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梦婷+翟学伟

〔摘要〕 政治信任——民众对于政治系统运行能够产生与其预期相一致结果的信心——被认为是联结普通公民与政治系统的重要途径。本研究根据2011年五大城市的抽样问卷调查结果，运用因子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方法，验证制度主义因素与社会文化因素在政治信任建构中的作用。研究发现以制度绩效为核心的制度主义因素以及以威权主义、社会信任为基础的社会文化因素同时在中国城市人的政治信任建构中发生作用。而基于国家与社会的二元结构以及政治系统信托者积极行为的社会参与对于政治信任的支撑力是微乎其微的。

〔关键词〕 政治信任;制度主义;威权主义;社会信任;社会参与

〔中图分类号〕C912.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4）01-0112-07

①社会学家卢曼第一次提出了系统信任的概念，在《信任》一书中，他将信任分为两类，个人信任与系统信任，前者以被信任者的个人特质为基础，而后者建立在各种社会系统能持续有效发挥功能的基础上。哈贝马斯、吉登斯亦有类似的观点。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我国社会信用制度研究”（09&ZD055）

〔作者简介〕后梦婷，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人员，博士;

翟学伟，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南京 210023。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一般来说，政治信任被视为是系统信任的一种特殊形式①，本质上是社会行动者对于系统长期有效运行的期待与依赖。因此，它一般被定义为民众对于政治系统运行能够产生与其预期相一致结果的信心。^〔1〕学界对解释政治信任的各种因素做了大量而细致的探讨，在这其中，制度绩效同文化传统被中西方学者视为是解释政治信任来源的两大主要方法^〔2〕，下文就从这两方面切入回顾现有的研究成果。

（一）政治信任的制度主义因素

理性选择理论对于理性计算与利益最大化的强调，促使学界将政治信任的起源看作是制度主义的，即政治信任的产生来源于制度以及制度实行中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在这其中，经济发展水平作为制度绩效的重要反映受到了研究者的青睐。许多研究都试图建立经济发展水平与政治信任之间的关系模型。但是这种唯经济论的观点也受到了批判，政治信任的改变可能是由经济发展以外的其他政府行为所带来。这种批判促使学者们调整了单一经济绩效的测量方式，而更为广泛的讨论政府各种实际职能履行程度对于政治信任的影响。例如奈就曾总结政府无效率、浪费公款、制定错误的政策是民众不信任政府的原因。^〔3〕这种制度主义的看法受到一些中国学者的响应，认为对于政治系统制度成效的总体性评价决定了政治支持水平的高低^〔4〕，而整体经济评价更是在这其中起着重要作用，影响到政治合法性与整个社会的和谐^〔5〕，甚至不同的乡村主体经济类型也与政治信任密切相关^〔6〕。

①格兰诺维特（2007）有关嵌入的观点集中体现在《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一文中，他继承波兰尼的观点，认为个人嵌入于关系网络之中，经济行动嵌入于社会结构。

因此，受到理性选择理论的影响，采用制度主义的视角来解释政治信任的起源，事实上强调了政治信任的内生性，暗含着政治信任中所包含的理性与利益的成分。这种信任感的产生直接来源于政治系统本身的可信性，隐含在民众对于政治系统表现的理性评价之中。由此，在制度主义的框架下，政治信任的产生来源于政治系统本身，与其实际运行的效果直接相连。

（二）政治信任的社会文化因素

与制度主义框架下的政治信任起源不同，持文化路径的学者更看重那些为政治系统提供支撑的整个社会的文化特质。对他们而言，政治信任与个体在社会化中习得并传承的价值判断紧密相连。这种社会文化因素的讨论可以进一步区分两种主要观点，一是认为社会信任，即个体对于大部分人的信任状况，影响着政治信任;二是在跨文化比较中对于特殊政治文化作用的强调。

