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司法治理思潮与多元解纷机制再司法化”（13YJC820058）;上海高校青年教师培养资助计划（ZZHDZF12015）;司法部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中青年项目“web 2.0网络公共领域规制模式研究”（13SFB3004）

〔作者简介〕陆宇峰，华东政法大学科学研究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上海 201620。

〔摘要〕 网络公共领域既非“乌托邦”亦非“敌托邦”，而是互联网系统的子系统。“微博上的小河案”表明，网络公共领域基于独特的技术设置，自主生产了案件的重大意义，使之独立于主流媒体广泛传播。然而，网络公共领域与法律系统的观察范式截然不同;塑造网络法律舆论的不是法律因素，而是大众传媒和意识形态因素，归根结底是互联网系统的结构。就法治发展而言，网络法律舆论有益于保障法律系统的封闭运作，但也容易消解法律逻辑和化约法律问题，甚至加剧法律共同体的内部分裂，迫使司法子系统寻求权力的庇护。

〔关键词〕 互联网系统;网络公共领域;“小河案”;法律符码;微博舆论

〔中图分类号〕DF0-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4）01-0001-09

一、网络公共领域的“主义”之争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网络公共领域的崛起，究竟会带来梦幻的“乌托邦”，还是虚幻的“敌托邦”。围绕这个问题，各国学者争论激烈，形成两大对峙的思想阵营。

“乌托邦”（Utopia）主义阵营至少包括四类学说：

（1）“第三次工业革命”说。^〔1〕里夫金认为，结合互联网与可再生能源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在兴起。新经济模式不依赖垄断化石资源的“国家”和购买体力劳动的“资本”，可能推动传统的集中型经营走向分散化，促成等级式经济权力乃至政治权力的“扁平化”。具言之，家庭就地收集的绿色能源将通过洲际网络交易，财富分配日益平均;“开源软件”和“维基百科”的商业模式将成为主流，企业通过共享信息而非独占市场盈利;“3D印刷”和“添加式生产”将降低成本和能耗，数量庞大的小型生产商夺取制造业的中心……这些变革必然改变大工业时代自私、逐利的人性，塑造个性独立又富有合作精神的世界公民。

（2）“物质世界终结”说。先驱人物德日进认为，在地球的地理圈层和生物圈层之外存在一个“智慧圈层”，随着20世纪传播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日益复杂、密集，向纯粹思维的领域质变。^〔2〕同样无缘互联网的麦克卢汉提出“媒介即信息”，^〔3〕认为媒介是人体与人脑的延伸，不断改变人类生存的环境。进入互联网时代，深受德日进启发的尼葛洛庞帝呼吁告别“原子世界”及其粗鄙、局限的物质性，迎接超越时空和物质障碍的“数字世界”;^〔4〕继承麦克卢汉思想的洛根指出“互联网使计算机技术、社群和人脑得到延伸”，造就了“连线的地球村”，将瓦解极权主义、实现“终极的参与式民主”。^〔5〕

（3）“社会资本增加”说。^〔6〕凯茨和莱斯引入布迪厄的“社会资本”概念，并基于大量调查，一方面证实互联网用户更积极地投身线下的社区、社会、宗教、政治活动，增加了传统社会资本;另一方面强调互联网创造了在线政治参与等新沟通形式，建构了新型社会资本。更重要的是，较之报纸、书籍、广播、电视等单向传播媒介，数字化传播允许大量参与者即时互动，既促成了信息的广泛共享，又迅速过滤无价值信息;较之“人际化”的传统公共领域，网络公共领域鼓励在自我表达的基础上分享体验，个人的自利动机不仅不妨碍公共利益，反而带来新型社会互动和群体活动。

（4）“商谈民主”说。哈贝马斯早期指出，商业化、消费文化和大型代议制政党侵蚀了福利国家公共领域;^〔7〕后期继续批判“目的理性”扭曲“交往理性”^〔8〕，政治和经济系统破坏公共领域的“交往结构”;同时又区分两种公共领域，强调“非建制化的公共领域”与生活世界紧密联系，卸除了“建制化公共领域”的决策压力，更富包容性、匿名性和情境普遍性，更少受到事实性力量、专业化语言以及功能系统的侵蚀，更容易仅仅依据合理理由的“语内强制力”达成民主共识，为政治、法律决策提供合理性和正当性。^〔9〕受其影响，一些中国研究者近年来将网络公共领域视为最理想的“商谈民主”空间。^〔10〕

