折。曹齐美跟朱裕民提示说，“都是社会上跑的人，他给的好处一直记着呢。”当天下午，曹齐美就将身份证和存有20万人民币的存折送回给了朱裕民。朱裕民觉得自己确实也帮了忙，便欣然接受了。

3年花光百万元“存款”

2009年，石景山区审计局在对天泰山旅游项目开展审计时发现，家住北京市昌平区的王乾坤并非该拆迁地区的常住人口，却以陈家沟4号院户主的身份获得了一套拆迁安置房以及220余万元的拆迁款。这一线索成为检察机关破获这一系列拆迁腐败窝案的起点。

2013年10月10日，石景山检察院以涉嫌贪污罪对犯罪嫌疑人李铁、朱裕民立案侦查，同日对李铁、朱裕民执行刑事拘留强制措施。到案的李铁、朱裕民很快承认了二人伙同韩元贪污公款的犯罪事实。然而此时，韩元却消失了。

原来，由于李铁、朱裕民属于具有正式事业编制的工作人员，比较容易联系和确定位置。而韩元属于编外人员，工作的流动性较大，此时石景山天泰山旅游拆迁项目已经结束，韩元早已离开了此地。

办案人员多次联系韩元催其归案，但结果不是推辞就是手机无人接听。一番努力后，侦查人员通过手机定位，发现韩元位于平谷区的一处民房内。

在到达平谷后次日的凌晨4点，办案人员通过当地检察机关的协助，找到了韩元的暂住地。这是平谷一个拆迁项目工作人员的临时居住地。可能在韩元看来，这个地方应该是自己最安全最合适的地方了。这里离北京市区近百公里，一个拆迁项目刚刚启动，近一两年可以在这里干自己的老本行。因此，当被办案人员抓获的时候，他表现得非常诧异。

就韩元当时的情况，他也确实需要一个拆迁项目让他继续潇洒地生活。此时，韩元从陈家沟天泰山景区项目中非法获取的两百多万元已经所剩无几。除去用130万元购置的一套商品房之外，剩下的钱几乎都用来吃喝玩乐与赌博了。

作为拆迁项目的临时人员，每一个拆迁项目结束之后，如果没有新的拆迁项目，韩元便成为了一个“无业游民”。在这些空档期内，韩元会有很多所谓的应酬。你来我往之间和时不时地赌博输钱，近百万元的“存款”很快就被挥霍一空。据他妻子说，虽然跟韩元结婚也好几年了，但韩元却几乎不和她谈论工作中的事情。她只知道韩元是干拆迁的，至于具体干什么、怎么干便是一无所知。

监督缺位的权力

2014年12月9日，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对该案宣判，韩元因犯贪污罪和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朱裕民因犯贪污罪和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李铁因犯贪污罪和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三人随后提出了上诉。

“拆迁工作主要分四部分：入户调查、测绘、评估和拆除，评估和拆除几乎不涉及利益问题，而李铁、韩元负责的入户调查与朱裕民负责的测绘中间有很大的可操作空间。这种权力大却监督薄弱的现象是造成贪腐的重要原因。”承办该案的检察官陈安杨说，为了更好地开展拆迁工作，赋予最基层的拆迁人员一定权力无可厚非，但是仅仅依靠简单地在几个拆迁人员之间形成相互监督的局面会很容易被突破。

在这个案件中，李铁、朱裕民和韩元正是把职责分工上的相互监督，变成了利益同盟。按照职责分工，李铁是项目经理，负责审核认定，在与韩元负责入户调查时，了解被拆迁户人员、面积等基本情况，并作记录，朱裕民负责实地测绘，两者统计的情况应该相差无几。一旦有明显差异就说明某个环节出现了问题。然而一旦三者成为利益共同体，这些相互制约因素就形同虚设。而李铁的上级部门的审查又只限于形式审查，只要各个要素具备就能通过。等到审批通过，拆除工作结束，再发现问题进行调查将会无从查起。

陈安杨说，目前，一些地方正在尝试让审计等外部监督力量加入拆迁工作当中，类似李铁和韩元的入户调查、朱裕民的测绘等工作将会有审计人员进行现场监督，这种跨部门、跨制度的监督将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文中除李铁、朱裕民、韩元外 其余涉案人员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