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介之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7)

关于外国文学学科史建设的思考

汪介之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7)

摘要：外国文学史的编著是外国文学学科史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对一代学人的外国文学史研究的成就和经验的一种总结方式。然而，截至目前，我国虽有为数众多的作为教材的《外国文学史》，也有若干种具有较高水平的、内容丰富的国别文学史，而没有作为学术专著的、对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进行总结的、具有权威性的外国文学通史类著述。这种现状必须改变。美国批评家韦勒克、沃伦指出，应当编写一部综合性的、超越民族界限的文学史；我国外国文学研究和译介中存在的某些问题也表明，编写这样综合性的外国文学史很有必要。这种具有权威性的外国文学史著述，也可以称为“科学院版”《外国文学史》。这种外国文学史在篇幅上应当是一种大型的、多卷本的、纵览古今的著述，在内容上应当涵盖世界各地区的各主要民族和国家的文学，在编写观念上应当体现宏阔的文化视野和为人类语言艺术的发展立传的意向，其作者队伍则应由素有研究的学者构成。我们呼唤这样的“科学院版”《外国文学史》早日问世。

关键词：外国文学；通史；学科史

外国文学学科史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即是外国文学史的编著。一部涵盖广阔的外国文学史著作，乃是对一代学人的外国文学史研究的成就和经验的一种总结。近百年来我国的外国文学史编撰(包括作为教材的《外国文学史》和外国国别文学史)，虽然取得了不少成就和进展，但截至目前仍缺乏权威性的外国文学通史类著述。建构这样的大型文学史著述，无论对文学观念、论述视角、篇幅容量、作者阵容等，都有很高的要求。编撰这样的“学术版”或“科学院版”大型外国文学史，乃是摆在我国外国文学研究者面前的重要任务。

一、“外国文学史”编纂的历史与现状

我国的世界文学史、外国文学史编撰，始于20世纪20年代。截至1949年，国内出版的世界文学史类著作有11种。这11种著作，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翻译国外学者的著作，如日本千叶龟雄等著的《现代世界文学大纲》(1930，张我军译)，木村毅的《世界文学大纲》(1929，朱应会译)，成濑清著的《现代世界文学小史》(1934，胡雪译)，美国约翰·玛西的《世界文学史话》(1931，胡仲持译)，约翰·麦茜的《世界文学史》(1935，由稚吾译)，苏联柯根著的《世界文学史纲》(1936，杨心秋、雷鸣蛰译)等；另一类是中国学者自己的编著，如李菊休编《世界文学史纲》(1933)，啸南著《世界文学史大纲》(1937)，胡仲持著《世界文学小史》(1949)，余慕陶编著的《世界文学史(上册)》(1932)。郑振铎编著的《文学大纲》(1—4册，1927)，既评说中国文学，也论及外国文学，不妨也将其视为世界文学史著作。

同一时期，我国出版的西洋文学史、欧洲文学史类著作主要有7种，其中中国学者的编著有3种，即周作人《欧洲文学史》(1918)，金石声《欧洲文学史纲》(1931)，张毕来《欧洲文学史简编》(1948)；翻译或编译外国研究者的著述4种，如苏联弗里契的《欧洲文学发达史》(1932，沈起予译)，任白涛编译的《西洋文学史》(1935)，李则纲编述的《欧洲近代文艺》(1932)，弗里契的《20世纪的欧洲文学》(1933，楼建南译)。另外，还有讲话、“入门”类编著，如徐伟的《欧洲近代文学史讲话》(1943)等5种；概观、概论和评述类编著7种，如方璧《西洋文学通论》(1930)；从文艺思潮的角度论述欧洲文学的著作，如高滔《近代欧洲文艺思潮史纲》(1932)等14种。专门论述欧洲小说、诗歌、戏剧等各类体裁发展史的著作，在20世纪前半期也出现了8种。