“敌托邦”（Dystopia）主义阵营也至少包括三种理论：

（1）“产业阴谋”论。^〔11〕莫斯可认为“数字化崇拜”是电脑传播与金融资本和政治霸权合谋的产物，只有金融资本的活动需要信息传播网络的普遍联通，只有“帝国”试图以“技术全球主义”包装新的意识形态神话。互联网产业摧毁了“后福特主义”的多元经济社会秩序，导致就业岗位减少和泡沫经济，直接造成2000年纳斯达克股市的崩盘。尽管如此，互联网资本及其媒体代理人仍然不断制造“赛博空间的迷思”，鼓吹数字和信息技术带来空间距离的消失、崭新时代的开启、民主自由的实现。实际上，从电报、电气化、电话到广播、电视，百年来的每一次技术革新总是伴随着雷同的炒作。

（2）“思想终结”论。施尔玛赫关注“信息过载”造成注意力丧失：当代人由电子邮件、购物网站、股票软件指挥生活和工作，沦为机器的奴隶;多任务处理让信息的同时性变成规范和工作准则，其实质是带有自虐倾向的数字泰勒主义。^〔12〕海姆论及互联网对思维模式的改变：文字处理技术改变了冥思苦想和爬梳整理的创作过程;超链接和超文本扰乱了思维的主次;“布尔查询逻辑”完全替代直觉，导致“精神近视”。^〔13〕基恩对“网民狂欢”心怀忧虑，批判“谷歌”将高点击率等同于真理，认为业余者驱逐专家文化，主宰网络公共领域，在“维基百科”上粗制滥造，在“博客”和“Youtube”上胡言乱语。^〔14〕

（3）“民主失败”论。桑斯坦强调，宪法赋予公民言论自由的根本目的，在于让不同观点进入公共平台，从而促进审慎的民主商谈，巩固社会团结和共同福祉。但在Web 2.0条件下，网民利用自媒体设计“我的日报”，对原本无知的内容毫不关心;“信息过滤”技术迎合个人喜好，强化既有偏见;网络论坛被同质性群体占据，每个成员都只能听到自己的“回音”，公共领域丧失“公共性”。“信息茧房”造成了“沉默螺旋”，“群体极化”趋势加剧;群体之间相互“丑化”，理性商谈无从进行，社会面临分裂境地。^〔15〕

两种主义都立足经验研究和对互联网技术的理解，都有一定说服力。具体到中国的实际，鉴于目前的过度乐观情绪，“敌托邦”主义更具启发性。进入Web 2.0时代以后，微博等公共网络平台日益受到追捧，被赋予传播真相、探索真理、启蒙社会、表达民意、监督权力、推动法治、追求正义等重大意义;与此同时，各种形式的网络监管受到不同程度的抨击，被视为打击自由言论、管制意识形态、遮蔽民众诉求、保护腐败分子甚至掩盖罪恶行径。“敌托邦”主义的价值，不在于描绘了互联网的危险现状和惨淡未来，而在于揭示出：即便“宪政”、“法治”实施良好，网络公共领域也没有推进民主、达成共识的必然能力;网络公共领域的诸多困境源于“基因”，难以简单归咎于政治干预。

然而，“敌托邦”主义既没有深入网络公共领域的结构层次，也没有全面考虑多种内外变量间的复杂关系。相关学说要么诉诸具体互联网技术的劣势，要么诉诸专家、政客、资本家、媒体的诡计，均夸大了特定现象的普遍性和特定因素的影响。将网络公共领域视为互联网系统的子系统，进而理解其与政治和大众传媒等其他“自创生”系统的“结构耦合”关系，可能有助于克服上述缺陷。^〔16〕从社会系统论的视角看，一方面，网络公共领域基于固有结构“自我再生产”，所谓“技术劣势”和“诡计”正是其运作特色，无法也无需从外部加以控制;另一方面，作为互联网系统的子系统，网络公共领域与其他社会系统的复杂“耦合”，具有迥异于传统公共领域的诸多特点。^〔17〕更重要的是，网络公共领域按照自身逻辑“建构”外部“环境”，其信息传播与舆论形成是系统自主选择的结果，不以任何外部意志和意愿为转移。换言之，在其他社会系统或者社会脉络中，主导“网络舆论”的信息可能遭到“过滤”，也可能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