在与政治信任有关的信任文化讨论中，西方学者强调社会信任是一种对于社会中大多数人的信任态度，是一种普遍的信任感。早在1963年，阿尔蒙德与维巴就指出政治冷漠与社会信任的一般态度相关联。^〔7〕此后这种支撑政治系统的信任文化进一步被概括为两个类型，一种是建立在信任他人且愿意合作的信念之上，另一种则是不信任大多数人且他人可能是危险的预期之上。而帕特南进一步建立了社会参与——社会信任的表达模式，从社会资本的有效积累探索公民性程度的高低。^〔8〕受此影响，在我国学者的讨论框架中，社会参与、人际信任等社会资本维度被认为与政治信任水平的高低紧密关联。在社会文化因素的研究中，除了对于信任文化的强调，不同社会对于权力与权威的看法会成为其独特政治文化的一部分，从而对民众政治信任的形成表现出重要作用。裴鲁恂就曾通过质性研究从理论上系统讨论了中国的政治文化，他将导源于父权制和儒家文化的权威崇拜视为是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要素。^〔9〕此后，威权主义——作为中国人对权力与权威看法的概括——成为中国式政治信任产生的重要外生性因素，被许多学者证明对于中国民众的政治信任具有确实的积极影响。^〔10〕

应该说，这两种因素在政治信任的解释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前者从政治系统本身的角度出发，强调了制度绩效，尤其是经济绩效在政治系统运行中的直接影响;后者更为看重政治系统所嵌入①的社会文化环境，强调的是信任给予者——民众，及其日常生活状态在政治信任形成中的作用。但是，这两种形成机制究竟孰轻孰重，如何发生作用，学界并没有统一的结论。例如史天健就强调了传统政治文化所导引的认知会促使个体总是对政治系统的运行保持乐观，认为“总的来说还是好的”^〔11〕，而王正绪的研究则表明对于实际制度绩效的评价远远超过了文化观念的影响，成为左右民众信任与否的主要因素^〔12〕。并且，在以往有关政治信任的研究中，有关形成机制的讨论大多基于更具传统意义的中国农村，或是基于世界范围数据对于中国一般性状况的探讨，这就使得针对城市社会的政治信任研究相对缺乏。事实上，与农村社会不同，城市社会不仅保有了中国传统的文化惯性，同时在城市化进程中获得了现代性，这种双重特征促使城市居民政治信任感的形成更为复杂，对其的讨论也更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他们究竟是更为理性的看重政治系统所能带来的实际成效，还是从整个社会文化观念中模塑了政治信任感？因此本研究试图关注城市居民政治信任的形成，力图在量化研究的基础上回答以下假设：

假设一，制度绩效是影响城市居民政治信任的重要因素;

假设二，威权主义作为中国文化的表征，仍在左右城市居民的政治信任;

假设三，社会信任作为政治信任的外生性机制在城市社会中发生作用;

假设四，社会参与作为公民性行为的表现，能够催生政治信任。

二、研究设计与变量测量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我国社会信用制度研究》课题组于2011年10月—11月在全国实施的大规模抽样调查。考虑到可以接受的抽样误差、总体的异质性程度以及研究的实际情况，城市样本规模拟定为3300个。调查首先在全国城市中按照简单随机抽样的方式抽取了天津、南京、兰州、重庆、深圳五个样本城市，而后对这五个城市按照分段抽样的逻辑，以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在每个城市抽取了2个行政区，在每个行政区抽取了5个街道，然后依次在每个街道抽取2个社区，最后对于每一个社区，我们根据社区居委会的家庭名单抽取了33个家庭户。进入家庭户之后，我们依据Kish选择法进行了户内抽样。在最后的样本构成中无替代样本①的样本量所占比率均高于70%，应答率为75.4%，在所回收的问卷中，剔除缺失过多或明显错误的问卷，有效问卷总数为3138份，有效回收率为95.1%。

