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新丽 张雪梅 张书颜

(延安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抗战时期延安农业学校筹建及其经费开支情况研究

魏新丽 张雪梅 张书颜

(延安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陕甘宁边区作为抗战的大后方，农业基础薄弱且落后，为了赢得抗战的胜利，筹建了农业学校。在最初的筹建中，国民党的经费支持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边区农业学校的设立，发展了农业，培养了众多的农业技术人才，在当时的条件下，确实为抗战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当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陕甘宁边区；农业学校；经费

1 陕甘宁边区延安农业学校筹建的背景

1937年至1939年，延安人口急剧增长,在全国抗战的大背景下，大量人口涌入边区，以致脱产人员数量激增。据统计，边区党政军脱产人员逐年增加，“1937年，14 000人；1938年，16 000人；1940年，61 000人；1941年，73 000人”[1]。陕甘宁边区人民公粮负征收量从1937年的14 000石到1941年的200 000石，占粮食总产量的百分比从1937年的1.28%到1941年增加至13.8%，人均负担从1937年的1升到1941年增加至1斗4升(注：一石为300斤)

由此可知，从1937年到1941年公粮占粮食总产量增加了十倍，人均公粮的负担量增加了十倍多，这种局势的负面影响是挫伤边区人民的抗战积极性。毛泽东说：“在陕甘宁边区，则更由于部队和机关人数和边区人口比较，所占比例数太大，如果不生产，则势将饿饭，如果取之于民太多，则人民负担不起，人民也势必饿饭。”[2]

2 陕甘宁边区延安农业学校的创建

边区政府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为加强对经济建设的组织领导，决定培训一批经济建设管理干部。 1939年4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派出宜瑞珍、方悴农等几位同志，负责筹备陕甘宁边区农业学校和附属试验农场，以培养专门农业人才。经过多次勘察，他们提出几个备选方案，最后经报上级批准，同意学校选址在延安城南三十里铺西边的一个山沟里。1939年7月23日学校正式开学，校长为朱开荃 ，副校长为宜瑞珍，教务主任方悴农，教员李世俊、姚作农等。

在当时陕甘宁边区农业学校办学宗旨为“培养农业技术干部”。“学生由各县政府选送之第四科科员及区之助理员为主，次则从边区中学与鲁迅师范考取之”。招生资格要求为：(1)年龄在十六岁以上三十人以下，身体健全，无不良嗜好。(2)不限性别，具有相当农业经验及学习基础者。(3)本校学生在学习期间衣服、膳食、住宿、文具、讲义等概由学校供给，并每月发给津贴洋1元，毕业后得由校呈报建设厅，以农业技术干部任用之。”[3]

在当时学校课程设置具有鲜明特色，是专业技术与综合素质并重，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所有课程大体分为三大部类：农业科学技术约占30%，农业生产管理约占30%，文化政治约占30%，社会活动约占10%，目标是培养一批有农业专业技术知识的人员。

1938年3月，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抗战建国纲领》提出“以农立国，以工建国”的原则，强调“以全力发展农村经济，奖励合作，调节粮食，并开垦荒地，疏通水利”。1939年1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提出加速开发大后方农业的问题。 在当时划拨经费的“中国农业促进会”，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提交的咨呈中，称为“全国农业促进会”或“全国农产促进会”。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达成共识，国民政府对于促进全国农业生产尤为重视，在1938年夏，成立了隶属于行政院的农产促进委员会，专门负责推动全国的农业推广工作，延安农业学校就是在农产促进委员会的协助下成立的。

3 陕甘宁边区延安农业学校的经费开支

边区农业学校的筹建发展，离不开当时奔赴延安的专业知识分子和党的大力支持及边区人民的努力。但是农业学校的开办仅仅有人力是远远不够，一定经费来源及花销则显得更加重要，所以在当时，国民党的经费援助就发挥了不可小觑的作用。

根据当时《陕甘宁边区政府给中国农业促进会的咨呈》中提到，在当时预支开办经费为15 000元，日常经费每月2 739元，另外还有垦荒经费及其他费用。

陕甘宁边区农业学校的花费项目：校舍建设费合计9 000元，添置牲畜费合计4 400元，各种参考实用书籍1 500元，各种实用仪器3 000元，用具设备500元，农具费500元，医药费1 000元，特别费400元。

此八项费用共计20 300元，但是边区政府咨呈统计为“共计14 300元”。双方约定“该校开办费除牲畜、田亩、部分校舍不计外，原定15 000元”。如果扣除牲畜购置费4 400元和部分校舍费用外，正好可以满足预算经费要求。每月日常开支占很小的一部分，总共合计2 739元。

陕甘宁边区的地理环境决定了扩大粮食生产的方式主要是由垦荒来扩大耕地，在当时垦荒费是一个很大的数字，1939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垦荒费预计为130万元左右，实际支出23万有余，此项经费边区政府请求国民政府有关部门酌情拨付。当时兴修的水利经费，国民党政府委员会拨付了2万元。

就目前所能掌握的资料分析，直接用于陕甘宁边区农业学校及附属农事试验场的开办和前期日常经费，大约是53 000元。“该校及农事试验场除开办费外，每月日常费约2 700元以上，此项经费原定在贵会所允拨之53 000元内，以30 000元作为该校之经费(指日常经费，引者注)但只能补助维持一期之用，此后经费即成问题，且化验器械、仪器图表、参考书籍因难购置，对于教育试验均受影响……”[4]。