2012年7月，贵阳“小河案”红遍微博，为探索网络法律舆论的形成机制提供了生动样本。运用社会系统论观察这个样本，可能从个案角度超越“乌托邦主义”与“敌托邦主义”之争，提示Web 2.0网络公共领域之于中国法治进程的意义与限度。

二、“小河案”何以引发微博舆论

在“2012年中国十大影响性诉讼”中，“贵阳黎庆洪涉黑案”高居第二。该案历经“原审”和“重审”，大致可分五个阶段：（1）2008年9月—2010年3月，从拘捕到原审一审。贵阳中院认定黎庆洪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罪名成立，判处有期徒刑19年;其父黎崇刚和其他15名“花梨帮”成员也获刑。（2）2010年8月—2011年8月，从原审二审到重新起诉。贵州省高院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贵阳中院重审。贵阳检察院撤回起诉，退回公安局补充侦查后，由小河区检察院起诉至小河区法院。（3）2012年1月9日至1月14日，重审一审第一次开庭，被告人数及罪名大量增加。开庭第五天，由于第三被告黎猛的两名律师分别被驱逐出庭和解除委托，小河法院宣布休庭，延期审理。（4）2012年6月28日—7月23日，重审一审第二次开庭，近一月后判决黎庆洪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罪成立，执行有期徒刑15年;另有49人获刑，1人免予刑事处罚，5人被宣告无罪。（5）2012年8月，重审二审。因不服小河法院判决，25名被告提出上诉，经贵阳中院不开庭审理改判6人，黎庆洪减刑1年，其余被驳回上诉，维持判决。

值得注意的是，直到进入小河法院的重审阶段，“黎庆洪案”才受到全国范围的广泛关注。公共舆论两度爆发，分别出现在两次庭审期间：第一次由微博和传统媒体、门户网站共同支撑，持续一星期左右。第二次爆发期则持续近一个月，其间电视媒体普遍缺席，报纸上只剩下新闻通稿，杂志和门户网站也几无深度报道;但微博呈现信息爆炸局面，并且带动一批“博客”和“论坛”迅速活跃，网络舆论的热烈程度超过2012年诸多重大法律事件。毫不夸张地说，公众所了解和讨论的“黎庆洪案”，只是“微博上的小河案”。

一个在审判的关键阶段被传统媒体和门户网站“忽视”的案件，为何经由热点转换频繁的微博引发舆论浪潮？从案件本身找不到合理解释：公众容易聚焦的“死刑”话题并不存在;被曝光的“黑打”手法并不新奇;被告和罪名众多是“黑社会组织”案件的固有特征，辩护律师众多也不足为怪;中央司法机构派员“督战”没有被微博热炒;至于著名法学家和律师成立“观察团”声援，则是舆论浪潮的结果而非原因。答案只能是微博的技术设置，以及由此形成的Web 2.0网络公共领域的结构特点。

首先是“偏好改变”能力。黎庆洪曾是企业家、市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和全国拉力赛车手，但在刚被逮捕的一年多时间内，其涉嫌犯罪也不过是当地巷议的话题。2010年2月原审一审期间，通过《贵州都市报》对“打黑”成果的报道，省外媒体开始注意“黎庆洪案”。2010年5月，“贵阳两报”继续发表相关深度报道，与《读者报·影响力周刊》和《南方人物周刊》的“黑打”质疑形成对峙，各大门户网站还加以转载。该案自此走出贵州，引起律师界的关注，但职业圈之外的全国性舆论没有形成。很快，传统媒体和门户网站也平静下来，甚至没有报道两月后“撤销一审判决”和“检察院撤诉”。不难看出，无论黎庆洪的身份，还是“黑打”的陈旧主题，都没有在身处信息汪洋的普通公众中激发特别的兴趣。直到2012年，“小河案”不断出现在辩护律师的微博上，公众才意识到“应当”重视。