①由于采用入户调查作为资料的收集方法，我们需要考虑到调查中“无应答”的情况，也就是说，在实际的调查过程中，存在着不成功的可能，如调查的地址无人居住，住户不配合调查（拒访）或是被访者不具有填答问卷的实际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采用了“补充抽样”的方式解决替代样本的问题，即对于无应答的单位，我们根据设定的抽样方案重新抽取样本，不断补充，直到应答单位达到样本规模为止。

②人均地区发展总值 = 地区发展总值/地区常住人口数，同时控制了地区发展水平以及人口规模的影响，我们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0年各地区人均地区发展总值对地区编码进行排序，重庆（3.1980万元）<兰州（4.2543万元）<南京（6.5010万元）<天津（7.9556万元）<深圳（10.6880万元），分别编码为1、2、3、4、5。

在研究中，主要的因变量是政治信任，而解释变量包含了四个方面，分别为制度主义评价、威权主义观念、社会信任以及社会参与，以下我们逐一介绍本次研究的主要变量。

（一）因变量：政治信任

城市居民的政治信任是本研究的主要变量，我们将其操作化城市居民对于各类政治机构的信任程度，并采用5分制的李克特量表进行测量。

根据收集数据所估算的克朗巴哈α系数（Cronbachs Alpha）为0.948，说明量表的内部信度较好。首先我们可以通过频数分析来看城市居民政治信任的基本状况。对政治信任指标持信任态度的个案有效百分比（除基层街道办两项加总为49.8%，略低于50%外）均高于50%，说明超过50%的民众对于政治系统保持着相对信任的态度。最后，通过求和平均计算出来的政治信任变量均值为3.6856，标准差为0.8400。

（二）解释变量

个体的社会化程度及其结构位置作为个体作出制度评价、表现信任态度的基础，决定了政治信任形成机制的起点。因此在这里个体的社会化与结构位置是研究的主要控制变量，包含了地区编码、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职业类别、年收入以及政治成分。其中，我们根据天津、南京、重庆、深圳、兰州2010年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②对地区编码按照升序排列进行处理，受教育程度按照受教育年限的长短进行升序排列，性别、婚姻状况、职业类别、政治成分均转化为虚拟变量。

1.制度主义评价

研究中，制度主义代表了政治信任形成的内生性机制。微观评价由三个指标构成，分别代表了对于经济发展、民主建设以及腐败治理的满意程度，我们采用5分制李克特量表进行测量，基本数据分布如表2所示。总体来看，城市居民对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满意度最高，大约有超过63.3%的居民对目前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持满意态度，而其中最不令人满意的是腐败治理的情况，只有30.7%的城市居民对此持满意态度。

2.威权主义观念

威权主义观念是表征个体对于中国特殊政治文化的认可程度，我们用1-5的分值来测量反映威权主义政治文化的三项指标，判断城市居民对于以下描述的同意程度：“什么样的话题能在社会上讨论应由政府来决定”;“我国政府官员所做的事都是对的”;“政府首脑就像一家之长，我们应该服从他们的决定”。参照分析结果，经过求和平均得出的威权主义观念的均值为2.74，标准差为0.976。

3.社会信任

在本研究中，我们将社会信任区分为特殊信任状况与普遍信任观念两个维度，前者表征个体在人际交往中基于不同群体特征而表现出的差序性信任状况;后者则是一种对于社会中大多数人的态度认知和行为期待，不仅包含对于大部分人的人性的认知，亦包含其对一般意义上的人际交往的态度。通过因子分析，我们可以将特殊信任状况与普遍信任观念的指标简化如下。

从表2可以看出，因子1涉及的大部分是家庭外人际间的日常私人交往，我们将其命名为关系性信任;因子2则在销售商、生产商、陌生人、网友信任四项上载荷较高，说明这几种人际间交往所产生的信任表现出相同的特征。我们以为这些信任建立在及时性或角色化的交往过程中，多抱有明确的物质或情感目的性，将其命名为工具性信任;因子3我们命名为亲缘性信任，因其在直系亲属、核心家庭成员以及其他亲属信任三项上载荷较高;因子4包含单位领导和单位同事信任，载荷分别为0.832和0.786，我们命名为业缘性信任。