上述出现于20世纪前半期的著作，尽管一般较为简略，却成为我国外国文学史编撰发端期的主要成果，为后来的外国文学史研究、教学和教材编写打开了思路，提供了最初的参照。其中特别是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1918)可谓这类编著中的翘楚。它在我国高校文学系科的课程设置、教材编撰和使用乃至授课等方面，都起到了一种引领、导向的作用。

20世纪50年代，我国的外国文学史编撰一度处于停滞状态，当时各高校外国文学教学所使用的，基本上是教师们自己编写的讲义。直到60年代初，在周扬挂帅、组织编写高校文科教材之际，外国文学史教材——《欧洲文学史》的编撰才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其结果是由杨周翰先生领衔，经过以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为主的诸多单位专家的合作，该书的上卷于1964年初版，下卷完成于1965年，但未付印，直至1979年才首次问世。随后陆续出现了石璞的《欧美文学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24所院校编的《外国文学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朱维之等主编的《外国文学史(欧美卷)》(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陶德臻主编的《东方文学简史》(北京出版社，1985)，王忠祥主编的《外国文学教程》(上中下3册，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郑克鲁主编的《外国文学史(上、下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李赋宁任总主编的《欧洲文学史》(1—3卷，商务印书馆，1999—2001)，张玉书、李明滨主编的《20世纪欧美文学史》(1—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李明滨主编的《世界文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陈惇主编的《西方文学史》(1—3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聂珍钊主编的《外国文学史》(1—4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方汉文编著的《世界文学史教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等等。

在上述教材陆续出版的同时，几种内容丰富的国别文学史著作也纷纷问世，如柳鸣九主编的3卷本《法国文学史》(1979、1981、1991)，曹靖华主编的3卷本《俄苏文学史》(1992—1993)，叶水夫主编的3卷本《苏联文学史》(1994)，李赋宁、王佐良等主编的5卷本《英国文学史》(1994—2005)，刘海平、王守仁主编的4卷本《新编美国文学史》(2000—2002)，范大灿主编的5卷本《德国文学史》(2006)，王焕生的《古罗马文学史》(2006)，杨慧林等主编的《欧洲中世纪文学史》(2001)，叶渭渠、唐月梅合著的4卷6册《日本文学史》(2004)，以及张世华的《意大利文学史》(2003)、沈石岩的《西班牙文学史》(2006)、赵德明的《拉丁美洲文学史》(2001)，等等。

上述文学史编纂的现实表明，截至目前，我国只有作为高校教材的外国文学史，而缺乏作为一代、甚至几代学者研究外国文学成果之总结的《外国文学史》。近年来有的学者着手编写《世界文学史纲》或《世界文学简史》之类的著作，尝试在一本书的有限篇幅中描述从古到今外国文学的发展进程，但是往往只能提供一个粗略的文学史框架。因此，建构“科学院版”的多卷本大型《外国文学史》的话题，就被顺理成章地提出来了。

二、为什么要有“科学院版”《外国文学史》？

什么是“科学院版”《外国文学史》？其实就是代表一定阶段的国家学术水平的权威性《外国文学史》。“科学院版”这一概念，借取于俄罗斯学术界。在俄罗斯，代表某一学科领域在特定阶段的国家水平的大型权威性著作，往往都是由俄罗斯科学院或原先的苏联科学院组织实施，由“俄罗斯科学院出版社”(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АН)、“苏联科学院出版社”(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Н СССР)等出版社出版的。如10卷本《世界文学史》(1983—1994，已出版前8卷)、10卷本的《俄罗斯文学史》(1941—1956)、6卷本的《苏联多民族文学史》(1970)，等等。“苏联科学院出版社”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改名为“科学出版社”(ИздательствоНаука)，但仍隶属于当时的苏联科学院和后来的俄罗斯科学院，继续出版许多大型的权威性学术著作，因此，“科学院版”这一提法就被沿用下来。

那么，我们为什么需要有综合性的“外国文学史”，而不能满足于编写以教材为主的外国国别文学史？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韦勒克、沃伦在其合著的《文学理论》一书中有过这样的说法：