微博的“博主—粉丝”设置，无疑发挥了改变信息偏好的作用。在线下空间中，由于传媒资源有限、曝光率竞争激烈，即便当红明星也无法随时夺人眼球;但在微博上，无论是否感兴趣，“博主”的信息都会源源不断地进入“粉丝”的视野。一个话题哪怕最初只是小范围讨论，只要“博主”持续“刷屏”，就可能对“粉丝”形成“问题十分重要”的暗示。当“小河案”的大批辩护律师频繁更新微博，并且不断相互“转发”和“评论”，这种暗示几乎无法抗拒。归根结底，“博主—粉丝”结构具有“强制阅读”功能，足以改变普通公众的信息偏好，有利于将个人关注转化为公共关注，甚至将“非新闻”转化为“新闻”。

其次是“自媒体”属性。不同于报刊杂志，自媒体没有版面限制和“把关人”机制，任何用户可以发布任何信息，哪怕信息未经全面分析，甚至缺乏新闻的基本要素;不同于广播、电视，自媒体较少受到新闻预审机制的影响，打破了权力和资本对公共信息传播平台的高度控制，有损官方形象或者既得利益的“负面消息”可能突破第一道防线;不同于门户网站，自媒体的信息数量过于庞大、传播过于迅速，事后审查成本高昂，被监管者可能付出的代价却相对低廉。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传统媒体和门户网站在小河法院第二次庭审期间偃旗息鼓，微博却反而迎来吸引大规模、长时间关注，制造全国性舆论高潮的机会。

此外，较之其他自媒体产品，微博更重视信息传播的即时性和公共性。140个汉字的信息容量既不太长又不太短，比“博客”更易于使用移动终端操作，比仅限140个英文字符的Twitter更适合谈论严肃主题;微博一旦发出并被大量转发，博客、论坛、社交网站常用的删帖、封号、辟谣等手段不仅难以屏蔽信息，反而可能刺激信息更快传播和舆论受压反弹。因此，当各种媒体出于新闻价值、宣传纪律、处罚风险的考虑，主动减少或者被动删除“小河案”报道时，律师们却能利用微博将个人业务转化为公共事务。

再次是“信誉监督”机制。在微博世界里，“粉丝”数量与话语权直接关联，个人声誉十分关键。从设计理念上讲，微博的目标不是巩固既有的亲密关系，而是旨在营造面向未来的互动空间，吸引有意扩大公共影响的传播者及其潜在读者群。通过“认证”的用户普遍存在“患失”心理，他们已经表明特殊的身份、遭遇或者职业，“掉粉”可能意味着对个人符号的否定。鉴于“粉丝”众多的事实本身就富有吸引力，“大V”一般不惧“掉粉”，但他们存在“患得”心理，尤其担心被指责缺乏社会责任或者浪费影响力。

因此，如果微博话题与个人符号相关联，并且社会影响较大，就会形成必须转发、评论的压力。仅仅是没有转发的事实就可能造成声誉受损;各种拒绝回应的理由，不论是不了解事件原委，还是讨论主题超过知识范围，都很难得到“粉丝”的理解。在日常生活中，社会承认个人精力和专业知识的限度，个人也不必固守单一的社会角色和行为模式，即便是律师、法学家或者“公知”，没有对特定事件表示关心也并非过错。但网络公共领域的行为准则恰好相反——通过“认证”，特殊的社会角色被固定下来，对于此种角色的社会预期被放大到极致，迫使个人时刻按照社会预期行事。小河法院第二次开庭期间，微博上的律师、法学家和“公知”之所以人人表态，这种信誉监督机制无疑是重要原因。