对于普遍信任观念，根据因子分析结果（参见表3），在公因子1上载荷较高（分别为0.842、0.841、0.704、0.663）的几项描述都强调了社会上大多数人都是善良真诚可信的，我们将其命名为“可信性评价因子”，用以表示对于大部分人抱有可信性评价的态度。公因子2在描述“人都是自私的”、“人们把个人利益置于其他利益之上”、“现在社会如果不保持警惕，别人就会占你的便宜”上载荷较高，这几个描述都涉及到对于大部分人是否更关注自身利益的判断，因此我们将其命名为“（非）自私性评价因子”，同样，公因子3三项指标载荷分别为0.800、0.765、0.614，强调了在普遍性社会交往所建立的信任关系中，利益的重要性，因此根据指标内容，我们将其命名为“（非）功利性评价因子”。

4.社会参与

在研究中，社会参与用以表征个体在社会各类事务中的卷入程度。因子分析完成后共形成了5个有意义的因子（见表4）。其中，因子1与社区业主委员会、公益慈善组织、行业协会、学术团体参与关联性较为紧密，我们根据参与对象的特征将其命名为正式组织参与;因子2在各种QQ群、网络论坛、在线参与社会热点讨论三项上的载荷分别为0.805、0.802、0.713，由于这几项共同涉及到网络以及赛博社会所发生的参与活动，我们将其命名为网络参与;此外，各种有关党政工作的民主评议活动、各种政治选举活动、参加向政府部门进言献策等活动三项所具有的特征能够较好的被因子3解释，我们将其命名为政治参与;根据因子4所包含的参加寺庙或教会组织的宗教活动、教友自发的交流活动和宗教团体参与，我们将其命名为宗教活动参与;最后，因子5在亲朋好友的交往活动、各种同学聚会活动以及日常兴趣活动上载荷最高，我们可以命名为日常活动参与。

三、研究结果

在对研究的主要变量进行测量和简化的基础上，我们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来探讨两种因素在城市居民政治信任建构中的作用。我们首先根据解释变量与政治系统之间的紧密程度，从内生性因素到外生性因素逐步引入，从而分析变量引入对于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改变，最后的回归模型可以参见表5。

在模型中，首先引入的是制度主义评价变量。它作为制度绩效的微观表现，会受到个体本身生活水平的影响，因此在控制了地区经济发展程度、个体年收入这些反映个体客观生活水平的变量之后，五地城市居民对制度绩效的主观评价与其所表现出的政治信任仍然具有显著的正向关联的，这一点同过去的研究结论保持一致。其中，腐败治理、民主建设的非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为0.110、0.122，明显高于经济发展的0.093（参见模型五），说明政治信任感的提升并不能单纯的依赖经济的增长，城市居民更关心政治系统运行所产生的非经济成效。

作为社会文化因素的一个侧面，植根于文化传统的威权主义政治文化不仅构建了中国政治系统建立的合法性基础，也成为催生政治信任的重要因素。从多元线性回归的结果可以看出，个体的威权主义观念变量的引入带来了整体模型解释力的提升。这一结果预示着，尽管对于城市居民来说，对于威权主义的认同感已经不再那么明显（对三项描述持肯定态度的个案比例都在30%左右），但是这种观念的力量并没有随着个体的现代化过程而消失，即使对于处在高速现代化过程中的城市居民而言，威权主义仍在发生作用。