自成一体的民族文学这个概念有明显的谬误。至少西方文学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我们不可能怀疑古希腊文学与古罗马文学之间的连续性，西方中世纪文学与主要的现代文学之间的连续性，而且，在不低估东方影响的重要性、特别是圣经的影响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承认一个包括整个欧洲、俄国、美国以及拉丁美洲文学在内的紧密整体。

一部综合的文学史，一部超越民族界限的文学史，必须重新书写。

如果仅仅用某一种语言来探讨文学问题，仅仅把这种探讨局限在用那种语言写成的作品和资料中，就会引起荒唐的后果。[1](PP.44-47)

韦勒克、沃伦的见解是十分精辟的。如果没有一部综合性的“外国文学通史”，我们便无法梳理清楚古希腊文学对古罗马文学的影响，便不足以说明古希腊、罗马文学从中世纪欧洲各近代民族开始形成、各近代国家开始出现之际起在全欧洲的逐渐传播和广泛影响，以及在后来的漫长时期内欧洲各国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例如，古希腊文学对其后各时代各国文学的深远影响，古罗马戏剧对莎士比亚、莫里哀的影响，中世纪法国普罗旺斯诗歌对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彼特拉克抒情诗的影响，骑士传奇(叙事诗)等对近代小说形成的影响，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的托马斯·基德、马洛等“大学才子”受到罗马戏剧家塞内加、德国民间故事书《浮士德博士传》的影响，拉辛悲剧所受欧里庇得斯的影响，歌德、拜伦对普希金的影响，等等。同样，如果没有一部综合性的“外国文学史”，也难以清楚地说明以下欧洲文学史中的基本问题，如“近代欧洲文学的主要体裁为何在文艺复兴时期已初步得到定型”；“18世纪的欧洲文学(英国感伤主义和前浪漫主义文学、德国狂飙突进运动、法国卢梭的作品；18世纪英国小说、法国启蒙运动文学和俄国讽刺文学等)何以直接为19世纪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思潮奠定了基础”；“为什么说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19世纪欧洲文学中已现端倪(如德国的霍夫曼、法国的波德莱尔、美国的爱伦·坡、俄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瑞典的斯特林堡等)”，等等。这充分说明，一部贯通古今各国的综合性的“外国文学通史”是十分必要的；而且，这样的“外国文学通史”绝不是一系列的国别文学史的简单相加。毋庸赘言，这样的具有文学通史性质的《外国文学史》和一系列的国别文学史是不能彼此替代的。编写这样的《外国文学史》，必须把各国文学(至少是全部欧美文学)看成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

因此，我们希望出现一部对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进行系统总结的、体现学术著作品格的、具有学术权威性的《外国文学史》。在这方面，吴元迈主编的5卷本《20世纪外国文学史》(译林出版社，2004)，应当说做出了积极的尝试，树立了一种范例。当然，这套外国文学史著作只是关于20世纪外国文学历史进程的描述和评论，并不是贯通古今的外国文学通史著述。值得提及的是，在相邻的学科领域，国内学者汝信主编的4卷本《西方美学史》(2005)、蒋孔阳等主编的7卷本《西方美学通史》(1999)、叶秀山等主编的《西方哲学史》(学术版，8卷11册)，也为我们编撰《外国文学史》提供了篇幅、体例和学术上的重要参照。

三、“科学院版”《外国文学史》的构建思路

那么，我们所期望的“科学院版”《外国文学史》必须具备什么样的特点呢？也就是说，我们应当如何来建构这样的《外国文学史》呢？以下几个方面应当成为我们编写这样的通史类著作时所必须考虑的问题。

首先是篇幅。上文提到了俄罗斯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编写的计划为10卷本、已出版前8卷的《世界文学史》(1983—1994)。这8卷《世界文学史》已在我国翻译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这里再举两例，一是由日内瓦大学教授乔治·尼瓦等主编、西方多国学者联合编著的7卷本《俄罗斯文学史》(其中的第四卷专门论述白银时代的文学，由包括乔治·尼瓦本人在内的西方15国共27位学者撰写)；二是美国哈佛大学学者萨克文·伯科维奇主编的8卷本《剑桥美国文学史》(中译本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2005—2010)。后两部都是国别文学史。如果我们要编写一部贯通古今的《外国文学史》，那么至少应当达到10卷本以上的规模。我国已有的主要作为教材的《外国文学史》，大多只能说是“外国文学简史”或“外国文学史纲”。