①在本文的写作准备过程中，作者搜集了新浪微博转发上千的所有“小河案”相关信息，共计49条，最后采集日期为2013年3月5日。篇幅所限，无法一一注明。

最后是“双向、分散传播”模式。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电影等大众传媒都是“信息单行道”，面向被动的信息接收者单向传播;网络公共领域强调“双向传播”，倡导信息生产者和接收者之间的分享和互动。作为Web2.0的典型代表，微博进一步推进了双向传播理念，彻底打破了信息生产者和接收者的界限：所有微博文字都既有原创性又有加工色彩;评论常常比原微博更引人注目;除了通过“私信”交谈之外，用户还可以利用“@”功能，在众目睽睽之下迫使他人注意某条信息并做出回应。另一方面，微博采用“多对多”的分散传播模式：网络论坛时常禁止转载，网友只能在原帖下留言或者评论，信息关注度呈代数级数增长;微博的基本原理却建筑在“转载”之上，信息发出者和转发者是平等的传播中心，都构成其“粉丝”乃至“粉丝的粉丝”的信息来源，信息关注度呈几何级数增长。在“小河案”舆论爆发期间，许多律师迅速被“关注”，“粉丝”数量和微博转发量猛涨，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这种双向、分散的传播模式。

基于微博的技术设置，Web 2.0网络公共领域形成了独特的结构，具备了偏好改变能力、自媒体属性、信誉监督机制和双向、分散传播模式，得以观察和储存为其他社会系统所忽视的事件。从这个视角看，Web 2.0网络公共领域主要是互联网技术发展的产物，是互联网系统的子系统之一。回顾“2012年十大影响性诉讼”，不难想象“薄谷开来”案之于政治系统、“吴英案”之于经济系统、“任建宇案”之于法律系统、“表哥”案之于传媒系统、“大月份引产”案之于家庭系统的重大意义，但Web 2.0网络公共领域自主运转，赋予“小河案”特有的重要性。

三、“小河案”的微博观察范式

如前所述，Web 2.0技术支撑了网络公共领域的特殊结构，使之得以捕捉独特的观察对象，独立于传统媒体生产“小河案”舆论。但这并未具体说明，微博如何观察“小河案”。以下分析塑造该案微博舆论的高效信息类型，①探究网络公共领域的观察范式。

第一种类型是“戏剧情节”，包括：（1）冲突，如小河法院第一次开庭期间，多名律师被驱逐出庭，律师迟夙生因拍照被法警抢夺手机，以及被驱逐出庭后晕倒入院，引发首度“微博围观”。（2）悬念，如多名外地律师被解除委托;又如律师申请旁听被拒，并被拍摄;再如公诉人不做最后答辩，一审庭审即告终结。（3）惊悚，如律师段万金讲述当事人遭受警察“隔山打锤”;又如两名证人声称“警察将其用手铐吊了两天一夜逼取证言”。（4）突转，如证人忽然出现，要求出庭作证;又如“十四被告齐跪地，声请证人来出庭”;再如庭审中律师斯伟江被法警搜查。（5）悲情，如律师周泽“讲到黑打、构陷时期间数度哽咽”、“庭审结束，他坐在位子上放声大哭”;又如律师杨金柱“决心为小河案去滚钉板”。（6）高潮，小河法院一审庭审最后阶段，本地与外地律师一致坚持无罪辩护，相关微博广受关注，如标明“贵州律师全面爆发”的《贵阳记》（三十一），以及辩护词《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7）大结局，如小河法院宣判后，周泽发出“司法已死”的感叹。

第二种类型是“政治背景”，包括：（1）政治场景类比，如陈有西律师的微博“重庆发力，全国仿效。北海小河，集大成者”;又如何兵教授谈论小河法院受到“重庆黑打李庄”的恶劣影响。（2）政治意义阐释，如童之伟教授呼吁“黎庆洪案应促执政党猛醒”;又如何兵的辩护词《趟过人治的小河，迈向法治的未来》;再如陈有西强调“司法不改革，盯死一个小河法院也没用”。（3）政治内幕暗示或揭示，如周泽质疑“密审黎庆洪案‘保护伞”，李庄公开《合议庭致全体辩护律师保密义务告知书》;又如律师陈光武发布开庭前公检法司汇集贵阳、商讨对策的“绝密消息”，以及何兵斥责“黎庆洪案本质是‘贼开花”。