社会信任作为外生性因素另一组成部分，被分解为了普遍信任观念和特殊信任状况两个方面，从回归分析的结果来看，个体对于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可信性认知显著的影响了其政治信任的水平，也就是说，个体在人际交往中对他人的人性假设奠定了一切信任建立的基础，越是认为社会中大多数人都是善良且可信的，越会在实际生活中对政治系统持有更高的信心。在此基础上，人际间亲缘性、业缘性、工具性信任的增长都能够提升其对于政治系统的信心。其中，业缘性信任的作用最为明显（控制所有变量后的非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132），也就是说个体在职业关系中所建立的信任感能够明显增强其对于政治系统的信心。作为一种信任类型，业缘性信任在关系的特殊性与固有性上明显弱于亲缘性信任，而其关系的持久性与复用性又强于工具性信任，其事实上处在特殊信任与普遍信任的中间位置，并且更具有社会分工、职业分化的现代性特征，应该说，这种信任形式可能成为模塑现代化中国政治信任的重要契机。

在回归模型中，我们最后引入了社会参与变量，用以补充 “社会信任——政治信任”链条中的另一端，即积极社会参与对社会信任乃至政治信任的影响。从结果来看，社会参与的影响并不明显，引入后回归方程复相关系数R的变化最小，但其中政治参与同日常活动参与还是对政治信任表现出了显著影响。同样，个体积极的参与亲朋好友、同学聚会以及日常的兴趣活动也有助于提升个体与社会联系的紧密度，从而提升政治信任。但是，不同于西方社会，那些更具公共社团性质的正式组织参与却没有能够对政治信任表现出影响。这一点是值得关注的，与日常活动参与相比，正式组织参与更具有公共性质，也更为接近西方学者所说的“社会资本”，但是这一有效增强“社会资本”的参与形式却没有能够带来政治信任的变化。

除此而外，在反映个体社会化与结构位置的若干变量中，对政治信任表现出显著影响的是年龄和年收入。其中，年龄对政治信任表现出正向影响，也就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体的政治信任感也在增强。而与西方高收入、高信任的结论相反，年收入水平对政治信任表现出负面影响。政治信任会随着年收入水平的增加而降低。

总的来说，从多元线性回归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制度主义与社会文化因素同时在城市居民的政治信任建构中发挥作用。由制度主义因素所催生的政治信任，常常更强调理性和利益，正如汉密尔顿（2009）所说，真正有效的政府是那种能给人们提供恰当利益的政府。而由社会文化因素所衍生出的信心，则更倚重与中国文化所特有的对于权力与权威的认知，以及人们在人际互动中所持有的态度以及建立的信任关系。这种政治信任，已经不再直接依赖于政治系统的运行本身，而是强调了其所建立的文化基础以及嵌入的社会信任环境。威权主义预示着个体认同与政府之间关系上的等级性，不得不牺牲个人利益而服从整体的社会和谐。而社会参与—信任的路径则预示着“信任不是公众如何看待领导人的结果，而是公众在多大程度参与公民生活的表现，以及在公民活动中产生的信任和互惠态度的结果”（Keele，2007）。这两种因素相辅相成，成为催生政治信任的内外通道。

四、总结与讨论

政治信任——民众对于政治系统运行能够产生与其预期相一致结果的信心——被认为是联结普通公民与政治系统的重要途径。^〔13〕它巩固着政治系统的合法性、有效性，不仅对一个持续稳定的政治系统至关重要，亦成为达成政治决定、实现发展目标的必要条件。^〔14〕而对于发展中的中国城市社会而言，兼具传统与现代双重属性的政治信任，不仅预示着城市人对于政治系统的评价导向，更诠释着中国式政治信任的发展变化过程。

首先，制度绩效的凸显说明，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个体越来越倚重政治系统所能带来的实际利益以及在此条件下所带来的整个社会生活品质的提升。这一点是与现代性和风险不可分割的。现代性改变了城市社会中人们的组成方式，社会生活不再集中于熟悉的网络，个体被迫从私人领域中走出来，在日益分化和时空分延的社会中相互依赖，而风险也开始在传统与自然失去效力后蔓延。这种“风险”的出现迫使人们越来越需要与各种系统发生联系，因为这些系统提供了一种集体行动困境的解决机制。在这样的前提下，个体与政治系统的关联变得愈加紧密，个体对其制度绩效的诉求也在不断提高。但是，经济增长的作用微弱以及收入提高的负面影响说明单一依赖经济发展已经不再能够有效提升中国城市人的政治信任。政府的超载①也可能带来政治信任的下降。