其次是内容。谈到大型《外国文学史》的内容，就会遇到为什么我们不主张编写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世界文学史”等问题。众所周知，在我国学界，“世界文学”学科通常并不把中国文学作为该学科教学和研究的对象。尽管从字面上看，“世界文学”无疑应当包括中国文学。正因为如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主办的《世界文学》刊物，一般不刊登中国的文学作品。我国历史学科中的“世界史”专业，通常也不把中国历史作为该学科教学和研究的对象；多种《世界历史》著作并不包括中国历史，尽管中国历史无疑是世界历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所以，我们通常所说的“世界文学”其实就是外国文学。它主要研究除中国之外的世界各国文学史的一般进程，注重考察各种文学思潮流派的交嬗演变、重要的文学现象和有影响的作家作品，力求探明各国文学发展的基本规律。

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中国文学和世界其他民族、国家及地区的文学之间，经历了完全不同的发展过程，呈现出不同的风格、思潮和流派，这种差异性在20世纪之前特别明显。在这一背景下，如果硬性地把中国文学和世界各国文学整个儿地放置在一起编写一部文学史，将会出现一种十分勉强的拼凑结构，从而不可能有任何“史”著都应具有的贯穿始终的内在线索。

不仅如此，中国以外的其他亚非民族、国家和地区的文学，和欧美各国的文学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此要把所有的“外国文学”全部纳入一部文学史著作中，实际上也存在着编排体例和操作上的诸多困难。鉴于这种情况，笔者认为，如果由中国学者来编写大型的“科学院版”《外国文学史》，较好的办法是分为“欧美文学部分”(西方文学部分)和“亚非文学部分”(东方文学部分)两大板块，分别编写。前引韦勒克、沃伦所说的话很有道理：“至少西方文学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我们必须承认一个包括整个欧洲、俄国、美国以及拉丁美洲文学在内的紧密整体”。这里我们仅尝试谈谈“欧美文学部分”的编写内容。这一部分可分为以下若干卷：

第1卷：古代文学(古希腊、罗马文学)；

第2卷：中古文学(中世纪文学)；

第3卷：文艺复兴时期文学；

第4卷：17世纪文学；

第5卷：18世纪文学；

第6卷：19世纪初期文学(1800—1830)；

第7卷：19世纪中期文学(1830—1870)；

第8卷：19世纪后期文学(1870—1900)；

第9卷：20世纪初期文学(1900—1920)；

第10卷：1920—1945年间的文学；

第11卷：1946—1970年间的文学；

第12卷：20世纪后期文学(1970—2000)。

参考文献这套大型《外国文学史(欧美卷)》在每卷的最后，都应附有和各卷内容相关的“大事年表”、、作家作品中外文名称对照表，以及较为详细的索引。

上述思考所遵循的是“厚今薄古”的原则，且更多地着眼于随着“文化自觉”而出现的欧美各国文学的实际进展与成就。伯科维奇曾把由他主编的《剑桥美国文学史》和19世纪以来美国出版的另外两部大型文学史著作(分别出版于1917、1948年)作了对比，并这样写道：“这部多卷本的《剑桥美国文学史》标志着美国文学研究的一个新起点”，“这是至今撰述得最为全面的美国文学史。它也是最具有挑战性的著作。”[2](P.Ⅲ)我们所呼唤的多卷本《外国文学史》，毫无疑问，也应当成为截至问世之日撰述得最为全面的外国文学史。它既应当是以往我国乃至国外的外国文学史研究的总结性成果，也标志着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的一个新起点。