第三种类型是“意见争执”，包括：（1）内部争论，如小河法院一审判决后，斯伟江指责小河法院“根据律师的表现”定罪量刑，陈有西以《小河判决，多看到体制内的健康力量》反驳，很快引发了多名辩护律师之间的争论，学者谌洪果也加入其中。（2）庭内对峙，如律师张磊分别标注“今天的法庭上发生了太多事情”，“何兵教授：审判长，你只有依法指挥法庭审理的权力”，“杨氏大刀非常猛”的三篇《贵阳记》。（3）庭外对抗，如小河法院一审休庭期间，最高法院副院长批评律师“闹庭”，周泽要求道歉;又如杨金柱公开被法院认定为“国家秘密”的侦查终结报告，声称在酒店“恭候贵阳警察的到来”;再如小河法院一审判决后，主流媒体以《依法审判、不枉不纵》为题报道主审法官“答记者问”，周泽针锋相对地发表“答网友问”。（4）网络辩论，如律师与“五毛党”就辩护目的的辩论，与某检察官就能否“微博直播”的辩论，以及与某法官就案件基本程序问题的辩论。

第四种类型是“名人声援”，如小河法院庭审结束后，江平、张思之、贺卫方、田文昌等法律界名流组成“专家顾问团”联合发表的“五点声明”;又如张思之在“律师文摘第三期沙龙”上评论“黎庆洪案”的微博消息。最令人惊讶的是，鉴于著名作家韩寒与黎庆洪同为赛车手且相互熟识，周泽将律师张培鸿《我们为何要关注黎庆洪》一文“@”韩寒，后者仅仅转发并评论了“关注黎庆洪案”六个字，竟使该文转发量在相关微博中高居第一，其中韩寒的直接贡献率接近2/3。

2012年，转发上千的“小河案”相关微博近50条，基本都属于上述四种类型。在由微博支撑的网络公共领域中，四种类型、近50条高效信息建构了“小河案”，塑造了公众眼中的案件影像;其他数以万计的微博湮没无闻，没有构成群体记忆和舆论开展的衔接点。更重要的问题在于，法律系统以及司法子系统关注的信息反而被过滤：比如，陈有西发布《起诉书》、《判决书》等复杂法律文件的微博链接，浏览者寥寥;杨金柱是法庭上的律师领袖，但他对公诉证据的所有分析转发量都很低;律师周泽最早介入案件、情况最为熟悉，但他对程序和实体问题的全面阐述也没有引起注意。随着小河法院一审的结束，微博舆论逐渐降温，在时间的冷却效应作用下，连二审宣判结果都鲜有人问津。

一言以蔽之，“微博上的小河案”并非“黎庆洪案”。首先，网络公共领域建构了特有的“时间”面向，“黎庆洪案”被掐头去尾，仅剩下存续于小河法院一审期间的简化版本;其次，网络公共领域建构了特有的“事物”面向，即律师遭受政治压制，历经重重曲折，仍然无力维持正义的悲剧故事;最后，网络公共领域建构了特有的“社会”面向，网络公众与法律职业者存在角色分化，由举证责任和证据支撑的事实认定、由法律论证支撑的规范选择、由法律解释支撑的程序适用，除非隐藏在“抢手机”、“法警搜查”、“晕倒入院”、“滚钉板”、“放声大哭”、“跪求”等剧情背后，或者经由政治背景联想、政治意义引申、政治阴谋暗示，才能赢得网络舆论的关注;律师与主审法官、最高法院领导、检察官和法官与网友之间的网络争论，虽然涉及管辖权、回避制度、检察体制、辩护权、审判公开原则等法律问题，但真正富有吸引力的是争议双方的特殊身份;专业外的争执如律师内讧、与“五毛党”的骂战，以及法学家和社会名流的声援，则更是如此。

四、“小河案”的微博舆论形成机制

对于微博观察范式的分析，并非意在指责网络公共领域扭曲了“黎庆洪案”的真相。说到底，微博和司法都不是上帝，都无法还原已逝的真相。例如，刑事诉讼以“疑罪从无”为基本原则，一般由公诉人负责举证，只要被认定的合法证据不足以证明犯罪，被告就是法律上的无辜者;而证据可能因自然原因灭失、因非法获取遭到排除、因难度太高未能取得、因相互矛盾受到否定。换言之，即便在法治环境下，司法也只能按照自己的特定方式建构事实和得出结论，这与微博并无本质区别。因此，对于网络舆论和法律决定的差异，必须抱持理解态度，需要追问的只是网络公共领域如何形成法律舆论，哪些因素起重要作用。