其次，威权主义作为政治文化的核心，依然在城市居民的政治信任中发挥作用，它模塑着信任者与被信任对象在利益相悖时所持有的态度。对于传统的中国社会来说，小农经济所建构的天道观与宗法制，形成了传统中国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建制，儒家文化对父子关系准则的设定，奠定了传统中国政治信任的基础，“孝亲”伦理不但维持着日常生活中的基本秩序，也在家庭内部建构了一种先赋性（血缘性）的权力地位以及对于家长权威的无条件遵从，促使个体在成长过程中就自然而然的被模塑出一种权威意识。因此，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差序性特征的社会中，政治系统先赋地获得了一种权威的身份，促使个体在同政治系统互动中对其表现出一种权威崇拜、服从以及无条件认可。权威身份本身成为政治系统获得信任的理由。这一影响的结果之一，就是城市人在与政府发生冲突时，总是倾向于认为即使存在着种种的弊端，但“总的来说还是好的”，政治信任能够在制度绩效并不明显时依然保持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

而与此同时，作为社会文化因素的另一种补充，参与—信任文化的力量远远不能够构建托克维尔所说的“作为生活状况的民主”，这种“参与—信任”的缺乏表现在正式组织的无力以及普遍信任水平的低下，而这两者恰恰在政治信任的建构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于目前的城市社会而言，大部分普通民众的生活依然依赖于熟人网络参与以及以血缘为依托的亲缘性信任，这种“参与—信任”的力量仍然微弱。但是，一方面，以职业为依托的信任形式已经开始在差序性的特殊信任中凸显出来，另一方面，基于“小圈子”的非正式参与，也对政治信任表现出积极的支撑作用，这两者的结合可能意味着中国式“参与—信任”的萌芽，而其与制度绩效评价、威权主义认知三者之间的动态平衡可能意味着中国城市社会政治信任水平的变化或是类型的转变。

〔参考文献〕

〔1〕肖唐镖，王欣.中国农民政治信任的变迁——对五省份60个村的跟踪研究〔J〕.管理科学，2010，（9）.

〔2〕Levi， Margaret & Stoker， Laura，Political Trust and Trustworthiness，Annual Review Political Science，2000（3），pp.475-507.

〔3〕Nye， Joseph S.， Introduction： The Decline of Confidence in Government，in Nye， Jr.， Philip D. Zelikow & David C. King Eds.，Why People dont Trust Government，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

〔4〕胡荣.农民上访与政治信任的流失〔J〕.社会学研究，2007，（3）.

〔5〕Zhao， S.，A Nation-state by Construction： Dynamics of Modern Chinese Nationalism，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

〔6〕谢治菊.政治信任的含义、层次（结构）与测量——对中西方学界相关研究的述评〔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4）.

〔7〕〔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美〕西德尼·维巴.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M〕.马殿君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8〕〔美〕罗伯特·D·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 〔M〕.王列，赖海榕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9〕〔美〕裴鲁恂.中国人的政治心理 〔M〕.艾思明译.台北：洞察出版社，1988.

〔10〕〔11〕Shi Tianjian，Culture Values and Political Trust： A Comparis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aiwan，Comparative Politics，2001（4），pp.401-419;Li Lianjiang，Political Trust in Rural China，Modern China，2004（2），pp.228-258.

〔12〕Wang Zhengxu，Before the Emergence of Critical Citizen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Trust in China，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ology，2005（1），pp. 155-171.

〔13〕Bianco， William T.，Trust： Representatives and Constituents，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4.

〔14〕Hetherington， Marc J.，The Political Relevance of Political Trust，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98（4），pp. 791-808.

（责任编辑：周中举）

社会科学研究 20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