最初，在充足的经费支撑下一些项目建设推动了陕甘宁边区大后方农业生产的发展，对农业增产也起到了一定保证作用。皖南事变之后，国共合作破裂，在1940年底至1942年初，国民政府停发每月65万元的抗日军饷，对边区进行封锁，阻截海外华侨及后方进步人士捐款，这两项总计约占1940年边区财政收入的70.5%。国民党政府对边区援助的断绝，给边区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在此情况下边区只得自给自足来解决军政开支，支援前线和积累建设资金。

在当时经费主要是由国民政府所属各机关和省政府进行拨款，款额的多少、拨款的时间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就使得其工作的开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1940年边区农业的各项生产建设经费开支：(1)补助垦荒之贫穷农户共计30 681元。(2)繁殖牲畜共计支付1 220元。(3)造林补助费共计支付1 350元。(4)水利工程费共计55 055.1元。(5)农校农场经费共计支付53 268.4元。(6)推广植棉，共计支付28 730.2元。1940年度边区农业生产各项经费支出总额为170 304.7元。“查以上各项经费，除将全国农业促进会拨给之补助费6万元全部动用外，其余由政府建设厅经费项下开支。”[5]补助经费与实际支出金费相差甚远，以致各项建设很难顺利进行。

1941年边区农业生产各项投资经费预算总计50万元，向全国农业促进会申请援助12.9万元，实际划拨5.95万元。没有具体涉及边区农校及其附属农场经费。

1942年边区农业生产推广计划预算经费支出635万元，这个庞大的数字，边区政府依然向全国农业促进会提请了咨文，“备文咨送贵会以供研考”，“尚请鼎力资助，时加指导为荷”[6]。拟定的各项农业推广计划如下：水利建设贷款360 000元，垦荒经费180 000元，耕牛贷款1 750 000元，植棉专款450 000元，农具制造费250 000元，牧场防疫经费120 000元，合计3 110 000元，史料查证到1942年的经费支援的申请基本没有得到落实，这对边区农业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导致正常的农事活动无法按期进行。

当时延安农业学校的经费来源主要有三方面：一是由中央有关机关对指定业务的拨款，具体包括农产促进委员会对农业推广相关项目的拨款；二是政府建设厅的专项拨款；三是陕农所附属机关的收入，主要在农场和林场方面。但对于这些经费，农业学校主要分为经常费、事业费、临时费来作为分配渠道，当时事业费和临时费是其经费支出的重点，而且目标很明确的只是发展农业，促进农业的各项建设。国共合作正式破裂后，1941年3月边区农业学校归并于与其毗邻的光华农场。

4 陕甘宁边区农业学校筹建的现实意义及局限性

4.1 农业学校筹建发展的现实意义

陕甘宁边区农业学校从其筹建到最后并入光华农场，历经波折，但其在抗战时期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延安农业学校作为当时建设厅的下属机关之一，是在抗日战争特殊环境下成立的，其主要职责就是为边区农业技术改进及增加生产事宜，这充分体现了它的科研性质。作为一个负有行政权力的农业科研单位，它的工作人员数量也不少，却大多是农业方面的专家；经费数目有限，却能为其所用。在中央和省府的支持下，农业学校在陕甘宁边区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积极进行农业各方面的试验研究和推广，力图为抗战以及陕甘宁边区农业的发展作出贡献。

4.2 农业学校筹建的局限性

延安农业学校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经费不足。延安农业学校的总经费基本上全由中央拨付，因为战争影响总是发放较迟或少发。其次，人员缺乏。在战争的影响下，“壮丁被征出征者甚多，农民时感人工缺乏之苦”，很多外来人员又不懂陕甘宁边区这里的农业种植。第三，对政府的依赖性较强。这主要体现在经费方面。第四，发展不均衡。政府将对农业的支持集中在粮食增产和棉花生产，所以对延安农业学校及其附属农事试验场的拨款经费在这方面就较多，而其他方面就显得略微薄弱。

总而言之，延安农业学校其本身的存在和发展与战争密切相关，更深受其影响。陕西省延安市地处西北，相对于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中央所在地西南地区而言，中央对延安农业学校的农业推广的重视程度远不及国民党的陪都四川、贵州等省。同时受到经费、人才等因素的影响，其发展还受到了一定限制。但即使是这样，它的存在以及各项活动的开展也为陕甘宁边区乃至全国农业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对新中国成立边区农业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1]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500.

[2]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 017.

[3]陕甘宁边区政府给农业促进会的咨呈(1939年8月19日)[G].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一辑第338—339页).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

[4]陕甘宁边区政府给中国农业促进会的咨询呈(1939年8月19日)[G].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一辑第342).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

[5]陕甘宁边区政府给全国促进会的咨文——咨送二十九年度全年农业生产工作总结报告(1941年3月5日)[G].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三辑第96页).北京：档案出版社，1987.

[6]陕甘宁边区政府咨文——咨送陕甘宁边区民国三十一年产业推广计划书(1942年2月3日)[G].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五辑第167页).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

责任编辑：李增华

10.3969/j.issn.1674-6341.2015.02.058

2015-02-05

魏新丽(1988—)，女，陕西榆林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K2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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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4-6341(2015)02-013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