一种因素是大众传媒的运作模式。微博等自媒体建立在个人的信息偏好上，大众传媒建立在群体的信息偏好上，相互间存在基本的差异;除非向高度统一的社会倒退，两种偏好才可能重合，系统界限才趋于模糊。就目前情况看，主要由自媒体支撑的网络公共领域，与大众传媒仍然保持系统分离，它们聚焦的议题可能不同，相同议题下的舆论方向和制造舆论的专业化程度也可能不同。但二者之间也确实存在“结构耦合”和“共振”：一方面，网络公共领域形成了某些全新的议题和舆论导向，迫使大众传媒在自己的信息网络中做出回应;另一方面，大众传媒的运作模式也明显地影响了网络公共领域，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共享议题“框架”和舆论生产机制。“微博上的小河案”的叙事脉络（黑打）和叙事手法（戏剧化情节、名人参与），都是取自报刊杂志、电视电影和门户网站;微博网友借用风靡全球的“美剧”用语，将“小河案”称为“黎庆洪案第二季”，也绝非偶然现象。

另一种因素是意识形态的观察模式。围绕占据政治系统中心的国家组织，以及“有权/无权”的核心区分，意识形态在西方形成“保守/激进”的次级区分，^〔18〕在我国形成“左/右”的次级区分。不论何处，位于政治系统“边缘”的公共领域都借助意识形态进行观察，并将看似零散的结论连结为链条形式。较之传统的政治公共领域，网络公共领域较少受到政治中心的支配，敏感议题可能更多，主导意见也可能不同。然而，几乎没有什么网络议题无法附加政治背景，一旦其意识形态属性得到塑造，争论也会立刻进入二元轨道。在“小河案”的微博讨论中，大量评论将法律细节投射到左/右的光谱上，无论关乎辩护词、“保密义务告知书”，还是警察权与司法权的关系;大量争议与言说者的政治身份直接捆绑，无论涉及“微博直播”的合法性、判决的正当性、律师职业伦理，还是法庭程序。因此，支持者“打包”同意律师的观点，观察到一个彻头彻尾的冤案;反对者悉数驳斥律师的言论，观察到一场“无良律师”的闹剧。

最为关键的因素还是互联网系统的结构模式，此处即微博的技术设置。互联网并非虚拟社会，而是实实在在的社会系统，与其他社会系统一样基于固有结构自主运作，各自呈现不同的世界。网络公共领域倾向于大众传媒的运作模式，根源在于互联网系统的符码特别僵硬，以及信息与时间的矛盾特别尖锐。从符码角度看，正如经济的“支付/不支付”，科学的“真理/非真理”，法律的“合法/非法”，互联网也使用二元符码“0/1”;但决定是否支付的“价格”、是否真理的“方法论”、是否合法的“规范”都有解释空间，互联网符码的执行却没有解释余地。^〔19〕在微博上，1和0分别代表“粉丝”和“非粉丝”，再重要的人和信息都难以进入后者的世界;“粉丝”量由此成为硬通货，与影响力呈正比例关系。从信息与时间的矛盾看，再没有哪种系统比互联网系统信息更多、时间更少。微博搭建了数亿自媒体自主串联的平台，每名用户能够收到其他2000名好友发布和转发的信息，过多的关注超出了个人的阅读精力，舆论热点切换极度频繁;对于试图通过“互粉”扩大影响的用户来说，2000“关注上限”又人为地制造了稀缺性，话语权竞争极度激烈。所有这一切都决定了，微博博主必须考虑大多数人的信息接收意愿，借助大众传媒的舆论生产手段。