第三是文学观念。完成一部优秀的、有突破意义的外国文学史著述，关键在于文学史观念的更新。编撰外国文学史的任务和一般文学史基本一样，主要在于描述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的发生、演变与衰亡的历史；提供关于作品文本的审美评价，确立这些作品在文学传统中的地位；理清作家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作家作品与传统的关系；联系文学的整体经验来探索艺术形式的发展演变，从而系统地把握和展示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的进化过程，也即韦勒克所说的“编写一部总的文学艺术史”所要做的那些工作。[1](P.322)根据上述任务，结合考量国内现有的文学史著作，笔者认为需要进行以下的思想观念建构：

(一)强化“史”的意识，避免把文学史写成一系列作家论的堆砌，注意在“史”的链条中考察文学体裁、艺术形式、叙事方式、表现手法、修辞手段、语言风格的发展演变，探索其规律性。

(二)彻底摆脱庸俗社会学的影响，不再把阶级斗争及其演变作为考察文学史进程的认识背景和内在线索，不再把文学机械地划分为无产阶级文学和资产阶级文学、社会主义文学和帝国主义文学、主流文学和非主流文学，等等。在描述和评价俄罗斯文学时，这一点尤其需要特别注意。

(三)避免文学史撰写中的“宏大叙事”倾向，不再把一个时代的文学看成某一个“主义”、某一种潮流的文学、把文学史写成各种“主义”的更替史，充分揭示文学发展中的“渐变”而不是“突变”现象，充分体现文学史进程中现象的丰富性、交叉性，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特点。

(四)广泛吸收国内外研究者的学术成果，更新和补充曾经被误释、误读和被忽略的某些重要内容，如对欧洲中世纪文学的重新评价，对巴洛克文学的重视，注意18世纪文学中“启蒙运动文学”之外的纷繁文学现象，不再忽略19世纪初期浪漫主义诗歌成为英国文学主要成就之际女作家简·奥斯丁的小说创作的价值，对19世纪晚期唯美主义的重新考察，对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的重新描述，重视白银时代文学、先后形成三次浪潮的流亡文学以及长期被排除在所谓“正统”文学史之外的一大批作家作品，等等，从而使新编《外国文学史》更为贴近文学的实际进程。

(五)追求概念术语的使用、提法和论述的正确性，在编写过程中追求作家作品译名的统一性。

第四是本土视角。我们的外国文学史著述所面对的首先是中国读者，所要阐述的是中国学者对外国文学的看法，因此要力求写出中国学者自己的观点。如果说文学史写作实际上都有“描述”和“评价”两个层面，那么关于文学史现象的“描述”应当是务求客观的，而关于这些现象的“评价”则必然带有主观性。中国学者编写外国文学史著作，不仅有权利、而且有责任、有能力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中国学者的观点。如果满足于把国外学者的观点照搬过来，那就依然停留在翻译或编译国外学者著述的浅泛水平上。这也是我们不满足于俄罗斯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编写的8卷本《世界文学史》在我国翻译出版、而要努力编写出我国学者自己结撰的“科学院版”《外国文学史》的原因所在。

最后是作者阵容。“科学院版”《外国文学史》要求它的作者应当是在外国文学学科领域确有深入研究的专家。他们应当具有对相关的语种、国别、时段、体裁(可以将理论批评也视为一种体裁)的文学的系统研究，熟悉学术史，有相当的积累，拥有一定的发言权。只有由这样的作者组成的强大的学术阵容，才能担当撰写高质量的文学史的任务。朱光潜当年在编写《西方美学史》时曾这样写道：“严格地说，本编只是一部略见美学思想发展的论文集或读书笔记，不配叫做《西方美学史》。任何一部比较完备的思想史都只有在一些分期专题的论文的基础上才写得出来，而且这也不是由某个人或几个人单干所能完成的。”[3](P.2)他说得言简意赅，语重心长。

伯科维奇则说：“我们之所以选择书中的诸位学者来撰写这部《剑桥美国文学史》，首先因为他们在各自领域具有极高的文学水平，同时也考虑到评论界对其著作的高度评价。可以说，8卷书的作者们集中展示了近30年来美国文学批评所取得的成就。他们为我们贡献的这部文学史，体现了几代学者在这一领域里的不懈努力……”[2](P.XIV)在这里，编写者的前期积累和学术水平决定了这部大型文学史著述的总体水平。

