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虹

(绵阳师范学院，四川绵阳 6 21000)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1888－1923)是一位享有“英国的契诃夫”之称的女作家。她为20世纪英语短篇小说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是现代短篇小说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曼斯菲尔德出生于新西兰，为了实现自己的文学理想，她19岁时只身去了英国。她一生大部分时间在伦敦度过，她的文学创作开始于此、成就于此，因而，曼斯菲尔德便自然而然地被认为是一位与伦敦主流文化界密不可分的英国作家。Chatterjee曾这样评价曼斯菲尔德:“她是第一位将自己的一生致力于短篇小说发展的英国作家。”［1］Kaplan 也认为，“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和维基利亚·伍尔夫同属英国现代主义的灵魂人物。”［2］显而易见，评论家们对曼斯菲尔德及其作品的评价，几乎都是基于她是英国人这样一个基础之上的。实际上，尽管曼斯菲尔德也曾有过身份焦虑和迷失的经历，但她终究意识到自己是新西兰人，因而有责任将被淹没的国土让旧世界刮目相看。

一、双重身份的焦虑

论及文化身份，当代文化研究大师斯图亚特·霍尔在《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一文中认为，至少有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第一种立场是‘文化身份’定义为一种共有的文化，集体的‘一个真正的自我’，隐匿于许多其他的、更加肤浅或人为地强加的‘自我’之中，共享一种历史和祖先的人们也共享这种‘自我’。也就是说，我们的文化身份反映共同的历史经验和共有的文化符码，这种经验和符码给作为‘一个民族’的我们提供在实际历史变幻莫测的分化和沉浮之下的一个稳定、不变和连续的指涉和意义框架。”［3］因此，世界各个角落的人都会关注“我是谁?”“从何而来?”“到何处去?”“我的文化身份在哪里?”“我的根在哪里?”社会由个体组成，他们在既定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势必会找寻他人及社会对自己的认同，从而为自己在这个特定的社会文化团体中所诠释的个体角色定位。

实际上，曼斯菲尔德也曾徬徨于“我到底是谁”的问题，她曾告诉朋友奥特琳，说不清楚自己什么时候是在生活，什么时候是在表演，又说“我是否还有真正的自我?”然而在所有这些的背后，在她那魔幻般的新西兰童年里，似乎有着一个神秘的避难所，那儿曾经有过一个纯真的孩子，有她“真正的自我”。对新西兰“真我”身份的确定促使曼斯菲尔德创作了一系列优秀的作品，成就了她的名垂青史。曼斯菲尔德心中的新西兰身份意识几乎渗透到她的每一部佳作中，帮她重新找寻到根之所在。

曼斯菲尔德从小就特立独行，受不了哪怕是家里或者殖民地中上层阶级对她人生的规划和束缚。当她为了寻找创作灵感回到威灵顿时，曼斯菲尔德觉得特别沉闷和压抑，恨不能立刻离开这愚昧无知之地，到大千世界体味人生百态。因此，她发愤图强，想方设法逃离那个让她窒息的家。终于，曼斯菲尔德在她19岁那年成功地“逃”到了伦敦，从此踏上了艰辛的创作之旅。在伦敦的头几年里，初来乍到的曼斯菲尔德能够随心所欲地创作和生活，但“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她却饱尝了孤独、失落、贫穷、恋爱失败、怀孕乃至流产的种种不幸。虽然她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欧洲度过的，但周遭的种种“异样”目光和偶有入耳的“殖民地人”的字眼，让曼斯菲尔德倍感孤独和忧伤，这种感觉甚至比她在新西兰的时候更为清晰和强烈。