网络公共领域倾向于意识形态的观察模式，也取决于互联网系统的“架构”。^〔20〕微博话题引发意识形态对峙，首先还是由于“博主—粉丝”架构带来的群体极化效应。利用“互粉”、“取消关注”、“拉黑”、“关闭评论”等设置，各种意见圈子的规模和封闭性同时增长;在圈子内部，就事论事的温和观点不被重视，“上纲上线”的极端观点得到更多转发和评论，逐渐成为主流意见。其次，由于系统界面的特殊设计，较之报纸、杂志、电视、门户网站的观众，微博观众更容易无视言论的语境。他们无需进入特定被关注者的主页，很少有机会全面理解上下文;在他们自己的首页上，众多被关注者的言论按时间顺序交叉显示，每次阅读往往限于最近的部分。这样一来，为了避免观众断章取义，将个别的让步姿态或者知识错误无限放大，微博辩论的各方被迫从观点竞争转向“立场”竞争。最后，140个汉字限制了充分说理，要求以打动替代说服、以“段子”替代陈述、以修辞替代论证、以具象替代抽象、以攻击替代商议，将复杂事态还原为公众熟悉的二元对立——公与私、贫与富、官与民、古与今、中与西、红与黑、进步与倒退，最终化约为“左/右”分歧。

总而言之，塑造“小河案”微博舆论的不是法律因素，而是大众传媒和意识形态因素，归根结底是互联网系统的结构。

五、结论

本文不拟讨论和评价“小河案”判决本身。在“功能分化”的现代社会中，法律系统和网络公共领域各自建构事件，常常形成不同的描述和结论，不一定存在非此即彼的是非问题。唯一确定的是，在法庭和微博上，律师和公诉人各有胜负：前者赢得了微博舆论，却无法改变一项法律系统的事实，即该案判决已经“生效”，质疑生效判决的说辞不具法律意义，除非启动“再审”程序;后者赢得了法律判决，却也无法改变一项网络公共领域的事实，即法院、检察院都没有左右舆论的能力，除非重新掀起微博讨论并改变主流意见。

当然，网络公共领域之于法治发展的意义不可否认。从系统理论的角度看，“法治”意味着法律系统基于固有的符码封闭运转，无视“合法/非法”之外的任何价值，拒斥政治、经济、道德、科学的直接干预。^〔21〕强大的网络公共领域能够以施加舆论压力的方式，抵消或者卸除法律系统的其他社会压力，进而巩固法律符码的基础地位，维护法治。作为政治系统的组成部分，传统公共领域无法化解政治权力、经济效益与大众传媒结盟的难题，其自上而下的“树状”信息传播结构容易受到操纵;作为互联网系统的子系统，网络公共领域以信息洪流和“蜂巢状”传播结构吞噬结盟，以广布的议题触角和自下而上的舆论路径解构操纵。“小河案”绕开新闻通稿和主流媒体，在微博上形成舆论浪潮，即为明证;同时也表明，就营造发达的网络公共领域而言，较之公民法律意识、政治参与热情和理性商谈能力的提高，互联网的技术进步更为直接有效，是推进法治发展的新动力。

但以微博为代表的网络公共领域也有其限度。首先，微博的案件观察范式、意见形成机制都与法律系统截然不同，可能造成专业视角被传媒逻辑消解，法律问题被意识形态化约。其次，微博的技术设置同时放大“凝聚”和“对峙”效果，阻碍了法治发展合力的形成。律师巩固了团结，并被理解为弱势群体的代言人和维护正义的积极力量;与此同时，公、检、法越来越被塑造为消极因素，职业分工越来越被强化为立场对立，法律共同体面临分裂危险。最后也是最严重的问题在于，各方都没有正确看待网络公共领域的限度，尤其表现为对网络舆论的力量、性质和来源缺乏认识。律师将舆论支持等同于真理在手;公安、检察机关、政法委将舆论反对等同于否定权威;司法系统在舆论压力面前诉诸过度的自我保护。长此以往，网络公共领域可能不但无法维护法律的自主运作，反而迫使其寻求权力的庇护。法律系统对于“小河案”的回应已经敲响了警钟：最高法院通过司法解释禁止律师“微博直播”庭审，新刑诉法则通过弱化公诉方证明证据收集合法性的义务，为律师运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设置了障碍。正如英国学者萨维尼所说，“参与的增长不等同于有意义的参与的增长”，如果“争论是非理性的且没有达成共识，那么就有利于精英去维持现状”。^〔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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