俄罗斯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编写的8卷本《世界文学史》，参与编写的学者共有500多人，其中科学院院士就有8位；每一位参与者都是在某一方面确有研究的专家学者，包括对一些人口偏少、地域范围小的民族、国家和地区的语言文学有专门研究的学者。参加这套《世界文学史》的编辑校订工作的专业编辑人员，就有近50位。

以乔治·尼瓦等主编、西方多国学者联合编著的7卷本《俄罗斯文学史》为例，仅从其中已译成俄文的第四卷来看，在参与编写的20多位学者中，除了第一主编乔治·尼瓦为日内瓦大学教授外，其余编撰者分别来自巴黎索邦神学院、巴黎第3和第10大学、巴黎东方语言学院、里昂大学、威尼斯大学、慕尼黑大学、斯德哥尔摩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耶鲁大学、波士顿大学、俄亥俄州奥伯林学院、加利福尼亚斯拉夫研究中心、利兹大学等著名高校。[4](PP.669-671)更为重要的是，他们都是对白银时代俄罗斯文学有深入研究的学者。在参与撰写这部文学史之前，他们已有一系列和这部文学史写作内容分工相对应的学术著作和专题论文发表。这样的作者队伍，为这部文学史著作的高质量撰写提供了保证。

相对而言，目前我们国内已出版的一些外国文学史著作，并非都拥有一支高水平的、整齐的作者队伍。毋宁说，有的著作只是由少数学者牵头，担任主编，组织一批未必有深入研究的青年教师或研究生参加编写；甚至还有跨学科进行编写的现象。这样编写出来的文学史，往往难免抄来抄去，错谬甚多，误人子弟。这些现象的出现，与人们缺少对文学史著述的“敬畏”态度密切相关。曾有学者写过一本书《文学史的权力》。如果文学史确实有一种隐性的“权力”或曰“话语权”，并且希望获得读者“敬畏”的话，那么有志于参与这种“话语权”制作的人们，首先应当拥有对这种“话语”的“敬畏”态度和心情。

[1]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M].刘象愚,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2]萨克文·伯科维奇.剑桥美国文学史：第1卷[M].蔡坚,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3]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4]Жорж Нива и т. д.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XX век: Серебряный век[M].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кая группаПрогресс,1995.669-671.

(责任编辑：山宁)

Reflections on Disciplinary History Construction of Foreign Literature

WANG Jie-zhi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China)

Abstract:The compilation of foreign literature history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aspect of the disciplinary history construction of foreign literature, but also a sort of summary of the achievement and experience of a generation in the study of foreign literature history. However, although there are a large number of textbooks of foreign literature history, as well as high-quality books with rich contents concerning national literature history, it is a pity that we fail to have academic and authoritative works on the general history of foreign literature which helps to sum up the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in China so far. This situation ought to be changed. American critics R. Wellek and A. Warren have already proposed compiling a comprehensive and cross-national history of literature, the necessity of which is further illustrated by certain problems in studies and translation of foreign literature in China. This authoritative work can be called “science academy version” of the history of foreign literature, which is supposed to be large-scale, multi-volume in length and with an overview of all times. With regard to the content, it should cover literature of all leading nations and countries in the world; it should also manifest a broad cultural vision and the compiling intention of recording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language art. Besides, the contributors of the work are supposed to be professional scholars.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the coming of such “science academy version” of the foreign literature history.

Key words:Foreign literature; general history; disciplinary history

作者简介：汪介之哲学(1952-)，男，安徽庐江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俄罗斯文学及中外文学关系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一般项目“诗学视域中的帕斯捷尔纳克小说研究”(12BWW024)的研究成果。

收稿日期：2015-03-08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38(2015)03-0111-06DOI:10.3969/j.issn.1674-2338.2015.03.014