无尽的孤独感和疏离感不仅吞噬了曼斯菲尔德的私生活，还入侵到她的文学生涯中。20世纪初叶，妇女，尤其是殖民地的年轻妇女，将写作当做终生职业是一件异常艰难的事情。为了融入当时伦敦的主流文化圈——布鲁姆斯伯里，曼斯菲尔德博览群书，笔耕不辍，付出了难以置信的艰辛和努力。她也几度试图与他人建立友好关系，尤其是那些文艺圈成员，以得到同行的认可，树立她的自我身份。然而，不管有再大的抱负，付出再多的努力，身处异乡的“陌生人”，曼斯菲尔德从未真正被当时的主流文化圈所接受和认可，高雅体面的旧式生活方式和上层阶级的价值观，使这些“知识分子”们在看待外乡人和殖民地人的曼斯菲尔德时，不可避免地戴上了有色眼镜，或许还将她视为一个入侵者，而这一切不过是因为她是新西兰人。即便是后来在伦敦的文学界产生了些许影响，曼斯菲尔德仍旧觉得自己是一个“边缘人”，一个“呆在被自己叫做布鲁姆斯伯里知识分子中间格格不入”的人。作为一名被称作“小野蛮人”的殖民地人，曼斯菲尔德从未真真正正地为20世纪早期的主流文化群——布鲁姆斯伯里所接纳。

漂泊的生活，与家人和朋友的疏远愈发使曼斯菲尔德感到困惑、焦虑和迷茫，作为生活在英国的殖民地人，曼斯菲尔德见识到也经历过英国人对殖民地人的种种态度。曼斯菲尔德充分意识到:对英国，对英国人而言，自己无非是个“局外人”，一名“流浪汉”，一位匆匆“过客”，这让她对安全感和归属感产生了强烈的渴望。在她的日记中，她经常以“小殖民地人”自居;对外，她却常常佯装出“自己是英国人”的模样。然而，无论装的有多像，曼斯菲尔德十分清楚，别人眼中的她不过是个“陌生人”，一个“只是在伦敦花园的草地上漫步的一个无足轻重的殖民地人，允许观看，但不准停留……”［4］事实上，在伦敦呆的越久，越是让曼斯菲尔德感觉孤独和无所依靠，她曾在日记中写道:“我知道在英国的生活并不是我的，一点儿都不是。”孤独感和落寞感一直植根于曼斯菲尔德内心深处，直到1915年，也就是她的弟弟莱斯利参军到达伦敦这一年，才略有改善。

二、新西兰身份意识的苏醒

霍尔说过:“‘身份的丧失’，只有在这些被忘却的联系再次被置于适当的位置时，才开始弥合。”［3］1915 年2 月，莱斯利——曼斯菲尔德唯一的弟弟，因军事训练抵达伦敦，困惑、迷失于自己游离身份的曼斯菲尔德也迎来了属于她的“身份弥合”之时。自离开威灵顿到英国求学以来，曼斯菲尔德几乎再也没有见过她最疼爱的弟弟。因此，在莱斯利短暂停留于伦敦之际，姐弟二人尽情地追忆他们在威灵顿一起度过的美好的童年时光，曼斯菲尔德终于能够重温久违的姐弟情深。这次难得的小聚打开了曼斯菲尔德关闭已久的记忆闸门。童年、家人和祖国的点点滴滴，犹如山泉瀑布般倾泻而出，一股脑儿地涌入她的脑海中。

然而，不幸却悄然而至，莱斯利在1915年10月的一次军事训练中不幸丧生，这让曼斯菲尔德伤心至极，痛不欲生。事实上，莱斯利的死亡是一个契机，一方面，它让曼斯菲尔德的精神濒临崩溃;另一方面，它为姐弟二人的美好回忆披上了霞衣，使她的心更加贴近那个生她养她的家庭和殖民地小镇。走出弟弟死亡阴影的曼斯菲尔德有了全新的、强烈的渴望:她要让那座如今看来似乎比任何时候都美丽和灿烂的家乡小镇，在她和弟弟的童年回忆中散发出迷人的光彩，以全新的姿态呈现于世。在她看来，原滋原味的新西兰生活才是瑰丽的珍宝，姐弟二人的童年回忆似乎已经成为那个充盈着美好、纯真和真实的遥远家乡——新西兰的象征。因此，每况愈下的健康状况虽然拦阻了曼斯菲尔德重新踏上归途，但她的目标却格外清晰:“我要把我自己国家的回忆写下来。我要写我自已的国家，直到储藏在我心中的记忆完全枯竭。不仅因为这是我应该偿还给我的国家的一笔‘神圣债务’，也不仅因为我和弟弟出生在那里，而且也因为那是我梦牵魂萦的地方……我从未远离过那儿。我渴望用我的笔，赋予它新的生命。啊，还有那些人——我们在那里曾爱过的那些人——我也要写。这是一笔‘感情债务’。我要让我们那个默默无闻的国家跃入旧世界的视线，哪怕只一刹那的时间。它是那么的神秘，那么的令人惊叹，仿佛在漂游，在呼吸……”［5］

三、新西兰文化身份的确立

曼斯菲尔德相信，“对一个作家来说，移居他乡没有好处，只有害处……我认为对一名作家来说，惟一的生活方式就是汲取他真正熟悉的生活”。［4］尽管花了不少时间，但她最终意识到新西兰本身就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在对时光飞逝的惋惜和对“被自己抛弃的”祖国的回忆之余，曼斯菲尔德决定，以一种有着全新主题和风格的创作理念将自己在威灵顿的早年生活跃然纸上。她要让已故的亲人和朋友在那个虚拟世界重生和重聚，互诉衷肠。实际上，曼斯菲尔德对自己是新西兰人心存感激，她深深地感到离弃的故国才是自己真正的归属。

霍尔曾在谈及一个人的社会身份时说到:“身份是在自我和社会的‘相互作用’中形成的。自我的主体仍然拥有一个被称作‘真我’的内核或本质，但它是在与‘外界’的文化社会和由其提供给它的身份的不断对话和交流中形成修正的。”［6］换言之，一个人的社会身份受多种社会元素和经验的影响，它是个体、他人以及社会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在伦敦早年的孤依生活将曼斯菲尔德推向了“陌生人”的边缘，而和弟弟莱斯利的浅聚则让她意识到自己真正的归属地——“被自己抛弃”的新西兰。怀着远大的抱负，独居伦敦的曼斯菲尔德竭力想和周围的人，特别是布鲁姆斯伯里的知识分子建立良好的关系，结果却被冷漠地当作“入侵者”而拒之门外。然而，正是在和这些人和他们所处的文学圈的“不断对话”中，曼斯菲尔德才恍然大悟:她不是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英国人。莱斯利的出现和死亡从真正意义上唤醒了曼斯菲尔德心灵深处对自己新西兰身份的确定。她深知自己浸透着新西兰血液，纵然相隔万里，她的心一直和遥远的殖民地小镇紧紧相依，那块未被发现的国土和它的人民已在她的心里生根发芽，驻扎安营，她将竭力“使旧世界对这未发现的国土刮目相看”。［4］

莱斯利的死亡固然是偶然的，但它却必然成为曼斯菲尔德文学创作道路上的决定性转折点，非但令她重拾了“真我”，还极大地鼓励和帮助她寻找到新的创作源泉和素材。曼斯菲尔德不再是受困于“我是谁”的漂泊无依的浮萍，她已经为自己的文学创作重新树立了积极的目标:书写自己的国家，书写她在新西兰度过的最美好的时光和最珍贵的回忆。

［1］Chatterjee，Atul Chandra．The Art of Katherine Mansfield［M］．New Delhi:S．Chand＆Company Ltd，1980．

［2］Kaplan，Sydney Janet．Katherine Mansfield and the Origins of Modernist Fiction［M］．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1．

［3］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A］．罗刚，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4］陈家宁．曼斯菲尔德书信日记选［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1．

［5］Murry，John Middleton．The journals of Katherine Mansfield［M］．London:Constable＆Co．Ltd，1954．

［6］Hall，Stuart＆ Held，David＆McGrew，Tony．Modernity and Its Futures［M］．Cambridge:Polity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Blackwell Publishers and The Open University，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